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模式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提出
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发展方面的成绩，并不限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翻几番”，①也不限于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以及外汇储备的显著增加，②甚至也不限于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上升。③发展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成绩，在于中国既顺乎潮流，又特立独行，为人类贡献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
二、人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
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④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其要点有五：一是以增进全世界最大的人口总量之福祉和全面发展为核心；⑤二是充分挖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三是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等优势；四是着力在经济方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化”进程，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五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身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
三、中国“科学发展观”与人类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内在相通”性
纵观二战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脉络：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实践中“无发展的增长”却表明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巨大差异；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人类发展增添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认为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⑦继而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将“协调”的理念扩展到代与代之间；⑧80年代后，随着人权保障的兴起，人类发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应运而生并受到普遍关注，把发展的焦点由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上。⑨六十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中国提出的发展理念（称为“科学发展观”），其基本内涵是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下，实现“四位一体”的发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代世界人类发展理念与中国科学发展观之间是“内在相通”的。科学发展观的贡献，并不在于超越人类共同发展理念，“原创”一套新的发展理论体系，而在于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提供指针和战略思想。这是破解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四、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把握“以人为本”的理念
近年来，随着中国决策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并把“以人为本”提到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谈论“以人为本”的逐渐多起来了，而且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术语，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据我观察，在同一术语下，要表达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
一种是侧重于从执政者“本治”角度出发的“以人为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⑩我以为，能认识到“本理”与“国固”、“本乱”与“国危”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相当深刻的，而且实施“本理”的政策，客观上对老百姓也带来好处。但这种“以人为本”，是站在执政者的角度为其“本理”服务的，它的中心词是“以”，而不是“人”。我把它称之为“人本工具论”。
另一种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来秉持“以人为本”的。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这里马克思用了“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等关键词，这是一种切实站在“人”自身角度研究问题的“人本实质论”（可惜，现在一些地方在引述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这句名言时，把前面的“自由的”一词给略掉了）。(12)
中国应力求避免“人本工具论”，而应按照第二种含义的“以人为本”来探讨“科学发展”和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的问题。
五、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中国是在这样五个“起点特征”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事业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且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的国家。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而且自然资源禀赋并不丰裕、环境承载能力也不够宽松的国家。
第三，中国是一个经历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又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充分洗礼，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
第四，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现在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攻坚”的国家。
第五，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后才“睁开眼睛看世界”，正在寻求与世界“亲和”的国家。
同时具备以上五方面特征，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比较罕见。这是研究有中国特点发展模式的基本背景。
六、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石
强调“初级阶段”，对中国极其重要。主要有四点：
其一，凝聚发展共识。科学发展，第一是发展。必须老老实实承认现阶段的根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既是当务之急，更是中国的长远大计。中国不仅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还有西部的缺医少药、缺水缺电。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根本还是要靠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之所以能在公共事业、社会发展方面多一些投入，根本还在于近年来每年30%左右的财税增长。
其二，自觉融入科学的发展理念。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不是一个好看的GDP数字，而是增加百姓的福祉，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在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其三，避免形成超越阶段的浮躁氛围。这其中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避免面对既有发展成绩沾沾自喜，在实际工作中急于求成、贪大求洋，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另一方面是在目前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要切实把握科学的、合理的“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横向上范围要适中，纵向上标准要适度”，(11)“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也还有一个“由低向高”逐步推开的过程。
其四，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颇为复杂与微妙。“崩溃论”、“威胁论”云云看似互相矛盾，实则显示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正在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巨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营造一个良性的外部发展环境，无疑非常重要。中国需要提高与世界的“亲和力”。
七、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成为未来发展的首要“瓶颈”
