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文文学(这里专指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到现在已历时20年，取得了令人惊喜的 成绩。迄今为止，已经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学术专著，尤其是随着一批诸如 “香港文学史”、“台湾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出版，更是使得我们的这一 新兴研究领域越来越逼近标准的“学科”殿堂。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所有 这一切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华文文学研究所获得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量的积累，而在 具有普适性学术理念的营造上并无重要意义。这便意味着，止于目前的华文文学研究的 收成，并不能够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推动，华文文学研究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 境。
那么，使华文文学研究体现为仅仅是量的意义上的积累并使其原地徘徊、停滞不前的 原因是什么呢?就任何自成系统的科类研究而言，在各种具体形态上完全不同的操作过 程背后，总有一个统一的、基础性的观念在维系该科类研究的系统性，并且，此一基础 性观念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相关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认为，华文文学研究现状堪忧、缺乏进一步发展之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科类研 究在基础性观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在我们看来，支撑目前全部华文文学研究活动的基础性观念是“语种的华文文学”。 而这种“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常识化的观念，它过多地注重了华文文 学作为文学现象的外部情况，即，它过分地强调了后者的语言学表象，从而绕过了对其 内在的本质属性的追问。这有悖于追求深度、向着研究对象本身内部掘进的学术研究之 天性，从而必然造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困境。下面，我们将对“语种的华文文学”这种 观念作一个简要的评述，之后再谈谈我们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的基本思路 。
目前看来，关于华文文学的任何一种研究，不管是批评的、理论的，还是欣赏的，不 管它按照通常的标准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都未曾超越“语种的华文文学”这种观念。 “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事实上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无所不在的思维陷阱和阻碍探研进 步的常识化了的障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种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只注重作为思 索对象的华文文学的外部表象，即它的操作性工具——汉语言的特征，而对散播于世界 各地的、文化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则不闻不问。而另一方面，我们同 时也发现，这种观念所攫取的语言学特征——即文本的汉语言表象——并不是某种纯净 的客观存在，而是包含了太多的“文化期许”，即是说，文本的汉语言表象被注入了诸 多非关学术研究的主观意愿。我们称华文文学研究的这种情态为“族群主义”。“语种 的华文文学”之“语种”就其在当下思维中的语义作用论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判别标准， 它是语言之种类与民族主义合谋的结果。这也等于说，当下研究思维中的(华文文本的) “汉语言”并不是原本的、天然的理论叙事元点，而是被在无意识之中加工改造过的东 西了；它被灌入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这种情况下，华文文学的语言表象 被不恰当地强化了，情绪化了，具有了浓重的、不甚友好的族群主义味道。事实上，多 年来在我们这一行中所常常出现的、为不少海外华文作家所诟病而又渐渐为我们有些研 究者所意识到的批评过程中的“误读”，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这种“语种的” “元归属”意识息息相关。
“语种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是最近几年提出来的。近几年来，华文文学 研究企图超越以往的低浅层次，在文化战略的高度上对研究活动进行重新规划，以期建 树具有世界意义的华文文学概念。于是，“语种的华文文学”作为明确的口号出现了。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点：“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并不是一种新事物。此前的 华文文学研究，虽然没有“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口号的引领，但它之作为一种基础性 观念是始终存在的，并始终在后台指引、规范着全体研究活动。语言之种类，是一种常 识，正是这个常识造就了过去全部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立场和批评视角。“语种的华文 文学”不是一种新概念，而只不过是将上述通常情况表述为一个“专有名词”而已。由 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止于目前的全部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语种的华文文学” 观念下进行的。
理解上述这一点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评价这种观念笼罩之下的“语言”，如何评 价全体研究对文本汉语言表象所持的文化理想主义态度。我们注意到，它(“语种的华 文文学”观念)的“语言”绝不是研究对象的某种客观主义的属性，而是具有族群主义 意味的东西；不是纯洁的、干净的客观存在，而是被加工、改造过的东西，是华文文学 的语言学表象与文化民族主义心理相混合的结果。
截至目前的华文文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作两类，“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在这两类研究 中有如下不同的体现：
在第一类研究中，“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保持对整个研究思维过程的最高控制权， 它规定研究过程的走向从而到达一定结论，但它并不明确体现为特定的说辞，整个思维 现场也没有明确的语种意识。在这种状态中，汉语言表象作为一种不容怀疑的“信念” 始终支撑整个研究活动，研究思维从汉语言表象开始，虽然运作的具体方式不同，但最 终都在汉语言表象这个归宿点上结论为特定的理论观点。说它是“信念”是因为，这种 状态中的汉语言表象是混合了文化民族主义意蕴的，属于某种被营造的东西，就其实质 而言，它是民族主义文化基底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这类研究属于大众化研究 。
