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一个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2-0141-06
罗伯特·索洛1956和1957年关于经济增长的开创性论文诞生至今，经济增长理论的发 展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在两个方向上有比较重大 的进展：一是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二是遵循演进经济学的路线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形 成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所谓“演进理论”。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研究路径往往让研究者 感到困惑：似乎都有道理，各有优势。但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它们各 自在哪些方面增进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呢?它们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呢?显然，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经济增长理论本身的发展都是极具意义的。
一、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简要回顾
新增长理论的诞生以Romer(1986)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 文《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为标志。以这篇论文为发端，以后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以 技术进步内生化为明确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型，形成了继Solow-Swan模型之后研究经济增 长的第三波热潮。从发表在主流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数量来看，这波热潮持续的时间大 致上为1986—1995年。从1995年至今，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有所减少，更多的转向了运用 已经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往往是在此基础上略加修改)来进行一些经验研究。
根据新增长模型所使用的不同的技术进步内生化策略，可以把新增长模型分为以下几 类：1、直接引入生产要素的外部性。这里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人力资本也包括物资资 本，还包括知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等。如Romer(1986)的模型中引入了物质资本投 资的外部性，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模型引入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Barro(1990)的模 型中引入了具有外部性的政府服务。2、直接引入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这个假定有时 运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上，有时则运用于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Rebelo(1991)以及 King和Rebelo(1990)的线性模型属于前者，而Romer(1994)和Lucas(1988)的模型属于后 者。3、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考察厂商的创新行为，认为只有从R&D所得到的收益能 够弥补成本，理性的厂商才会从事R&D活动。
经济增长的演进理论的兴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的著作《经济变革的演进理论》 为标志。正是以他们的工作为发端，演进经济学才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 。同新增长理论一样，经济增长的演进理论也普遍接受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但不同的是，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技术进步的演进性质得到了强调。归纳起来， 对技术进步演进性质的分析主要有三个角度：
第一、从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角度，把行为主体作为一个群体，分析主体之间的互动 如何导致技术进步演进。这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关注企业群体内部异质性企业之间的 竞争。如在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异质性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另一 类关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认为企业和消费者不断地了解对方的偏好并逐渐地调 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将导致技术进步的演进。
第二，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角度，分析企业是如何在一个竞争性的、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创新、适应和调整的。通常，在企业层次分析生产率的来源都是集中于生产函数，但 演进理论认为这个研究视角过于狭隘。除了R&D以外，企业的销售能力、组织能力、作 为一个集体的学习能力、乃至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能力等都受到了普遍的关 注。这些能力被认为是企业的专有资产，通常是无形的；它们源于企业在过去的战略性 决策，代表着企业在未来创新的能力。这种视角下的企业非常类似于进化中的生物，既 有遗传又有变异。
第三，从技术进步本身的特性出发探讨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这以美国经济学家
Arthur和David的研究为代表。前者的主要贡献是对技术进步过程中自增强机制(即报酬 递增)的分析。后者的主要贡献是对技术范式的分析，突出强调了技术开发中存在的不 确定性、技术范式对于生产率的重大影响以及新技术范式在经济中的扩散等问题。
