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色定位论文,熙丰党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4-0121-06
冯京(1021-1094)，字当世，宜州龙水(即今广西宜州)人①。由于其生平事迹包括家世、降生、求学、科第、婚姻等诸多方面均颇具传奇色彩，从南宋时起即成为戏曲中的主人公，在宋元南戏剧目中有《冯京三元记》，其改编本留传至今。他在熙宁、元丰年间变法的关键时期，两次担任执政大臣②，累计长达10年之久，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位较为重要的人物。冯京在变法中的角色，虽然说法不同，但学界迄今未作较为具体的考察。本文试图略加探析，旨在深化对熙丰党争问题的认识。
一 所谓“中正不倚”
冯京在熙丰党争中的角色定位，大致有“中正不倚”与“旧党‘赤帜’”两种不同的说法。“中正不倚”之说出自当时人之口，虽然可供参考，但不免含有偏见，很难作为定论。至于偏见的成因，则在于力主此说者不外两种人。
一种是当年的旧党人士，如范祖禹。他在元祐初年任右谏议大夫时，建议冯京再次出任枢密使，其主要理由是：冯京“初与王安石不合，后为吕惠卿所倾，其中正不倚之操，为先帝(指宋神宗)称挹”[1]10340。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宋神宗在冯京重病时，确实曾赐诏褒奖，称“渴想仪形，不忘梦寐”[2]2747。但“中正不倚”并非宋神宗所说，而是范祖禹的一己之见。第二，范祖禹身为旧党党魁司马光的门人、吕公著的女婿，一向认为“王安石之法为非”，主张“修复祖宗旧政”[2]4076，在新党执政的绍圣年间远贬岭南并死于贬所，崇宁年间又名列元祐党籍碑。范祖禹将冯京与新党“不合”、为新党“所倾”视为“中正不倚”，分明是其旧党立场的反映。
另一种是冯京的亲朋故旧，如彭汝砺。他在绍圣年间所作《冯京墓志》称：冯京“自以天子为知己，屹然中立，不肯少自贬损”[3]。应当指出：第一，与范祖禹不同，彭汝砺在熙丰年间的新、旧党争中，态度相当超脱。第二，彭汝砺治平二年(1065)进士第一，冯京当时正担任知贡举。宋代“作碑谀墓”之风盛行，“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4]441，彭汝砺作为门生，称赞其座主冯京“屹然中立”，不免有夸大乃至吹捧之嫌。
“旧党‘赤帜’”之说则出自当代学人之口。有学者认为：“御史中丞冯京为富弼之婿，他反对新法也颇起劲”；其升任参知政事后，更成为旧党“赤帜”[5]。笔者曾采此说：“富弼的女婿冯京反对新法”，是“旧党在朝廷内部的首领”[6]112。包括笔者在内的学人并未对此详加论证，以致此说至今仍待求证。
如所周知，当时确有“赤帜”一说，且出自王安石之口。熙宁三年(1070)初，王安石反对宋神宗重用司马光，主要理由是：司马光“但在高位，即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司马)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1]10765。王安石所谓“赤帜”，分明是就司马光而言，与冯京并不相干。如果冯京果真是旧党“赤帜”，其党魁司马光势必大加赞赏。司马光也确实夸奖过不少人，如他在熙宁四年曾说：“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7]1254。值得注意的是，冯京此时正任执政大臣，但司马光恰恰没有称赞冯京。仅由此人们对冯京系旧党“赤帜”之说也难免产生怀疑。
二 关于“旧党‘赤帜’”
所谓“赤帜”者，领袖人物也，出众的才智和崇高的威望是其必备的条件。司马光作为旧党“赤帜”，其才智与威望在旧党人士中罕有其匹。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云：“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8]82史载：“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天下之望[9]17，“(天下)以公为真宰相”[8]252，“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1]10767；“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10]564。这类不无夸张之嫌的记载较多，不必一一列举。而冯京的才智和威望其实相当有限。学者之所以将他视为旧党“赤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冯京估计过高。其实，他是考场上的高手，政坛内的低能者。
