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社会的跨境互惠行为研究*
——基于广西那坡县弄猛屯的调查
□周建新，管海朱
[摘 要] 边民作为生活在国家边境地区的社会群体，与邻国的边民跨境互动频繁，自然形成跨越国界的边民社会网络。由于地缘、血缘、姻缘、族缘、业缘等关系，在中越边界沿线的很多村落，边民除了具有传统农业社会一般农民所具有的邻里互惠行为之外，还彼此进行着他们特有的跨境互惠活动。根据广西那坡县弄猛屯调查资料，聚焦当地边民社会，对中越边民在历史和现实中特殊的跨境互惠行为进行分析和解读，认为两国边民互惠既是“人情”的交换，也是“利益”的分享。
[关键词] 中越边民;跨境互惠;文化策略;理性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互惠行为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性互惠合作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普遍性行为。关于互惠行为的研究，不少学术界同仁都研究过，国内学者赵巧艳通过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交换实践，揭示上梁庆典互惠交换表征的深刻文化意义;[1]乌云娜以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圪报尔村为例，分析土默特蒙古族社会的礼俗与互惠的关系等。[2]目前，聚焦于边民社会跨境互惠行为的专门研究比较少见，仅有卢成仁基于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探讨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3]曹贵雄、黎莹以云南河口为例，解读口岸型城镇化进程中边境互市与边民互惠的关系;[4]王敏对“借猪”习俗进行考证，探讨了广西防城峒中镇细坑村大板瑶婚嫁中的互惠行为等。[5]显然，以国家单元结构为界限聚焦边民跨境互惠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尤其是对广西中越边境边民的跨境互惠行为研究屈指可数，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广西那坡县弄猛屯的调查，对中越边民社会的跨境互惠行为展开进一步研究。
弄猛屯① 课题组成员于2015年8月～2016年7月，先后5次进入该田野点进行了55天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根据这些田野资料进行论述。 是广西那坡县百南乡弄民村最大的自然屯，是典型的石山村，境内有中越边界591～600号界碑，东与平孟镇念井村规教屯接壤，南与越南高平省保乐县果巴社弄表屯相邻，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村。弄猛屯与越南弄表屯之间山间小路众多，边民往来历来相对自由，两国边防部门对此很难进行有效监管。这种长期的跨国联系，既是中越两国边民世代友好关系的延续，也是现实互动中民心相通的具体表现，这使得两国边民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日常生活的跨境互惠社会网络。截至2016年6月，弄猛屯共有98户414人，其本地居民皆是壮族，屯中有27户人家娶了越南媳妇。弄猛屯的壮族与越南一侧的岱族和侬族属于同源跨国民族，彼此形成的跨国民族社会关系，即使在民族国家严格管控边界的今天依然充满活力，两国边民建构的跨越国家边界的特殊互惠网络及其互惠行为普遍存在。
二、历史和现实中的边民互惠① 本文使用的所有一手材料均来自笔者2016年6月在弄猛屯的调查。由于篇幅所限，文中不能以完整个案形式一一呈现。
(一)跨境亲属之间的互惠
弄猛屯边民与越南边民一直存在相互通婚的传统。跨境婚姻一旦结成，双方因此不仅在本国具有传统的亲属网络，而且还比其他人多了特有的跨境亲属网络，出现了人际资源跨国倍增现象。同时，两国边民过去存在的跨境迁居现象，使得两国边民之间一直维系着跨境血缘亲属网络。
据村民回忆，“大跃进”“大锅饭”时期由于生活艰难，一部分人通过跨境婚姻前往越南一侧谋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边境地区的社会管理相对宽松，边民生活条件比中国好，当时屯里的女青年都愿意嫁入越南，而地缘相近、族源相同，使得她们的跨境婚姻就如同在国内从一个村庄嫁入另一个村庄，并未因此而产生不适。这种“姻亲”关系的形成，自然将边界两侧的相关家庭连接成一种互惠互利的有机整体。彼此之间的互惠偏向于“一般性互惠”，即不同于一对一的简单即时报偿，而是一种长时段的、相互履行责任的亲密社会关系。跨境婚姻的结成，给双方相关家庭成员之间的跨境互惠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而姻亲互惠进一步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与亲和作用，是一种以感情为基础的交换，其交换媒介是社会关系和道德责任。[6]这一时期，屯里有十多个姑娘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嫁到越南去。这部分人嫁到越南后都或多或少帮助了自己在中国的亲戚，有的甚至依托她们的关系，全家都搬迁到越南。当时举家搬往越南的村民NCL 说，“那时，我有两个姑姑嫁到越南，后来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家子才能在越南生存下来”。
