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伊斯兰主义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又作大伊斯兰主义，是近代以来的一股宗教政治思潮，又是一场连绵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当今世界，随着科学发展、文明进步，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宗教，其影响和作用普遍地消退，但是，从北非大西洋沿岸向东一直延伸到南太平洋拥有最大多数穆斯林的地区，伊斯兰教反而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活跃。“泛”者，大而广泛也。泛伊斯兰主义内容包罗万象，因鼓吹者的诉说而异，在“穆斯林大团结”口号下，它与近代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思潮和运动，诸如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亚及其毗邻的中亚一带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区。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政局动荡不已，其中总是能听到、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呼喊和行动。
背景
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一百多年来绵延不绝。作为一股宗教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泛伊斯兰主义当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背景，概括起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伊斯兰精神
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是：信仰真主唯一。皈依信奉者为顺从者，即穆斯林。伊斯兰，是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制度、文化哲学、生活方式。伊斯兰世界是一个以真主为中心的世界、穆斯林的家园。在这个世界里，许多穆斯林自认为是一个超越国界、民族、种族、阶级的共同体。穆斯林兄弟之情谊，即四海之内穆斯林皆兄弟也——至少穆斯林是这样认同的。泛伊斯兰主义创始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口号“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从根本上说，就是源于这种伊斯兰精神。
其二，西方的冲击
伊斯兰兴起后有过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穆斯林大军曾所向披靡，建立过倭马亚、阿拔斯、奥斯曼、帖木耳、莫卧尔等庞大帝国，在新月与十字的宗教战争中伊斯兰的宝剑高高举起。然而，18世纪以来，拿破仑大军登陆埃及，奥斯曼帝国被肢解，英国人在莫卧尔帝国的废墟上建起最大的殖民地，其他大部分地区四分五裂，相继沦为欧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丧失了政治独立和民族尊严。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伊斯兰世界开始受到外来殖民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个被穆斯林史家称为伊斯兰“黑暗时期”的时期，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入侵的反应，也就呼之欲出。
一次大战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走上了亲西方的世俗化道路。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西亚出现了一大批伊斯兰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伊斯兰的影响又步入低谷。然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威信扫地；世俗化的土耳其也失去其独特的魅力；苦难深重的穆斯林，遭遇到新殖民主义裹挟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魔鬼”：贫困、失业、吸毒、色情、暴力、污染等。面对西方严重冲击的反应是回归伊斯兰，新泛伊斯兰主义及各种伊斯兰政治宗教思潮由此再度崛起。
其三，伊斯兰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虽是三大宗教中最年轻的宗教，但在它漫长发展的一千多年里，式微一复兴一式微一复兴，总是在周而复始地出现。
近代史上，18世纪在伊斯兰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兴起瓦哈比运动。19世纪，发生有印度的圣战者运动、艾赫默迪运动，印尼的巴德利运动，尼日利亚的圣战者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伊朗的巴布运动，以及较大范围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从20世纪?0年代末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很快席卷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无论是保守的君主制国家、激进的军事独裁国家，还是世俗化的议会制国家以及前苏联拥有大量穆斯林的中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好像成了一个规律，即每一百年左右发生一次。其实，伊斯兰教史上早就有这样的说法。据说，广为流传的一条“圣训”道：“在（回历）每个世纪之初，真主将向乌玛派遣一些人以复兴其信仰。”1979年正是回历1400年，许多穆斯林认为这条“圣训”又一次被验证。事实上，当代这次伊斯兰复兴运动，规模之宏大，来势之凶猛，发展之迅速，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冲击，在伊斯兰教史上也是空前的。新泛伊斯兰主义在这次伊斯兰回归大潮中充当一个突出的角色，就不是偶然的了。