除了关注作为经济增长直接动力的技术进步的演进外，经济增长的演进理论还把研究 的触角伸向了更广的、非纯粹经济的领域，如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制度的领域。 像专利、法律、技术标准、贸易协定、一国的科技政策等对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在这类文献中都有专门的研究。其中，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是 这类研究中最为系统的，同时也对各国的科技政策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构成 了演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Freeman(1987)、Nelson等都是这方面重要的贡献者。
当然，能够冠以“演进”二字的经济增长理论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还有一些重要 的研究者如Fagerberg、Dosi、Silverberg分别从技术差距、技术变革的部门模式、演 进理论的建模方式等方面对演进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竞争的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
当对同一现象或事物的解释同时存在着两套并行的理论时，这两套理论的关系给人的 印象肯定首先是竞争性的。新增长理论同演进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两者的发展历程 来看，很多时候演进理论的出现确实也是为了应对那些新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的发展存在着此消彼涨的关系。而如果进入这两套理论的内 部，就会发现，确实它们在对待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是对立的、彼此不相容的。从大的方 面看，归纳起来，它们的竞争性有如下表现：
第一，演进理论将增长视作一个过程，关注这个过程本身。按照多西和尼尔逊(1994) 的说法，演进理论其“目的就是解释事物随时间的变化，或者解释为什么事物在某个特 定的时间是如此、它是如何成为这样的。”而新增长理论更多地把增长看作某种原因造 成的结果，关注的也是这个结果。增长核算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与之相关的是，两种理论对待时间的态度。在演进理论中，技术扩散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时间的长短直接与一国的制度结构有关，由此自然派生出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Technological gap)问题；而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不管是从私人物品转换到公共物 品还是技术在国家间的扩散，其过程和背后的机制都没有得到认真地对待。例如，在
Romer(1986)模型中，私人投资导致公共知识的增加似乎是一个瞬时性的事情，完全没 有考虑到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以及私人投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公共知识的增 加必定是取决于很多因素的。
第二，演进理论倾向于把经济增长视作是一个持续的非均衡的动态过程，而新增长理 论则认为经济终究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因此，始终关注稳态均衡的实现条件 ，以及稳态均衡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把这一点与第一点结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新增长理论即便比起它的前辈 ——新古典增长理论——来引入了更多更现实的变量，但仍然对许多现实问题无能为力 ：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还是新技术出现之后没有得 到充分地利用，都是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表现，而在新古典理论范式下非均衡状态是 根本没有地位、不会受到关注的。当然，演进理论中“均衡”概念同样重要，但其中的 均衡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单一的、稳定的、决定论意义上的均衡，而是多重的、动态的 、具有一定偶然因素的均衡；同时，研究均衡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分析演进的非均衡过 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影响到均衡状态形成，而不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到 均衡状态的研究上。
第三，演进理论并不严格区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化的、制 度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如Freeman和Louca(2001)认为，有 必要把资本主义的演进视为五个不同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作用 ；它们有各自的演进动力，这些系统之间的“匹配”或“不匹配”决定着经济增长。而 新增长理论只考虑纯经济的因素，至于经济以外的因素，则被认为是外生不变的，因而 被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这一点正如Freeman指出的那样：“尽管名义上承认技术进 步和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但主流理论和大部分模型实际上使经济学与这些极其重要的变 革过程相脱离。”
第四，演进理论注重事后的解释，而新增长理论注重事前的预测。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演进理论承认不确定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事件只能事后解释而不能事先 预测。相反，由于新增长理论的建构本身就是着眼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因此，模型 的事前预测功能是先定的、暗含在模型之中的。