当时也有依托跨境婚姻“非全家式”搬迁的个人。村民XKX 说，“我大姐，XDL，1965年左右嫁过越南的。我父亲当过民兵营长以及村长，因为怕被批斗，加上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吃不饱，没有那么多玉米吃，所以我爸妈就把其中一个女儿XDL 嫁过去。在女儿嫁到了越南后，父亲母亲也能跟着去越南生活。”村民NCL是依靠血缘亲戚搬迁到越南的，他说，“父亲的堂哥NBP 在越南，娶的是越南老婆，并且有户口。当时NBP叫我父亲去越南，于是我们一家子就搬去了越南”。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弄猛屯边民开始利用亲属关系在跨境经商活动中相互获利。NSZ早年因为生活困难，听从姑姑的话搬往越南居住，并在那里娶妻生子，他的大儿子NGM 就是在那里出生。后来他们虽然回到了弄猛屯，但在越南生活的这段经历让他在越南拥有了庞大的亲属关系网络，这给他和他的大儿子后来做生意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正是在这种可靠的亲属关系庇护下，NGM 的跨境生意获利很大，成为屯里最富的“富人”之一。村民GNM 说：“中越关系缓和后，我那几年几乎都在越南。我主要做一些比较方便携带的生意，比如收购狗、药材等。那几年我食宿都在越南亲戚家，很多时候都是亲戚给我提供货物信息，带我去收购。”弄猛屯边民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越南的亲戚也获得了一定的回报。
边民跨境互惠行为的发生，其最基本的动因是边民内生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弄猛屯目前仍然是一个边境贫困村落，自然条件差、交通落后等因素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由于地处与越南相邻的边境地区，村民自然而然会利用这一特殊地理位置“靠边吃边”，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求得自身发展。边界对面的越南村落同样如此，因此两国边民都遵循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化不利区位为有力条件，共同生存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弄猛边民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部分女青年嫁给了越南边境地区相对贫困的大龄男性，一部分人借助这一跨境姻亲关系搬去了越南;没有跨境亲属的也靠着邻村的救助，建立起良好的跨境互惠人际关系。20世纪70年代，已经搬迁至越南的部分弄猛屯边民，在越南“熟人”的帮助下能够带上自己在越南种的粮食回归中国。20世纪80年代，两国边民冒着踩雷的危险，相互之间提供货物资源信息做起了跨境生意。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很多越南人到中国边境务工，很多越南妇女也借助各种机会，认识并嫁给了弄猛屯一些大龄男子，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人借助这一跨境姻亲关系进行跨境互惠活动，此外，当代的各种“朋友”和“缘”的关系也成为了双方边民跨境互惠活动的主要依托关系。综上所述，我们所看到的边民往来于“国家边界”之间，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二)邻村跨境的互助互惠
由于两国边境村落相距不远，村民往来密切，事实上存在着一个跨越国界的边民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一般农业社会存在的邻里关系，在这个跨境边民社会网络中都有表现。
1.生活困难时的相互接济
据屯里老人讲述，20世纪50～60年代在逃往越南的边民中，多数是去越南投奔亲戚的，但也有一些是没有亲戚在那边的。这些人虽然在越南没有坚实的跨境亲属关系，但在弄猛屯生活太过艰苦，难以解决温饱问题，他们迫不得已才离开家乡。当然，他们迁往的越南村落往往有他们的“熟人”。这类“熟人”包括已经过去的同村村民以及邻村的越南朋友等。村民ZTZ说：“我们去越南的时候，是越南的村民接济了我们，给我们玉米让我们度过了难关，而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多次躲过了越南警察的盘查。”HEX 说：“我父母当时带着我们一起搬的，在那边没有熟人。我们与越南人一起开荒，一起种地，相互帮忙，生活还过得去。”ZGQ 说：“1968年我们跑去越南，我们并没有亲戚在那边。我们去越南靠给越南人做工、劳动为生，住的是茅草房，(他们)也算是帮了我们。”
2.农忙时的互助
3.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数据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与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如表3所示）。从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与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境内外利差（DLC）与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之间也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对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的影响较境内外利差（DLC）对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的影响显著。
星光村位于罗江区鄢家镇北缘，辖区面积2.65平方公里，辖10个村民小组，500户，1479人。全村以蜜柚为主的水果种植面积接近2500亩。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5385元。2016年，当地政府凭借星光村优越的基础条件，将其作为旅游开发示范点纳入鄢家镇岭上花开农业公园景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和开发。