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严重，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源远不如同为“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也不如其中的巴西（大体与印度相仿），特别是石油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12)环境问题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会议表明，当代世界环境问题的严峻期已经到来；在中国国内，以2007年几起环境事件为标志，环境问题已酿成让老百姓喝不上水、决策者睡不着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引发对一些地区“进入小康社会”的反思。
在这个问题上，群体性事件与某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事件本质不同，是另一种性质的“颜色革命”——“绿色革命”。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人权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欲真正的研究并缓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八、中国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银行不良资产存在；(2)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可能带来
的风险；(3)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15)给宏观政策操作和外汇管理带来挑战。
前几年曾经剥离出可观的不良资产，转移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但是剥离出来之后，有的商业银行又滋生出新的不良资产。这说明经济体内有一种不断滋生不良资产的土壤，或者说“基因”有问题。在这方面，印度的金融市场相对成熟和稳定。据了解，虽然印度银行信贷规模很大，但不良资产比率只有1.3%。从这点说，现在中国虽然金融市场风险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从长远看，要特别注意防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连锁反应。
九、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带来社会矛盾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如何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是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方面主要盯住三个问题：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2002年～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6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累计增长只有33.2%，只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54%。2006年和2007年，虽然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但二者差距尚未收敛，反呈进一步扩大之势。二是贫困人口问题。按693元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2006年末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按958元的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5700万人。可见解决贫困问题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三是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问题。今后几年需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农村发生“问题”。
除城乡不平衡外，中国还面临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大格局看，以2006年为例，东部10省市，面积占全国的9.5%，人口占全国的35.68%，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55.57%；中部6省，面积占全国10.7%，人口占全国26.82%，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8.72%；西部12省、区、市，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全国27.51%，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GDP的17.12%；东北3省，面积占全国8.2%，人口占全国8.23%，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59%。从趋势看，要遏止这种区域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的态势。
从中国大格局考虑，要防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新的“板块碰撞”问题。尤其要注意下列三种因素：一是地缘因素；二是民族和宗教因素；三是地区生产力差异因素。要十分注意预防地区冲突。
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未来10年能否打破“体制性瓶颈”，是一个考验。2007年，官员腐败、违法乱纪，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情况，种种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事件，令人惊讶不已。如此局面，主要是权力失去约束的制度造成的。这是中国发展中最大的一块“软肋”。
如果按照前一阶段的惯性运作，“体制性瓶颈”很难打破，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将可能使权力资本化更趋严重，官僚特权阶层的问题趋于突出。不同的社会势力有可能会借此题做出各自的文章。即使仅仅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绝对的权力对一个民族创造力和公正力的抑制，也不可低估。
十一、中国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
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内外环境虽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若干隐性和潜在的挑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内外环境不如“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也不如其中的巴西，这两个国家的外部环境要宽松得多。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崛起”的冲击，以及中国所特有的台湾问题，都使中国内地未来有可能遭遇若干不确定的风险。
十二、中国具备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仅从经济方面而言：其一，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成本较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二，国内市场相当广阔，其巨大潜力的持续释放，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其三，高国民储蓄率(16)和外商投资，(17)使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充裕；其四，经过多年建设，工业、交通、通信、科技等已具有相当规模和基础；其五，发展新能源、环保产业、循环经济等，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8)此外，政治社会比较稳定，深化改革使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不断趋于完善，也是国内有利条件。
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产业转移正在拓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等不断取得新进展，更提供国际有利因素。
十三、2020：国家几个重要经济目标的测定
——经济总量。若以2000年GDP总量99214.6亿元作为基点进行预估，按照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的规划，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39万亿元人民币。笔者曾用另一方案测算，即以2006年已达到的GDP总量（国家统计局2007年7月最新修正的2006年GDP总量为21.08万亿元人民币）作为基点进行估计，以未来13年GDP年平均增长率7%～8%计算，预计到2020年，中国内地GDP总量将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有可能在50万～55万亿元之间。两种方案比较，后种方案可能更接近实际。
——人均GDP。按照上述2020年GDP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若以撰写此文时（2007年10月18日）1美元对人民币7.5113元计算，考虑到人口每年新增700万，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达到14.4亿，那么，届时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左右。当然，13年后汇率可能不会是1:7.5，有可能在1:6或1:5.5左右，以此估计，2020年人均GDP约6000美元～7000美元左右。至于按“购买力平价法”，则会更多。