仅就考试而言，冯京确实能力非凡。他在鄂州(治今湖北武昌)获得解元后，皇祐元年(1049)又在省试、殿试中拔得头筹。因其“所试皆第一”，于是“名声走天下”[1]351，人称“冯三元”，博得“三魁天下之儒”[1]76的雅誉。《宋史·论曰》：“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1]10352。此说有误。查《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可知，天圣二年(1024)的省元是吴感，宋庠当时名叫宋郊，仅为殿元即状元。当以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说为是：“孙汉公(即孙何)，淳化三年(992)举进士，自开封至南省、廷试皆第一，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1002)，王沂公(即王曾)青州(今属山东)、南省、廷试皆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审贤③(即杨寘)，皇祐元年冯当世(即冯京)，复皆第一。宋有国二百余年，为三元者止此四人耳”[13]271-272。足见，连中三元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④。
但就政坛而论，冯京的才干很有限。宋神宗“锐意为治”、“事事留心”[14]3046-3047，对臣下了如指掌，他对冯京的总体评价不外乎“平”、“弱”两字。神宗曾说：“(冯)京如何，似平稳”；王安石附和道：“京似平稳”[15]392-395。在另一场合，神宗又说：“京弱”[2]5167-5168。神宗这两句话，很值得玩味。所谓“京似平稳”，尚属中性；“京弱”二字，则显然具有贬义。所谓“弱”者，平庸也，低能也。宋神宗的评论相当中肯，冯京实属“平”、“弱”大臣。下面两“无”，即是其证。
其一，无突出政见。今人所编《全宋文》卷1362收录冯京文章仅11篇，不是例行公事之作，便是不疼不痒之文[16]711-718。人们或许会说，原因在于冯京《潜山集》已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及明人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居然未收录冯京一篇奏议。很清楚，从赵汝愚到黄淮、杨士奇都认为，冯京的奏议质量太差，充数而已，无收录价值。冯京在政坛内，是个多栽花、少种刺，遇到棘手问题绕道走的官僚。如治平三年四月，“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冯京身为翰林学士，理当撰写祝文，但他不愿卷入“濮议”之争——围绕应当如何尊崇宋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而展开的争斗，因此婉言拒绝撰写祝文，理由是：“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2]5048。可见，《宋史·冯京传》所说：“王安石为政，(冯)京论其更张失当，累数千百言”[1]10339，并不可信。难怪御史中丞杨绘将冯京与王珪相提并论，上疏请求宋神宗“指挥冯京、王珪等，令各振其职，无苟且焉”[2]5346-5347。如所周知，王珪绰号“三旨相公”，他只知“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1]10243。而冯京与王珪相似，或可称为“苟且执政”。
其二，无明显政绩。在北宋中期，冯京与人称“阎罗包老”的包拯、外号“铁面御史”的赵抃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冯京的趣闻生活方面居多，而包拯、赵抃的美谈集中在政绩方面，有不少亲民、爱民的故事广为流传，“所至称善，民思不忘”[1]10332。可是《宋史》本传有关冯京政绩的记载相当笼统，无非是“其为郡守，诸县公事至，即历究之”[1]10340云云。恰恰表明，冯京为官一方政绩平平，在朝任职并无建树。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仅有一事略显才干，即平息茂州(治今四川茂汶县凤仪镇)少数民族事变。熙宁九年，冯京在知成都府任上，不滥杀，力争与其首领修好，于是“夷人出大豕，盟，愿世为汉藩”[15]394。处理政事，如果出了差错，冯京会沉痛检讨，以争取主动。如熙宁三年九月，大理寺上奏指责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西南)地方官吏玩忽职守，冯京立即上疏自劾：“臣昨为本路经略使，事无不总，而因循苟简，不能提振，以至上烦圣虑，望蚤降黜。”[16]713宋神宗“优诏释其罪”[2]5247。王安石曾说：“(冯)京在中丞，充位耳”[2]5167；邓绾也称：“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17]53。“充位耳”、“无补益”一类说法虽出自政敌之口，但从上述史实看，并非纯属向壁虚构。