2.跨境务工
3.相互依存需要
4.婚丧嫁娶中的互惠
3.建房时的帮工
20世纪90年代以前，弄猛屯的房子都是木板墙壁茅草屋顶;90年代后基本上都是木瓦结构的房屋;21世纪之后边民纷纷建起了红砖房。截至2016年，笔者在弄猛屯进行田野调查时，除了有三家是木瓦结构房外，其他的都是两层以上的红砖房。
在建房的过程中，“封顶”是需要人员最多的阶段。一般来说，楼房准备封顶的时候，主家会把消息告诉村民以及跨境网络中的越南亲朋好友，邀请他们前来帮忙。此时，这种帮工是无偿的，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的互惠义务。在平时的建房过程中，那些有越南亲戚的村民，更是经常请他们过来帮忙。村民XYC 说：“我们家劳动力少，主要还是靠我老婆的那些越南亲戚帮忙。他们帮忙拆房子、运水泥、运砖等等。每次来都是两天，然后回越南一下再过来继续帮忙。我们拆老房子拆下来的瓦片很大一部分都送给这些亲戚了，他们那边穷，(瓦片)都是免费送给他们了。”
图4为不同压下量的Cockcroft-Latham损伤结果，对比3个不同压下量下结果可以发现，在试样鼓肚及附近位置出现明显损伤，特别是鼓肚位置的损伤值较大，而坯料上下端未见明显损伤。随着压下量的增加，鼓肚位置的损伤值不断增加。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在鼓肚位置由于没有约束，处于自由变形状态，在正的应力三轴度的作用下，此处的损伤将不断增加。当达到材料的临界损伤值时，试样中将出现明显的裂纹。
散会后，大家一起到二楼的餐厅聚餐。席间，齐眉给每人分发了一个红包。高潮拿到红包后，心里直痒痒，瞅个机会跑到卫生间，偷偷地打开红包，一看，壹仟圆，心里美滋滋的。高潮不想喝太多的酒，就赖在小隔间，坐在马桶盖上把玩手机耗时间，反正这里也很干净，一丝儿异味都闻不到。不大会儿，就听到外面两个小便的人在交谈。一个说，乖乖，好大方，红包就装了贰仟圆。另一个嚷嚷道，这狗日的梅董也太狗眼瞧人低了吧，只给了老子陆佰块。高潮听第一人说的时候，心中就诅咒了梅宏图几句，待第二个人的话一出口，高潮登时心平气和了。
弄猛屯的婚丧嫁娶各种仪式中都有跨境的“礼尚往来”和“互帮互助”的情义，并且在当地增加了地方性的民族特点。在各种仪式中，参与的主体的确是当事人的亲属，同时相对封闭的当地村落几乎就是一个“亲属”共同体，而且这个网络一直延伸到了越南一侧的村落。
弄猛屯跨境婚姻的婚礼和满月酒一般都是一起办。结婚的时候，本家族除了送东西之外，不用送礼金，其他人一般送礼金，少数人也送礼物，礼物和礼金一般根据与主家的交情及亲疏关系而定。办满月酒主要是看日子，不一定是孩子满月就办。越南外婆那边一般要送背带、衣服等东西，同时会给婴儿一些压岁钱，大概50或100元人民币。期间，两边的亲属和熟悉的村民都会来帮忙。
村民HYS的爷爷过世时，场面办得很大，来的人很多。“我爷爷去世时，十天之后才可以下葬，当时他82岁，而且还是老道公，所以当时搞得很热闹，越南朋友都来了，他的道公朋友也都来了。”客人来的时候，一般都会以封红包的形式帮助丧家。当时因为知道丧家无法提供那么多酒水，所以客人来的时候，都会带上玉米酒帮助丧家。丧家不需要回礼给客人，但这种“情”“礼”丧家以后都是要还的。
（4）细嚼慢咽，口味清淡。因为工作或者学习的原因，为了赶时间，很多人吃饭都是狼吞虎咽。到了晚餐，时间充裕，不妨把速度慢下来，细嚼慢咽。这样不仅可以让食物更容易消化吸收，减轻肠胃的工作负担，而且更容易吃饱，减少食物的过量摄入。
印顺是从“法病”的角度出发解决佛教问题，所以他要根寻印度佛教，从佛教最早期的教义出发寻找佛法发展的脉络。印顺早期作过《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即是这种工作。如印顺在《法海探珍》中说：“到史的研究，不是为了考证，应有探索佛陀本怀的动机。它的最后目的，在发现演变中的共通点与发展中的因果递嬗，去把握佛教的核心，把它的真义开发出来。”他发现大乘佛法的宗系其实在小乘中都有其根源，最早的根源来自原始佛教，也就是认同大乘是佛说，但是不完全和佛所说的一样，在后期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部派时的发展奠定了大乘的基础。到龙树时，大乘思想已经成熟并经过龙树之手发展壮大。
以上各种活动的“礼”和“金”，主家都会详细记录在一个本子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回报”。
由数据可见，东营地区4月29日，太阳能电池板对蓄电池组的有效充电时间为7：00-16：50，中午时段太阳直射时充电电流最大。
在弄猛屯，“借”的风俗一直比较盛行，比如两国村民之间借猪、借玉米、借酒等风俗。虽然不同时期“借”的“物”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所体现的边民互惠本质没变。
对于每天各自忙碌的边民而言，相互之间的交往往往需要一些较为重大的“事由”。如农忙时的互助、建房时的帮工、婚丧时的帮忙等活动，这些不仅增进了两国边民之间的感情联络，同时也是整合当地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借”的风俗就是当地村民在筹办事情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互助方式，它广泛地存在于两国边民的生活之中。这与波朗尼的“互酬”相似，即是一种在以血缘及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作为义务而发生的一种“赠予”关系。这种“赠予”并不限于财物与服务的提供，它是一种广义的互助关系。[7](P52)“借”的风俗一般是指暂时不需要的人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借给急需的人，而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借方才予以归还的行为。这不仅体现了当地边民的互助情谊，也体现了两国边民守诚信、重承诺的价值观。这种物的流动维持了边民跨境互惠网络的紧密连接，平衡了网络中家庭或个人之间“物”的盈亏互补，并体现出彼此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使得跨境网络中“借”的互惠有序进行。
