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与文学间性——从歌德到杜里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文学论文,世界论文,到杜里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2－0005－08
本文旨在论述从1827年的歌德到1992年的杜里申
这期间“世界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方面。文章的重点放在对“世界文学”的“文学—历史”的理解。
一
霍斯特·斯泰因梅茨（Horst Steinmetz）是近年来致力于“世界文学”探讨的理论家之一，其《文学和历史：四种尝试》一书的最后一章“世界文学：试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理解”，以歌德对“文学和历史现象”的思考开篇，成为许多讨论的焦点。[1] 实际上在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里，“世界文学”一直是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领域最有争议的概念。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第十六次会议（2000年8月13－19日，比勒陀利亚）的“首次会议通知暨论文征集通知”中，这个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还需要加引号。[2] “世界文学”和歌德的另一个概念“永恒的女性”一样，由于引自别处，“他本人的注解又不统一”，[3] 直到今天还需要人们对其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
斯泰因梅茨的文章以杜里申的简短引文结束，这段引文来自杜里申在比较文学理论领域的成名作《比较文学》（Vergleichende Literaturforschung）（1972）。此前不久，杜里申开始将“世界文学”作为文学理论和实践框架中的最高范畴（他自己的话）来思考。斯泰因梅茨虽然对杜里申表示赞同，但他还是认为这位斯洛伐克理论家的这一概念应该得到“更详细的论述”。[4] 这个评价是正确的。斯泰因梅茨引杜里申的论断如下：“在‘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中，我们不能只从共时或历时的观点看到各国文学的概貌，也不能只看到各国文学中杰作的选粹，而应看到在历史—类型关系网中所有文学创作的总和。”[5]
此后杜里申不时地论及“世界文学”的问题。1984年，他说这一概念“在比较文学（literary comparatistics）（此系杜里申对“比较文学”的英译，笔者注）中起着即使不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作用。它包括那些暗示着文学间相互关系（在文学间接触领域，笔者注）和文学间相似之处（在文学间类型学领域，笔者注）的文学现象，也就必然决定着文学间在遗传学和类型学意义上的发展”。[6]
上述斯泰因梅茨的书出版一年之后，杜里申的专著《文学间进程理论》以英文版面世。在这本书里，杜里申的比较文学理论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感兴趣的读者面前。杜里申也提到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并做了简短的分析。他宣称，这一概念或范畴“不是由价值判断原则主导，而是包括所有相互联系着、关联着的文学现象。因为其主要特征是文学—历史因素对文学现象的决定性，所以我们称之为文学—历史的理解。它的结构直接依赖文学间进程的研究结果，也是这一结果的体现。”[7]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与杜里申80年代以来出版的其他著作一样，这两本新近出版的书也不为斯泰因梅茨和其他许多西方学者所知。
即便对于杜里申这样的理论天才，“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或范畴）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他自1967年出版第一部理论著作《比较文学诸问题》（Problémy literárnej komparatistiky）[8] 至1997年辞世，整整三十年间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尽管和比较文学理论的其他重要问题相比，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相关著述显得微不足道。他一直说到和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学间性，他时常论及，但是从未系统地分析过。
二
综观二十年来有关“世界文学”这一话题的著述，我发现厄文·科本的（Erwin Koppen）《世界文学》[9] 这篇文章最有趣，也最有启发性。科本的这篇文章和上述斯泰因梅茨的书以及杜里申关于文学间进程理论的书一样，都出版于1988年。在文章一开始他就主张，“世界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大多数概念和范畴”一样，都拒绝被赋予“有约束力的定义或确切的内容”。[10] 哈斯凯尔·M·布洛克（Haskell M.Block）的看法是正确的，二战后比较文学复兴伊始，在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世界文学教学会议（1959年4月24－25日）上，他在众多与会者面前宣布：“……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同仁同意，‘世界文学’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词。”