——工业化水平。笔者曾试图用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占全部物质产品产值的比重来测算工业化水平。以2004年数据进行计算：全部工业（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总产值22.2316万亿元，建筑业产值2.9071万亿元，农业总产值3.6239万亿元，统合上述物质产品的产值（不含第三产业）为28.7575万亿元，当年制造业产值19.386万亿元，由此得出制造业产值占全部物质产品产值的比重为67.4%，大体占2/3。按此计算方法，到2020年，这个比重将提高到70%以上，大体在3/4左右。当然，用这个指标略显简单一些，还可以用更多指标，如“人均GDP”、“三次产业比重”、“人口城市化率”、“一产就业人员占比”等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来反映届时中国工业化的水平。(19)
十四、从三个层面把握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要完成上述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重含义：
1.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简言之，由“粗放型”转“集约型”。(20)“九五”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目标并没有实现。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低廉（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政府导向、扶持（招商引资）——吸引外商投资，形成出口加工基地——粗放型的外向拉动。相比之下，这种模式与印度所谓“世界思想工厂”的模式有差别。要扭住“粗放型”不放，加紧转变。
2.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1)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有增长速度，而且特别包含质量和效益；(2)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内外结构等；(3)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企业、市场、宏观、分配、社保等体制；(4)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面临三种病——“结构病”、“体制病”、“欠持续病”。这是比“增长”更深层的转变。
3.宽方式：“总体发展方式转变”。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四位一体”的发展拓展，即：(1)经济发展；(2)社会发展；(3)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4)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核心是由“物”转变为“人”，提高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十五、中国在发展方式转换上面临的“三重压力”
原提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更大范围“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又提出。不发达经济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没有解决，发达阶段的问题（如老龄化等）又来临。中国的特殊问题（如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等）尚未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可持续、人权保障、“人类发展指数”等）又涌来。中国未来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转换压力。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应把握中国发展面临的上述新课题、新矛盾。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十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以及相应的现代文明渗透到全部经济社会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抓紧工业化建设。三十年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21)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到了什么时期？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且处于工业化加速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已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但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一方面，要有别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举其要点，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型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中国工业的重要增长极。同时，鉴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时难以完全扭转，全国密集着3.5万多个乡镇，也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沃土”之一。20世纪80年代期间，乡镇工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以年均26.6%、11.2%和29.6%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产出占到工业总产出1/3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近年来，中国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第三，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传统工业化道路在推进工业增长方面的所谓“辉煌”，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不少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在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之后，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一五”规划明确制订的单位GDP能耗五年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五年降低10%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第四，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是以基本稳定的体制结构为基础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整体全面的体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并不突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且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两个转型”是扭在一起的，无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的体制模式，都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22)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是在摆脱体制束缚中前进的。
第五，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历史机遇。中国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大业。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走独特道路的大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在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这里需要指出，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个推进工业化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产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十七、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举其要者，有下列四条。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将镇（指镇本级）纳入其中的，所以称为“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迅速提高。(23)未来几年城镇化率将可能以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5%左右。
第二，中国城镇化呈现的是“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态势。所谓“立体网络型”，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这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方略。所谓区域布局“差别化”，表现在，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第四，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城镇，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社会变迁，它相应地提出体制转型的要求。中国为实现城镇化目标，着力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化，以打破城乡分割的格局。一方面，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另一方面，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