与此相关的是模型的现实意义。演进理论由于考虑了更多的现实因素，侧重于分析经 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因此它具有较为明确的政策导向。如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 表的著名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项目”的子报告。在近 几年OECD的报告中也能够比较明显地发现其受到演进理论思想影响的痕迹。而新增长理 论虽然比起它的前辈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更多地考虑了现实的因素，但受制于模型自身的 结构，它最多只能给出一些非常粗陋的政策结论，只能回答类似于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 长是否有必要这样大而化之的问题。
另外，与第三点和第四点同时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初始状态在理论模型中重要性。在演 进理论中，初始状态的微小差异往往决定最终的胜败。因为，在这类模型中什么样的行 为类型最终胜出并不是事先知道的，它取决于不同的市场环境，竞争的结果通常是不确 定的，它有很强的偶然性，取决于各种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的不同。Arthur(199 4)尤其指出，如果存在收益递增—不管收益递增是源于投入的不可分割性还是干中学或 者网络外部性，微小的初始差异往往决定最终的胜败。可以认为，初始条件对于最终结 果的这种重大影响根源在于经济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特征，它紧密地经济 活动实际发生的过程相联系。这就完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虽然在新 增长理论中，国家之间初始条件的不同也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发散与收敛，但导致最终 结果差异的根源不是经济收敛到均衡位置的这个过程，而是最初生产函数的不同。例如 ，在Lucas(1988)的模型中就是通过假定各个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来解释国家之间 人均收入的差异。显然，只要生产函数是同一个，由均衡的唯一性决定，变量的初始位 置是不会对最终的均衡位置产生任何影响的，因为一个生产函数就只能表示出一种过程 ，当然就只能导出一种结果。
第五，从理论的形式化程度来看，演进理论明显低于新增长理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很简单：越是考虑了复杂的因素，理论就越是难以形式化；同时关注过程同关注结果 比起来，也是关注过程的理论更难以形式化。
理论的形式化程度同理论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通常，理论的形式化程度越高，理论 的成熟程度也越高。新增长理论借助于日趋成熟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可以说大致称得上 一种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而演进理论则只能认为仍处于“前范式”时期。不过，成熟 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在各个方面都比不成熟的理论更完善、更科学，它仅仅意味着，在某 个特定的研究框架下该做的都差不多做了，至于这个研究框架本身是否是一个良好的、 适合于特定目的的研究框架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如果遇到了研究框架本身存在重大 问题的情况，越是成熟的理论它的发展前景就越是不容乐观，而不成熟的理论反而又多 种发展的可能性，前景反而更值得期待。
第六，从理论构建的技术角度讲，演进理论对理论所赖以成立的假定条件许多都没有 明确的、严格的要求，而新增长理论则建立在许多明确的假设条件之上。这包括：性状 良好的生产函数、企业的同质性、个体的无限理性以及大多数模型对于完全竞争的假定 。实际上，许多演进理论都指责新增长理论这些假定的不现实性，并有意识地放松这些 假定来构建自己的模型。例如，许多演进理论都不接受个体具有无限理性的假定，往往 代之以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或者适应理性(adaptive rationality) ，相应地最大化行为也放松为满意行为(satisfying behavior)；同时还认为，厂商的 异质性以及厂商所创造出来知识技术的异质性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厂商的竞争力取决于 它所具有特殊资产或能力，而对企业同质性的假定是一种还原论的做法，忽视了市场竞 争中的结构性因素。
对这些假定的修改，直接影响到演进理论对于其他问题的看法。例如，有限理性也意 味着主体没有完全信息，他们只能局部优化而不是全局优化；适应性理性则意味着没有 普适的决策规则，特定时刻的决策总是受到特定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约束；而主体之 间异议质性也直接意味着主体之间的互相模仿、相互影响等等。
以上归纳出来的六大方面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例如，演进理论对时间和对过程的重 视同它对不确定性的强调是分不开的，这也意味着它只能具有事后解释功能而不可能有 事前的预测功能。又如，演进理论的形式化程度总体上不如新增长理论不仅是因为它考 虑的各种相关因素多、考虑了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与它没有明确的假定 条件作为实施严格的逻辑推理有关。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新增长理论。归纳起来，可以 认为，演进理论勾勒的是一幅开放系统的演进图景，这个系统中所有相关的变量和关系 都是处于演进之中，都不是确切可知的，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典型地建立在封闭系统基础 之上，所有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难怪人们总是说，演进理 论使用的是生物学类比，新增长理论使用的是经典物理学类比。但“横看成岭侧成蜂” ，此时似乎还不能认为哪一种视角更恰当。虽然从直观上看，演进理论给出了的画面似 乎更接近真实，新增长理论舍弃掉的真实因素更多，但同时，演进理论给出的画面也更 模糊，而新增长理论给出的画面则更清晰。如何取舍?凯恩斯、哈耶克、凡勃仑、米塞 斯、阿玛蒂亚·森等似乎更愿意取前者，而阿罗、萨缪尔森、罗默等似乎更愿意取后者 。不过，即便这种取舍难免，总存在这样一种努力，试图结合这两种理论的优点，即： 既要使理论接近于真实世界，同时又尽可能地使其严谨而精确。下面，我们试图换个角 度，探讨一下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的碰撞：现实与趋势