[11] 此后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是另一方面，“世界文学”这个东西的确存在，尽管它的内容和范围不是这两个词所能显示的。有必要越过这个词的“符号形式”，在“全世界文学”（litterae universae）的文学事实这一最广义的框架下试着界定（应该强调是“试着”）其大体的（如果不能做到十分确切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就我们目前拥有的知识和手头上能够支配的研究设备来看，这可能不会在哪一个理论家或哪一个团体那里得到解决，也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不同的理论家对“世界文学”有不同理解。科本就提到三种，当然也是最典型的三种。第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时代中，最重要也基本上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选粹；第二种，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作品；第三种，歌德的用法，也就是，“世界文学”是“与其他国家文学有关联的一国文学的命名。”[12]
对前两种观点，杜里申的看法与科本相似，只是改变了它们的顺序。第一种选粹的理解在杜里申的构想中是第二种，科本的第二种加总的理解是杜里申的第一种。杜里申的第三种如上文所引，和科本不同，或者说二者是不同的理解。在此后的专论《世界文学是什么？》中，杜里申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文学—历史的理解”，本文将在下文论述。
杜里申从未怎么注意过歌德之前的“世界文学”问题，他甚至没有提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任何观点，包括歌德和乔汉·艾科曼（Johann Eckermann）1827年1月谈话中的那段。在这段著名的谈话中，歌德宣布，民族文学“现在几乎是个没有意义的词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每个人必须努力加快它的到来。”[13] 杜里申在德文版的《比较文学》中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世界文学”① 的训示。但是我想这其实是翻译或编辑们（内部的校阅者）的要求。这本书的出版在前民主德国拖延了大约两年之久。60年代和70年代初，杜里申埋头于和文学间进程形式分类的阐述相关的问题，也就是遗传一接触关系以及类型学上的相似性。1967年以来其第一本理论著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的老师米克拉斯·巴考斯将此书形容为“结构比较学”和“非平常之作”。[14] 此后，《比较文学的来源和分类》（Sources and Systema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从1974年起使他蜚声英语读者圈。尤其著名的是他提出的结构比较文学的三个来源。首先是A·N·维谢洛夫斯基（A.N.Veselovsky）历史诗学（这一部分的写作灵感很可能来自巴考斯教授）关于比较的遗产；然后是俄国“形式主义”方法中“比较性”的启发；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现代比较文学的结构来源。这里，杜里申颇有创见地指向布拉格结构主义者的观点，以及他们对比较文学结构理论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些理论家有让·穆卡洛夫斯基（Jan 
，费利克斯·沃迪卡（Felix Vodi
ka），还有巴考斯。所有这些在西方都很重要，也备受激赏。该书的大部分写于1968年8月21日之后。那个时候，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宣扬结构主义需要很大的勇气。斯洛伐克文的第一版稍经修改后于1970年问世，收在《从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谈开去》（Z dejín a teórie literárnej komparatistky）。[15]
三
杜里申晚年的两位合作者，捷克学者伊沃·帕斯皮塞尔（Ivo Pospí
il）和米洛斯·塞林卡（Milo Zelenka）最先指出，[16] 据他们看来，在界定“世界文学”概念的时候，这位斯洛伐克大师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弗兰克·沃尔曼在（Frank Wollman）1959年提出的思想：“一，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史也就是相邻文学各自历史的总和；二，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各国文学中最优秀作品的总和，这也可以说是关于所有文学作品的一个系统观点：经典观；三，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不同文学中相关或相似的那些作品，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它们的直接关系或社会—政治状况获得解释。”[17] 或许有必要强调，杜里申并没有提到他和沃尔曼的这一层关系，尽管他表达了他个人以及整个斯洛伐克文学研究界从这位捷克比较文学伟大代表那里所受到的惠益。[18]