十八、推进中国全方位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故紧紧抓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链条，由外围到核心，逐步“攻坚”。从国内看，现在绝大部分消费品的产销已经市场化，市场调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已达到95.6%，生产资料也达到91.9%，农副产品收购更达97.7%，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有待建立；国际方面，进入全球市场遭遇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较大的阻碍。认识到中国在市场化的差距，需要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大力消除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并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十九、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
30年来的对外开放，值得肯定。特别是2002年以来，恰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几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被纳入全球开放范畴，标志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开放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近万亿美元（2006年）的出口规模，也不局限于累计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资引进，也不局限于超过1.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其对国内改革形成的倒逼机制。事实上，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的金融改革，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典型例证。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应成为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决策层和执行层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具备全球思维，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正在大规模深化之历史时刻，如果对外开放意识没有建立在全球思维基础上，不但有可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战略机遇，而且也可能变成一种“被动防御型”的对外开放局面，就谈不上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要提请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市场经济”，这种属性决定了中国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游戏规则。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不能只被动地当“树”，也要主动地当“风”，用实力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二十、从“三外”与“三化”协调推进的高度把握发展问题
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注重把握好“三外”（外贸、外资、外汇）与“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关系，特别注意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
以近五年实际状况来分析：“三外”之一的外贸，五年（2002-2006下同）期间增长245%。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24)外资：五年期间增长48%。外商直接投资居全世界第四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官方外汇储备：2007年第三季度末超过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25)
“三化”状况：工业化：工业增加值五年增长107.3%，2006年占GDP比重提高到43.1%。但高技术产业占当年工业增加值只有10.2%；城镇化：城市人口五年期间新增近一亿，增长率为20%。第一次出现城镇化水平(43.9%)超过工业化水平(43.1%)的局面，但是与最近公布的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市场化：“总体”市场化水平不高，距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基本判断：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三外”的发展，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国内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两条腿之间有不够平衡之处。
二十一、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仍是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经过近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浅层次的体制弊端已初步去除；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下一步，应坚定不移地向弊端产生的体制根部掘进：一是市场化改革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突出的是资本市场，其他如劳动力、科技、土地等要素市场，也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二是所有制改革从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行业延伸；三是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防止出现改革决策和操作被利益集团主导的局面。注意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改革，增强改革的协调性和科学性。
二十二、把“四位一体”的发展和“四位一体”的改革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中国的“四位一体”发展是在“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种体制转轨不仅是经济转轨，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转轨。发展转型与体制转轨，两个“转”要结合。
中国除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应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人的发展和民主价值上，“四位一体”的发展与“四位一体”的改革找到“最佳交叉点”。对于一个传统体制和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这种“四位一体”的改革关系国之命脉。
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几个方面的改革并不协调。其中，尤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创新为难点。
下一步改革要用“两只眼睛”看问题：“第一只眼睛”，瞄准已确定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的基本目标来“改革旧体制”；“第二只眼睛”，瞄准中国社会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新情况“创造新体制”（如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主参与）；同时，留意改革进程，防止旧体制的某些东西在新形势下的可能回潮。
二十三、从四个方面而不是单个方面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提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好的，但不能仅仅让人民“共享”单个方面的成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的矛盾。这几年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领域上的改善速度与人民群众要求是不同步的，老百姓很不满意。需要加大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强这些领域的改革。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解决公民“共享”问题，只要社会事业发展就够了。
应提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第二，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第三，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满足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第四，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特别是在四个权利，即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让老百姓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要防止“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的“单边主义”。(26)
二十四、政治社会领域应大胆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