冯京恰恰由于“平”、“弱”，其宦海生涯虽非一帆风顺，但无大起大落，与同时代的高官如王安石、司马光乃至吕惠卿、蔡确、章惇、曾布等人明显不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得意时，皇上言听计从；失意时，则遭贬逐。元丰四年(1081)正月，年逾花甲的冯京被解除枢密使，纯属自愿，应视为荣退。史载：“(冯)京数以疾求解机务”，宋神宗终于批准其请求，并下制褒奖，其中有“始终眷遇，出入显荣”[10]490等语。总之，冯京政绩不突出，但政治地位突出；为官平庸，但仕途平坦。庸官少风险，能臣多坎坷，这在传统时代很常见，不足为奇。然而在人才济济的旧党，冯京这等平庸之辈则很难成为所谓“赤帜”。
三 究竟与谁“为党与”
学者将冯京视为旧党“赤帜”，其主要依据不外三句话。这些片言只语均有待考究。
第一句是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其背景是：熙宁六年秋至次年春，各地久旱不雨。旱灾原本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说法不一。宋神宗就此事询问大臣，王安石否认“天旱更失人心”，冯京则禀报道：“臣亦闻之。”王安石立即指责冯京：“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1]10548考察史料的来源并进而辨别史事的真伪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熙丰史实因《神宗实录》数次反复编修，要加以辨析难度更大。应当指出的是，王安石此言仅见于《宋史》本传，为宋代各种史籍所不载。何况此言与王安石所说冯京“似平稳”、“充位耳”等语显然并不吻合。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究竟哪些士大夫“以(冯)京为归”？“不逞”的含义是不快意、不称心，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应当是指不满新法的旧党人士。果真如此，称冯京为旧党“赤帜”，确实言之凿凿。
第二句是张琥(后改名张璪)所说：“冯京为党与。”其起因是：熙宁七年四月，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疏宋神宗《论新法进流民图》，因擅发马递而受到查处。所谓马递者，传送密急文书的快递也。郑侠此后又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奏称：“(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立异，敢与安石校。请黜惠卿，用京为相。”[2]6207-6208又说：“(冯)京及元绛、孙永、王存四人者，皆仁义人也。”[10]470-471吕惠卿“奏侠谤国，欲置之大辟”。宋神宗还算比较开明，他说：“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之。”[18]323郑侠先编管汀州(今属福建)，后徙英州(治今广东英德)。吕惠卿趁机陷害冯京“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1]10437。神宗无处分冯京之意，“以其枝蔓，有诏趣结绝”[2]6311。迫于来自吕惠卿等人的压力，冯京终于在熙宁八年正月被解除参知政事一职，守本官，知亳州(今属安徽)。这是冯京宦海生涯中遭受的最大挫折，其实在宋代很常见，算不上多大的处分。
冯京究竟与谁“为党与”？即使称冯宗与郑侠“为党与”，也并非确切无疑。据史书记载，宋神宗问冯京：“卿识郑侠否？”冯京的回答是：“臣素不之识。”张琥指责冯京“尝从(郑)侠借书画，遗之钱米”，但“取当世(即冯京)门历，阅视宾客，无(郑)侠名”[18]322。何况郑侠虽系治平四年进士，但不过选入即幕职州县官，仅一“区区小官”[1]10437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人们难免会怀疑元绛、孙永、王存与冯京“为党与”，原因在于他们同时被郑侠称赞为“仁义人”。可是，这四人“为党与”不仅无蛛丝马迹可寻，而且其政见各不相同，并非都是所谓旧党人士。其中，王存大体可以视为旧党的人，他名列元祐党籍碑，主要在于元祐年间出任尚书右丞、左丞等要职，但其政见并不偏激，宋神宗认为其“忠实无党”。王存后来在旧党执政期间，既维护元丰官制改革，又主张继续施行保甲法，并反对迫害新党，认为：“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1]10871-10873。而孙永在党争中，态度相当超脱。宋神宗时，曾知开封府。他肯定青苗、助役“法诚善”，认为其弊病在于“强民出息输钱代徭，不能无重敛之患”，他反对市易法，仅仅因为其“立法未尽”。《宋史·论曰》：“孙永之为人，庶得其中焉。”[1]10901-10903至于元绛则是标准的新党，绝非旧党人士。他在熙宁、元丰年间，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三司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力主新法而备受攻击，诸如“谄事王安石”[1]10907，“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1]10522等等。由上所述足见，所谓“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之说很难令人置信。