杜里申试图靠两种办法来弥补他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狭窄视野。一是他的理论能力，二是将重点转移到文学间进程的两个领域：文学间共同体（interliterary communities）和文学间中心共同体（interliterary centrisms）。杜里申承认前文提到的对“世界文学”的三种理解都是有效的。从《世界文学是什么？》的图1[19]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处在同一水平，前两种和文学间共同体及文学间中心共同体有关，第三种和文学的历史观有关，可能在超越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发展中实现。杜里申这最后一个观点很可能受到了弗兰克·沃尔曼的影响，沃尔曼早在1936年就宣称：“各国文学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单独的创作和文学建构汇入‘世界文学’的，而且只是在它们的结构关系中。这就是国际间文学的相似之网赖以形成的唯一途径，这个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我们正在揭掉它（指“世界文学”，笔者注）的面纱，这往往困难重重，也需要不停地纠正错误。”[20] 沃尔曼强调第三种理解的重要性，并指出只有这一种才和文学的比较研究直接相关。[21] 杜里申的观点更为自由，对第一种，也就是加总的理解，他解释说其功能和合理性在于文学和历史的实践，是世界各国文学史的编纂所必需的。第二种，也就是评价的文学和批评，包括伟大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也有其合理性。这对编辑、出版和教育界的人们最为有用。对第一种理解，杜里申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前苏联《世界文学史》（Istoriya vsemirnoi literatury）（九卷本）。对第二种理解，他认为典型的例子是安塔尔·塞伯（Antal Szerb）1957年的《世界文学史》（A világirodalom t
rténete）[22] 和J·O·费舍（J.O.Fischer）编辑的《世界文学四卷本》（Světová literatura 1－4）（1984－1987）。[23] 很遗憾他没有给予前一本书更多的关注，它很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书写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对于第三种文学—历史的理解，杜里申没有提供任何例子来说明或者将其付诸实践。我一直认为，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前苏联学者及其同行们的杰作至少部分地属于这一种。这本书实际上是60年代编辑，70年代修改或润色的。在长期的讨论（纽波考耶娃的书是这一时期和这些争论的见证）之后，某些部分达到了该项成就的标准，符合了这种理解的要求。但是另一些部分，也只不过是某国（个别）文学的历史，缺乏和其他文学的任何联系或只是偶尔点到。这种现象在这部汇编的前两卷就可以看到。第一卷中，N·I·康拉德（N.I.Konrad）的简短前言[24] 和P·A·格瑞恩斯特（P.A.Grintser）稍长的两篇后记，[25] 意识到了文学间进程的存在。这和L·Z·艾德林（L.Z.Eidlin）为东亚和东南亚文学卷所写的前言[26] 甚为悬殊。艾德林的前言强调了中国文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文学的影响，却完全忽视了梵语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对中—印文学关系的影响—反应这样极其重要的问题来说，他仅仅在分析中国4－6世纪文学的部分就佛经翻译文学写简短的一章，太过简略不足。[27]
四
在1992年以前，杜里申不相信有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写一部“理想的”世界文学史的可能性。他很可能是对的。他非常清楚地断言，“在上述总结方法的基础上写这样一部‘理想的’‘世界文学’史，严格说来，在今天都谈不上（着重号为杜里申所加）”。[28] 在这种总结方法下，杜里申看到的是什么？在他看来，文学—历史的理解不仅是“世界文学”的真正典范，也实现了加总的理解和评价的理解“统一、合并、综合”[29] 的功能。所有写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的尝试都只是最由衷的愿望，或文学间思想“不能实行的愿望”。[30] 文学史书写领域中文学间和文学史的研究实践远远落后于比较文学理论家们的宣称和假设。
正如杜里申本人的文学间研究表明的，他和他的团队感兴趣的主要是文学间共同体和文学间中心共同体。文学间共同体是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大约1993年期间的研究课题。在1993年，《特定的文学间共同体》（Communautés interlittèraires specifiques）[31] （六卷本）最后一卷问世。文学间中心共同体成为他们的研究课题，则是此后的事，其第一个成果是1998年问世（没有标明日期）的《中欧诸文学的文学间中心共同体》（Medziliterárny centrismus stredoeurópskych literature）。[32] 有关地中海中心共同体的一卷，其法文版、意大利文版和斯洛伐克文版于2000年出版。②
从文学的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文学”，杜里申从未尝试对其分类或具体特征给出更一致和系统的阐述。在论及文学间中心共同体时，除了地理方面外，他甚至可以说重复了此前自己有关文学间共同体的有力论述。《世界文学是什么？》第172页有关“世界文学”的图不够明晰，也缺乏必要的说明和证据。唉！难道这位先生还在等待命运给他下一次机会？另外，“世界文学”和文学间共同体及文学间中心共同体真的关系密切？杜里申将沃尔曼的观点抛诸脑后了吗？我认为文学事实不是通过某国（个别、民族）文学，文学间共同体或中心共同体进入“世界文学”的。这些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实体只是便于研究文学间进程的一大套系统—结构的结合体。