肺结节在临床上普遍被用来发现和诊断早期肺癌，由于近年来肺癌已成为新发率和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之一，因而肺结节的相关研究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2]。在影像学上，对肺癌的检测往往最终归结为对肺结节的检测，但是由于肺结节形态复杂、结构各异、体积较小，且常与气管、血管等组织粘连，即使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也很难用肉眼做出准确判断检测，因而需要结合患者的既往病历以及其它检查来进行综合评价，包括病理检查、医学检验、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computer aided diagnosis，CAD）等手段。
(三)跨境商业活动中的互惠
1.跨境生意
自然环境在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旅游产品时，也需要人类的保护。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可以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循环经济可以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让自然生态与旅游业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旅游开发者要在不断实践中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式。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边境地区出现了较为活跃的跨境经济活动。弄猛屯边民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跨境社会网络贩卖各自紧缺的货物。他们利用两国之间不同的资源条件以及国家体制不同所形成的两个市场的差异，进行物物交换或物资倒卖而获取利益，从而进一步形成新的跨境互惠商贸网络。村民HEX 说：“当时还是物物交易，我们拿清凉油、中华电池、布等跟他们换，他们主要拿牛马、药材等货物跟我们换。”当时弄猛屯边民从越南贩牛过来，主要是用作耕牛使用。而现在随着边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爱吃牛肉，而牛的价格高，利润空间大，因而贩牛的生意一直都很好。和越南有亲戚关系的中国边民，在这些跨境生意中往往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相对于贩牛生意，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越南边境牛市价格行情，懂得越南哪里有人要卖牛等行情，掌握的信息资源比其他人多。由于越南的牛比中国的便宜，所以村民一般都去越南买回来养，或者买回来倒卖赚取差价，买卖过程中双方边民都从中得到了实惠。
弄猛屯每年的二三月份种植玉米，六月份拔草，七八月份收获，而从种植到收获这段时间，村民还得给玉米施肥、拔草，都是比较繁重的农活。21世纪以来，弄猛屯外出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年轻一辈差不多都出去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在这种情况下，弄猛屯村民需要更多的越南边民过来帮助干农活。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他们便出钱雇佣越南边民过来干活，而更多的村民则相互“抱团”，彼此可以是邻居、亲戚或越南的亲戚朋友。这种“抱团”一方面解决了屯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同时越南边民也从中获得了“互惠”回报的可能。这种“抱团”互助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主家一般以三餐作为酬谢，而不用支付钱财。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政策放宽对农业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边境一侧出现了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现象。这给边界另一侧的越南青壮年劳动力提供了机会。百南乡境内有一个边民互市点和一个边境集市贸易点，那里就出现了以越南边民为主的劳动力市场。笔者在百南乡调研时，看到成群结队的越南边民聚集在圩市不同的角落，或主动打听，或被动等待，希望找到中国边民或老板雇用他们做工。显然，到中国境内务工已经成为越南边民获得更多经济收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而面对这种情况，那些有中国亲戚的越南边民更容易找到可以赚钱的机会。村民XDQ 说：“我老婆在越南有父亲和三个哥哥，母亲去世了，家里很困难。因此我经常叫他们过来，给他们介绍工作。一般都是挖水沟、砍草等杂活，五六十块一天。”嫁到弄猛屯的越南媳妇MDT 说：“结婚后，我跟着老公出去打工，经常带着越南老乡或者亲戚一起去。老板觉得越南人勤快，让我老公找人来，刚好我认识的很多越南人也想来打工，我们就带他们过来。”由于越南一侧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差，越南边民到弄猛屯跨境务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客观上也是弄猛屯村民帮助了越南边民，是一种“互惠”双赢。