第三句是王安石所说：“盖(冯)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2]5167这一激愤之词仅见于李焘《长编》，为王安石《文集》及各种文献所不载。陈襄、刘攽虽然属于旧党人士，但他们如何与冯京结党，不仅查无实据，而且有其反证。《宋史·陈襄传》载：宋神宗“尝访人材之可用者，(陈)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并特别强调：“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1]10422如果陈襄真是冯京的“心腹肾肠”，为什么他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皇上近前将冯京盛赞为“股肱心膂之臣”呢？从中还可看出，旧党当时的“赤帜”是司马光乃至韩维、吕公著，冯京并不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陈襄、刘攽而已”一语，所谓“而已”者仅止于此、不过如此之意也，假若此言确系王安石所说，恰恰是藐视冯京“党与”极少，太可怜，不在话下。
四 确属“争而不力”
大凡旧党要员，在宋徽宗崇宁年间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中几乎都有名讳。而冯京这位经历熙丰变法及元祐更化全过程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竟碑上无名。如果是因为他早逝，那么在他之前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范百禄等人无一幸免。于是，岂止“赤帜”之说，就连冯京是否属于旧党，也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冯京确实是旧党中坚、宰相富弼的女婿，他在其夫人王氏去世后，娶富弼长女为妻，富氏去世后，又娶其妹为妻，因此，有前富、后富夫人之称，“两娶相家之女”[12]76之说。其实，冯京的前富氏夫人在世时，富弼尚未拜相，仅官至枢密副使，因此严格说来，冯京仅“一娶相女”[19]173-174。富弼在熙宁二年，因反对新法而罢相以后，对政坛的实际影响大大减小。何况冯京对于富弼，未必事事依从。如嘉祐末年，冯京知开封府，富弼要他去拜访韩琦，他颇有理由地回答道：“公(指韩琦)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1]10339，并因而受到某些史书称赞。
冯京在变法中的角色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显然不能主要依据他是富弼的女婿就贸然下结论，而应当重在他本人的理念和作为。南宋史家吕中指出：“当(王)安石变法之时，……力与之争者，唐介也。争而不力者，赵抃、冯京也。”[20]360此说从前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相当中肯。冯京在变法中的表现，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冯京确实反对新法。史载：冯京“数与安石论辨”[1]10339；与吕惠卿“议事，亦多矛盾”[17]53。但应作具体分析，他所反对的主要是免役法和保甲法。冯京说：“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他反对免役法，并无充足理由。宋神宗的反驳很有力：“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2]5370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最终目的是以府兵制逐渐代替募兵制。冯京反对保甲法，理由相当充足。正如苏轼所说：“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1]10811募兵制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社会进步的表现，保甲法从根本上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之举。此外，冯京还反对罢制科：“汉唐以来，豪杰多从此出。”吕惠卿反驳道：“制科止于记诵，非义理之学”；“进士已试策，与制科策无异”，宋神宗“乃诏罢之”[21]466。至于淤田，即用水将淤泥引入农田，以提高耕地肥力。宋神宗“令取一方土，如面，厚尺余”，冯京反对的理由是“淤田如饼薄”[2]5423，仅仅因为淤田在某些地方是一项敷衍塞责的工程就断然否定，理由欠充足。