与上述改革直接相关，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润物无声”般走上前台，这既是市场化改革深度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开放对执政能力素质的倒逼，同时，也应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过去强调的多是在经济领域内学习人类社会的先进方法，这当然需要借鉴，但是不够。“一切文明成果”应该包括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成果”。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报告都曾明确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问题（两个报告都明确写有“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应该说，“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讲过），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依然不少人对“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感到陌生，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样对待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是值得反思的。
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可用四个度来测量，这方面还有不小差距。至于有关国际组织用“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27)即(1)话语权和问责；(2)政治稳定性与杜绝暴力；(3)政府有效性；(4)监管质量；(5)法制；(6)遏制腐败等六个指标来测度政治社会领域的进展的情况，虽然对中国有明显的低估成分，但也值得关注。
二十五、现行政府部门体制需要进行适当“手术”
原有的政府体制是脱胎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显得滞后，政府机构仍然带有某种“经济干预型”的印痕，淡化和妨碍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对现行政府部门体制进行“手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决策层应有革除旧有行政管理体制痼疾的决心，切实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28)将有助于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尽早形成更加合理的格局。因“大部门体制”直接影响到一些部门利益，这项改革将面临阻力和难点。但是，有决策层的决心和民众支持，阻力将会被克服，按上述的内在逻辑，下一步，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将会进一步深化。(29)
二十六、以资源环境为重点推进可持续发展
强调“生态文明”，其目的是保持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每个人自身全面发展。中国GDP虽已超20万亿元，但环境损失严重。200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环境损失5118亿元(2004)，占GDP的3.05%，应扣未扣；(30)再如，资源成本低廉和过度耗费也很严重。资源企业成本严重缺陷，象矿业权有偿取得成本、矿区生态修复成本等未完全体现，仅矿产一项估计总额约3000亿元～6000亿元，这部分成本不当地转化为GDP。这两方面的“应扣未扣”使得GDP存在一定失真成分。
在环境问题的复杂体系中，牵涉到深刻的产权关系。基于此，应从深层次建立完整的制度。笔者建议建立的“环境产权制度”，即是寻求的制度之一。(31)
除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外，同时需建立“环安健”机制。所谓“环安健”机制，即ESH机制，E指环境(Environment)、S指安全(Safety)、H指健康(Health)。这是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应对新挑战、强化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是国际上正在强化的一种机制。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国自上而下需强化“环安健”机制。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强化环保、安监、质检、药食监等机构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切实寻求企业竞争力与“环安健”机制的统一。(32)
二十七、中国定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1978年～2020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将会取得历史性的阶段成果。按照中国的战略部署，待目标实现之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以上“五个成为”，既是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远景，也是中国特点发展模式成效的主要表现。届时，中国的发展就能立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头，中国将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多样性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1978年～2006年间，中国GDP总量由3 645亿元增加到21.0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34倍；GDP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四位；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60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73倍。中国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7年中国GDP预计超过2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2000年的1.96倍，大体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本文所用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不一一注明。
②国家财政收入继1999年首度突破万亿元之后，近年来连续跨越“万亿元”关口，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预计突破5万亿元。
③关于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的位次，根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10月底公布的《2007-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竞争力由上年经过调整后的第35位上升至第34位。
④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不列颠”是什么意思？早年我曾追根溯源，了解到“不列颠”是“杂色多彩”的意思。这种“多彩化”或者“多样性”的含义，对我们研究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有启发。
⑤目前中国人口存量超过13亿。近几年，年净增量700万左右，以此计算，十年净增人口7000万左右，超过目前英国6078万的人口总规模。
⑥在这方面，克劳尔(Clower,1966)较早以“无发展的增长”为题发表了相关经济研究的论著。30年后，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具体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1)无工作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制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2)无声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3)无情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4)无根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破坏；(5)无未来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⑦辛格(Singer,1965)强调应更重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阿德尔曼和莫瑞斯(Adelman and Morris,1967)提出应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西尔斯(Seers,1969)强调发展的目的应是减少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1970)主张发展应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托达罗(Todro,1977)提出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⑧梅多斯等人(Meadows et al.,1972)曾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观点。布朗(Brown,1981)进一步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古雷特(Goulet,1971)就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即生存，指创造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能力；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的感觉；自由，指从贫困、无知和卑贱三中罪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佩鲁(Perroux,1983)提出新发展观，强调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并坚持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森(Sen,1999)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所谓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指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里的真实自由，就是能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可行能力”。而扩展自由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主要是指五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经济自由（经济条件）、社会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自由（透明性保证）、防护性自由（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
