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经译与西北方言中的婆罗门对应_西夏论文

西夏译经的梵汉对音与汉语西北方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音论文,汉语论文,西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综述

最近二十几年,随着西夏文献的刊布,西夏语研究取得诸多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搞清西夏语的语音系统,必须首先明确当时的汉语西北方音,于是开始注意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文献研究宋代西北方音,且取得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1,2]。但无庸讳言,利用夏汉对音资料研究宋代西北方音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西夏文是表意文字,无法直接利用西夏字以确定汉字的音值。此前,构拟西夏语音最有价值的材料是遗存于佛经片断中的藏文标音,借助这些西夏字的藏文标音,人们得以把《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相关西夏字音构拟出来,同时推定了与此对应的标音汉字的字音[3,4]。然而由于藏文注音材料非常有限,大部分西夏字的字音往往还是借助汉字音来确定的。不难看出,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夏汉对音来研究汉语西北方音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而只有首先摸清汉语宋代西北方音的概貌,从而整理出西夏文献中的两夏汉对音规律,才能做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语音研究。基于上述事实,人们急切期待着能在大量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中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汉字音或西夏字音的表音材料,而包含丰富的梵汉对音和梵夏对音的佛经咒语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这种期待,从而帮助我们系统地重建宋代西北方音和西夏语的音值(注:藤枝晃等在《居庸关》一书中对《佛顶尊胜陀罗尼》梵文的校定参考了汉、藏、梵、西夏、回鹘、八思巴文六体石刻,颇值采信,本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的梵文转写即主要依据此书。此外,文中还部分采用了《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中“大悲心陀罗尼”的梵汉对音例证,其梵文转写参考了沈卫荣对黑水城发现的同名藏文译本所作的研究。)

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曾把多部密教经典对照梵文重新译成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就是其中的两部。这两部经典合刻为蝴蝶装一册,卷首有版画,其后经文首题“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兼偏袒提褱卧耶沙门鲜卑宝源奉敕译,天竺大般弥怛五明显密国师在家功德司裹乃将沙拶也阿难捺传”,末附御制“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并胜相顶尊总持后序发愿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共藏有两个印本,编号分别为TK.164和TK.165,两个印本均于 1997年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卷第29-51页。《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的刊印时间阙佚,孟列夫根据序文所列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猜测刻经时间不早于崇宗去世三周年(1141),不晚于曹皇后去世三周年(1167)。而从发愿文中所述“以兹胜善,伏愿神考崇宗皇帝,超升三界,乘十地之法云;越度四生,达一真之性海”等字句看,经文的刊印时间当是崇宗去世(1139)之后,西夏群臣于大庆二年(1141)为仁宗上尊号“制义去邪”后不久。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中有一部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同名的经典,编号为инв.No.6881,克恰诺夫编著的《西夏佛典目录》译名为《顶尊相胜总持功德韵集》。此经后面也存有御制发愿文,与宝源汉译本发愿文的内容大体一致,并署“天盛已巳元年月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由此,我们可推知宝源汉译本的刊印时间在天盛元年(1149)前后。

由于密教特别强调对经典陀罗尼翻译和诵读的精确性,所以传统的汉译密咒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对音规则,包括采用注音辅助手段,以求所译陀罗尼能够原原本本地反映梵语的语音原貌。如所周知,当时人习惯在基本对音字后加注“二合”来比况梵语的复辅音:“娑”对译梵文sva;在来母字前加“口”旁代表梵语中的颤舌辅音r-:“没”对译梵文bra;在基本字后加注“引”代表梵文的长元音:“”对译梵文,等等(注:上述梵汉对音例子采自慧琳《一切经音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No.2128。)。宝源等西夏译经师对经咒的翻译同样秉承了唐代以来的梵汉对音传统,不仅如此,由于受藏传密教的影响,这些西夏新译佛经对译音的要求比传统的汉译佛典更加严格,译音汉字的选择更加固定,使用的特殊标音汉字更加多样,这些特殊标音汉字的使用无疑更增强了夏译密咒标音的准确性。

二 梵语单辅音与汉语西北方音声母的对应

2.1 梵汉对音规律

2.3 对音讨论

(1)所考察的夏译密咒中没有出现梵文等单辅音开头的音节(注:梵语复辅音相当丰富,而用没有复辅音的汉语对音时,梵汉对音往往采用两个汉字加注“二合”等手段。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汉语声母与梵文辅音的对应关系,所以这里暂不罗列梵文的复辅音与汉字对音的例证。)

(2)跟梵文ch、th、th、ph对音用汉语从、定、亚等全浊声母字,说明汉语西北方音中古全浊声母变为送气清音。龚煌城认为“从对音资料观察,中古汉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不分声调,均变成送气的清塞音与清塞擦音,浊擦音则变成清擦音。”[5]253-260夏译佛经中陀罗尼的梵汉对音所显示的规律与此一致。如:

注释:

④夏译密咒中,特殊标音汉字只与梵文bh-相对。

⑤西夏宝源译佛经陀罗尼中多用加“口”旁的“捺”对应梵文da/dha,用没加“口”旁的“捺”与相对,而用“捺”与dha相对仅见一例,即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经题,“捺唥祢”对梵文,这让我们怀疑此例中“捺”的“口”旁有可能是译经人忘加了。)

⑥夏译密咒中作为特殊标音汉字只与梵文d/dh-相对。)

⑦梵文,藤枝晃等《居庸关》一书的复原误作,今改正。

中古疑母字“宜”、所对应的梵文辅音往往是g-。唐代慧琳译音往往用疑母字与梵文对音[6],而由于受所考察材料的限制,我们没有在上述夏译密咒中找到疑母字与梵文对应的例子,因此很难遽下结论认为当时的疑母字读为g-或,不过从宜、仡对应梵语的ga/g-来看,疑母字的对音体例与其他鼻音声母有一致性,我们可以推测其在西北方音中的演化规律也与其他鼻音声母一致。具体例证如下:

(注:“屹”,《广韵》鱼迄切,疑母迄韵,与见母字“讫”、溪母字“乞”、晓母字“迄”等谐声,从“屹”与梵文k-对音的情况看,汉语西北方音“屹”读同见母字“讫”。)

此前,通过对《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汉语鼻音声母字及其与西夏字的对音分析,龚煌城认为明母字阳声韵声母保持m-,入声韵的声母变为mb-,至于阴声韵则两者兼有,单高元音多作mb-,复元音则多作 m-;泥母字阳声韵也大致作n-(如“南”、“男”、“能”、“囊”、“年”、“念”等字),入声韵也都作nd-(如“涅”、“诺”、“溺”、“纳”等字);而疑母字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只有一个音[5]261-266。

(6)跟梵文g对音用汉语西北方音影母字“遏”。如前所述,夏译密咒中与梵文v-对音的往往都是影合口或明母字,但有一例对音比较特别,梵文ga用汉字“遏”与之对音,如bhagavate,对音为“末遏斡帝”。“遏”字《广韵》影母曷韵乌葛切,宝源显然是把这个字读成了ga。部分影母字带有衍生出的舌根音声母,这不符合汉语语音演化的通则,似乎只能看成是西北方音的特例。

三 梵语元音与汉语西北方音韵母的对应

3.1 对音规律与举例

王洪君也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夏汉对音指出过宋代西北方音的上述特点[10],其中论及宋代西北方音宕、果合流还涉及江摄字,曾、通摄阳声与臻、深摄阳声可为西夏同韵字注音,此外还注意到梗摄二等与三等分韵,曾摄与梗摄分立等问题,并与山西闻喜话白读层中相同的语音现象做了对比。由于夏译密咒字例较少,在此,我们无法为上述现象补充例证。

(2)西北方音入声韵并入阴声韵。如所周知,梵语音节均是开音节,而密咒传统对音往往把后一音节的起首辅音当作前一音节的辅音韵尾来对译,尽管我们在切分音节时并未完全遵从这一习惯,但考察梵语后一音节的起首辅音与入声字韵尾的对应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西北方音塞音韵尾的实质。入声字的对音字例如下:

注释:

⑨“切身”为佛典密咒对音术语。密咒对音中经常会遇到用汉字无法准确对译的梵语音节,经师们往往硬性地找两个当用汉字左右并列拼合成一字,左字表声,右字表韵。由于这些新造字并非真正意义的汉字,而且其读音是自身两个构件的反切,所以人们一般把这些字习称为“切身”字。顾炎武《音论》卷下“南北朝反语”中曾经论及“切身”,认为“切身”源自古人反切中的“自反”,曰:“赵宦光曰:‘释典译法真言中此方无字可当梵音者即用二字聚作一体,谓之切身’,乃古人自反之字则已先有之矣。”)

四 梵语音节末辅音与汉语鼻音韵尾的对应

五 结语

通过上面的对照和分析,我们知道夏译密咒的梵汉对音反映了12世纪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的许多语音现象。这些规律的揭示,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汉语西北方音从中古到近古的发展脉络,从而为建构西北方言的语音史提供必要的参照。不仅如此,夏译密咒对音规律的归纳和分析,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化西夏语的研究,它不仅为我们补充了大量的有关汉语西北方音的表音材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夏汉对音汉字的使用与梵汉对音有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借助梵文的音值,还原《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标音汉字所代表的语音实际,从而检讨此前的西夏字的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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