其次，冯京的态度并不算偏激。司马光的信条大体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也”[8]252，文彦博也认为“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2]5370。与司马光等人不尽相同，冯京并不一概否定新法，主张适度肯定新法，“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但当开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则天下受赐矣”[22]604，其态度相当理性。冯京与王安石之争一定程度上是轻重缓急之争。冯京对宋神宗说：“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王安石当面反驳：“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2]5359冯京说：“此等事不宜仓卒。”王安石回答：“因循至今，所以不免仓卒。”[2]6110
再次，冯京是王安石尚可接受的人物。有学者说：“王安石屡次提出要将他(指冯京)罢黜，宋神宗反‘以为可用’”[5]，并不完全是事实。由于冯京毕竟是旧党中人，“王安石恶(冯)京”[2]6624，此言不假。在王安石的私人书信中，有“无使齐年知”一语，“齐年者，冯京也。安石、京皆生于辛酉，故谓齐年”[23]359。可见，王安石与冯京隔阂较深，对冯京戒备颇严。但冯京先任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宋神宗都同王安石商量，并取得其赞同。熙宁三年，宋神宗曾对王安石说：“京疏极谬，朕历与诘，难遽服。其非若不为人所惑，亦可用。”并问：“京何如？似平稳。”王安石回答道：“京似平稳，然烛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所谓“为人所惑”、“烛理不明”、“不能自守”云云，换言之，即立场欠坚定。后来，神宗又问：“令作枢密副使，如何？”王安石予以肯定：“欲用之，何不可！”[15]393于是，冯京在当年七月，出任枢密副使。神宗“欲并用(冯)京及(司马)光”，王安石说：“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议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议有宗主，事无可为者。”神宗又问：“京弱，并用光，何如？”王安石坚决反对：“比京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10]413可见，冯京并非旧党“宗主”，其“宗主”乃司马光也。王安石不仅反对司马光，而且排斥自己的儿女亲家吴充。神宗“初欲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曰：‘充与臣有亲嫌。’上以为无害。安石曰：‘充岂能忘形迹，若论议之间，顾形迹则害国事’。”冯京因而在当年九月取代吴充，任参知政事。史载：“充性谨密，在两府数乗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23]278可见，王安石之所以不认同吴充，避嫌不是主要原因，政见不同才是其要害。至于王安石何以尚可接受冯京，其主要缘故在于冯京无坚定立场，能力又较弱，不偏激，不碍事。冯京身为执政大臣，并无多大建树与作为。史载：“(曾)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王安石)即行。时，冯当世(即冯京)、王禹玉(即王珪)并参政。或曰：‘当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勅出，令押字耳。’”[24]144冯京例行公事，“押字”而已。难怪当时人指责：“京在政府，曾无补益。”[2]6624又说：“若夫冯京、王珪，同列预政，皆依违自固，不扶颠持危，虽心悟其非，而无所救正，己之进退，又媕婀而不决，皆非所谓辅臣之体。”[7]1268还说：“冯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21]455-456而王安石则称：“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叛而复附，或出或入。”[25]287-288其实，冯京与当时大多数大臣一样，大致属于“或出或入”者，并非态度“偏执”的旧党。
五 亲属“趋向各异”
