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平民政权”思想的演进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权论文,平民论文,轨迹论文,中共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以摧毁旧政权、创建新政权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使年轻的中共制定适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的目标和策略成为可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作出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对于国共两党而言，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要推翻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北洋军阀和他们背后的西方列强，按照新三民主义纲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中共提出了用“平民政权”取代军阀政权的鲜明主张。大革命中，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平民政权”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们关于“平民政权”的观点和主张，与对国民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有着紧密的关联，既表现为从政党属性和阶级立场出发的一致性，同时又浸润了大革命不同阶段的历史特点，反映出中共领导层主要成员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上的差异。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政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平民政权”主张不仅是对中共二大所提出“民主共和国”主张的延展和深化，还成为中共从简单照搬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理论的重要标志。
一、民主共和国：再造国家的目标
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便率直地表明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愿望。早期共产党人声言，改造社会的手段，第一就是要夺取政权。“我们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这是不待多说已经明了的事。”①“现在要干革命，就要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合拢来干。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借着政权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②党的一大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苏俄的国家政权模式，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把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并未将夺取政权这件事看成一场漫长而持久的革命。党的主要创始人与领导者陈独秀就说，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③他甚至以为用五年时间就可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④方法也不复杂，等到“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⑤不消说，这种革命基本上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故党的一大在规划近期工作时，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对工会的组织、工人斗争纲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均有详细的规定，至于其他，“只略略谈到大要”。⑥
共产国际并不认同中共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殖民地的革命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1922年1、2月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应把推翻外国势力和督军作为“当前的第一件事”。⑦此后，中共开始有意识地以“实际研究的精神”观察分析中国“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⑧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推翻军阀统治的任务，指出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名义上成了共和国家，实际上却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是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⑨“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⑩基于新的认识，中共二大在重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党在目前阶段的政治要求即最低纲领，主旨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大指出，中国当下“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11)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大敌人。这个革命单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联合全国的革新党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2)组成联合战线的，不但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曾被党的一大认定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由上述几个阶级组成的革命联合战线，将以“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3)共同推动民主革命目标的实现。
按照新的革命逻辑，中共对国家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和平、自由、独立”(14)的“真正民主共和国”。(15)陈独秀是这一方案的主要设计人。在他这一时期的著述和党的文件中，对此作过一些轮廓性的描述。其一，它是一个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控制的民族主义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16)要想“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成为“真正统一的民族主义国家”，非彻底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可。(17)在以后革命的各个阶段，国家独立都是中共始终坚持的基本政治诉求之一。其二，它是一个由民主派掌握政权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国革命是一场“有阶级斗争和经济改造意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用政党政治代替武人政治，亦即用人民权力代替军阀权力，人民通过政党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新国家将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18)至于共产党是否参加“数个党派之联合”，二大前后的文件中没有明言，联系民主派夺得政权后必然压迫无产阶级的观点推断，共产党大概是不在“数个党派之联合”中的，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只是一种“暂时联合”。(19)其三，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由于列强侵占和军阀割据，中国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20)实现国家统一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是民主革命应当承担的历史任务。中共放弃了此前“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21)的主张，提出采用联邦制来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个联邦制国家的设想，不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因素，也兼顾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在著名的《造国论》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现实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操纵在外国人手里，连起码的国家独立地位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国会、法统、宪法可言。所以，中国仍处在一个“造国”的时代，“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可见，二大前后中共倡言的“真正民主共和国”，是相对于那个顶着“中华民国”招牌的军阀政权而言的。尽管对这个未来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基本制度的勾画是粗糙的，有些方面甚至是含混不清的，但大致可以看出，它与西方实行议会制民主的国家颇为类似，没有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畴。