而在另一类研究中，“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则有完全不同的体现。这类研究多半立 意较高，视野广阔，民族利益、文化远景尽收眼底，往往给人一种博大、深远之印象。 在这类研究中，“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当然也是整个研究思维的根本依托，既是起点 也是终点，而且，这种观念体现为个性成熟的概念，直接参与思维运作。这种情况下， “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再是某种未被明确出来的、躲在背后起作用的思想形态，而是一 个有着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直接引领研究思维到达特定的、符合文化民族主义原 则的结论。一般说来，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追求，而它的 外延则是一个被幻想出来的广大无边的汉语言世界。这个世界既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象 ，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民族主义辉煌。正是后一方面，才是研究活动的 真正兴趣所在。很显然，理论追问方向既然未能指向华文文学存在本身，华文文学的本 质属性便不得昭示，华文文学的自身存在也就始终得不到确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 模式中，我们发现，华文文学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沦落为研究活动的某种单纯的操 作对象了。
相应于上述两类研究，我们主要收获了两类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将简单地检阅一下这 两类成果。我们的目的是要看一看“语种的华文文学”这种观念作为基础性观念的局限 性，希图找寻造成华文文学研究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否定某一研究者个人甚或 包括笔者在内的现有研究群体的既有工作成绩。在大众化批评方面，我们收获的主要是 作品赏析、作家简论、文本比较研究以及“感想式的”文学现象述评等；这算是第一类 成果。这类成果之被算作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收成，主要之点在于，它们都无一例外地 在最起码的意义上体现了“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倘若抛开文本对象的“汉语言”的 规定性，那么，这类研究文字就会无法规类，就会成为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字 。很显然，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文字对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缺乏起码的认识，研究过程 中不能体现华文文学自身的特质。因此，如果没有“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作为其背后 的思想基础，那么这类文字将成为无特征的文字，说它是对华文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它 是对别的什么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这一方面说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对于这类研 究来说非常重要，这种观念使得这类文字具有了最起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尤 其关键的是，我必须认识到，正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使这类研究停留在初浅层 次上，使它满足于只对华文文学的外部情况做判断。另外，应该顺便提到的是，令我们 每个人都为之感到尴尬的所谓“友情批评”也属于这类研究。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努 力于寻求突破，既有的研究力量力求深入，后续的研究力量着眼于研究对象整体，第一 类研究被超越了，于是我们收获了另一类研究成果。配合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和文 化多元化呼声，这类研究主要用心于华文文学研究总体构思，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对华文 文学存在进行新一轮诠释。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华文文学总论、研究前景展望、文化战略 构想等理论文字中。这类成果在体格上虽有诸多不同，但在这样一点上是一致的，即， 华文文学的汉语言表象是一切理论作业的第一前提，任何推论均在此一前提下展开，而 研究结论则是对该前提的重申。这类研究集中体现了“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并将其 发挥成明确的理论方向。然而相关研究成果体格上的宏大并不表明它对华文文学的思考 发生了任何的质的根本性变化，而只是文化民族主义梦想的膨胀。很显然，“语种的华 文文学”观念把华文文学研究引到了偏离本在目的的歧路上。也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 为着超越“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的桎梏，寻找推动华文文学研究继续深入的动力源， 我们认为，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样一种全新的观念，或许是更为符合当下华文文 学研究的策略选择。
对于前者来说，“文化的华文文学”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它不但抛弃研究活动中不被 觉知的族群主义“阴谋”，而且完全放弃对华文文学语言学种族属性的强调和理论建构 ，转而对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自身统一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入的思索和研讨。需 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认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名称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通过语言的符号学作用，“文化的华文文学”能够把体现为华文文学研究活动的思想过 程导向一个别样的、新的领域，从而使华文文学获得与以往不同的诠释学待遇。
