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日本国土总面积同我国云南省相当。在这样一片面积不大、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屿上建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是不断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从1950年到1995年的45年间，日本每平方公里国土生产的GNP增大了117倍，成为世界上经济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经济集约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既有客观因素的制约，更有主观上的努力。该文着重探讨了战后日本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形成原因，并指出了其中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于1966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在此后的20多年里，日本经济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和日元数次大幅度升值的打击。尽管如此，直到1990年，日本的实际GNP仍保持了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经济技术实力明显增强。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1992—1994年，经济增长连续3年不足1%。但这只是增长的停顿和减慢，而不是经济总体实力的衰退。从日本与美国的名义GNP比值来看，1974年为1∶3.2，1984年为1∶3.0，到1994年缩小到了1∶1.5。1994年，日本和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29，244美元和23，063美元，日本比美国高出26.8%。1995年，日本对外贸易盈余额为1348.2亿美元，美国则有1110.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到1995年末，美国的外汇储备为884亿美元，日本则高达1845.1亿美元[①a]，居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
日本的人口略多于我国的四川省，国土总面积与云南省相当，没有多少值得开采的工矿业资源。日本能够在这样一片面积不大的岛屿上建成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这说明其经济整体的集约化程度是相当高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增长和实现赶超，同不断提高集约化程度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变迁
（一）扩张型经济增长
长期从事侵略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民用工业的发展受到极大抑制和破坏。战败投降后的日本，首先面临的是贫穷和饥饿，吃穿住用皆成问题。物资奇缺的现状刺激企业生产日用消费品，就连战争期间生产飞机大炮的军工企业，也以生产勺子、铲子、锅等度日。总地看，战败初期，日本经济的增长方式是追求温饱型的。
在美国政府的救济和援助下，日本较快地渡过了战败后的艰难期。尽管整体上仍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的生活依然比较贫困，但是不少行业已经转向生产大宗出口商品的数量扩张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是纺织、印染等行业。1949年实行的“道奇路线”，使先行进入数量扩张阶段的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一时期的生产过剩得以缓解。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大量接受美国的军需订货，过剩物资一扫而光，并开足马力进行再生产。这使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从数量扩张转向提高质量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停止了对日本的军需订货。日本的产业界只能靠自己去寻找市场和开拓销路。这时，问题便明确地暴露出来：日本的产品成本高、质量差，难以赢得市场。日本自然资源匮乏，所需能源和绝大部分工业原料靠出口产品换取。对于加工贸易型的日本经济来说，失去市场就等于失去立国之本。从此，日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素质的努力。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日本提高质量的着眼点主要是使产品结实、耐用、适合消费者需要，目的仍是为了更有力地逐鹿于世界市场，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就是说，提高质量的目的是为了更顺利地实现数量的扩大。为此，日本大力推广福特、泰罗生产方式，在能够取得规模效益的钢铁、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家用电器、汽车等行业，建立起大批量生产体制。在提高质量的同时，日本建起了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产生污染的产业结构。笔者称之为物量外延型的经济发展。
（三）从物量的外延发展向知识技术集约型转变
石油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上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使物量外延型的日本产业结构难以为继。从此，日本开始向知识技术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变，努力开发节能技术，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提高单位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从产品特征看，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转变。
日本经济是建立在海外资源基础上的。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石油危机中，处境最不利的是日本。但是，经过这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垮台，反而又增高了一截。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的轿车大量占领作为汽车王国的美国市场。日本之所以能够变不利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迅速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物量的外延发展向知识技术集约型转变。
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以欧美为目标的追赶史。战后的日本经济，仍是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其增长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渗透“总力战”思想的经济增长
“总力战”思想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动员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投入战争。战后，日本虽然抛弃了军事统制型的经济体制，但“总力战”的思想却渗透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主要体现在：1.将经济增长提到国民信仰的高度，实行生产第一、经济至上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国民像投入战争一样投入生产劳动和商业竞争。2.政治家、官僚机构和产业界紧密结合，尽力保护本国市场和民族工业；与此同时，大举进攻海外市场，夺取经济技术，特别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在各个行业都要争当世界第一。3.不断强化企业的生存意识，增强国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抓时间、抢速度。
（二）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日本国内市场规模虽然有限，但是，经济发展却没有因国内市场狭小而受阻，因为它是以世界为市场的。战后，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的方针，这一方针对日本实现经济赶超和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贸易立国”要求日本企业界在产品加工水平上必须“技高一筹”，否则，其产品便难以赢得市场。这促使日本的企业界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大量汲取战后世界科技发明与技术进步的成果，从而加快了日本产业界技术装备现代化的步伐，跟上了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潮流。
第二，“贸易立国”使日本不仅突破了自然资源贫乏对发展现代大工业的制约，并且扩大了选择优质资源的余地，从而保证工业优质原料的获得，如中东的低杂质石油、澳大利亚的高品位铁矿石等。
第三，“贸易立国”的方针使日本突破了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使日本企业在考虑投资规模、生产方向、设备加工能力等问题时，不完全局限于国内市场需求。战后，日本在钢铁、造船、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家用电器、汽车、照相机、电子等行业，建立起远远超出国内市场需求的大批量生产体制。大批量生产体制的建立，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优质产品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助于日本企业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
