“人学”求索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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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悠久而璀灿的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五十年对它不过一瞬间。然而，当代文学这一瞬间的历史道路，又崎岖又悲壮，又坎坷又辉煌。认识它把握它有着多样的切入点和孔道，我想从“人学”这一文学命题走进它的堂奥，寻觅文学五十年的历史变迁与得失。
文学的发展过程与对人、人性的认识过程是相生相伴的。文学史从特定意义说，它是描写人、认识人和发现人的历史。而且作家这一天职与“认识你自己”的人类使命紧密相联。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说：“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叙述人的认识自我与实现自我的过程，文学比起其它人文社科门类承担着更为艰难的使命。“人的文学”与“人学”的概念，在这里无须多作阐述，前者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主张，后者则是高尔基的提议，把文学叫作“人学”。一中一洋，意思虽有差别，然而就其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描写中心，艺术地透视人和塑造人，二者又是相通的。正如苏珊·朗格说的，“艺术无处不是人的标志”。人的生命境界有多么广阔，人的文学就有多么广阔。
“五四”运动萌发的“人的文学”意识，在历史河川中分为三条渠道流动着，它就是文学中的人性、人道的意识，阶级的意识与民族的意识。这三种意识并不对立排斥而是互补相通的，可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复杂历史背景，以及随后出现的左的思想影响，文学中的阶级意识日趋斥拒人性和人道精神。尤其“文革”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遮蔽一切，“人的文学”已经成为不得逾越的禁区。直到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人的文学”意识，十年浩劫的非人性与反人道，激荡起巨大的把人当做人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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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评估十七年文学，乃是五十年文学历史最为复杂和艰难的一个段落。尤其从人学考察十七年文学，其湍流险滩也就更多了。它首先遭遇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十七年文学有没有“人学”意识，有没有人性和人道精神？有的甚至认为，当代文学人的认识与发现是从新时期伤痕、反思文学开始，此前不存在“人学”，作家完全失落了主体精神。我认为十七年文学虽然没有发生大的“人学”浪潮，但不能否定有一个或隐或显、或起或伏的脉流。纵观十七年文学，有一个现象引人瞩目，这就是从开国初期《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洼地上的“战役”》，到五十年代中期《小巷深处》《红豆》《在悬崖上》《美丽》，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百合花》《来访者》《达吉和她的父亲》《英雄的乐章》《归家》等，它们从人物底蕴、思想主题各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它们出世都曾遭受不公正的政治批判，但在冷峻批判声浪中，反而折射出一条若隐若现的从未断绝的人学脉流。令人惊喜的是，在“文革”前夕面世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海瑞之死》等历史作品，塑造了一组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历史人物形象。这，是不是多少表达了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尊严和抗争？这抗争之音是微弱的，但在那沉重扼制下，作家依然创造如此清正挺立、刚直不阿的艺术形象，应该说给十七年人学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十七年文学中比较真实丰满、蕴含人学意味的人物形象，主要聚拢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之中。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也往往点燃起艺术的圣火，古代战争史诗揭开了文学历史光辉的一页。战争胜利的喜悦，使新中国文学初期轻忽历史的反思，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和“站起来了”的人民，使文学沉浸于革命颂、英雄颂和新人新事新天地的颂歌浪潮。如《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六十年变迁》《三家巷》《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岩》等缅怀先烈、战争英雄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同于当时的现实题材或“写中心”的作品。相对而言，它们少了一些政治、政策性的制约，多了一点作家真实自我、自由驰骋的天地。这类英雄形象，虽未充分关注人和人性复杂性以及多侧面的剖析，但其人物形象所涵纳的怎样做人、做什么样人的人生价值观，曾经哺育了几代人的成长。还有像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站立起来的赵玉林（《暴风骤雨》），那种觉醒了的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意识；像梁生宝（《创业史》）那种为改变农村穷困而艰苦奋斗的创业意识，他们作为新人的特质，表现了不同于以往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的新特征，文学史对于这样的作品怎能鄙之弃之不顾？
还有一类小说人物，虽然其量不多，但在认识人和人性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们有别于上面提到的小说，打破颂歌的笼罩，以批判的眼光突入变异的人性。《铁木前传》是孙犁也是十七年一篇最好的中篇小说。它所描绘的铁匠和木匠情同手足的历史友谊的破裂，他们儿女亲事的破碎，在友情、亲事的双双失落中，这篇作品在当代文学中较早召唤人性的复归。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刘世吾，与梁健（《在和平的日子里》）同属于当代文学较早的基层官员形象，作家从这类进城之后的官员身上发现了人性异化现象。刘世吾并不满意“就那么回事”的平庸，但病根在哪里的答案，却是小说里那位有理想而又深感痛苦和失落的赵慧文对林震说出来的，“人与人之间需要热情”。意思是说，充塞冷淡麻木的现实生活，多么需要人的沟通与人性的温馨啊。李国文的《改选》，在一场工会选举中触摸了人的尊严、尊重和公众亟须民主的问题。好人老郝的悲剧命运，昭示了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上面这几类小说，不止是提到的几篇，列举它们只是作为一个标明，十七年文学依然存在“人学”的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我赞成给予新时期文学高度的评价，但不能同意对十七年文学评估过低或简单化的否定。新时期那些灌注人性解剖的、揭露权势、金钱欲望扭变人的作品，不能轻略了它们与十七年文学某些特征有一种连接点，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延续和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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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丙辰清明天安门诗歌运动为序曲、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波澜壮阔地走过二十三年里程了。这二十三年文学流程虽然也有波折和起伏，但它吮吸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水，打破“文革”十年荒漠而又荒谬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文学进入大解放大开放的时代，复苏了“五四”运动“人的文学”意识的传统，“人学”航船扬帆起碇了。