在华文文学的自身独立性这个根本点上，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相比较，“文化 的华文文学”观念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作为统一的、有一贯精神的 文化学现象，华文文学的存在除了其作为操作性工具的汉语言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存在 的自足体。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某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本完 全在华文文学本身。这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华文文学的存在自然地处在普遍的文化 联系之中，但从这种联系之中推演出来的任何命题，不管它在样貌上多么富有普遍意义 并富有说服力，都是派生的、亚层次的。这里需着重例举的是，我们知道，东南亚华文 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之间有着某种似乎恒定不变的因果关 系，通常人们会认为，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文教育、 华文文艺写作繁荣。在我们看来，这依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推理；这种相互关联只属 于华文文学存在的外部情况。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下，严格说来，华文文学的独 立自足性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整个地对后者构成否定。就 其具体过程而言，它对后者的否定是通过如下程序完成的：以无限制地建设华文文学的 语言学表象特征褫夺其内在本质，将其“自身”消化为零，进而将华文文学的存在切割 分块摊派给各种各样的外部联系。更糟糕的是，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看来，华文 文学根本没有前后一贯、各方统一的“自身”，而只不过是一种无边无际的量的集合， 这个无限广大的量集合没有内在灵魂，始终飘忽不定，随外在条件消长起伏，其存在的 最终理由和根据或者被归于辉煌伟大的中国文化，或者被中西两种文化争夺撕扯。这种 情况下，不但华文文学创作本身始终是他属的，创作的尊严得自遥远的母国文化的恩赐 ，而且，驻身在创作主体背后的个体生命也成了文化冲撞过程的标示符号了——这是极 端残酷的理论思维。
“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语种的华文文学” 观念看来，华文文学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首先将华文文 学作为文化学存在的本质内涵托付给华文文本的(传统)语言学表象，进而凭借汉语言与 中国文化之间的常识性联系，将华文文学存在的自身独立性最终交给中国文化，这样， 华文文学事实上成了后者的附庸了。这种情况下，华文文学的某些文本片断以及相关的 叙事学现象例如乡愁、寻根等只要符合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论理逻辑，就会被强化成至高 无上的批评标准，同时加以宣扬、鼓吹。在我们的批评中，乡愁、寻根等几乎泛滥成灾 ，已经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大“品牌”，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同时更严重的情况还在 于，由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缺乏符合自我原则的批评标准和理论立场，致使整个华文 文学研究沦落为按照文化民族主义的口味在华文文学中寻找对应的、气味相投的文本段 落的极为琐屑的活动了。鉴于此，我们认为，为了使华文文学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我们 必须放弃“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走向“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从一个全新的视角 、坚守内在性原则重新诠释华文文学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意义。
我们认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海外华人生活是一种别样的、新型的、又自成一体的生 存形态，是现像于普遍的文化视域中的、近代以来新出现的、具有自身体格的人生形式 。关于这种人生形式，不管理论活动怎样地将其分析成本土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抑或异 域别种文化蔑视下的边缘生存，我们都不能否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属于生命本来 就有的一种可能性。由于这种人生形式具有文化的不确定性，在生存形态上具有漂泊不 定、社会身份变动不居等特征，所以往往会被研究理智误认为没有“自身”，并进而将 其分割得七零八落分派给各个种类的文化。在我们看来，这种看上去没有文化着落的生 存形态从本质上讲乃是生命自我展开的样式，生命的独立自足性决定了这种人生形式的 内在统一性。海外华人生活作为自成系统的生存形态和自有体格的人生形式，其最主要 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它拥有自己独特而又个性成熟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便是，华文 文学!我们以为，通过这样一条超越之路，我们有可能真正找到华文文学作为普遍有效 的文化学现象的存在根据，即，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 据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观念。与过去“语种的华文文学”一统天 下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文化的华文文学”这种观念看来，华文文学的语言学表象不 再是最重要的了，在理论作业中它被淡化成了思维运作的背景：古色古香的方块字固然 是美丽的、亲切的，而方块字背后的灵魂(生命)更是奇迹，因而，它毫不犹豫地抛弃“ 语种的华文文学”以作定义的方式(“用汉语写作的”云云)把握华文文学的做法，转而 对华文文学进行概念式的把握，这时，作为研究活动之对象的文本主要地也不再是由汉 字构筑的文体造型，而是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文化、生存，以 及文化学视域内的喜怒哀乐。华文文学创作，纵然写的是流浪异域的艰难困苦，写的是 思乡恋母的百年情结，写的是归心似箭的游子情怀，写的是郁结累累的边缘化遭遇…… 不管写的是什么，在本质上，写的都是以那样一种生存形态获得展现的生命的丰富多彩 ；华文文学创作，不管它与中国文学怎样相像，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联系，不管它怎样 地被边缘化，它都是它自己，它有美丽而充实的“自身”。我们不必再为华文文学寻找 家园，它的家园就是它自己。让我们的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 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状态的关注上。这，就是我们 所属意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要义之所在!