共产国际曾作出决定，将殖民地国家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称为“民族革命运动”。(22)与之相应，陈独秀亦于1922年9月正式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取代“民主革命”的口号，以标示中国革命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23)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24)后来，他又多次就“国民革命”的含义作过阐释。“国民革命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国民主义，对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经济之独立，对内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实现这种革命之动力，是各阶级革命的分子之合作；因为这种革命，是全国民的需要与利益；不是那一阶级单独的需要与利益。”(25)党的早期理论家蔡和森也指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26)也就是说，“国民革命”之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承担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即不仅要打倒封建势力，还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根据上述认识，陈独秀断定，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27)依据共产国际四大有关中国仍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准备时期的判断，陈独秀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够发达，无产阶级除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以外，还应该采用各种政策去促进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集中与发展，进而唤醒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觉悟和意识。“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28)
“二七”大罢工的失败，强化了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悲观估计。他以为，既然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军阀的枪炮前显得如此羸弱，今后的斗争就不能只靠工人阶级的单打独斗。“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29)谁来做这个“统一的国民运动”的中坚和领导力量?只有国民党。“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30)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作了更为理论化的表达。他说：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状况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这个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明知这个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只能与资产阶级合作，在斗争中求取“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31)中共三大的文件，在目前革命的阶段和性质、无产阶级的现实状况和力量估计、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重要问题上，均体现了陈独秀的上述观点。
1923年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表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已隐然成形。文章指出，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身处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之下。这两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是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但文章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32)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33)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更是极少数。所以，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以争取自身所需要的政治自由。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人)常因竞争而破产，生活不安定，是可以走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因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国民革命中也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基于上述分析，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依靠“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34)照此逻辑，无产阶级在当时阶段的任务就是通过国民革命，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于其他，都不是当时所应考虑的。
至此，陈独秀提出了包括革命性质、基本力量、领导阶级、组织方式、斗争形式、革命结局等要素在内的一整套理论主张。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期间，尽管思想上多有反复，但基本上是依据这一理论制定党的具体政策和策略的。
二、“平民政权”口号的阶级内涵
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国民革命运动。引人关注的是，三大对政权问题有了一个新的提法，即“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35)尔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著述中，还使用了“平民民主政权”、“平民的政权”、“平民的共和国”、“平民革命专政”、“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等概念。随着这些概念的广泛采用，建立“平民政权”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政权主张的核心，而“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反倒很少被人提及以至逐渐湮没了。党的二大和三大，都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对内争取政治民主，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在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的规定并未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为何弃用“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而以“平民政权”、“平民共和国”的口号取代之?通过梳理相关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这一变化与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特别是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有着内在的关联。
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的革命必须依靠民众力量，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孙中山还派出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三民主义的口号“应当更具体、更明确”。在中国，民权主义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口号，主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劳动群众捍卫自己的权利。(36)国际执委会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原则性意见，针对《宣言》中关于普选制和民众自由权利的抽象规定，强调必须把民权主义“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37)这成为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阐释民权主义的主要依据。(38)瞿秋白作为鲍罗廷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工作。翻检一下瞿秋白这个时期所写的文字，“平民”几乎成了使用频次最高的词汇，他把国民党称作“平民的政党”、“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39)把新三民主义称作“现实的革命原则”，“平民意志的结晶”，“平民组织团结力量以达到革命的旗帜”，(40)把未来的革命政权称作“真正的平民共和国”。(41)在中共领导层，也是瞿秋白最先把新三民主义与平民政权联系起来，主张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中国平民群众的政权，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42)由此可见，“平民政权”口号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拉近中共政权主张与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的距离，以适应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现实需要。“真正民主共和国”与“真正平民的政权”两个口号究竟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中共文献对此并未给予充分的说明和解释。瞿秋白是最先提出“平民政权”口号并作出系统阐述的中共领导人，可以尝试从他的相关论述中寻觅理解这一问题的线索。
与陈独秀一样，瞿秋白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目标是“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经济”。(43)瞿秋白所说的平民，是指与“上等社会”对应的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下等社会”，亦称“下等阶级”，(44)涵盖了除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反动军阀以外的各个社会阶级。这些阶级都是国民革命的参与者，故瞿秋白也常把国民革命称之为“平民革命”。毫无疑问，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决定这些阶级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进而决定未来国家政权的性质。为此，瞿秋白深入分析了平民各阶级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态度和在革命中的作用。
