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上论文,史书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第一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6-0110-06
南京大屠杀发生距今已经70多年。在此期间，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有超过100多本中、英、德、日等多国文字的史料专著相继出版闻世，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向世人介绍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经考证，在这些许许多多的史料专著中，当年英国驻华记者田伯烈先生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史料专著图书——《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名)①，并且在美、英两国也同时公开出版英文版(《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确实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让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杀史实方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学术评析，以凸显其历史的传播作用，并据此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诽谤、攻击和否定。
一、评析田伯烈作为国际记者的职业背景、时空间回顾及其写作南京大屠杀专著之动机
田伯烈(H.J.Timperley)先生当年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资深记者。他当时是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曾因为报道西班牙政府、军队和民众团结一致抗击法西斯侵略而获得赞誉。日本侵略中国后，又被其报社派往中国来观察战局。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步伐。8月13日，又在上海虹桥机场滋事，史称“八一三事件”。8月15日，委派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组建上海派遣军侵攻上海。③田伯烈先生在此期间到达上海，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侵攻上海时的种种反人道的罪行。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陷南京后，旋即展开大屠杀的暴行，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与南京相距不远的上海后，田伯烈先生想实地采访，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
1938年3月，他在上海利用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先生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提供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资料，迅速编成了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1938年初在伦敦、纽约分别出版英文版。④1938年7月，又在汉口民国出版社，由杨明先生翻译，郭沫若先生为其书写序言，出版发行中译本，取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⑤
有人怀疑田伯烈先生是受国民政府之托，写成此书的。但身为著名记者的作者，在该节的序言中对编写此书的动机和经过，作了详细而明确地交代：“去年(指1937年，笔者注)十二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给《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报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其经过。由上所述，足见本书之成，完全是我本人的意思，有几位朋友为我选择整理材料，给我极大的帮助，但本书的出版则由我完全负责。本书内所引录的文件，都是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向关系人恳商而得的。”⑥
田伯烈先生在上述的这段序言中，对写此书的动机交代得十分清楚，他之所以要编著这本书籍，一是与“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二是在上海的日方当局对他采写的新闻“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报的真实性”；三是“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
二、探究田伯烈编写的此部南京大屠杀专著之真实性
田伯烈先生自己着手编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真实性如何呢？不妨作以下考证。
第一手资料的来源途径，成为怀疑田伯烈先生能否写成此书的关键。对于这一点，作者其实作了清楚的交待，如“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有几位朋友为我选择整理材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向关系人恳商而得的”等等。
那么，他的这些“朋友”、“关系人”和“最可靠方面”是谁呢？从1938年2月17日田伯烈先生致贝德士先生的信函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亲爱的贝德士：
您2月11日来信证实了你带给鲍引登(Charles L.Boynton)消息，鼓励我写作这本书，而且意味着您同意费吴生顺便访问美国。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将附上我给浩恩伯克(Hornbeck)信的附件。
昨天我去鲍引登的办公室，仔细阅读了他们有关南京和其他地区的文件。仅南京一地资料就很多，我真想把这本书限定在这个主题，写成一本个案的历史，书名叫《在南京的考验》(The Ordealof Nanking)或者其他类似的名字。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想把与南京安全区相关的全部文件，作为费吴生、你和其他人书信后的附录。你认为我这样做合适吗？是否会有一些文件你认为不宜出版？如果你能得到更多目击者的故事，这对书的第一部分十分有用。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哪些文件或哪部分文件应当删除，这将会帮我大忙。
我下午能给贝德士夫人提供一些速记帮助，减轻在鲍引登办公室拷贝资料的负担，并为公众目的收集其他资料。
……。
你诚挚的田伯烈⑦
这封信距发生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的时间最近，该信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1938年2月11日前，田伯烈先生已经着手写这本书了，但最初时，他并没有打算专门写一本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书；二是在贝德士先生等美国人的鼓励下，特别是在看到很多来自南京的受害资料后，他才考虑写一本有关南京“个案历史”的书，并初步考虑了书名；三是明白地告诉世人，他的资料来源是哪些当时仍留在南京，亲眼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人提供的；四是最初是贝德士先生及其夫人帮助他收集了许多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资料。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在其编著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历史背景中指出：“贝德士是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纽约，1938年6月)一书的主要策划者”⑧。