按学者的解释，周而复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体现了伊斯兰内部自发的通过“宗教回归”，重新净化宗教，清除外来影响，从而保持伊斯兰教的活力。如瓦哈比运动主张更加严格的一神教义，排斥《古兰经》和“逊奈”以来渗入的一切非伊斯兰东西。外界往往以为这是一种复古、保守的愚民运动，但瓦哈比分子自认为，这使伊斯兰摆脱了中世纪以来渗入伊斯兰教的迷信、愚昧、僵化和反动，是伊斯兰教史上的伟大改革。这被认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立场。
另一种伊斯兰复兴的鼓吹者，却认为伊斯兰的复兴应在强调宗教的形态、功能的同时，还要与时代精神、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其价值取向是现实的较为开放的，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利用的功利主义。这被认为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立场。
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在“宗教兴则民族兴”的哲学上找到相通的契合点。19世纪末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和20世纪中叶以来活跃的新泛伊斯兰主义，都离不开这周而复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发生的大背景。
古典的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出现一百多年了。在它的前朗，即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可谓古典的泛伊斯兰主义。
开山祖：哲马鲁丁
所谓“古典的”，是与“当代的”相对而言。现在比较一致地认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是泛伊斯兰主义的鼻祖或创始人。他出生于伊朗（一说阿富汗），青年时代在伊朗接受了伊斯兰传统教育，1858～1865年赴印度深造。印度之行对他的思想形成有重大意义，在那里他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研究方法，开阔了眼界，同时因目睹英帝国殖民主义的暴行而萌发了反帝意识。当时，伊朗与阿富汗间严重对立并冲突不断，英印当局视此为两个穆斯林民族的什叶派、逊尼派间的冲突，趁机介入，以收渔翁之利。哲马鲁丁对此感到震惊，他认为结束这一悲剧的出路是穆斯林的和解，实现伊斯兰的团结，由此形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构想。1857年，哲马鲁丁在麦加朝觐期间建立泛伊斯兰主义组织“媪姆·古拉”，呼吁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1866年，哲马鲁丁移居阿富汗，从此改名“阿富汗尼”（阿富汗人），参加了都赛特·穆罕默德汗的政府，还一度出任首席大臣。1869年，取道印度、埃及来到伊斯坦布尔，被奥斯曼帝国苏丹阿不都·阿齐兹奉为上宾。阿富汗尼频繁讲演、勤奋著述，名声大振，但不为宗教保守势力所容，1871年被驱逐出境。此后八年间旅居埃及，任教于爱资哈尔大学，在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同时继续宣传自己的思想。1877年，在给奥斯曼苏丹的信中献计，发起抗拒沙俄的圣战。他的活动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1879年再遭驱逐。他游历世界各地，游说上层，宣传自己的主张，还因在伊朗秘密筹划共和制宪政府遭到流放。最后将其目光投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里法，主张保卫崇高的奥斯曼哈里法是信真主、信使者之后的第三大信仰，号召穆斯林效忠于奥斯曼哈里法。1892年，受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法哈米德二世邀请再访土耳其，但仍受宫庭守旧势力迫害，失去政治和人身自由，最终客死伊斯坦布尔。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深受复古主义影响，政治上主张全世界穆斯林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法，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大伊斯兰国；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主张宗教改革，赞同穆斯林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以改变伊斯兰世界的落后状态。他的泛伊斯兰主义具有一定的反殖民主义的色彩，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纲领立足于哈里法制和统一的大伊斯兰国，而且他把这一切寄望于哈米德二世一类的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身上。这样，他的泛伊斯兰主义纲领脱离现实和广大群众，基础十分薄弱。他以宗教的精神掩盖阶级和民族矛盾，结果不仅达不到反对殖民主义的目的，而且还因触犯封建统治者和守旧的宗教上层的利益，而引起当权者的疑虑，只能以失败告终。
哈米德二世：梦想哈里法万岁
阿富汗尼呼吁保卫、效忠于崇高的奥斯曼哈里法，自然让当时的奥斯曼苏丹哈里法哈米德二世（1876～1908年在位）最惬意。哈里法为阿拉伯语Khalifah，原意为“继承人”。穆罕默德逝去后，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相继为乌玛政教合一的继承人，是为四大正统哈里法。661年，穆阿维叶建倭马亚朝，自任哈里法，自此，哈里法由公推改为世袭。阿拔斯王朝时代，伊斯兰完成了由部族、民族宗教向世界宗教的发展，哈里法必须出自古莱什圣族的传统逐渐淡化，以后的苏丹制与哈里法制几乎成了同义词。奥斯曼帝国是最后的伊斯兰大帝国，当它称霸伊斯兰世界之时便开始以哈里法号令全世界的穆斯林，但这只是在其有影响的地方有限度地做到这一点，广泛信奉什叶教义的波斯人并不买这个账。但那些自视高洁的伊斯兰贤哲们也不再否认奥斯曼苏丹的合法性，并卑恭地拜倒在其权杖下。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大大衰落，它的苏丹已完全没有往昔的威风。1876年，苏丹阿不都·阿齐兹被发动政变的权臣米达特帕夏赶下台，继任没几天的穆拉德五世也随即被废黜。哈米德二世上台时，哈里法制已摇摇欲坠。得到西方支持的首相米达特帕夏为新苏丹拟定了一部新宪法，试图在这个伊斯兰的最后的旧王朝里搞君主立宪。哈米德二世为了保住哈里法的权势，断然除掉这位首相及其同伙，全面恢复中世纪的统治方式。他接受阿富汗尼，并非对其改革有兴趣，只是从保卫哈里法这一点出发，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又一个鼓吹者。显然，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是梦想哈里法制万岁，但这一梦想并未成真，奥斯曼帝国已走到了其生命的最后时刻。