(四)拟制亲属和朋友关系中的互惠
1.“结老同” ① 壮族地区“结老同”一般指同年生的男子与男子之间，女子与女子之间所结成的兄弟姐妹关系。在壮语中，男女各自结老同的叫法不同，男性之间结为老同，壮语称为“jiaotong”，女性则称“jiaomai”，二者可以统一译为“结(老)同”或者“交(老)同”。 “认干亲”
5.跨国网络中的“借”
在中越边境地区，拥有多样化的跨境人际关系对边民经商非常重要。在跨境经商时，在无法拥有血缘、姻缘等直接可靠的亲属关系时，为了方便经商，边民往往通过“认干亲”“结老同”等方式扩大自己的亲属关系网络，这种拟制的亲属关系实际上是他们为达到经商互惠而达成的协议。这种相互之间的“利用”，不失为一种文化策略。
结成“老同”的双方，逢年过节必定相互来往，家中有喜事、白事、过生日等事情时，“老同”都会过来帮忙;遇农忙时节，老同之间都会相互帮忙，具有亲属之间相互来往的义务。村民HEX 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跟越南人做生意，那时还没有通关，只能偷偷进行。当时屯里几乎家家都跟越南人做生意，有亲戚比较方便，没有的要么认亲戚，要么结‘老同’。我家虽然之前认有亲戚，但为了得到更多货源，我又在越南另一个村结了一个‘老同’。”村民ZQH 说：“我是1968年跑到越南的。有一天隔壁阿姨因为多年没有生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道公说她命中少儿少女，得认一对干儿女才行。1979年回中国后，我和干妈做点牛马药材生意，干妈他们负责在越南找牛马药材，然后拉到边境，我们去接。拿到后一般先不付钱，等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才把卖得的钱分给他们，挣到的钱通常我们都是平分。”
事实上，对于拟制亲属关系的双方而言，他们更注重日常生活中拟亲亲属给予自己的帮助。“这是一项慎重的事情，没有人敢随随便便地‘认干亲’、‘结老同’，逢年过节走动也是需要礼物的，还要考虑到他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否帮得上忙。每逢农忙时期，我们‘认干亲’‘结老同’的两边都要相互之间帮忙干农活，你帮我，我帮你”，村民HYS如是说。可见，看似随意的“认干亲”“结老同”，实际上是两国边民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他们在拟制亲属关系时充分考虑了互惠的成本以及时间投入成本，也预估了“干亲”、“老同”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同时也注意到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平衡。
2.“朋友”互助
弄猛屯过去的“结老同”“认干亲”主要讲感情和缘分，而现在的“结老同”“认干亲”一般都夹杂着更多的利益性和目的性选择，而且逐渐被“交朋友”所取代。村民HYS说：“说起我的越南朋友，那可就多了。那边越南弄将屯、弄表屯、谷来屯等村的人，我们小时候就一起玩。以前老一辈的比较流行‘结老同’‘认干亲’，现在我们这一辈开始都不流行了，我们都是交朋友。”
现在的年轻人逐渐抛弃了传统的拟制亲属作法，而是接受了更加现代的“交朋友”方式，同样可以方便双方去对方国家。两国边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壮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在互动中互惠互利，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例如，村民ZQG 家里养有几头牛，但是因为他经常要外出做生意，没空看牛，而他越南的“朋友”家没有牛，并愿意为他养牛，所以他就把牛寄养在越南那边，等到母牛生小牛的时候，就轮流分配。若是今年两头母牛都生小牛，就一人一头，若是只有一头生，今年是朋友的，明年是他的，这样他可以省下时间去做点别的生意，而越南朋友也因此省下了买牛的钱，双方达到互惠共赢的目的。事实上，边民之间多交异国朋友，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但在适当的时候这种人际关系又的确可能从社会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
三、边民跨境互惠的动因及功能
(一)边民跨境互惠的动因
1.生存发展需要
在弄猛屯，结成跨境姻亲的家庭，在种收玉米、建房等方面，很多都需要他们的越南亲戚帮忙，等到越南亲戚插秧、收割水稻、建房等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也会过去帮忙。这种以劳动力互换为形式的互惠行为，体现了中越两国边民传统文化中互帮互助的特点。
2.人情道德需要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以亲缘、血缘以及地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一个“熟人社会”，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特有的信任体系和社会规范。其实，这种“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8](P25～34)在弄猛屯与越南边民之间同样存在。弄猛屯与越南边民有“熟人”关系的，结婚办酒都会请越南“熟人”过来一聚。越南边民来弄猛屯参加婚礼、满月酒、葬礼等也都要随礼金，给出礼金的多少显示着客人与主人的亲疏远近关系，与中国传统村落的社会关系结构基本一致。反之，弄孟屯的边民到越南村落的“熟人”那儿做客时，情况也是相同。在跨境互惠网络里，这种“剪不断”的人情和道德义务处处体现着地方性社会规约以及人类社会性生活的必然。总之，两国边民的互惠行为就是一种人情道德下的社会生活的需求。因此，跨境互惠行为能把边界两侧的社会网络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对边民社会的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并维系着跨国社会网络的实际存在。