第四，“贸易立国”战略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和树立国际市场观念。丰田汽车公司就有这样一句口号：“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以世界为市场的观念已经渗透日本的生产体系中。一件电器可以同时适用240伏、220伏、137伏、120伏、110伏的电源，该产品可以出口到使用不同电压的国家。一件商品备有多种文字的说明，为日本产品走向世界提供方便。
为了扩大出口，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诸如制定鼓励出口的外汇使用办法；允许出口厂商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建立出口准备金制度，降低出口厂商的风险负担；允许贸易商结成卡特尔，并允许他们在价格、商品数量和质量方面缔结关于出口以及进口的协定等等。
（三）从产业合理化着手，改善整体经济素质
按照我们的说法，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应从改善企业的素质做起。在日本，企业的绝大部分是私人企业，政府不可能直接插手企业经营。日本政府的做法是从产业（或行业）合理化的角度出发，确立政府审查、认可的权限和范围，以此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发展。
1949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实行“产业合理化”，并先后建立了产业合理化审议会（1949年12月）和产业技术审议会（1950年12月），从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开始，逐个研究各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制定实行合理化的规划与办法，先后发布了《钢铁业合理化方案》（1950年6月22日）、《钢铁及煤炭合理化纲要》（1950年8月18日）、《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3月1日）、《硫胺企业现代化三年计划》（1953年2月7日）、《制铜业合理化三年计划》（1954年10月19日）、《煤炭氮肥业合理化三年计划》（1955年2月21日）、《对机床等15个行业实行合理化的计划》（1956年12月11日）等等[①b]。
（四）通过转变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要提高经济整体的集约化程度，离不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当然，人们不能随意选择产业结构，因为它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但是，人们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又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加速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政策的引导，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日本战后就是这么做的。从战后到80年代末的40多年时间里，日本产业结构经历了3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改变以军需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1945—1955年），在这个过程中，轻工纺织业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第二次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1956—1973年），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立和发展起来，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工业国家。第三次是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1973年以后），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日本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产业结构的每一次转变，都使日本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和整体素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可以说，日本经济素质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实现的。
（五）利用危机，促进转变，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难以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伴随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形成了一个个企业倒闭的高峰期。例如，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的1974年，负债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倒闭数比上年增加了42.4%，达11，681家。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1980年，企业倒闭数比上年增加了11.6%，达17，884家[②b]。从50年代到现在，日本已发生过11次经济危机。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大量企业倒闭。但日本利用危机，引导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变不利为机遇。
在经济陷入危机和萧条期间，日本政府通过组织专家分析经济形势，发表调研报告，利用《经济白皮书》等形式公开发表政府的见解，分析产业发展动向和变化趋势，指出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这些使企业可认清形势，把握产业的发展趋势，对促进企业改善经营、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向高效产业部门转移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经济危机往往成为日本产业结构和经济素质迈上新台阶的契机。例如，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在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了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此后，日本经济确实沿着政府指出的方向发展，成功地利用了石油危机，大大提高了整体经济素质和集约化程度。
三、日本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原因
如果用每平方公里国土生产的GNP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集约化程度，1994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分别为：加拿大531.3万美元，美国7196.7万美元，法国25，957.2万美元，意大利33，788.1万美元，英国42，412.7万美元，联邦德国73，012.7万美元，日本124.344.2万美元。由此可见，日本的经济集约化程度大大高于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就日本本身来看，1950、1960、1970、1980和1995年，每平方公里国土生产的GNP分别为1.1亿日元、4.5亿日元、20.2亿日元、65.8亿日元和130.2亿日元。在45年里，每平方公里国土生产的GNP增大了117倍[①c]。这说明，日本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是相当快的。
日本经济集约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既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主观上的努力。
（一）自然因素
促使日本经济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自然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必须靠不断提高产品加工水平来保持和开拓市场。另一个是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日本国土总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1%，若包括山麓则占75%，可居住面积仅为7.93万平方公里，按可居住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76.7万人。在战略上，日本一直把粮食生产放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考虑。这就是说，在如此有限的可居住面积上，既要保护农业用地，又要解决住宅用地，还要考虑发展工业、交通业等所需要的土地。因此，日本为了在经济整体水平上追赶发达国家，除了不断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外，别无选择。在土地私有制下，有限的土地资源使地价极端昂贵，这也是促使企业和产业界走内涵发展道路和提高集约化程度的客观制约因素。
（二）体制因素与激励机制
战后日本所进行的改革，一方面实现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赋予政府以较宽的权限干预经济活动。日本政府总务厅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1993年，民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须经政府审查认可的事项达11，402项[②c]。