先来看瞿秋白对资产阶级的认识。“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45)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原有的宗法社会因遇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入开始崩溃，小农和小手工业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的工业、新手工业、商业、信托业开始兴起，资产阶级随之得到发展。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处处受制于西方强国。这样，“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46)然而，依其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中的大商人、小商人、海外侨商、工业资本家，对列强和军阀的态度亦不尽相同。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内在要求，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47)总的说来，即便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并不能因此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对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瞿秋白的评价明显比陈独秀高出很多。作为资产阶级的天然对立物，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无产阶级可以从中得到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只有在实行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才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和组织广泛的政治运动的可能，进而获取必要的经验并逐渐走向成熟。民权革命的成功，将使得那些自由民主的机关及舆论、集会的权利，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越是在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的历史责任越大。越是在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就越有势力，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就越多。瞿秋白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并且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国民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下层，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48)环视国民革命的阵营，“中国的‘第三阶级’，诚然不错，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标只限于民权主义，他的力量只能做‘无血革命’”。(49)“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50)他们都无力承担领导革命的大任。与这些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更加坚决和彻底，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代表了革命的前途和未来。现阶段无产阶级的力量尚属弱小，但“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class-heoemon)”。(51)唯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52)“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53)当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是要联合并领导其他阶级共同战斗。外国资本侵略的日益加剧，将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形成。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包括资产阶级，都应该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团结和联合的对象。
既然国民革命是各平民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作为国民革命成果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不应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独占。联合战线建立之初，瞿秋白就表达了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疑虑。“即使所谓人民能得到政权，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全体人民——政权落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试问资本家能代表人民不能?他们有资本有公司与外人贸易，止求其个人有利益，更何惜牺牲多数人幸福，而另趸出卖中国。资本家利用金钱及一切手段，甚至于学术机关，以争取政权，自私自利剥削平民，此等政府如何能代表中国民族?”(54)在他看来，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理应在政权问题上得到体现。新政权应当是除军阀、买办以外的“真正平民的政权”，是“平民的共和国”。平民政权不应是哪一个阶级的政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多个平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参加民权革命的运动，而且“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议制范围扩大的时候，可以从事于选举运动”。(55)在陈独秀起草的第一个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只是笼统地提出，在“真正民主的共和国”中，“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56)他所说的民主派，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显然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57)而“真正平民的政权”，则是一个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各平民阶级的联合政权。这不单纯是概念上的区别，还反映出陈独秀和瞿秋白对于国民革命前途认识上的差异。
瞿秋白突出强调了平民国家压制反动派的职能，将其称之为“平民之革命民权的革命独裁制”。(58)他说，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万不是改良主义的方法所能成就，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实行。民权革命的形式不尽相同，在特定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农工平民可以得到较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应力争这种形式，这就需要实行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没有这种“统一的意志”，就没有国民革命的成功。瞿秋白断言，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革命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时，就应实行民权主义的独裁制。再者，实行革命民权的独裁制，还是保证国民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必要条件。“在封建军阀之下没有别的方法行向社会主义，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权主义的共和国，平民的革命独裁制。”(59)他提醒人们，实行革命的独裁制，必然要求社会某一方面付出巨大牺牲，一定要有民众的实力作后盾，不然就会变成个人专制。
新政权的前途，将确定无疑地通向社会主义。这是由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就国内形势而言，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客观上存在着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迫切要求。“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60)无产阶级将在国民革命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和领导权，引导国民革命走向胜利。国民革命并非工人阶级的终极目标，“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从国际形势看，中国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必将与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合在一起。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中国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更是根本上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水火不容的。“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61)“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62)
瞿秋白对平民政权的论述，突出强调了政权架构背后的阶级意涵。在陈独秀那里，“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国家政权。与之相比，平民政权则为一个多阶级的联合专政。在这个新的国家政权里，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它们在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而无产阶级将毋庸置疑地在其中居于主导的地位。产生于相同时代条件下的两个政权口号，虽然同样表达了推翻列强和军阀统治的政治要求，却实际反映出中共党内对于诸如国民革命各阶级的力量估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与前途重大问题认识上的歧见。陈独秀对瞿秋白起草的三大党纲所作的修改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63)当国民革命的局势逐渐变得严峻和复杂的时候，这种见解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斗争策略的对立了。