在被理论地诠释为独立自足的存在的情况下，华文文学将自行展示出其本身的丰富多 彩，也将提示研究活动以无限多的追问可能性，对于批评、理论思维来说，它将不再是 被抛却于远方处在文化间受夹板子气的文化弃儿，批评、理论思维借以发挥光荣伟大的 文化母爱。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概念不但不损害研究活动对于广泛的、普遍的文化联系 的兴趣，而且会使对这种联系的思索和追问更富有理论创造性和批评新意，与此同时， 华文文学现实本身包含着的关于人的生存论消息和存在论消息也将被沉思的研究活动揭 示出来。
最后，有必要加以甄别的是，“文化的华文文学”与对华文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之间的 区别。文化批评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很受欢迎的批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颇具理 论深度的批评模式，但它跟“文化的华文文学”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范畴。质实而言 ，文化批评终究只是某(些)种方法，对于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建设来说，它只是一块比 较好的砌材。另外，在“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掌控整个华文文学研究的情况下，文化 批评多半是文化民族主义心情渗透理论、批评活动的手段和途径，而在“文化的华文文 学”观念下，这种情况将被彻底地否定和弃绝。“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将对运用于华 文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方法进行修改，而且这种修改是根本意义上的；修改之后的文化 批评方法不再是为华文文学寻找文化家园的某种“诱导程序”，情况毋宁是这样：它站 在某种文化学理论的立场上，按照所属理论范畴的内在要求，对华文文学的各种叙事学 现象进行客观、稳妥的理论描述。
有别于文化学批评的操作性性质，“文化的华文文学”则是一种基础性观念，它是对 研究客体的本体属性的尊重，是对华文文学作为自身独立的、自成一体的文学现象的本 质属性的一个陈述，或者说，作为一种词语形式，它的基本作用是，对华文文学的独立 自足性加以理论确认，以便把华文文学文本从当前让人尴尬的批评态度之中解放出来， 使华文文学最终被诠释为现代文明的某种不可忽视的叙事学源泉。基于这一理论认知， 文化学批评完全可以作为“文化的华文文学”中的一种不错的批评方法继续加以广泛运 用。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批评本身拥有丰富的理论潜能，它可以对华文文学进行各种 富有新意的追问。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方法，文化学批评不可能是基础性 的；即使它在通常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某种“元批评模式”，是多种批评方法的总相， 它也仍然不是基础性的，它所属的基础性观念乃是关于存在的某种文化学理论。作为基 础性观念，“文化的华文文学”不但意味着华文文学研究方法的提升与更新，而且从根 本上讲，它可能预示着一个方法论体系的诞生。
大家或许也注意到了，这篇小文在行文语气上可能存在着某些过于偏激的弊病，但是 我们绝对没有执意与谁过不去的偏狭心态。用“爱之深，责之切”或许更能体现我们这 一阶段以来对整个学科发展的思考过程的两难心态。作为忝列于这一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是在借用当下流行的诸种“批评武器”仍深感困顿迷惑之余而进行十分痛苦的思 索的。事实上，本文中所指陈的本学科迄今为止的局限和不足，也同样清楚明白地存在 于我们自己过往的批评实践中(甚至也可能包括以后，因为这实在是一种难以挣脱的习 惯力量)!笔者无力实际也不可能在这篇小文中提出或构建什么方法论体系，充其量也只 是提出一个希望引起注意的论题，权作引玉之砖，如能引起诸位同行方家的注意与批评 ，则幸莫大焉!
原载2002年2月26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