贝德士先生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向田伯烈先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呢？章教授是这样介绍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父亲是一位牧师，曾任哈莱姆学院院长。1916年贝德士获得哈莱姆学院学士学位，并得到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同年夏天被基督会任命为传教士，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23年与莉丽娅罗宾斯(Lilliath Robbins)结婚，后者是加拿大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贝德士独自在城内，妻子和两个孩子则滞留日本。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屠杀和强奸暴行下保护中国平民，使成千上万人免于饥寒。为加强他对付日本人的力量，金陵大学董事会在1938年1月13日任命他为副校长。南京沦陷不过两天，他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对日军暴行的第一次抗议，接着是他那著名的1938年1月10日的抗议信，其复印件被送到自由中国(国统区——译者)。”⑨
从1938年3月3日贝德士先生致田伯烈先生的回信中，人们可以看到是哪些美国人向田伯烈提供了南京大屠杀真实的资料，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
亲爱的田伯烈：
你一定收到通过贝德士夫人发出的有关大屠杀的电报，说明我们根据你2月17日来信的建议所作的选择。我们知道，你已经看过鲍引登有关南京的文件，并打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和史迈士、米尔士所能安排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成果。外界很难体谅我们现在所干的事情，因为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
这里是我们的若干想法。为了让远地公众了解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残酷，最好是超越市区范围以增强效果。在整个南京变得异常以后，外地的人很容易感觉——这个地方集中政治的憎恶，时常有人发生意外，如此等等。而如果在一个时期，在上海、淞江、苏州、无锡、湖州、杭州都传出类似的故事，整个效果更有力度和可信。如果你到一个城市，主要以我们的文件为基础而做出估量，就会为个人与团体的复仇心倍增而感到不安。这些文件大多数来自作为秘书的史迈士，作为副主席的米尔士(在拉贝离去以后他成为真正的主席)，而我则是金陵大学最勤奋的通讯员。
……。
你的挚友 M.S.贝德士⑧
从信里可以看出，提供给田伯烈先生有关资料的人是贝德士、史迈士、米尔士等三位美国人，他们当时都留在南京，并且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关职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远地公众了解”，扩大影响的范围，让南京城以外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
在这一点上，几位美国人的想法恰恰和作者田伯烈先生是一致的。田先生在序言中这样说道：“本书的目的，扼要言之，在以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使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后者是好大喜功的军阀们所不能忘情的。”⑨他还在该书“结论”中写道：“本书的正文及其附录，包罗种种的具体材料和凭据，因此，本书出版以后，所有怀疑皆可一扫而空了。”
这位英国记者还在序言中说明，自己并非对日本有成见，不友好。他说：“还有一点也须预先声明，就是本书的目标决非挑拨对于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非常敬重他们。”⑩
日本有一些右翼文人，包括我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田伯烈先生这本书是国民政府的宣传品，而非史料书籍，进而怀疑其真实性。这主要是因为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二局局长的郭沫若先生，于1938年6月23日，亲笔为这本书写了精彩的序言，据此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这是极其浅见和不负责任的。其实，郭沫若先生在书中已经作了说明并大加赞赏：“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到)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11)从郭老文中的这段话中，不难得知无论是此书的编者，还是资料提供者，均为国际友人所为。
对战争报道有着丰富经验并对战争有着深刻认知的田伯烈先生，也在书中对此作了明确地交代：“在任何战争中，交战国双方固各有不同的宣传方法，但‘暴行录’一类的东西，较为读者所信任。本书搜集了许多记录、报告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均为绝对可靠的第三者所供给。……敬以本书贡献给全世界为集体安全的前途与战争恐怖的消除而奋斗的人士。”(12)在这里，田先生再次申明，资料是中日两国以外的“绝对可靠的第三者所供给”，同时，出版本书是为了“全世界集体安全的前途”为目的。在这本书中，田先生为什么不明确写出几位“绝对可靠的第三者”的具体名字，大概是考虑到几位美国人当时还生活在日本军队暴力统治下的南京，为了他们的安全，才没有直接写出来。
三、解析田伯烈编写的此部南京大屠杀专著之内容
田伯烈先生写的这本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部分一共有九章，附录一共有七件。仅从该书的目录上看，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就令人震惊。诸如第一章“南京的活地域”；第二章“劫掠、屠杀、奸淫”；第三章“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第四章“恶魔重重”；第五章“华北的恐怖”；第六章“黑暗笼罩下之城市”；第七章“空袭与死亡”；第八章“恶魔的阴谋”；第九章“结论”。(13)
本文仅以解析第一章“南京的活地域”为例，便可见其内容的真实和独到。田伯烈先生是从中国的难民开始着笔的。他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月九月十月间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处以及在十一月十二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处逃亡的难民，不下一千八百万人。”
田先生不愧为驾驭文字的高手，开头寥寥几笔，便把南京及其周边城市沦陷前五个月内出现的难民潮交代出来，并且直接引出了南京建立难民区问题。他接着写道：“成千上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去年十一月间，上海饶神父曾在南市设立难民区，容纳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掩饰的功绩。南京……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难民区的进行事宜，希望能够获得中日双方的承认与尊重。这个委员会产生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为德商拉贝(John.H.D.Rabe)，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14)