NLRP10是NLRPs家族中唯一不含LRR结构域的成员[27]，NLRP10并不通过形成炎症小体调控caspase-1而发挥作用。因此，认为其可以负性调控其他炎症小体[38]。此外，Lautz等[39]发现NLRP10与NOD1信号通路下游的RIP2，TAK1以及NEMO作用，作为NOD10炎症体活化的适配蛋白，通过影响p38和NF-κB的活化促进由Shigella flexneri诱导的免疫应答。
在中越边境地区，由于两国政策的允许，居住在边境一线的边民是可以通过口岸和正规通道持边民证出入边境。这一政策为双方边民开展跨境边贸活动提供了方便，两国边民都会根据各自国内的情况，将对方紧缺的物资或者双方差价较大的物资贩卖出去，从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回报。这种跨境的互通有无，早期是“礼尚往来”或小商小贩交易，彼此互动的范围和频度都非常有限。而现在的交易突破了传统的满足“自我需求”的农业社会格局，已经融入到国家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供需环节。比如，越南一侧山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在中国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笔者调研的整个过程中，一年四季几乎都有越南边民人挑马驮运送大量中草药原料到弄猛屯等待中转。由于市场的链条环环相扣，只有彼此接力相互配合才能实现交易的畅通，因此要想在更大的市场中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保持和加深彼此的互惠关系尤为重要。这种基于了解信任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的意识，继续深刻影响着当地边民传统的跨境互惠行为。
第三，服务监管。两国政府都对医疗服务行业准入与质量监控、医疗从业人员资格认证等做了规定，以确保医疗服务质量。与此同时，两国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医疗机构与发达国家医疗机构、医学教育机构等进行合作，并通过JCI认证，提高本国医疗机构的国际认可度。
第一类是纯技术效率为1的机构，其投入和产出已经达到了理想值，不需要从投入或者产出要素上进行改进。属于这种类型的机构有3个，分别是机构11、机构21、机构27。若这3个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达到DEA有效，仅需要调整机构的服务供给结构，优化运营效果。第二类是纯技术效率小于1的机构。总体来看，剩余的6个养老服务机构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效率存在着一定的投入冗余，部分机构存在产出不足。
(二)边民跨境互惠的功能
1.形成利益共同体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后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族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人们在维护彼此共同利益时，有一种自发形成的默契，这种默契使得所有利益相关者结成同盟。因此，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意识，使得两国边民在日常生活和商贸往来中，尽可能兼顾对方利益实现互惠互利。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弄猛屯与越南边民成为了地缘共同体;由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维持着他们跨境的血缘、族缘共同体;由于跨境婚姻的结成，让他们部分人成为了姻缘共同体;由于跨境生意的互惠互利，又使他们结成了经济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多重关系长期的互动之中，边民依托各种关系进行跨境互动，他们在不危害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大前提下，渐渐地结成了一个网络式的边民利益共同体。
两国边民在不同时代的跨境互惠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个人或家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涵盖了个人目的性。在现实的跨境互惠活动中，亲缘和业缘共同体比较突出，亲缘共同体的个人目的性较弱，情感色彩比较重;业缘共同体的目的性比较明显，情感色彩较亲缘共同体少。业缘利益共同体成员之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异国资源，他们的跨境互动较其他成员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更加清晰一些，但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互惠双赢始终是他们的第一原则。边民在实现个人目的的同时，也在极力维护着跨国网络的基本互惠原则。