三、政权主张的激进化
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决定着未来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形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从党的二大到四大召开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甘居“抬轿子”、“做苦力”的角色，专心致志地“援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在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也只是单纯地强调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没有积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意识。倒是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时挑起事端，处心积虑地打击和排挤中共。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指控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张继、谢持在同鲍罗廷的谈话中扬言：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只见有害，不见有利”，两党“性质不同，不如分道扬镳”。(64)此事虽不了了之，却给陈独秀以极大的刺激。他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失望情绪。“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对派对我们的攻击。”他提出，“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65)
为此，陈独秀重新审视并且修正了他关于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的观点。在为答复彭述之而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中，他不再坚持只有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民革命，而是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66)所谓的“督战者”虽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领导者”，但对陈独秀来说，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不过，思想一向多变的陈独秀没能把这个观点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全党对于领导权问题基本上达成了思想统一。会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在社会各阶级中，最受压迫也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但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近来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67)会议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68)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认，也是对平民政权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地位的确认。
正在发展中的国民会议运动也是中共四大的一个重要议题。(69)中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是对旧国会制以至旧的国家制度的完全否定。瞿秋白尖锐指出，旧国会是寄生于军阀与官僚资本制度下的一个怪胎，是由畸形的经济基础造成的一种畸形的制度。“如此的国会制或者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还可以将就，而对于劳动平民绝对不能相容。”(70)国民革命既以推翻列强和军阀的统治、建立真正的平民政权为职任，当然要废除已沦为军阀统治工具的旧国会，创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为建设民主政治奠定基础。随着国民运动的发展，中共对国民会议的职能有了新的思考。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中共不再将国民会议或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视为单纯的民意机关或立法机关，而是力主由它直接行使政府的职能。“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71)议政合一是中共主张的这种过渡性的政权模式的主要特点。国民会议运动已被视作达成平民政权目标的主要甚或唯一的途径。
随后发生的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向来以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有力量的陈独秀也说，五卅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得到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证明自己“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72)他也注意到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两面性。“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73)而瞿秋白在运动当中就敏锐地指出，革命阵营中存在着革命派和妥协派。革命派着眼于民族利益，要求中国的根本解放和独立。妥协派则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缩短战线，只求就地解决。革命派的主张代表了多数民众的利益，“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74)如果不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最终要被他们破坏掉。
五卅运动让中共对革命政权的重要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认。瞿秋白探讨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人民政府和革命武力的问题。“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民政府而有卖国军阀的专权，是五卅屠杀案失败的第一原因。”(75)“我们两月来困苦的斗争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都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76)陈独秀于此亦感触良深，说：“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77)因此，应该把“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作为今后的斗争口号。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政权问题，强调目前时期已是“全国民众起来争中国解放和民众政权实现时候”。“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78)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应当提出包含“革命民众政权”的政纲，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指出前进的道路。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采取“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的政策。(79)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也发表文章，宣扬超阶级的国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等著名共产党人纷纷撰文，回击国民党新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的观点和主张。
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中该不该有阶级斗争，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共产党人认为，在联合战线内部，阶级斗争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陈独秀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写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是与工农群众力量的发展与集中成正比例关系的；工农群众力量，只有从其切身利益出发而从事阶级的斗争，才能够发展和集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斗争，便是破坏民族斗争的主要力量。“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80)瞿秋白的看法则更为尖锐和深刻，他认为，广大劳动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其实质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本来是因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而参加国民革命，利用民众的爱国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当民众运动扩大起来，争取改善自己生活现状的时候，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又要压迫工农民众。“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部的阶级斗争。”(81)虽然资产阶级加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其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即使在联合战线的内部，资产阶级也无时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的经验证明：“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82)工人阶级在为广大平民利益斗争的同时，应当理直气壮地争取本阶级的利益。
