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07）03—0018—04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她的斑斓多彩：以经济改革为标志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带动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社会进入了多重转型时期；同时，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也向中国显示了它的变幻莫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像一切大变动时期一样，由于内外因素的交织碰撞，中国思想界也掀起轩然大波，出现了名目繁多而变化迅速的社会思潮。在这众多的新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十多年来，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由隐而显，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民族主义在中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殖民侵略，极度恶化了中国人民所世代赖以为生的生存环境，中国人民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以救亡图存为基本诉求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强国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内涵有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表征。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经过80年代的酝酿，在90年代终于在中国爆发出来。
受房宁教授的启发，为了便于梳理，笔者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划分为学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房宁称之为精英民族主义和平民民族主义），并把前者作为分析的重点。所谓学理性民族主义，指的是具有概括、表达能力、提倡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建构；所谓大众性民族主义，指的是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90年代后，大众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在互联网上发泄，所以有人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学理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何新掀起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一波。1990年6月，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年轻学者何新，对北京大学学生发表了“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的激情演讲。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人们在何新的演讲和长文中看不到民族主义的字眼，却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民族主义意味。何新在文中用了相当篇幅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险恶环境，努力讲述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新政治意识形态。何新倡导的用全球化视野审视当代中华民族利益的新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人们一般把它看做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二波。1993年，亨廷顿接连在《外交事务》发表《文明的冲突》等两篇文章，传到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热烈争论。《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读书》等杂志均用相当篇幅发表了有关讨论文章。在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批判中，知识界出现了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是其代表。1993年底，《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重估中国现代化”的研讨会，被称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学者王小东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需要“明智的民族主义”[1]。1994年4月，《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又发起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研讨会，1995年11月12日在深圳召开了“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研讨会。之后，民族主义的话语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学者伊保云公开呼吁“复兴民族主义，把民众的忠诚集中到国家的水平上”[2]。
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高潮则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标志。1996年，一本由普通年轻人写的、销量达300万册、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民族感情”的书掀起了一阵“说不”旋风。《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真正重新兴起了。同年，一本由留学美国的新闻专业博士生和已经进入美国著名学府任教的学者撰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这部自称是“呼唤中国民族意识”、“探索中国突围之路”的书，被认为“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3]。
与学理性民族主义相呼应，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在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对西藏的干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发展迅猛，借助网络工具，公众的民族情绪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网络”与“民族主义”结合构成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术语与新现象的突显，成为近年来媒体关注的新议题。人们把2003年称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2003年6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7月29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活动，征集了10万网络签名；8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8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2004年以来，由于连续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海油田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互联网上连续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浪潮。
二、中国当代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冷战结束后国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催生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既是后冷战时期外部霸权主义压力的自然而然结果，也是转型时期中国内部整合的需要，可以说是外压和内需综合作用必然结局。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孕育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
冷战结束后，国际资本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大举扩张，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引进，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概念，所有这些使得各国经济逐步走上国际化和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是“当人们满怀期望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市场远不如原来想象的那样理想，发现这当中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3] 中国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从拉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感受到了全球化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以反思和质疑全球化、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新霸权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诱因。
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范围。苏东剧变后，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可以说是新霸权主义时代。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用亨廷顿的话来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4]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又处于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再加上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它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近十几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遏中国崛起、贬损中华民族尊严的严重事件有增无减。1993年8月美国以“可能运送违禁货物”为借口，强行拦截并搜查中国的货轮“银河号”，使其中断航行33天；美国国会通过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决议；向台湾海峡派出大型舰队，摆出为台独势力撑腰的架势等等。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对不断遭受的羞辱默不作声，向来视尊严为生命的中华民族不得不对霸权主义发出“说不”的强音。可以说，近几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就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反应。
再次，民族主义是转型时期中国内部整合的需要。
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也有着复杂的国内背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为多种多样社会思潮（包括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适宜土壤。同时，改革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国有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不高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显突出，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式经营方式还没有摆脱，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仍然不高；金融监管不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存在着许多隐患；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调节手段还不健全，贫富差距一再拉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这一切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诸多困惑。其次，苏东剧变以来，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乘全球化之风渗透到世界各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种因素导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突出表现为“四信”危机：即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信心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内部迫切需要一个有感召力的思想和理论来协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和凝聚人心。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适应了转型时期中国内部整合的需要。
