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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韩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越来越关心，并且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认为如果不了解鲁迅就不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所以开始注重对鲁迅和他的作品及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一、朝鲜朝①对鲁迅作品的介绍情况
1910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强占朝鲜之后，中国就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根据地。那时在中国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文学青年开始向朝鲜介绍鲁迅和他的作品。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曾经跟鲁迅交往的朝鲜人士有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等②。大约1925年以后，鲁迅受到了朝鲜朝的许多作家和文学青年的敬仰和爱戴，而且当时的鲁迅作品的朝文译本也已被一般读者所接受。
鲁迅作品中最先被译过来的是他的白话处女作《狂人日记》，译者为刘树人，1926年刊登在《东光》杂志上。《故乡》由李陆史在1936年翻译，刊登在《朝光》杂志上。以后又收入他的诗集《青葡萄》中。《阿Q正传》、《伤逝》、《头发的故事》等也先后被翻译介绍到朝鲜。《头发的故事》由梁白华翻译，收录在1929年开辟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中。《现代史》和《革命时代的文学》译者为均乡浩，1946年7月刊登在《新天地》上③。
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1934年朝鲜《新东亚》杂志第4期上原文登载了鲁迅先生给朝鲜进步记者申彦俊的一封信和申彦俊与鲁迅先生的谈话记录④。
从30年代末期起，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禁止朝鲜人民使用朝文的严酷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便基本被迫停止了。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公布的禁书目录中有：
《鲁迅全集》、《鲁迅文集》、《鲁迅遗著》、《现代小说集》、（第一集，收有鲁迅的短篇小说）、《鲁迅最后遗书》（收有鲁迅书信）、《鲁迅散文集》⑤。
从以上的禁书目录可以看出鲁迅作品广泛传播的情况和日本帝国主义对鲁迅作品传播的恐惧。也可见鲁迅先生的作品受到了朝鲜人民的欢迎。韩雪野说，“日本帝国主义怎样的压迫都无法阻止朝中两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也无法中断两国的文化联系”⑥。
与此同时，朝鲜朝评论界对鲁迅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梁白华是最早发表评论的，在1920年12月4日发表的《胡适与中国文学革命》一文中他写道：“《狂人日记》是第一篇被认为是中国近10年来很好的小说，鲁迅因小说而成为前途无量的作家。比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恐怖幻觉，他已经向现代中国小说家尚未达到的境地迈进了一步”⑦。朴豪哲在《中国文学简考》中也说：“从《狂人日记》到近来的《阿Q正传》没有什么拙劣的作品。鲁迅是中国最有能力的年轻作家”⑧。丁来东在《中国短篇小说家鲁迅及他的作品》中进一步评论说，“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学革命，虽然是由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但真正实行的还是鲁迅。文学创造特别擅用白话写短篇小说，其内容和形式丝毫没有对中国旧思想的赞美和运用旧小说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对新思想、新形式和新体裁创造实践的人是过去十年间独步中国文坛的鲁迅”⑨。
鲁迅从事文学的本意是要挽救中国，因此指出了国家和民众存在的许多缺点，以此使中国人民自己反省，起到鼓舞和激励的目的。但是由于朝鲜的现实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对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朝鲜的读者虽然能在反封建和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引起共鸣，但国民性改造思想却没有那么热烈的反应。有位评论者说“阿Q的诞生是中国的耻辱。‘阿Q’与‘孔乙己’虽然对小说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光荣，但对孕育它的土壤的中国来说却是一种诬蔑与耻辱”。这就对鲁迅的创造动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这一时期鲁迅对朝鲜作家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韩雪野说“就我自身的境遇而言，确实受到了高尔基文学的很多影响。又在鲁迅的小说里发现了哲学的深度，感触到了一种东洋风格。所以在监里也总能想到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因而我出狱后写的短篇小说《摸索》、《波涛》中的知识分子是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中受到不少暗示而写出来的形象”⑩。
二、70年代以来韩国的鲁迅研究情况
1945年以后至70年代以前，鲁迅研究成果微不足道，研究水平较二、三十年代为低。因为这时期韩国的大部分中国文学研究者都着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很少。
这时期致力于研究鲁迅的是丁来东。他评价鲁迅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鲁迅的一生及其作品充满了对祖国和民族的爱。丁氏认为鲁迅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把农村生活和农民为创作的主要题材，并对他的反封建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1)。朴鲁胎、车柱环的看法与丁来东相似，他们强调鲁迅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进行了对鲁迅的介绍和研究。鲁迅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被翻译了。象其中的《阿Q正传》以单行本发行的就有8个版本。而且高水平的论文也发表了几十篇。其中仅硕士、博士论文就有好几篇。而且在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逐渐取得了新的进展。
到了70年代在韩国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于是鲁迅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深化和扩大。李家源在翻译《阿Q正传》、《狂人日记》（东西文化社出版）的“后记”里说：“典型的讽刺和戏谑小说《阿Q正传》、用怀古的感伤和抒情的笔调描写的《故乡》，都充满着悲哀和寂寞。散文诗《野草》、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也都是充满‘黑暗’的”(12)。张基槿说：“鲁迅的作品，一言以蔽之。是强烈的人道主义文学。鲁迅的文学精神是用文学提高人性，保卫民族和国家，而要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的调和”(13)。
鲁迅研究大体上形成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主张鲁迅是纯粹文学家，强调鲁迅文学的艺术性。全寅初、河正玉、许壁等属于这个系统，特别是他们受了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的影响；另一个系统主张鲁迅是革命家，强调鲁迅文学的思想性和政治性。金明壕、朴佶长、成民烨等比较年轻的学者们属于这个系统。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成为鲁迅研究新时期的起点。以80年代为基准，主要是清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又重新恢复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鲁迅的正确理解和认识，扩大了研究领域。
自1990年以来鲁迅研究的主流，是在自由的学术研究风气中，更客观地、总体地把握鲁迅及其作品中进行的。因而70年代的两种不同的研究系统进入90年代以后，呈现了合并的趋势。做为文学家鲁迅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了。韩国学术界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从80年代以来急剧增加，90年代已有数十篇较有深度的论著发表。这些文章都在新的研究风气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认识鲁迅，以接近鲁迅的本体。
随着对中国文化兴趣的日益浓厚，韩国的鲁迅研究不但已经走上了正轨，而且正以更深的层次，多样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为鲁迅研究带来新的变化。
注释：
①朝鲜朝指本世纪20年代到1945年抗战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韩国。
②《鲁迅全集〈日记〉》1929年5月31日，1929年6月2日、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中国短篇小说家鲁迅与他的作品》，丁来东，《朝鲜日报》1931年1月4日。
④《新东亚》4期，均乡浩，1934年。
⑤《日帝禁书33卷》，《新东亚》1977年1月号。
⑥《鲁迅与朝鲜文学》，韩雪野，《朝鲜文学》1956年第10期。
⑦丁来东《现代中国文化的新方向》，《新民》第42号。
⑧《中国文学简考》朴壕哲，《朝鲜日报》1928年11月28日。
⑨丁来东《中国短篇小说家鲁迅与他的作品》，《朝鲜日报》1931年。
⑩《鲁迅与朝鲜文学》，韩雪野，《朝鲜文学》1956年10月号。
(11)丁来东《中国文学上的鲁迅与巴金》，《艺术周报》1945年12月号。
(12)《阿Q正传》、《狂人日记》，李家源，东西文化社，1975年。
(13)《鲁迅短篇集》，张基槿，世界名短篇选，汛潮社，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