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理念、意义与方法——“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概要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明论文,中国论文,概要论文,之四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1-0085-05
最近30年来我国因明研究中三家观点①的争鸣，为百年中国因明研究进入全面自觉的反思阶段，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我们已经论证了玄奘及其所传的汉传因明的重大价值，在于忠实地保存了陈那的新因明学说而未受到后起的法称因明的影响，②在此基础上再来从事“百年中国因明”研究，可谓正当其时。
一、理念：继往开来
目前的百年因明研究仅限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题目的罗列，有史无论，只是对历史事件的粗线条描绘，并未依据因明理论本身作出适当的评价与鉴别，只是站在因明研究的外围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内行从研究的内部真正将回顾上升到反思的水平，从而推动研究的进步，因而只是“继往”而无“开来”。
“因明的百年”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我们的研究正是在逐步将这个概念的外延向更远的未来延伸。选择“继往开来”为核心理念，就是要在批评总结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我国研究的整体水平，并在国际学界的广大论域中彰显汉传因明的重要价值和百年中优秀成果的学术地位，向世界展示“中国因明”的新形象。
这个总体思路不是封闭性的，而是要发现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就注定了我们的“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古籍整理和资料汇编，而必须采取在总结与反思中再创新高的开放性的研究视角。
当然，百年因明的总结与反思，不是要确立一个正统，而是要再一次强调玄奘和汉传因明的伟大贡献是解读印度佛教因明的一把钥匙，向国际学界弘扬玄奘因明的历史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全面肯定玄奘及其开创的汉传因明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以汉传对陈那新因明的正确解读为据，评价百年研究的功过得失，剖析国外研究对陈那和法称两座高峰的错误认识。
首次明确提出“钥匙说”，这是我们对于印度逻辑研究所能有而且当有的独特贡献。即便日本学者在现当代发生了从“汉传因明”到“印度逻辑”的学科大转向，也从未意识到汉传因明本身便是研究印度逻辑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工具。因而他们的研究虽然成绩斐然，却没有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的独特贡献。在放弃了对汉传的持续关注以后，从印度的文献来印证他们研究的历史起点——汉传因明所保留的古说，也就无从谈起。这一弊端在我国学界也初露端倪，当引起重视。现在，我们已有全新的材料、全新的团队和全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已着手印度文献的研究。③在此基础上，以对于印度文献的研究来印证汉传因明，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突破口和创新的目的。
以汉传因明为评判各家观点的重要依据，正本清源，并作为下一个百年的国内外研究的全新起点，这本身就是学术上的突破与创新之处。当然，我们也不能仅局限于汉传的话语体系，而应在国际学界的整个印度学和印度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彰显汉传因明的伟大意义。在这方面，仅有吕澂先生启筚路蓝缕之先。先生的论析明白透彻，正是因为他从印、藏因明这一汉传之外的视角看清了汉传因明的来龙去脉。④但由于他孤军奋战，未能形成气候，此后的因明学界又退回汉传的话语体系之内。目前学界仍有争议的诸多问题，大多是由于缺乏一个以梵文为出发点的话语体系造成的。
基于我们对“继往开来”这一核心理念的上述认识，“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反思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便可总括为：将唐代因明文献的精华在国际学界发扬光大，同时将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界，使我们自己对梵、汉、藏经典文献的对勘研究的一系列新发现逐步成为国内外学界的共识。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以下七大问题。
第一，因明研究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世界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从东西方逻辑看佛教因明的逻辑理论由类比向演绎的发展进程，揭示佛教逻辑甚至印度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墨家逻辑不同的特质，将三大逻辑的比较研究更向前推进。
第二，针对国内外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从唐代疏记对陈那因明的正确解读出发，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评判，为准确理解和区分印度佛教因明的三个主要阶段和陈那、法称这两座高峰清除理论上的疑难。
第三，国内外研究者都没有或者无法认识到，汉传因明恰恰是打开陈那因明逻辑体系的一把钥匙。阐明陈那因明的非演绎特征及其不同于法称因明之处，这与美国学者理查德·海耶斯的观点相同，但各自提出。海耶斯的出发点是梵、藏文献，我们的出发点是汉传文献，进路不同，异曲同工。⑤
第四，对国际公认的权威著作提出批评，纠正其重大影响。批评印度逻辑史家威提布萨那和苏联科学院院士舍尔巴茨基对陈那、法称因明的严重混淆及其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论证印度逻辑史上首次创建演绎论证式应归功于佛教逻辑，应归功于法称因明而非陈那因明。
第五，针对国内印度因明研究一手资料匮乏的现状，直接从梵文原典出发，结合相应的汉、藏翻译，对印度因明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作系统的对勘和研究。以语言-文献学的扎实基础来支撑我们对印度因明的每一个论断。