⑩引自《管子·中篇·霸言》，网上可检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3/Literature/SHL-DL/SHL-DL-1635；另参见《辞海》（下）第53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3-614、625-626页。
(12)常修泽：《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关乎社会进步》，载《共享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
(13)常修泽：《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日报，2007年1月31日。
(14)由于石油消耗与产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中国（指大陆部分，下同）从1993年开始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近几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处于40%以上的高位,2006年达47%。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体（另外，台湾每年进口5500万吨）。据测算，即使石油消费弹性系数从“十五”期间的0.75下降到0.6，“十一五”期间中国石油需求将年均增长为5%，石油需求总量将达3.7亿吨，石油供需缺口仍将超过1.7亿吨，对外依存度将超过46%；到2020年，石油需求量将达4.5亿吨到5亿吨，对外依存度将超过50%。
(15)近年来流动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与外汇储备增加条件下的结汇投放有关。以2002年～2006年上半年为例，外汇储备增加6547亿美元，结汇渠道投放的人民币约为5.4万亿元，相当于这一时期M2增量的39%。关于资产价格：全国房屋销售价格一直保持上涨态势：2004年上涨9.7%，2005年上涨7.6%，2006年上涨5.5%；而在股票价格方面，2006年中国A股市场涨幅居全球之冠，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上涨130.4%和132.3%。
(16)2001年～2005年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达到了44.03%，远高于多数国家通常20%左右的国民储蓄率，也高于以“高储蓄”著称的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7)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万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6919亿美元。特别是2002年～2006五年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967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8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3%。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第1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并且排在美、英、法之后居全球第四位。
(18)以环保产业为例，据环资部门测算，“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约需1.4万亿元，其中，危险废物处置工程、城市污水处置工程、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等重点环保工程，需要投资约2600亿元；这表明，环保行业将成为一大新兴产业。
(19)若按此法计算，参见陈佳贵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0)粗放型具体表现为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相应地，集约型具体表现为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
(21)2002年～2006年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分别为10%、12.8%、11.5%、11.6%和12.5%，分别高于同期GDP增长率9.1%、10%、10.1%、10.4%和11.1%的水平。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44.4%提高到2006年的53.8%。
(22)就工业所有制结构而言，2006年，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指非公司制的国有企业）占10%，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此两类公司中有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公司）、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等其他企业占37%，私营企业占21%，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也有一部分国有或公有资本）占32%（按现价计算）。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507页。
(23)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28年间提高了25.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年～2006年间，城镇人口比重从30.48%提高到43.9%，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
(24)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看，在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至17607亿美元，增长84倍；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和排名，从1978年的0.75%和第32位，上升到2006年的7.5%和2004年以来的第3位，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得到确立。特别是“十五”以来，对外贸易尤其活跃：2002年～2006年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1.8倍；累计进出口总额达5809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8年进出口总额的58%；其中出口增长更为强劲，五年间增长1.98倍；相应地，外贸顺差逐渐增大，五年间增长4.83倍。
(25)国家外汇储备也呈跳跃式增长。继1990年突破100亿美元，1996年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后，2007年底达1.53万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26)常修泽：《体制创新的共建与共享》，光明日报，2007年4月10日。
(27)参见http://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datasets.htm＃dataset。
(28)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机构，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共有组成部门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而其他国家的情况是，美国15个，英国、法国各18个，日本1府12个省（厅）。当然，各国国情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但也引发思考。笔者在中共十七大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是先进的行政管理理念是可以共享的”（参见2007年10月20日新华社电，《中共十七大报告透出政府机构改革信息》）。
(29)需要指出，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机构改革问题。总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1)政府职能转变问题；(2)政企、政资、政事、政介分开问题；(3)政府决策、执行及监督权力分离与制衡问题；(4)政府“层级”改革问题；(5)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此外，还有依法行政、绩效评估等。从深层次说，政府与党组织的关系也有待理顺。
(30)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首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根据其所做的尝试性统计，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
(31)常修泽：《再论建立环境产权制度》，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24日。
(32)常修泽：《寻求竞争力与“环安健”机制统一》，人民日报，2007年9月26日。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科学发展观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