“立宪党人”：青年土耳其党
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改革的先声始于18世纪，但真正有影响的起步发生在1839年的“坦齐马特”（改良）运动。1865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了一个小组织，效法意大利的烧炭党秘密活动。它受到欧洲几十年前的青年意大利党的影响，自称“青年奥斯曼人”，或“青年土耳其人”。哈米德二世登基伊始的“君主立宪”很快夭折，但这些青年党人并不死心，他们也在喊叫泛伊斯兰主义，其实际内容却主要是两点：一是鼓吹奥斯曼爱国主义；二是呼吁建立代议制的政府。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了宪政革命。这是一场受西方影响的世俗化革命，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具有积极意义，但还是在哈里法框架结构上的改良，虽然提出过有进步意义的纲领，但无意付诸实现，而民族压迫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尖锐。奥斯曼帝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入了同盟国阵营，战败也就最终决定了帝国的灭亡。191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帕夏”（巨头）流亡国外：塔拉特帕夏避难德国，被暗杀于柏林；思维尔帕夏领导中亚的反苏维埃的巴斯马奇运动，毙命于战场；杰马尔日帕夏流窜到阿富汗，成为那里一支军队的指挥官。现代土耳其的创始人凯末尔决心创建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与伊斯兰旧的不合时宜的传统实行决裂。凯末尔坚决地拒绝要他出任哈里法的要求，而且他也很快地意识到，一个受到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认可的最高宗教领袖哈里法，即便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也会成为反动野心的吸引中心。1924年，土耳其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哈里法制。哈米德二世不能挽回哈里法，青年土耳其党也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
伊克巴尔：穆斯林民族主义兴起
土耳其作为现代伊斯兰共和国在最后一个穆斯林帝国的废虚上脱颖而出，在伊斯兰世界发生重大影响。1926年为恢复哈里法制先后在开罗、麦加召开的会议，虽然得到伊斯兰宗教界的支持，但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不得民心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企图谋取哈里法宝座的埃及和沙特的两位国王，只能是枉费心机。古典的泛伊斯兰主义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憧憬穆斯林团结的思想家开始从民族主义那里汲取活力，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出生于今天的巴基斯坦旁遮普。他以宗教的虔诚、诗人的浪漫、哲人的智慧，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泛伊斯兰政治的哈里法制度不合时宜，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基于共同信仰之上的全世界穆斯林团结有着积极意义。伊克巴尔指出，未来穆斯林民族大家庭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它既不是要重建世界性的大哈里法国，也不是狭隘的民族政治实体。印度次大陆是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杂居的地区，也是民族宗教严峻对峙的地区，英国殖民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直在充分地利用这种民族宗教冲突。进入20世纪，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向何处去的问题，已摆在伊克巴尔的面前。1930年，伊克巴尔据其穆斯林民族主义理论提出：伊斯兰教不仅是理想的伦理原则，而且还是社会制度，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穆斯林的民族国家。就印度次大陆而言，伊克巴尔规划出“两个民族”理论，即信奉伊斯兰教的和信奉印度教的民众构成印度的两大民族，两大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民俗习尚，难以共同生活，只能各自为政。这一理论为巴基斯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17年后，印度次大陆以印度、巴基斯坦分立而宣告独立。
泛伊斯兰主义从阿富汗尼的“哈里法框架”中走出，明显地向穆斯林民族主义发展，在南亚次大陆主要表现为上述的伊克巴尔民族主义，在西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萌发，在中亚则表现为与泛突厥主义的结合。关于这一问题，将在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一节中认真讨论。总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体现为由“古典的”向“当代的”过渡。如果说，阿富汗尼开创了泛伊斯兰主义，那么，伊克巴尔抛弃“哈里法制度”的民族主义解释，开启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新阶段——新泛伊斯兰主义。
当代的新泛伊斯兰主义
二战后，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在继续，在政治主张、活动方式和组织建设上已很不同于古典的泛伊斯兰主义，因此学术界将其称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发展进程