2.维护社会秩序
依据亲属关系距离的远近，可以区分三种形式的互惠，即一般性的互惠、平衡的互惠以及负向的互惠。其中，一般性互惠多在熟人或者近亲之间，此时一个人送出礼物并不预期要收到回馈，但是其中往往隐含着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制约。平衡的互惠往往是在一定距离的人群之间展开，期望有相等价值的回礼，而且这种回礼有很强的社会责任的约束，但不一定必须即刻回礼。负向互惠是指出现在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形式，其强调对等性以及双方都有收益性，因为在陌生人之间一般只有对于“利”的讨价还价。在弄猛屯边民的跨境互惠活动中，主要以一般性互惠和平衡性互惠为主，其中包含的约束力既促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也反映出共同体成员对内外秩序的维护。
在传统的宴客活动中，具有跨境亲缘、业缘关系的弄猛屯边民，除了邀请他们的越南亲戚朋友之外，最重要的是亲自邀请族中老者出面。吃饭时老者一般坐在神台方向的位置，等老者坐下来，晚辈才可以依次坐下。上菜之后，老者先夹菜，晚辈才能动筷子。这一方面体现了弄猛屯边民尊老的风尚，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对跨境社会网络秩序的维护。总之，边民的跨境互惠活动虽然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但双方遵循的传统社会秩序依然存在。
3.社会保障作用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社会保障是一种政府行为，其实在落后的经济状况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人们的互惠关系网络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保障角色，甚至是他们终身的社会保障。[9]在边民社会中，跨境互惠网络在特殊时期对边民起着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作用。由于边境地区具有敏感、边缘、易受国家关系变动影响等特点，其社会保障网络比较脆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弄猛屯边民都经历过“断炊”，每当遇到饥荒、受灾等情况，越南的亲属和朋友是他们求助的主要对象之一。他们经常是在跨境互惠网络的帮助下，最终得以渡过难关。因此弄猛屯在很多时候，除了国家的救济和扶持外，边民的跨境地缘、亲缘、族缘、业缘关系也成为他们的保障网络之一。对于现在的弄猛屯边民来说，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国家保障时时在场，但是他们仍然记得困难时期的民谣，“有女莫嫁弄猛郎，滴水更比油还贵，五荒六月饿断肠”，这是他们老一辈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互惠活动作为一种交换系统，始终遵循着给予——接受和回馈——接受这一原则，同时保持权利和义务处于有序循环均衡之中，最终求得互助互利。弄猛屯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当下民族国家严格管控边界之下，边界成为区分国家社会界线的同时，也是联结边民的纽带和最重要的地方资源之一，传统的边民社会并未被边界完全分隔，边民通过彼此的“熟人”社会关系依然进行着日常的跨境互惠活动，而且不同国家体制所造成的资源差异更容易促使边民社会互惠网络的连接和加强。当然，在国家政策之外，边民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他们往往游走在国家制度的“合法”与“非法”之间开展跨境互惠活动，但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只是生活在常人的“情理”之中。由此而言，两国边民的互惠行为既是“人情”的交换，也是“利益”的分享;既有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也有经济理性的选择。当边民的跨境互惠方式倾向于经济层面时，经济发展较弱的一方往往主动与经济发展较好的一方进行互惠活动。此外，边民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不断把自身的传统文化与跨境互惠活动相融合，这不仅表明了文化对跨境互惠具有的作用，还突出了边民在跨境互惠活动中日渐趋于理性化的价值判断。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教育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高素质、高层次的体育专业人才[1]。《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提出“应当跟踪国外课程改革的最新动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开展中外课程教材比较研究”[2]。发达国家体育教育专业培养职前体育教师的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当前针对欧美国家体育教育专业的研究较多，但对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却甚少关注，殊不知其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模式也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对象。