杜里申曾经批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主要理论家，他在晚年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称之为“某种摇摆不定”。[33] 这一点只需看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图，仔细读一读他对“世界文学”各方面的简要（少至一或几个词）描述就知道了。据此图，“世界文学”取决于以下种种条件：语言上的各多语系统和单语系统，行政上的（在相应的政治制度下）多国文学系统，意识形态上的多种文学系统；再有就是取决于它的区分性，殖民和后殖民状况等等。似乎所有这些特征（以及在此没有谈到的）都只是他初步思考的结果，和他之前说过的那些文学间关系或相似之处没有多大关系。在194页的另一个图中，杜里申完全没有提及所有这些特征，而作为文学—历史理解的“世界文学”，他竟只字未提！当然他清醒地意识到之前他有过论述。在52到56页中，杜里申思考了“世界文学”中，文学间进程中融和、区分以及补充完善诸功能的不同使命。[34] 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种。是否真的如此，不好妄下论断，因为他没有试图证明。杜里申主张形成“世界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必要性，同时又承认他所有的论断都是假设性的。[35]
五
我在提交给1994年艾德蒙顿第十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的会议论文关于“世界文学”的简短说明中说：“‘世界文学’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不在于总的数量，而在它们在文学间进程中系统—结构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和相似之处。由于其更深、更广的相互语境，这种文学间性正在可能的最高水平上将上述所有其他种类（在文学间进程的领域，在文学间关系和相似之处的领域，在文学间共同体的领域，笔者注）结合起来。这并不是说‘世界文学’各维度的所有文学间性只有从价值论来看才是最有价值的。这只是说特定的文学事实都要经过上述所有文学间的过滤器。这种文学间性依赖对于文学间事实和进程的了解程度，因此比起文学间进程附属领域中的那些文学间性来，它在时空之流中更易变。”[36]
这个“文学间之网”[37] 听起来不错，这一巨网包括四千多年来世界上大约130种大大小小的文学[38] 之间的一整套关系和相似之处。但是，怎样从中找出一个合理的研究目标呢？《耿德列文学词典》分析了大约18000部作品，如何判定其中哪些就其相互关系和相似点值得研究？帕斯皮塞尔和塞林卡在杜里申的文学—历史观中所看到的“真正的理想”，[39] 与其说是合理的学术设想，不如说是乌托邦。甚至于韦勒克，在他去世前不久看了杜里申的《世界文学是什么？》之后写道：“我的确收到了杜里申的书，从总体上说我真心地赞同该书。只是我觉得，杜里申认为比较观能够在实践中应用到东方进而任何文学，未免过于乐观了。我在理论上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确信，在美国的条件下，精通法语和德语是可以实现的理想，而要想精通东方语言，除非是刚刚移民美国不久的，或者干脆是那个国家的本国人。”[40]
作为欧洲的东方学家，我不能完全同意韦勒克的观点。事实上的确有一些欧美的东方学家，不必是移民，就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欧亚大陆的障碍，尽管他们的研究有各自的有限框架。这样的学者很多，其中包括维克多·M·日尔蒙斯基（Viktor M.Zhirmunsky）、康拉德、艾金伯勒、恩尔·迈纳（Earl Miner）、D·弗克马和古尔拉德。在现阶段的研究中，“世界文学”只能部分地得到研究。主要是在小的研究单位，如果学者们能就方法论和研究项目的具体目标达成“最基本的一致”③，能连通不同大陆和文学间共同体的学者就可以尝试着做。当然，这些应该是历时和共时框架下来自不同文学或文学间共同体的特定文学事实。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总体的文学间进程永远是变动的，处在永恒的变化之流。在比较或历史诗学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在东方诗学还是未发现的大陆的时候，即使选择研究目标我们也须小心谨慎。如果东方根本就没有那个潮流，盲目地遵循欧洲文学发展的潮流来观照传统的东方文学是没有意义的。对远东文学进行浮士德母题研究，情况就是如此。④ 而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母题研究则不同，因为围绕这一母题在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很多作品，有的相当杰出。⑤ 今后应该更多地关注跨大陆的比较诗学研究。我们应该走恩尔·迈纳在《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41] 中的路子。书中并没有提到“世界文学”，但是书中所谈论的，如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史诗）中展现的相互关系和相似，却的确是“世界文学”。该书可能是这个二十年中东西方比较文学方面最伟大的著作，它表明写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合作是何等重要。迈纳的智囊团是一支囊括了希腊和意大利研究专家、汉学家、印度研究专家和日本研究专家的团队。如果能将更多的来自圣经和埃及以及近东的资料也考虑进这本“非平常之作”并进行评价，它在该领域的作为会更大。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比较文学研究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展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但是注意，据霍斯特·卢蒂哥的观点，“每一个试图建立世界文学经典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42] E·科本向有兴趣致力于“世界文学”研究的人们推荐这样一项更为复杂的任务：“文学翻译理论的历史，文学间影响，文学间接受，中介人和国际文学潮流。”[43]