关于熙丰党争，从南宋以来，人们往往一概认为新党邪、旧党正，新法恶、旧法善。到20世纪中期，这一传统的思维定势终于被突破。然而无形之中形成了若干思维模式，诸如新党进步、旧党保守，新法应行、旧法当废等等。上世纪晚期以后，这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方式明显改善。以冯京而论，就其政见来说，他固然大体属于旧党，但很难说他是个保守分子。冯京反对某些新法，对与错、有理与无理，兼而有之，不可一概而论。熙丰党争错综复杂，以下三点似乎值得进一步注意。
第一，亲属并非一概同党。宋神宗与其不少亲属便政见不同，他的嫡祖母宋仁宗曹皇后、生身母宋英宗高皇后、同母弟吴王赵颢都认为：“王安石变法乱天下”[15]373。此外，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韩绛与其弟韩维、曾布与其弟曾肇均政见相左。南宋名士洪迈说：“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26]454“小人”、“善类”、“邪正”云云，分明是其传统思维定势的体现，观点不足取，但所说兄弟政见不同则是实情。凡此种种，研究者们均耳熟能详。可是，但凡亲属即政见相同，仍然大有成为思维定势之势。比如因为冯京是富弼的女婿，就断言他必属旧党无疑，并且态度一定偏激，即是一例。如前所述，冯京无非是个相当理性的旧党人士而已。如果说冯京与其岳父富弼政见大体相同，那么在冯京的女婿、孙女婿当中，则有与其政见相左者。如蔡懋(原名蔡渭)就与丈人冯京政见不同，实属新党中坚，他在宣和年间既谄事蔡京兄弟父子，又巴结宦官梁师成，累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其亲属“为侍从、为郎、为监司，一门贵震当世””[10]825。朱谔(原名朱绂)也与太岳父冯京政见迥异，他献媚蔡京，“趋走其门”[1]11114，大观年间曾任尚书右丞。可见，在北宋中后期，亲属政治“趋向各异”，分属新、旧两党的现象并不少见。
第二，两党并非水火不相容。按照学界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冯京作为旧党，与新党人士必势不两立，与旧党中人理当亲密无间。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冯京与王安石至少能对话，甚至还可在极小范围内密谈。如熙宁五年底，“王安石以病谒告弥旬，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宋神宗“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22]597。仅就此而言，对于王安石来说，冯京的话似乎比神宗更有效。冯京与旧党中人，并非无争论。史载：元丰三年，“冯当世、孙和甫(即孙固)、吕晦叔(即吕公著)、薛师正(即薛向)同在枢府，三人屡于上前争论，晦叔独默不言。既而，上顾问之，晦叔方为之开析可否，语简而当，上尝纳之”[18]286。在当时枢密院的四名长官中，可谓旧党压倒新党，除薛向一人可称新党中人，其他三位都是旧党人士，然而他们三人之间争论仍然相当频繁和激烈。御史中丞吕诲作为旧党人士，既猛烈抨击新党党魁王安石，又高调弹劾旧党中人冯京。《实录·冯文简公京传》载：冯京“为御史吕诲所劾，且论：‘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实贪畏也”[15]393。种种迹象表明，冯京和当时不少大臣一样，朋党偏见并不太深。范祖禹、彭汝砺称赞冯京“中立不倚”，并非纯属信口开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熙宁执政、元丰宰相蔡确可谓标准的新党中坚，但冯京次女居然许配蔡确之子蔡懋。人们对此不免很不理解，时任右谏议大夫的范祖禹解释道：“京虽有女嫁蔡确，然趋向各异。”并称：“文彦博亦与蔡确为婚姻，吴充亦与王安石为亲家，何尝相党？若趋向皆同，纵不为亲，自是党也。”[2]4053足见，虽然政治“趋向各异”，并不影响双方联姻。据此，邓小南教授指出：“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与人际关系，并不像重在政治事件的史籍所显示的那样紧张。即便在‘党争’气氛日益严重的北宋中后期，新旧交往亦非罕见。”[19]185这一论断相当精到，理应引起学界重视。
第三，士大夫并非非新即旧。熙丰党争的研究者往往总想开列两张较为准确的新、旧两党人士名单，然因新、旧两党壁垒并不特别分明而难度较大。其实，当时人早已开列过这类名单，但没有一份是准确无误的。就旧党人士名单来说，以崇宁三年(1104)六月颁布天下的元祐党籍碑最为有名，但错谬乃至荒唐之处也最多[27]246-260早在宣和年间，碑上有名的当事人刘安世就说：元祐之党“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28]1692。