新泛伊斯兰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二战后至50年代末，世界性组织初建阶段，形成以卡拉奇、开罗为总部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教大会”，典型口号是：世界穆斯林是“一个穆斯林民族”。第二阶段，60年代，以麦加为总部的“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强调它的宗教特性并反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声音。第三阶段，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总部设在沙特吉达的政府性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建立及活动频繁，从“收复圣城”到关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问题，同时民间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继续为联系世界各地各界穆斯林发挥作用。
基本特点
告别了“哈里法运动”。如前所述，建大哈里法国是古典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抛弃哈里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后，泛伊斯兰主义告别了“哈里法运动”。二战前，独立或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只有土耳其、沙特、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埃及六个国家，而二战后亚洲、非洲一大批伊斯兰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1970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时已有36个成员国，到1990年发展到46个成员国，这是个庞大的家庭。新泛伊斯兰主义明确的政治使命和基本纲领则是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和协作。
在“泛”原则下，各行其是。严格地说，新泛伊斯兰主义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思潮，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运动。坚守信仰，净化伊斯兰社会，维护和实现伊斯兰的团结和统一，这些大原则，一般可达成共识，但出自自己的政治地位、宗教立场，在具体的政治、宗教目标上又各行其是。埃及总统纳赛尔想的是“三个圈子”，即以埃及为中心的不同范围的同心圆：“阿拉伯圈子”（泛阿拉伯主义）、“非洲圈子”（泛非主义）和“同教圈子”（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元首，他考虑的重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泛伊斯兰主义。沙特国王费萨尔（1964～1975年在位）站在伊斯兰国国王的立场上，特别强调宗教特性，注重穆斯林兄弟情谊，抵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宗教和知识界人土并不对某国的政治经济负责，津津乐道的是“伊斯兰一体化”，而根本无须考虑各国民族利益。
雄厚的经济基础，上下其手。战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虽有“世界穆斯林大会”的活动，但缺乏资金，也没有常设机构、活动中心。新泛伊斯兰主义形成三大世界性组织、大小不一的活动中心。这些组织和中心，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得到伊斯兰国家政府经济上的全力支持。特别是70年代以来，获得盛产石油的利比亚、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的支持，资金充沛。新泛伊斯兰主义既有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倡导，也有穆斯林民众自下而上的支持。上下其手的结果，是新泛伊斯兰主义显得颇有生气。
组织建设
如果说，古典泛伊斯兰主义主要体现在一些民间的德高望众的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活动上，那么，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世界性的伊斯兰组织的行为上。前者寄托于没落的封建主的支持，后者事实上受到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政府明里或暗地里的操纵和控制。
世界穆斯林大会。如前所述，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结束了持续一千多年的哈里法制，整个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中心。1926年，在麦加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和埃及国王都借此谋取哈里法衣钵，但谁也没能如愿以偿。1931年，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二届会议，会议开得既无生气，也无成果。以后十几年几乎就没有什么活动，直到1949年，才在卡拉奇召开第三届会议，新独立的巴基斯坦给予了极大的热情。1951年，再度在卡拉奇召开第四届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世界穆斯林大会”组织，建立最高理事会及其隶属的清真寺最高委员会、总秘书处等常设机构，总部设在卡拉奇。1962年，第五届巴格达会议上通过章程，成员代表来自伊斯兰国家和美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67个国家，经费由各国分摊。这是个非政府的宗教—政治性组织，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扬泛伊斯兰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世俗化倾向的影响。