[参 考 文 献]
[1]赵巧艳.象征交换与人际互动：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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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成仁.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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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敏.“借”猪：广西防城大板瑶人婚嫁中的互惠行为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2.
[6]熊凤水，慕良泽.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J].新疆社会科学，2009(1).
[7][日]栗本慎一郎，著，王名，译.经济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杨丽云.农村天主教徒互惠行为研究：以金秀江洲村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Cross-border Reciprocal Behavior of Border Community——A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Nongmeng Village in Napo County，Guangxi
ZHOU Jian-xin，GUAN Hai-zhu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China )
Abstract： As a social group living in the border areas of a country，border inhabitants interact frequently with people of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naturally form a cross-border social network of border community.Because of geographical，consanguineous，marital，ethnic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hips，the border inhabitants of many villages along China-Vietnam border not only show the neighborhood reciprocity behavior that is typical for the peasants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but also have their own crossborder reciprocal activities with each other.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Nongmeng Villag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ocal border community，analyses and interprets the special cross-border recipro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order inhabitants in history and present times，and holds that the reciprocal behavior of people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not only the exchange of"human relationships"，but also the sharing of"interests".
Key Words： China-Vietnam border inhabitants;cross-border reciprocal behavior;cultural strategy;rational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2—0131—08
*收稿日期 2019-01-07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项目编号：14ZDB109);2016年度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互惠与共生：边民跨国婚姻中的‘借物’习俗研究——以广西那坡县弄猛屯为个案”(项目编号：2016ZQN004)。
[责任编辑 廖智宏][专业编辑 程 瑜][责任校对 蓝肖杏]
[作者简介] 周建新(1962～ )，新疆阿勒泰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跨国民族。云南昆明，邮编：650091。管海朱(1990～ )，广西玉林人，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研究方向：跨国民族。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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