一般而言，日本政府是在了解和把握各个行业的世界先进水平基础上，制定本国产业的发展方向，引导（有时甚至是强制）企业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例如，政府对乙烯最低生产规模的认可标准，1958年为2万吨，1961年为4—6万吨，1963年为10万吨，1967年为30万吨，低于规定标准的政府不予认可。这样就限制了技术水平低、规模效益差的投资。日本经济集约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同这种带有强制性作用的政府干预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日本，同行业的企业之间是竞争对手关系，但是，在一致对外这点上又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的形成与政府的斡旋分不开。例如，日本为了促进超大规模集成电器、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抵御美国电子企业的强大攻势，在政府的撮合下，国内6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计算机公司，协作攻克技术难关，避免研究开发上的重复，实行研究成果共享。结果，日本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技术水平迅速赶了上来。
日本政府还通过减免税、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重要产业更新设备和采用先进技术。例如，对旨在实现产业合理化而购置的机械设备，允许第一年提取相当于设备原值1/2的折旧费；对于试验研究用的机械设备，允许在3年之内提完全部折旧费。在日本，折旧费是从企业应税额中扣除的。就是说，政府宁肯暂时舍弃一部分税收，也要支持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据日本人估计，日本政府“规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的范围约占GDP的40%以上。这说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前述的事例表明，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非仅仅停留在大政方针上，对于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深入、细微的。虽然日本政府管的事情不少，但是其规模并不大。经过战后改革，日本形成了受法律约束的小政府。从50年代到现在，日本政府一直维持着1府12个省（日本政府中的“府”和“省”相当于我国的部级行政机构）的建制，各省下设的专业厅（有的称作委员会，相当于我国的局级行政机构）总共31个。小政府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减轻国民经济的负担；减少政府消耗，从而使更多的财力用于支持产业发展；便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减少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当然，日本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在企业中占主体的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合理化主要靠如下两个方面的力量：1.市场机制的正向激励。简单说来就是优胜劣汰。在日本，有不少的企业衍生出规模更大的新企业，形成了综合性的大企业集团，但也有不少企业被淘汰掉，每年倒闭的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少则几千家，多则2万余家。对于倒闭的企业及其职员来说，这是一种不幸。但是，从经济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经济机体的新陈代谢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加快生产资源向高效益部门的转移，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经济机体也将失去活力。2.法律制度的逆向制约。简而言之，企业的发展只能靠提高技术和经营水平，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去实现。企业之间的生存竞争，只能通过正当的方式进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仅无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走向倒闭。
（三）优秀的劳动力
劳动力是生产诸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劳动力素质愈优良，科学技术成果愈能在生产上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集约化程度愈能迅速提高。
必须指出的是，劳动力素质的优劣，主要不取决于科技方面“尖子人物”的多寡，而是取决于全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尖子人物”虽不多，但其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不逊于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早在100多年前，日本就开始强制实行小学义务教育。战后初期，日本经济虽然陷于瘫痪，但是教育没有停顿。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将教育列为A级（头等重要之意）社会投资。民间重视教育也蔚然成风，日本各类高中的25%、大专院校的78%是民间办的。个人对教育和学历的重视更不待言。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为日本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迅速实现赶超奠定了基础。
（四）企业的“三大法宝”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度，号称日本企业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对企业发展和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的作用，主要在于以下3点：
1.由于职员没有失业的忧虑，因此，在采用新设备、开发新技术问题上，不但没有出现欧美等国所遇到的阻力，反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这无疑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迅速推广和普及。例如，1990年日本拥有的机器人，约是美国和联邦德国总和的4倍[①d]。
2.企业可以放心地在职员的培训和深造方面投资，不必担心职工学成后“跳槽”。
3.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员全身心地效忠于企业，与企业同舟共济。由此才会有真正的全员质量管理，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向企业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五）社会保险制度与价值观念
现在，我们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由于我国的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所以，本应倒闭的企业也难以倒闭。这就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与企业倒闭的关系问题。
从日本情况来看，企业倒闭的历史远早于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在没有建立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前，企业该倒闭的还是倒闭。这就是说，企业倒闭与否，是由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的，同有无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点上，日本的国情与中国大不相同。
从日本人的价值观念来看，很难说失业保险制度能减少他们对企业倒闭和个人出路的忧虑。其原因主要在于：1.即使能够顺利找到再就业的机会，工龄不能连续计算，仍然会造成个人收入上的损失；2.领取失业保险金，是在吃国民交纳的税金，对于个人来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3.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将领取社会保险金者视为缺乏自立能力，养活不了自己的弱者。因此，领取失业保险金有损个人形象。
由于日本社会的上述价值观念，因此，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更受重视的是促进再就业制度。由日本政府出资建立的“雇佣促进事业团”，是专门从事职业再培训，为需要再就业者提供帮助的机构。重视再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劳动力资源向高效生产部门的转移，从而有利于经济素质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注释：
①a [日]《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6年第5期，统计篇第23、49、63页。
①b [日]通商产业省编《通商产业者30年志》（通商产业调查会1979年5月25日发行本），第136—197页。
②b [日]东洋经济周刊编发《经济统计年鉴》1985年版，第175页。
①c 根据[日]经济企划厅编发《国民经济计算年报》相关年度版，《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6年第5期，统计篇第3页资料计算。
②c [日]总务厅编《推行放松“规则”的现状》，大藏省印刷局1995年8月15日出版，第14页。
①d [日]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编《以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1992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