世界伊斯兰联盟。成立于1962年，次年通过章程。其最高领导机构为组织委员会，总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常设机构还有清真寺最高委员会、教法会和一些地区性宣教中心，并在世界各地设有三十多个办事处，总部设在麦加，经费主要由沙特政府提供。它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世界伊斯兰联盟也是非政府的宗教一政治性组织，其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消除反伊斯兰宣传在穆斯林中所造成的影响，维护和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团体的宣教工作。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于1970年，这是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政治－宗教组织，也是新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最具权威也最具影响的组织。总部设在沙特吉达，常设机构有秘书处，伊斯兰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专门委员会，政治事务、军事事务等职能机构，圣寺基金会、国际伊斯兰教法等附属委员会，伊斯兰国际通讯社，伊斯兰开发银行等相关机构。不定期地召开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每年一次地召开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成立时有36个成员国，1997年已有55个成员国。1981年，第三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麦加宣言》称：
——穆斯林，不论其肤色、语言与国籍，他们是统一的民族，从共同的文明遗产中获得思想的源泉。
——平心静气地解决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谋求根据条约和兄弟情谊、团结和联系的原则进行仲裁，根据我们共同信奉的《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训”中的公正和宽容的准则进行仲裁。
——我们伊斯兰民族会前进，会复兴。我们伊斯兰民族为有《古兰经》、“圣训”而自豪……
——我们赞赏我们这个具有精神力量的强大民族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因为我们民族约有十亿人口，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拥有各种巨大的能量，足以保证我们民族享有举世瞩目的地位……
这应看作是新泛伊斯兰主义最重要的宣言。
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
过去的20世纪，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运动的世纪，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纠纷、民族冲突、民族战争、民族仇杀，贯穿于世纪之中，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都与各种民族运动发生关系，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就西亚、小亚细亚、中亚地区而言，阿拉伯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与泛伊斯兰主义有着不解之缘。
西亚：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精神产品。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圣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最早的信仰者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早期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阿拉伯穆斯林对外征服和传播的历史。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同义的。这一切决定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世界里居于特殊的地位，或者说，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社会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西亚的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当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之时，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开始觉醒。
阿拉伯民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早在蒙古西征、巴格达陷落、阿拔斯王朝覆灭时，阿拉伯人就失去了显赫的荣耀。18世纪，阿拉伯半岛出现的瓦哈比运动，是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开端。这是一场“重新阿拉伯化”的在复古召唤下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宗教运动，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但阿拉伯的民族意识由此萌发。一般认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出现于1919年以后，其基本思想是，阿拉伯人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一个从大西洋延伸到印度洋的共同文化和语言的政治实体。这显然是受到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的启发。
一战前，阿拉伯地区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就是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战后，奥斯曼的旧领地又大多成了西方国家的托管地。就当时而言，没有谁能担当起阿拉伯统一的任务。二战结束前夕，沙特、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在伦敦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这只是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治上的结盟，不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建设，但基础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主义。此后，为实现阿拉伯的统一，1958年，埃及、叙利亚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也门随即宣布同阿联组成阿拉伯联合邦。与此同时，约旦同伊拉克组成阿拉伯联邦。不久，伊拉克和叙利亚相继发生政变，阿拉伯联合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都不复存在。1963年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拟议联邦，1969年埃及、利比亚、苏丹讨论“三国实现统一”，1971年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拟议阿拉伯共和国联邦，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努力，但都无果而终。实际上，阿拉伯地区广袤，历史上有过统一的大帝国，但那也是遥远的古代，何况新独立的一些国家里共和制、君主制政体上相去甚远，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的目标，是理想，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难以实现。