第六，针对国内学界对西方和日本因明研究最新进展缺乏了解的现状，广泛收集各种外文专书两百余部和论文近千篇⑥，确保我们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对话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确保我们的印度因明研究能代表本领域最前沿的成果。
第七，针对汉、藏因明缺乏实质交流的现状，组织汉、藏两方面的专家就共同的理论问题逐一进行攻关，以实现真正的比较和沟通。
二、意义：打通百年研究中的各个环节
汉传因明的古典传统，以玄奘法师所传为唯一的源头，以研习玄奘的译讲为主要内容。而近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则是被放置在一张多重向度的关系网络之中，呈现为多重的环节。总的来看，因明的古代文献与现代逻辑的解读方法、中国因明研究与国外因明研究、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佛教逻辑与佛教哲学、因明与西方逻辑和墨辩逻辑、中国因明与它在汉语文化圈外的传播和影响，便构成了百年中国因明史上的六组最为重要的关系和六大基本环节。“百年中国因明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便在于实现这六大环节内部的贯通，通过打通百年研究中的各个环节，便能最终实现百年中国因明的重新整合与创造性转化。
第一，我们的研究不再是封闭性的总结，而是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反思来提炼因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具有向未来开放的品格，对新一个百年的因明研究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既然批评了以往“邯郸学步”的研究模式，就要求提出新的模式作为替代。特别是当前的汉传因明研究已经或即将遭遇研究的瓶颈。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汉传因明文献亟待与广大的梵、藏文献领域对接。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研究者还存在连因明和逻辑两方面都准确的知识都无法遵循的情况，却要片面地强调数理逻辑的先进方法对因明研究的指导意义。这其实是忽略了逻辑史研究中尊重历史原貌的要求。事实上，并不是有了先进的数理逻辑手段，便足以把握因明领域的核心问题并获得准确的理解。要改善这一现状，突破研究的瓶颈，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通过学术史的评判性总结来实现基本理论问题的辨析和因明研究方法的规范。因此，有必要打开汉传因明的文献领域，并对于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作出贡献。
第二，应在整个国际视野的大背景下反思和总结百年中国因明研究，而以往的总结和反思都尚未做到这点。通过考察国内与国外因明研究之间的历史渊源、观点和对话，就能在国际学术的论域中，突出汉传因明的重要价值，彰显我们的具有重大价值的认识，从而完成与国际接轨的历史性任务，彻底扭转百年来国外学界对于我国百年因明研究不屑一顾的态度。
第三，以藏、汉因明比较的视角，将藏传因明对于自身百年进程的总结，提升到与对于汉传的总结同样的高度。藏传因明以法称因明为佛教逻辑唯一解读模式的传统观点，为国际学界所采纳，而国际学界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的误解又为百年来的藏传因明研究者所接受。我们已经立足汉传因明，讲清了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各自的历史贡献，接下来就应该讲清法称因明，讲清藏传因明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藏、汉因明的比较，不是为了抑此扬彼，而是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更好地说明藏传因明的历史贡献，彰显藏传文化的独特价值。
第四，在已有的对于百年来立、破(论证与反驳)学说方面研究的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论域扩展到中国百年来对于佛教因明-量论的整个传统的研究，有助于推进更为完整而又更富有层次感的理解。这个传统的核心议题是逻辑论证的学说，有一套相应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其哲学背景，并有一套相应的辩论术为其在辩论实践中的应用。然而，国外以及港、台的不少研究者却过分地强调了其中佛教哲学背景的方面。我们认为，作为核心的逻辑论证学说与作为背景的佛教哲学之间，是一对解释学循环的关系。要打破这一循环，最切实际的办法还是从它的核心议题进入，最后再过渡到哲学背景的研究。阐明了因明的立、破学说，便能对于它的哲学背景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并有助于促进对中晚期印度大乘佛教哲学乃至印度哲学中理性主义传统的理解。佛教因明的哲学基础以及相关的知识论和语言哲学问题，在国内特别是大陆因明研究领域中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而唯有充分研究和总结了立、破的方面，我们的拓荒工作才能更好地展开。
第五，通过梳理和评价百年因明研究的各家之说，可以说明汉传因明的独特价值，并说明佛教因明与西方逻辑、中国逻辑对比之下的独特之处。完全根据因明和逻辑两方面都准确的知识，带着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视角，来审视百年因明研究的进程，这是以往还没有做过的，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从事世界三大逻辑的比较研究。而且，这项工作唯有我们才能做好，因为整部印度佛教因明的发生和发展，是以陈那的新因明为继往开来的中轴，而对于陈那新因明的忠实解说仅保存在汉传因明的二论及其唐代疏记中。因此，世界三大逻辑传统的比较和沟通，将是我们对于世界逻辑研究可能有而且必须要有的一大贡献。
第六，将世界华人的因明研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纳入回顾和总结的范围，这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文化中国”的理解。