紧接着，田先生还给于勇敢地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外侨人士高度评价，并预言“他们的勇毅、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为本书的读者所敬佩。”(15)他还在此交代了南京难民区的位置和面积，附图并且详细地作了说明。最为重要的是，他对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中国的首都后的暴行，作了强烈的抨击和翔实的记载。他说：“这不失为近代战史上的一个伟绩。可是，日军在占领区域内的暴行，却把这伟绩打下一个极大的折扣。”(16)为了说明侵华日军究竟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暴行，他用引号的方式，逐一引用了当时留在南京的一位外侨(美国人贝德士)的信，“把日军占领南京后几天内的情形，加以扼要而明白的叙述：”(17)
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对南京平民进行肆意屠杀。他继续写道：“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其中一部分是十三日午后及晚上日军入城时或被枪杀，或被刺死的。任何人如因恐惧兴奋而奔跑，任何人在黄昏以后如为巡逻日军所执，都有就地枪杀的可能。这种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在难民区，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若干外人和有地位的华人曾目睹这些暴行，有些刺刀的伤痕，非常残酷，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18)
谈及侵华日军任意屠杀中国俘虏兵。他说：“未及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有的则卸去了制服，但日军大肆搜捕，捆绑在一起而加以枪杀。据我们所知，除了行将就戮的散兵和暂充夫役华人外，日本军队里面没有中国士兵的俘虏。”(19)
涉及侵华日军在南京城实施破坏与抢劫。他揭露到：“日军进城后，对于重要市区就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工作，大小店铺，无一幸免，且由日本军官从旁指示。……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20)
书中还涉及到侵华日军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暴行。他这样写道：“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已经听得很多，但我们尚无暇调查。不过，下面的几件事情，已足证明局势严重的一斑。我们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见一个日本兵闯入邻近的人家，抢去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位外国人看见一个新到军官的寓所中有八个年轻的女子，而他住的地方却是无人之境。”(21)
田先生还从总体上描述了南京城当时“恐怖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日本假惺惺的长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打倒中国政府，拯救中国民众，真不能不令人作三日呕呵！”(22)
值得指出的是，田伯烈先生特意在该书的正文后面，加了七个有分量的附件。具体是“附录之一，南京暴行报告；附录之二，南京暴行报告(一续)；附录之三，南京暴行报告(二续)；附录之四，国际委员会之书函文件；附录之五，攻占各城市之日军部队；附录之六，南京的‘杀人竞赛’；附录之七，请看日方之报道。”(23)这些附件内容实在，客观公正，言辞恳切，证据确凿，对该书的正文内容是重要的补充。
四、考证田伯烈编写的此部专著是否系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之图书
从本文前述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田伯烈先生当年写的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是在1937年2月11日之前，也就是说落笔书写的时间，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最接近。正式编著的时间是在3月份，但何时写成，何时携带书稿回英国，又何时在何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面世的呢？
该书中文译者杨明先生，在1938年6月25日写的《译者序言》中这样写道：“译者在上海时知道田伯烈氏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写成本书，将返国进行出版事宜，乃与他商购该书中文译本的版权，承议定由田君以原稿的副本，留给译者，因此日夜赶译，以期与英文本同时跟读者见面。出版的时候，恰逢我国全面抗战的一周年(1938年7月7日——笔者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纪念啊！”(24)这就明确了两人商定购买中文译本的版权和田先生返国出版均在6月之前，而正式出版时间应在7月之初，而且是分别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图书公司，美国纽约现代图书公司以及中国汉口民国出版社三个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
现在能查到的较早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有明确作者的主要有郭歧的《陷都血目录》，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林娜的《血泪话南京》等，(25)均为在《西京平报》、《大公报》、《武汉日报》、《宇宙风》等报刊上发表的，当时未能形成书籍出版。唯有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在汉口出版，但从该书序二作者金诵盘的序言书写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来看，出版的时间应该晚于1939年1月，并且是没有正式出版社的私家版的书籍。此外，1938年3月由中央图书公司出版的《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虽然由鹤琴、海燕所编的《敌军暴行记》，但署名为“佚名”，且仅为该书中一篇节选，不是独立成书。日本也由于日本名作家石川达三曾经于1938年2月1日至10日，随军体验生活来到南京，回日本后写成《活着的士兵》小说，准备发表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昭和13年(1938)3月号上，但未能刊登完毕，被日本有关当局查封，石川本人也因此以“违反新闻法”遭到起诉，被判监禁四个月，缓期执行三年。可能正是由于此原因，日本再没有其他同时期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出版。
鉴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田伯烈先生的这本书，是世界范围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最早出版的专著，并且是中英文基本上同时出版的唯一专著，也是战争期间西方(美、英国)唯一公开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
注释：
①《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②⑥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汉口民国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版，第1—8页。
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④英国伦敦戈兰茨图书公司，美国纽约现代图书公司。
⑤《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汉口民国出版社1938年版。
⑦⑧章开沅编：《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36页。
(24)(25)《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163、1—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