此外，须注意阿拉伯民族主义同阿拉伯的地方民族主义还是有某种差异。前者是要阿拉伯民族统一，建立大阿拉伯，实际上是泛阿拉伯主义的要求；后者是由阿拉伯民族自决，建立一个个阿拉伯的民族国家。阿拉伯的地方民族主义更多地考虑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如叙利亚、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实际上成为大阿拉伯国家建立的障碍，这也是多少年来阿拉伯联邦流产的根本原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点是民族主义，但由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人的共同信仰、共同文化，阿拉伯民族主义也不可能将伊斯兰教弃之一旁。即便像纳赛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重视伊斯兰教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中仍包含伊斯兰宗教因素，他的“三个圈子”中的“同教圈子”，正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泛伊斯兰主义有着重叠、交叉、相通的地方。同样，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点是宗教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实际上也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大不以为然，但考虑到阿拉伯民族是最早最大的伊斯兰民族之一，也不愿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发生特别严重的对抗。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威风扫地，泛伊斯兰主义却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它面临的是极端政治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这将在下节讨论。
土耳其：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主义实际上是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在进行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比较系统的思想和理论。1923年凯末尔建立共和民主党时提出了共和、民族、平民三大主张，以后发展成四大主张（1927年）、六项原则（1931年），最后归纳、升华为共和、民族、平民、革命、世俗、国家六大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进步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思想。它的基点是民族主义，但不极端，其原则是，土耳其民族要作为一个有尊严和光荣的民族而生存。凯末尔清醒地认识到，要为土耳其人民而奋斗，而不是为超出民族边疆以外的依据宗教或种族的广泛、模糊的实体而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上，凯末尔主义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废除哈里法制，坚决地实行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司法、宗教与教育的“三分离”政策。早在1921年，凯末尔就严正声明，土耳其政府不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效劳。奥斯曼时代，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极为盛行，但凯末尔坚持了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受到相当的遏制。
中亚：泛突厥主义
信仰伊斯兰教的操突厥语民族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中亚地区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几乎同时发生，它们相依为命，难分难解，这是中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泛突厥主义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一直梦想着建立由亚德里亚海滨到中国的“大突厥国”，将所谓有共同语言、历史、宗教联系的“突厥同胞”统一在一个“突厥民族”的民族国家里。这是一种极端的民族统一主义。
泛突厥主义19世纪下半叶发源于沙俄统治下的鞑靼斯坦，并很快地传入中亚地区。俄国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继续发展，泛突厥主义分子分别进入两个对立阵营：一是站在白卫军一边的巴斯马奇叛乱。巴斯马奇匪帮一度横行中亚，气焰嚣张，但不久便被彻底扫荡和镇压下去。一是进入苏维埃政权内部，其代表人物是曾高居民族事务委员部委员的鞑靼族俄共党员苏丹—加里也夫。诚然，苏共处理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做法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放整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些做法，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矛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泛突厥主义受此沉重打击，直至苏联解体，也未形成有组织的活动。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孪生而联体，比如它们推行的“扎吉德运动”（新的教学法），既是实践泛突厥主义的“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的“三统一”，又是对旧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俄国的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找到了联系的纽带。