有句格言说得好，“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评价你”。新时期文学成就是世所公认的，但对它的思想潮流却评说纷杂。如现实主义主潮论，人道主义主潮论，从单一转向多元多样论，等等，各有角度，自成一说。况且新时期文学脚步迅猛异常，纷繁多变。但就其“人学”总体与主流而言，我认为新时期文学狂飚天落式的大踏步走向人，以大写的人为中心，为了认识人发现人，不断向人的广度和深度开拓。《班主任》《伤痕》这样的起点之作，原是揭批“四人帮”的政治主题，但它们并未囿于政治套式，关注的是人。那一“好”一“坏”的两个被扭曲的孩子；那带着精神创伤的知青形象，标志着新时期文学一起步就向“人的文学”逼近。论著大都认为新时期文学有一次对人的发现，但文学潮流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和发现它经历了三次演化。第一次是就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而言，对“造神”与“造鬼”（牛鬼蛇神）运动的双重批判中，觉醒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强烈要求“把人当做人”。第二次则是民族性国民性和人自身的认识和发现，反躬自问，自省与自审善与恶、良与劣的人性复杂多重的特点，从政治反思转向了文化的反思。第三次人的认识和发现，面对的主要不是十年“文革”的反思，而是市场经济浪潮和拜金主义冲击下，文学对于“初级阶段”人之生存价值的失落与寻找，从现实变革中发掘人的潜能和生命的意义。新时期文学三次人的认识和发现，大体也可分作三个时间段。“八五”文化热可算作一、二两次人的发现的界河；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文学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重构人生的、伦理的价值信念。如果说，“五四”人的文学面对内忧外患，是人之生死存亡的生存焦虑，而九十年代文学则是人之生存的价值焦虑。它与世界文学打通，属于二十一世纪的未来文学。对于新时期文学人的认识和发现只认为一次性，那是不完整的，我在以前文章中提到的二次性也是有缺欠的。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一步，我应改正原来观点。只有看到它三次性的特点，从历史的反思到现代人的价值寻找，从人的外部把人当做人到人的内部潜质、生命的本我和超我的价值探寻，才有可能比较清醒认识到新时期“人的文学”整体发展历程，理解三次性人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一笔，每当对人有一次重要发现的时候，无不以其一批名篇佳作为标志的。即使今天重新阅读它们，依然会感觉到它的震撼力，冲击力，或拍案叫绝，或扼腕惊叹。有的上乘之品，从其原创性和突破力度可与历史上名作媲美，可与世界性杰作论个上下高低。可惜篇幅之限，只好忍痛割爱而无法一一评述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有一个低谷。这低谷有着双重的形态，一是文学素质的沉落，媚俗与低俗的作品多起来了；二是文学中的人渐被肿胀的各种欲望所淹没，人物形象多了些失落文化血浆的失魂落魄者。否则也就不会针对当时社会腐败之风和精神萎缩的文学现象，爆发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之热，持续之久，参与者之多，都是多年所罕见的。不过从九十年代文学总体说，当它度过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初冲击与眩晕之后，有些作家注意从商海生存困惑中寻觅人之失落了的价值，文学遂即进入新时期文学第三次人的认识和发现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前两次是聚焦式，是针对极左思想路线的反思，从国民性民族性的历史文化思考中发现人。然而九十年代进入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学期，对于人的认识和发现打破了聚焦式，开始了多层次多样式的散点透视人的无奈、尴尬和如何活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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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人学”过程有一个现象令人注目，这就是“人的文学”意识在五十年间发生两次大的失落。第一次失落大体在十七年中，尤其是“文革”十年，因为没有一个激发“人的文学”精神所必需的那种祥和、宽松和自由的人文生态环境。第二次人学的失落时间比较短，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在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而出现的。作家，文学，“人学”意识的两次失落之因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截然相反。在这里，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经验。其一，“人的文学”的发展与繁盛，需要客体与主体，双方缺一不可。而有一个孕育、呵护“人的文学”的良好政治与文化的生态环境，乃是首要的条件。不然的话，作家主体创造意识则遭受抑制，即使偶而出现“人学”佳作，也摆脱不了悲剧性的命运。其二，当有了宽松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作家创作主体意识也有失落的危险与危机。从作家主体意识失落来说，五十年里前后两次大不一样。前者是政治性的重轭与抑止，作家创作主体是被动的失落；后者，作家主体意识不是被动的，乃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冲涮而自动地失落。当然，这次主体的失落，绝非是“全军覆没”，它只是在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个文学现象。而许多作家依然恪守人文精神，佳品不时涌现。总之，文学发展的规律示知人们的是，人的文学兴盛，没有必要的文化生态环境是绝对不行的，然而有了适于作家与文学生长的客体环境，作家也有可能失落创作主体的人学意识，未能出现文学大师和大家风范的划时代杰作。
应该说，“人的文学”失落的这两条经验，前者已被注意，发表不少有分析的论作，而对后者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既然“人学”失落在这里，就让我们从这里把它找回来，简析一下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不过，我观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的是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当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侵入文学的肌体。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山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学”和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活力，出现了多元互补的格局。有一个事实颇令人玩味，伴随二十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至1998年的九十五位得主中，除了埃及、印度、哥伦比亚、波兰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法郎士、柏格森、罗曼·罗兰、加缪、肖伯纳、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等，他们置身于发达国家的商品经济潮水击荡之中，却恪守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良知和天职。正如福克纳1949年获奖时说的，这“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精神复活起来。”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人的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学”理想、激发创造活力的巨大因子。只要拒绝诱惑，抛弃浮躁，沉下心来，以大胸襟大气魄探索历史转型期的现代人的生存价值，新世纪必将诞生大作家大作品，将“人的文学”推向新的峰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