在那些相信存在“世界文学”的人们中，关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有着不同的意见。科本认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没有“世界文学”，它是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44] 而斯泰因梅茨和G·R·凯瑟相信“世界文学”开始出现的时间更晚一些：19世纪。⑥ 左兰·康斯坦蒂诺维奇（Zoran Konstantinovic）则认为世界文学的黎明从“诗歌诞生自神话”之前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45] 我同意康氏的看法。想想历史上第一批为人们所知的文学：苏美尔文学、埃及文学、古阿卡德文学，和最晚近的，大约有130种甚至更多差异或大或小的（大小或许是一个合理的说法，但是考虑到在有些时代大小取决于文化间交流和理解，这一说法未免苛刻）文学。可以想象“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带出来的文学间性，其种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程度有多么不同。公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之间，世界的文化中心在肥沃的土耳其帝国两端之间，即东方波斯湾附近的乌拉城和尼罗河畔的孟非斯城之间。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在西西里、印度河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丝绸之路时代，在罗马、西安和印度港口之间。现在，世界的文化遍布于五大洲，甚至地球上最小的岛屿。
“世界文学”为研究者提供了数量超乎想象的文学间进程中的不同和相似关系，或许还有仍不为人知的从未涉足过的文学间关系。“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假设是否立得住脚，我们拭目以待。
收稿日期：2007－11－30
注释：
① 参见K·马克思，Fr·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作品集》（Werke）（第4卷），柏林，1964年版，第446页；D·杜里申：《比较文学》，柏林：Akademie－Verlag出版社，1976年重印本，第39页。
② 见该卷中三种语言的版本，D·杜里申和A·Gnisci主编：《地中海文学间共同体》（Ⅱ Mediterraneo.Una rete interletteraria），罗马：Bulzoni Editore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在其意大利文版中，读者可以看到阿古斯蒂诺·维斯科（Agostino Visco）翻译的M·高利克的文章《季奥尼斯·杜里申的著作在西欧的接受》，第215－223页。但是杜里申在中欧和东欧的接受情况在此处没有涉及。
③ 参见D·弗克马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八次会议（布达佩斯，1976）与会者的信。此信发表于Neohelicon（布达佩斯）第5卷，1977年第1期，第283－284页。
④ 参见Adrian Hsia主编：《歌德的浮士德在东方的接受》(Zur Rezeption von Goethes‘Faust’in Ostasien),Bern:Peter Lang出版社，1993年。
⑤ 参见E.Frenzel：《世界文学主题学》（Stoffe der Weltliteratur），斯图加特：Alfred Kroner Verlag出版社，1976年版，第29－32页。德文材料的分析大部分在W.Ch.Schneider：《亚历山大大帝在东方》（Mit Alexander in den Orient），见I.Osterwold和H.Pollig主编的《欧洲想象中的异域世界》（Exotische Welten.Europ
ische Phantasien），斯图加特：Edition Cantz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235页。法文材料的分析见E.TALBOT：《12世纪法国小说中的亚历山大大帝故事研究》（Essai sur la legende d' Alexandre le Grand dans les romans fran
ais du XIIe siècle），巴黎，1950年。
⑥ 参见霍斯特·斯泰因梅茨（Horst Steinmetz）：《文学和历史：四种尝试》，慕尼黑：Iudicium Verlag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G·R·凯瑟：《比较文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达姆施塔特：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出版社，1980年，第11页及第1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