中亚的泛突厥主义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是反动的，但始终没有同它公开分裂，只是偶尔对它有所攻讦，大多数情况下用泛伊斯兰主义的外衣小心翼翼地掩盖其泛突厥主义的真面目。事实上，泛突厥主义的宗教观与泛伊斯兰主义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苏丹—加里也夫派就说：“根据伊斯兰教义，宗教和民族是同一的。在伊斯兰教义面前，只有唯一的国际伊斯兰，只有一切民族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
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崛起之前，泛伊斯兰主义同民族主义既相互交叉、相通，又对峙、分庭抗礼，那么，在此之后经常看到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既相互交叉、相通，又对峙、分庭抗礼。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典型口号。其缘由大体有三：一是西方文化的侵入，给伊斯兰社会以巨大的冲击；二是中东战争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受挫，世俗主义低迷，而伊斯兰宗教价值又重新获得高度评价；三是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存在失业、贫困、犯罪、城市畸形发展、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尖锐化，即便是少数石油富国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复兴的主题是：回归伊斯兰。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大体上有三股潮流：其一，宗教性性质。本身是无组织的，参与民众主要是满足于个人宗教信仰上的追求和安慰。其二，宗教政治性性质。即新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一般受到伊斯兰国家政府支持，有著名宗教人士领导和参加，主张伊斯兰国家的团结、经济文化上的合作，有时也对涉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问题给予关注，如声援巴勒斯坦和参与波黑争执等，但行动上较温和。其三，极端政治性性质。这就是新闻媒介中经常提到的搞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不是直接问题，但伊斯兰复兴运动一旦政治化、组织化，就会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和巨大冲击。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极端主张主要有：一，重建真正的伊斯兰秩序。要彻底摆脱“蒙昧状态”，就要完全排除诸如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爱国主义这样一些非伊斯兰的东西。二，推翻现有的伊斯兰国家的国王、总统，建立由伊斯兰精神领袖统治的、严格实行伊斯兰法的“伊斯兰国家”，早已久违的“哈里法国”的呼声再起。三，呼喊“圣战”，鼓吹“圣战”是被“遗忘的宗教定制”，“圣战第一要杀人，第二要杀人，第三还是要杀人。”四，“输出伊斯兰革命”。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不承认国界，因而要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实现全球伊斯兰化的神圣使命。事实上，政治性尤其是极端政治性伊斯兰复兴主义，本质上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
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别是打着伊斯兰旗帜的恐怖主义，对伊斯兰国家，无论是世俗制国家还是君主王国，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对它们都采取不同程度的遏制、打击措施，一些伊斯兰国家政要发表讲话强调，那些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分子同伊斯兰宗教毫无关系。1997年年底，在德黑兰召开的第八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宣言》，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坚持应把恐怖主义与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外部控制和外国占领的斗争以及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严格区分开来。但是这样的宣言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不久一些海湾国家热情地接待了极端组织“哈马斯”的领袖亚辛，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同时也是宗教倾向上的变化。这也表明，宗教性质的、宗教—政治性质的和极端政治性质的伊斯兰运动，相互交织。由于伊斯兰教本身就具有强烈地参与政治的倾向，各种不同倾向的伊斯兰运动也并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包括新泛伊斯兰主义在内的各种伊斯兰运动之间的互动将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态势，新泛伊斯兰主义的未来走势十分微妙，西亚、中亚政局走向也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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