三、方法：实现义理与文献的双向互动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义理分析，且将义理分析具体到文献研究的层次，采取文献学和比较逻辑学双轨并进、双向互动的进路，正是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本课题提出了六种研究的基本方法：(1)义理对勘的方法：通过梵汉对勘来比较同一文本的各种解释传统在义理阐述上的不同，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唐人对印度原典的诠释，以说明汉传佛教是如何接受来自印度的因明。(2)文本译研的方法：以目标文献的古典原文为依据，用忠实、平顺的现代语言译出，并对其中的关键概念作深入、细致的注解和研究，这在国际学界属于因明研究的基础性工作。(3)逻辑刻画的方法：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来刻画一种古代逻辑学说，有助我们鉴别对这种学说的不同解释，并帮助我们对它获得更深刻、更清晰的理解。(4)比较逻辑的方法：把两个不同的逻辑传统作横向的比较，从而说明各自的特征。此方法应视为佛教逻辑研究的内在要求。真正的比较有别于简单的比附，在于它能说明某一种特定的逻辑传统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跨文化的比较，有助于解决某一种文化内部的问题。(5)哲学诠释的方法：从一定的问题域出发，将哲学史上某一学说的不同发展，看作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不同逻辑阶段，从中清理出这个问题本身所蕴含的思想结构。这个结构反过来有助于说明哲学史上一些具体的问题。(6)历史研究的方法：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考察一种学说或一个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以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
这六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我们在文献与义理之间保持一种“反思平衡”，既不偏向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而忽视历史本身的发展，也不陷入过于琐碎的考据而忘记问题本身的思想脉络。根据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所展开的六种研究方法，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分述如下：
(一)义理对勘的方法和文本译研的方法
对于百年以来的汉传因明而言，我们已解释了陈那因明学说的推论特征，同时刻画了陈那因明的逻辑体系的大致轮廓，接下来的工作就是：(1)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向陈那之后的因明理论，特别是法称的因明体系。这首先要求对现有的梵、藏文本，首先取其精要作深刻、严谨的翻译、注释与研究，力求以点带面，将汉语学界的研究引向更广大而陌生的文献视界；(2)把玄奘所传的汉传因明与梵、藏文本进行比较，力求揭示汉传因明对陈那因明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说明汉传因明对于印度本土因明的哪些阐发有文本依据而哪些没有，从而最终对于唐人疏记在因明学说史上的贡献作如实的衡量。总之，通过文本层面的对比研究来进行义理层面的对比研究，将有助我们把佛教逻辑的东传看作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项重要个案来考察。
这两方面的研究路向，正是文本译研之路与义理对勘之路，它们以文本的深入细致考察为基石，而最终的指向又是义理层面的探究。文本是因明研究的“物”，格因明的“物”才可能穷究因明的“理”。无“物”可格，则无“理”可穷。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开展理论层面的长途跋涉，正是当代因明探究的首要误区。
(二)逻辑刻画的方法和比较逻辑的方法
从根本上说，任何古代逻辑学的研究，尤其是任何东方逻辑学的研究，都是比较逻辑学的工作。进言之，比较逻辑学研究还应有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层面：(1)以现代逻辑为方法来刻画各种古代的逻辑理论，西方逻辑是研究手段而东方逻辑则是研究对象；(2)把西方逻辑与东方逻辑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同成为探究的对象，比较两方对于推论有效性、推论形式以及推论规则的思考之间的相同特别是差异之处，揭示各大逻辑传统在致思路径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于各自历史发展的内在影响。
前一层面的探究仅是逻辑刻画的研究方法，后一层面才是真正意义的比较逻辑学研究。这就要求我们：(1)运用逻辑刻画的方法，用逻辑的表达来准确界定因明的初始概念，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来说明陈那、法称各自的因明学说体系各自的理论造诣，阐明陈那、法称的异同所在；(2)运用比较逻辑的方法，经由与传统西方逻辑学说的比较，阐明佛教逻辑学的独特性，揭示佛教逻辑学说历史演进的内在根据。经由这两种方法的运用，我们就能使因明研究真正升华为逻辑研究的内在要求。
(三)哲学诠释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方法
假如将佛教哲学设想为一个整体，因明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打破整体与部分间的诠释学循环的首要一步，一定是针对因明本身脚踏实地的探究与考察。假使欠缺逻辑研究的精神，欠缺逻辑方法的运用，便无法视为真正意义的因明研究。故而，因明研究的哲学路向之开启，毋宁说是最后、最重要和最具总结性的一步。
具体来说，我们的方案为：(1)通过哲学诠释的方法，来解读佛教哲学中理性主义思想的一般框架，再从中定位百年因明研究在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和不足；(2)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追溯百年因明研究与国外百年研究的互动关系，以及百年来各大研究流派之间的互动。
现有的百年回顾研究主要存在着如下若干问题，而上述六种方法的运用，必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这些问题，消除它们对于当前因明研究的诸多负面影响：第一，不少学者在从事梵汉对勘的时候连因明的基本概念也不了解。例如，巫白慧援引“宗法性”的梵文原文paksa-dharma-tva来支持黄志强把“宗法性”等同于“同喻体”的错误解释，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⑦我们通过“义理对勘的方法”，强调梵汉对勘不能仅限于字词句的排比，而应当照顾到因明的整个理论体系。