正像市场上竞争的厂商一样，虽然它们的产品是竞争性的，但这并不排除它们各自学 习对方的优势，并将其内化，从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来，两条研究路线已经出现了一些相互靠近、融合的迹象。这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新 古典经济学家开始有限度地接受经济学的演进思想，并有意识地用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手 法来包装演进经济学的某些思想；同时，一部分演进经济学家则意识到了使理论正规化 的重要性，竭力为其理论打造坚实的微观基础，并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 其理论进行计算机模拟实验，使其理论更正规化、更能够像真正的科学理论一样，接受 经验的检验。
前者以Romer、Grossman、Helpman、Aghion、Howitt以及Krugman等为代表。Romer作 为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在他的观念中，演进理论是对新增长理论的补充。在其后来构 建的模型中，他明确地抛弃了完全竞争假定而代之以垄断竞争假定。Grossman和
Helpman(1991)对产业组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其立足点也是创新者可 以得到创新的垄断利润，因此，在他们的模型中，市场结构又同时是技术进步的一种结 果。而Aghion和Howitt(1992，1998)则明确地以形式化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为目的 。在他们的模型中，厂商投资于R&D以提升现有产品质量，这就导致了熊彼特意义上的 “创造性破坏”，即厂商创造新思想使那些老厂商利润减少甚至消失。另外，Krugman 作为一位具有开放思想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演进理论的许多思想也是表现出了积极的接 受态度。他认为，如果主流经济学家能够更多地吸收演进理论的一些思想，它会发展得 更好。最近Krugman推出的新作《自组织经济》(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更是充 分地体现了演进思想对他的影响以及其试图使演进思想正规化的努力。总的说来，现在 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比半个世纪前更能够接受经济学的“演进”思想，而新增长理论确实 也通过吸收演进经济学的一些思想使新古典的均衡理论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我们预测， 新增长理论的下一次重大发展，演进思想的形式化很可能要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
后者的典型代表是Nelson和Winter。他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够使经济学的演进思想得以 复兴，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第一次使演进的思想正 规化。他们使用了动态随机过程来表达不确定性，并凭借计算机模拟实验得到了令人满 意的结果。目前，计算机模拟是演进理论重要的分析工具，虽然这种工具与新古典经济 学家用来进行均衡分析的数学模型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比起上个世纪早期那一批演 进经济学家来，他们总算是有了这么一种可以使其思想正规化的工具。正是这一步，使 得今天的演进经济学不同于上个世纪初。其实，如果经济学界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 看待理论的正规化问题，没有理由认定只有那种能够进行均衡分析的数学模型才是最标 准的、最适宜的分析工具，并对除此以外的分析工具采取非理性的歧视态度。当然，计 算机模拟作为演进理论重要的分析工具目前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到底采用什么样的语言 、什么样的程序进行计算机模拟，各个研究者现在基本上仍然是各行其是，因此存在着 研究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演进理论的迅速发展。
另外，演进理论对企业行为的分析也是卓有成效的。在经济学普遍注重理论微观基础 的大背景下，演进理论深入企业内部对企业的决策行为、企业能力的形成等问题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这方面留下的空白。
不过，由于在“演进”旗号下的增长理论研究比较发散，因此，虽然有那么一部分研 究致力于使理论向着更加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但毕竟还有数量众多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 (这些原因既可能归于研究者自身也可能源于研究课题的性质)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从发展趋势来看，那些始终难以正规化的、远离科学的形式的研究将难以进入主流经济 学的地盘，最终只能以边缘研究的角色生存。当然，即便是正规化，也需要考虑如何正 规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味地以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为荣、忽略了对演进理论自身的 发展，那么也会给演进理论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总结
作为两套既竞争、又互补的理论，新增长理论同演进理论都致力于一个宏大的目的， 那就是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理解经济增长可以说是经济学 理论所力图达到的终极目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个漫漫征途之中，新增长理论和演进 理论都是前进中的路标。有可能它们都将把我们最终带向正确的归途，也有可能未来两 个路标都需要进行修正。
从两套理论各自的特点来看，新增长理论从形式上更符合科学的规范，因为它有着明 确的假定和推理结构，通过运用演绎法能够得出比较明确的推论。而演进理论则以形式 上的科学性为代价，在模型中引入了许多现实的假定，使模型整体上更接近真实、与现 实更具有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两者的互补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目前二者互补性 还主要停留在表层，二者为实现共同的目的——理解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更深层次 意义上的互补，即二者都为形成一套真正既符合科学的规范又具有实质内容的理论而做 出贡献。二者在未来的碰撞、互动以及互相学习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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