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1)01-0004-03
邓小平有三句话,从不同的侧面,科学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关系。我们就以这三句话为三个小标题来加以论述。
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某些西方右派著作家从苏东剧变这场危机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它没有未来,资本主义是终极的社会制度,在它之后没有什么东西了。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剧变时写了《历史的终结》,该文说:“或许我们正亲眼目睹的事情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战后某个特定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普及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很快就在两方面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观点。
一方面发生在西方,就在资本主义高奏胜利凯歌之后不久,到90年代中期,由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失业激增,经济滑坡等等原因,西欧左翼力量重新抬头。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有所恢复。社会民主党从低谷中走出,纷纷上台执政,目前在欧盟15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是社会党人执政,进入了战后最繁荣的时期。尽管无论是西欧社会民主党,还是西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我们的理解有根本的不同,但这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东方,不仅社会主义在中、朝、越、老、古坚持下来了,而且都在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率先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事实表明,这些历史终结论者们忘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端和矛盾,不懂得历史决不会以发达资本主义为终点,看不到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必然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和矛盾的理想和历史运动而在广阔的天地里存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到来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托马斯·莫尔算起,已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过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原因何在?就因为社会主义是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和未来社会的目标的学说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活的源泉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它的根本缺陷和矛盾,就在于最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利益的追求。这是社会主义之火永不熄灭的奥秘。
这些历史终结者们搞错了当前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性质。这种挫折并非根源于社会主义缺乏生命力,而是根源于原有体制的历史局限和弊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人类曾面临一系列尖锐的挑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回应这些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挑战之一,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犹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声誉。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硬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公认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是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德日两国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有过辉煌的胜利进军。但是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把这个模式当作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公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为10.1%,到1981-1985年已下降为3.6%。苏联有的学者估计,实际上只有0.6%。这就是说,进入80年代以后不仅经济效益不如西方,连经济增长率也不如西方。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也越来越小,按照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的说法,到1982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是零点。苏东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完全处于劣势。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在苏东剧变发生之时,美国某些预言家认为,多米诺骨牌现象必然发生:“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但历史的发展完全出乎这些预言家的意料。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仍然高高飘扬。这并非偶然。与苏联从6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时,中国连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和社会生活欣欣向荣,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能倒下去呢?
苏联模式发生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正如邓小平说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西方国家在实施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后,又发生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70年代的滞胀,并由此发生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变化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是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也不例外。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从而打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的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正是以苏联模式的衰败和危机为条件的。没有1956年的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就没有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危机(我们也把它看作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因为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文化大革命”又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就不可能这样快地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苏东剧变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苏联模式的危机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已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出现,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这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在1989年说得好:“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改革的意义时就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中国的改革将首先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经验。为什么?第一,因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在现代化中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与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基本上是相同的或类似的。第二,因为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不能解决南北之间的尖锐矛盾。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南北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西方七国集团对于任何对其控制世界资源提出的挑战,作出快速、暴力的反应,却不去解决南方的贫穷给世界带来的威胁。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如果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影响。
当然,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还不能说已经成功,只能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有的矛盾解决起来还相当棘手,有的问题还使人感到困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中国正处在两大历史变革——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之中,这两大变革没有无痛分娩法。西方国家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用了几个世纪,还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阶级对抗。1895年,英国政治家塞西尔·罗得斯在谈到当时英国的状况时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产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段话清楚地勾划了正在向工业国过渡的英国,面临着尖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并力图把这些矛盾转嫁到落后国家。后起的现代化国家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没有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享有的种种领先的好处,也不仅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且是因为它们要面对更加急剧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体制变革也没有无痛分娩法。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已经工业化的条件下向市场经济过渡也经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带来了一场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
中国是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实现两大变革同时并举。在这样的总背景下来看待中国改革的成就,就更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前两步。到1987年,中国提前3年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一番,到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两番,到1997年达到了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上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1981年到1997年我国人口增加了2亿5千万,只用了17年的时间,在人口增长这么多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在这之后,我们又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严酷考验。现在,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也应当在这两大变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我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把这些矛盾和问题同这两大过渡联系起来,既不是为某些失误进行辩解,也不是为了寻找自我安慰,而是为了使我们能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中必然遇到的挑战。只有经过我们艰苦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能趋利避害,取得成功。正因为中国改革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改革的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也是无法避免的,由此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极为丰富的经验中,可以给他们提供“某些经验”。邓小平只说“某些”经验,并不是故作歉虚,而是科学的态度。历史不会充许再在世界各地去推广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以代替苏联模式。各国都将去寻找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这种认识正是未来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代替资本主义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概括,也包含着对现实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的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构想。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在考虑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后提出的。
之所以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从资本主义方面来说,是因为它发展生产的潜力尚未耗尽。按照唯物史观:“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发展生产的潜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还有自我调整的能力。其中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经验。例如,它们正是通过这种借鉴,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之所以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是因为:第一,它们大多原来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就中国来说至今还处于初级阶段,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在经济上接近或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第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尚不完善的,只有通过改革,经历长期的发展,才能巩固和成熟起来,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邓小平充分估计了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正是根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前的客观实际,邓小平提出了逐步取得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个战略构想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丧钟即将敲响,或当前发达国家已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或资本主义处在总危机之中这类估计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一二十年就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估计之上。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和平共处、长期并存,其间的较量与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进程。它们将各自以自己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价值目标去获取比较优势,并赢得人民。
为了取得比较优势,必须进行改革,以赶上时代。为此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例如: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就是20世纪最大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的贡献。罗斯福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第一个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纷纷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可惜我们曾经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把它一脚踢开。苏联模式之所以在竞争中终于完全处于劣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拒绝这类人类文明成果,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
为了赢得比较优势,必须抓住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并回应它提出的挑战。回顾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技术革命为后来居上提供了机遇,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三批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英美法是其中的典范;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走向现代化的典范是德日俄(包括苏联);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则是亚洲“四小龙”。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再次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为此,必须深化改革,使我们体制适应新技术革命。当然,新技术革命也给各个国家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影响有多大,归根到底要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抓住了这次机遇,并在回应挑战中作出多大贡献。
为了确立比较优势。仅仅借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是邓小平为确立社会主义比较优势而提出的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体现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要取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在经济上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得到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实现并取得比较优势在政治上的保障;第三个目标,社会主义具有竞争力的根本条件,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如果我们在21世纪中叶能够接近这三个目标,那么,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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