南宋时，费衮进一步指出：“盖绍圣初，章子厚(即章惇)、蔡京、(蔡)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忠贤，七十八人⑤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蔡)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党者，盖十六七也。”[29]27王明清也说：“但与元长(即蔡京)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30]65这些说法或许言过其实，但碑上有名的章惇、曾布、张商英分明是相当标准的新党。就新党人士名单来说，左谏议大夫梁焘在元祐年间曾开列。这份名单分为两部分：“蔡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10]537。这张名单的问题同样相当明显。如曾肇，前文已论及，洪迈便认为，他与乃兄曾布政见不同，并非新党人士。曾肇既被梁焘列入新党，又被蔡京列为旧党，或许恰恰表明他在新旧党争中态度比较超脱。再如王安礼，其政见介乎其兄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之间，只怕不能将他视为新党。《宋史·论曰》：“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昵(吕)惠卿而安国折之。”[1]10558谏官指责彭汝砺为蔡确党羽，当时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英宗高皇后反驳道：“汝砺岂党(蔡)确者！”[2]10975梁焘将他列入王安石亲党，同样不确切。关于“新旧之政”，彭汝励的主张是“政无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15]228，并以此立身行事。他在《冯京墓志》中盛赞冯京“屹然中立”[3]，很大程度是按照自己的志趣和面貌来塑造自己已故的座主。至于陆佃，罗家祥教授颇有依据地认为，他是“真正置身于两党之外的官员”[27]226。此外，熙丰之际曾任宰相的吴充，与王安石同中有异，与司马光异中有同，号称“中立无与”[3]10240，是一位较为理性的新党人士。而官至给事中的程师孟，则“累领剧镇”[3]10662，远离朝廷，置身于党争漩涡之外。由于政见比较接近，冯京与这类官员的关系相当融洽。他《赐宴史院和首相吴公(指吴充)原韵》诗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30]55对吴充可谓敬重有加。冯京对程师孟亦赞不绝口，其《送程给事(指程师孟)知越州》诗云：“才毫无地展经纶，白首归来万里身。持节气凌沙漠使，怀章荣动会稽人。”[3]6796可见，熙丰年间的士大夫并非非此即彼，非新即旧。如前面谈到的孙永“议论常持平”，“庶得其中焉”，很难将他列入两党之中任何一党。其实，新、旧两党的中坚人士固然应当研究，像彭汝砺一类的游离于两党之外的中间人物同样值得探讨⑥，如此方有助于接近熙丰党争的真相，并揭示其复杂性。
注释：
①李贤等编《明一统志》卷84《庆远府》载：“冯京，宜之龙水(今广西宜州)人，从其父游，寓籍江夏(今湖北武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总第473册，第761页)而《宋史》卷317《冯京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38页)称：“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则误，江夏仅是其寄居应考之地。
②冯京两次官至执政大臣，第一次自熙宁三年(1070)七月至熙宁八年正月，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第二次为熙宁九年十月至元丰四年(1081)正月，先知枢密院事，后任枢密使。
③“杨审贤”原作“杨审言”，误，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宋史》卷443《文苑传五·孙唐卿传》附《杨寘传》载：“杨寘，字审贤”(第13100页)。
④所谓“连中三元”，通常是就进士科而言，不包含明经科。《宋史》卷342《王岩叟传》载：“(仁宗)初置明经科，岩叟年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第10891页)，有学者认为王岩叟“连中三元”，不确。
⑤“七十八人”，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作“七十三人”。
⑥罗家祥在《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一书中以陆佃为例，颇有见地地指出：“还有一些真正置身于两党之外的官员”(第226页)。彭汝砺乃至曾肇、孙永只怕也应当属于这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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