三、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中国民族主义自近代由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产生以来，其基本诉求始终围绕着“强国富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当代新民族主义思潮毕竟产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产生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它的基本诉求在具体表现上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1.对全球化的冷静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了一股鼓吹全球化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看来，全球化是最高标准，可以拿来裁决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一切都要“与国际接轨”。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全球化高唱赞歌时，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却对全球化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尽管民族主义者承认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必须适应这个环境。但他们更多看到的是“全世界的剥削借全球化扩散，利润借全球化转移”的严酷现实。全球化的主导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资本向全球扩张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所谓经济全球化仅仅意味着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决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而是专制”，全球化不会带来“全人类的利益”、“地球村主义”或“世界主义”，而只是西方利益的思想工具。从长期看，全球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追逐全球化，只能落入“发展的陷阱”、西方的附庸。全球化下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苏联解体、亚洲经济危机、科索沃事件暴露的20世纪的深刻矛盾，证明了今天我们必须反思‘全球化’的必要性。中国人必须避免从一种教条蹈入另一种教条，富裕之邦并非真理之地，20世纪形成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后殖民主义的危险，必须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逻辑起点加以认真应对。”[5] 反思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拒绝全球化，走闭关锁国的老路，民族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中国根本承受不起关闭经济大门的代价——无论这个大门是自己关上的还是美国关上的”。对全球化的反思只是提醒国人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惟有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6]
2.对中国现代化新模式的不懈探求
实现现代化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选择的惟一模式，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西方模式还是中国特色。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趋势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未来可供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就不可能是另起炉灶，而是理解全球化的进程但更深刻，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但更积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提出更高明的指导原则，来推进和提高全球化的进程。”[7]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它的本质是全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具有普遍性。王小东就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相当发达的情况下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温饱”，“市场化的进程必须是一个受控的平稳过渡的过程，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既得利益的分配问题上设计一个较为公平，影响这些阶层既得利益较少的方案”[1]。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强调，对外要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必须抑制精英主义，他们对无条件的效率优先提出质疑：认为“其结果只能是使中华民族整体性放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一部分人超英赶美，大多数人辗转沟壑间”[8]。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现代化新方案，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3.对民权和民主的热切期望
由于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缺乏系统的关于内政建设方面的建言，所以有人批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容空洞，仅仅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学者任丙强就民族主义的这一缺陷作了详细阐述：“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特征使得其从根本上无法提供关于国家的建设性的意见和问题解决办法。它过分强调国家本位，以国家作为一个不加划分的利益主体，而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个人却没有得到考虑。民族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只是在民族关系或者在民族国家关系方面表现出一种情绪、姿态和策略，但在国家内部如何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在经济方面的持久动力，经济中的单位不是国家、民族，而是个人。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尊重和激励，空谈民族，无法获得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同样，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背”[3]。客观公正地讲，民族主义者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的、正义的社会，确实没有提出成熟的方案。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对民权和民主的追求却是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王小东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恰恰是他们建设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民主的动机更为强烈。”[9] 但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民权和民主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较大的差距。民族主义者对内要求大众民主，遏制精英主义，强调广大平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和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对外要求在国际体系内的主权和平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4.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严厉批判
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希望借此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但矫枉过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并没有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反而产生了奇特的、反常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曾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和新闻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民族主义者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民族精神弱化、民族凝聚力受损感到十分焦虑，认为对于民族的生存而言，这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危机都更可怕更深刻的危机。民族主义者认为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精神的矮化也是落后，而且是一种比经济落后还糟糕的落后。[10] 浓厚的媚外弱势心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大文化障碍。
民族主义者提醒人们：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
四、对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简要评析
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兴起之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5年11月的《远东经济评论》就是以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作为封面主题的。其中有篇文章直接质疑中国会不会出现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11] 民族主义在国内也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思潮是“义和团幽灵的卷土重来”，“排外思想歇斯底里式的发作”、“温室里疯长的罂粟”、“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伪民族主义”、“恐怖主义”。
当我们认真梳理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时，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主义尽管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还不够成熟、完善和系统，有时甚至不够理性，但蕴含在当代民族主义诉求中的是一种当代中国青年对国家民族无法推卸的责任和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发达国家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各种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以世俗理性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没有救赎主义宗教传统的、没有抽象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它以务实的世俗理性来判断世界，在保持对自己的民族共同体的忠诚的同时，不会丧失对世界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其基本追求是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希望世界上其他民族能平等待我。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主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对西方列强的威逼和侵凌的反应，萧功秦把这种“由于民族危机而激发的作为对西方挑战而产生的、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生存条件的民族自卫意识和运动称之为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11]。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在表现形态上与近代民族主义多有不同，但从本质特征来，仍属于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尽管当代中国在外部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有的国际秩序的特点是大国控制世界，强权政治横行，在政治上充满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现象。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民族主义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意识的增强包含着对原有的国际秩序的极大的无奈和抗争的因素”。[12]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并非“义和团幽灵的卷土重来”，“排外思想歇斯底里式的发作”。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仍属于“内向型”民族主义。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出鲜明的“自强”性质。换言之，就是它主要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关注民族的自我更新、自我整合，只是当遭到外敌入侵时才表现出与外来民族对峙的态度。中国人这种“内向型”的民族主义特点，与“扩张型”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著名学者许纪霖认为，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而“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13]。这一结论实质上对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的弱点作了夸张性的描述。只要不带思想偏见，就会发现，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愈来愈走向理性的，它反媚外而不排外，并没有消极抵御和抗拒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至于在90年代出现的反美浪潮，近来又出现的反日浪潮，也不能笼统地称之谓反某主义，而更应看做在民族尊严受伤的情形下的合理反应，尽管有时反应可能过于激烈。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集中体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在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崛起的民族必须具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在一个意识形态对峙不再主宰世界的时代，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政治整合和凝聚功能是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所难以取代的”[14]。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是危害国家的洪水猛兽，而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集中体现。但民族主义的确存着可能的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者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时，可能会产生孤立主义和保守倾向。致力于建构民族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外界包括自由主义的批评进行认真严肃的判析，从而不断完善自己。以实现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保持激情的同时进一步向务实理性回归，这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之路。
收稿日期：2006—12—09
标签：全球化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何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