第二，不少学者在对于陈那因明的逻辑刻画中连最基本的逻辑要求也达不到。例如，姚南强在对于陈那因明基本概念的图解中，将“因同品”和“因异品”这一对矛盾概念，一再用相容关系的图解来表示。⑧我们通过“逻辑刻画的方法”，强调必须用正确的逻辑知识来刻画因明的逻辑体系。
第三，不少学者在从事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连因明与逻辑两方面的准确知识也不具有。例如，沈剑英认为因明的“遍是宗法性”相当于西方三段论中词周延一次的规则，无论他作怎样的解释，都避免不了将“因”概念这一肯定命题的谓项说成是周延的失误。⑨我们通过“比较逻辑的方法”，强调科学的比较一定是以两方面都准确的知识为前提。
第四，不少学者在研究古代因明学说的时候，违背了忠于历史原貌这一最基本的要求。例如，巫寿康主张修改陈那的“异品”定义，以满足他对于陈那因明的主观想法，从而建立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新因明”体系，犯了替古人捉刀的错误。⑩我们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强调因明研究中正本清源工作的重要性。
此外，文本译研的方法与哲学诠释的方法在国内因明学界的使用几为空白。文本译研的方法在国外学界是了解一种陌生学问最基本的方法，而在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中却少有使用，且从未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这是由于百年研究大多局限于汉传文献，对于庞大的梵、藏文献缺乏通盘的考虑，同时也缺乏相应的语言和文献学素养。本课题通过“文本译研的方法”，在我国首次提出开展这一研究的必要性。哲学诠释的方法虽然为一般佛教哲学研究所常用，但是从未在百年因明研究中使用过。即便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在研究因明的著作中也绝少哲理的阐发。通过“哲学诠释的方法”，在因明学界提倡发掘本领域所包含的深刻哲学洞见。
总之，我们采取文献学和比较逻辑学双轨并进的研究路线。国际上百年来因明研究的两大流派以舍尔巴茨基为代表的列宁格勒学派和以弗劳瓦尔纳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前者采取比较逻辑学的研究路线，但忽视了因明本身的历史发展；后者采取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路线，但忽视了文献本身所内涵的逻辑体系。这两条研究路线之间其实存在互补的关系，但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忽视。本课题研究将两条路线紧密结合，以克服列宁格勒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片面强调其中一点的缺陷。
①沈剑英：《因明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巫寿康：《因明正理门论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以郑伟宏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及最近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
③郑伟宏主持：“印度佛教因明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2BZX062)。
④吕澂先生的因明著译大多已成为百年因明史上的经典，尤以《因明入正理论讲解》(中华书局，1983年)为毕生研究的结晶。
⑤参见郑伟宏：“论因明的同、异品”，载上海市逻辑学会编：《逻辑学文选》，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250-261页；Richard P.Hayes,"Dinnāga's Views on Reasoning(Svārthānurnāna)",i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Vol.8(1980),pp.219-277。
⑥刘宇光：“西方学界的佛教论理学-知识论研究现况回顾：(上篇)专书、论文集及研究院学位论文”，载《汉语佛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7-288页。该文的下篇“散见于期刊杂志的专题论文窥管”，将由刘宇光与汤铭钧合作撰写，预计在篇幅上会远远超过上篇。
⑦黄志强：《佛家逻辑比较研究·卷首》，香港：新风出版社，2002年，第1页；辩证见郑伟宏：“论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兼评黄志强的佛教逻辑现代研究”，载张忠义等主编：《因明》第一辑，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99-200页。
⑧姚南强：“玄奘逻辑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载马佩主编：《玄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3页；姚南强：“再论‘因三相’——对郑伟宏《‘因三相’正本清源》的几点质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8页；辩证见郑伟宏：“再论‘因三相’正本清源——兼答姚南强先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11-112页。
⑨沈剑英：《因明学研究》(修订本)，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67-68页；辩证见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第71-72页。沈剑英的观点同于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宋立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0页，参见郑伟宏：“因明百年 谁与评说？”，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9页。
⑩参见郑伟宏《因明百年谁与评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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