在与国民党新右派和国家主义的论战中，共产党人对平民革命政权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邓中夏提出，国民革命的要求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设对外实现民族独立和对内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并不是主张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本阶级特殊的利益与要求，均可以通过不断的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取得。“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什么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前提。”无产阶级不应满足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生活待遇的些许改善，而是必须以竞争者的姿态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是会取的。”资产阶级得到政权后，就会对无产阶级施以压迫与残杀。无产阶级不仅“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而且在积极的方面，要“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83)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通过对国民革命时代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分析，断定资产阶级要建立自己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国民革命所要建设的，只能是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他指出，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时代条件和革命力量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84)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形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势必迅速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想实行以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那“仅仅是一个幻想”，是“完全行不通的”。(85)
共产党人指出，国民党新右派和国家主义者总是以民族或国家的抽象名词欺骗愚弄无产阶级，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目的在于消解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专擅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恽代英就说：“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86)无产阶级不能受此蒙骗，要为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而斗争。“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87)“反革命者既是要反抗破坏革命政府，革命政府下的权利，自然没得他们的份；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革命政府不能不这样待遇他们。”(88)
五卅运动极大地提升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对于政权前景的估量进一步趋向激进。着眼于国民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化，他们明确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单一阶级的统治，主张建立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强调无产阶级应在斗争中积聚阶级力量，增强与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意识，为下一步的社会革命作准备。在他们的解说中，平民革命政权仍是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还不是“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但工人阶级肯定将在这个政权中占有主导或领导的地位。这些都是与陈独秀的“真正民主共和国”构想大异其趣的。
四、城乡工农政权的困局
本不牢固的国共联合战线因孙中山的去世面临重大变数，国民党中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动作，对中共进行排斥打击。尽管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89)维持了联合战线的表面团结，两党关系依然暗潮涌动，渐趋紧张。对于国民政府即将进行的北伐，中共内部的看法也出现了明显分歧。
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作出支持北伐的决定。作为北伐的坚定拥护者，瞿秋白认为，“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阀大规模的战斗”是不能避免的。广大平民要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手段，战争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政权，召集国民会议，建立人民政权。(90)他主张革命的平民利用敌人内部的自相冲突，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独裁专政，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的军事专政，通过北伐建立地方的临时革命政权，为以后的平民革命专政打下基础。因病缺席北京会议的陈独秀本来是赞同北伐的，但在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三番五次的劝说下改变了态度。(91)他于7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题为《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说，北伐的时机客观上尚未成熟。北伐只是南方革命势力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而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是各阶级的革命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北伐对于推翻军阀是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方法。
陈独秀当然也期望北伐胜利。在他看来，如果国民政府取胜，至少能使中国“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可是他又担心，北伐中可能出现“向右不及民主主义的倾向”或者“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因此，一面要求国民党、国民政府走到人民中间，引导人民自己奋斗，在政权所及之处尽可能地推进地方政治民主化，与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面又向国民党作出保证，中共在国民革命中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即曾向国民党申明，共产党“不是一个疯子的党”，“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92)为了消除国民党的疑虑和猜忌，稍后又说：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93)“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夺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94)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国民革命胜利后，取得政权的只能是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才能起来革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那时才说得上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问题。如果说以前陈独秀还只是把资产阶级作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尚未对革命后国家政权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定，至此，他的观点已经十分清晰了。
北伐期间，中共依然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7月31日发出的第一号通告，重申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总的政治口号是要求“国民会议”，要求民众管理政权。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南方各省工农运动蓬勃开展，政权问题愈益突出地摆到中共面前。湖南、江西等地出现的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和一些共产党人出任政府职务的情况，令再三向国民党表白不与其争政权的陈独秀深感不安。9月20日发出的《中央局报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95)12月2日，中央局给江西地方的信中，严厉批评所谓的“做官热”，提醒党员不能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要求必须立即纠正这一“严重的错误倾向”，在县政府任职的同志必须立即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96)稍晚，中共中央了解到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中有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才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也没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政权也受到中共中央的压制。1926年7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97)会上有人建议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和在农村成立农民委员会，但为中央拒绝。(98)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只字未提土地问题，反倒规定了一些限制农民运动“左倾”的办法。担忧工农运动的“左倾”，也成为1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基调，陈独秀在发言中说：“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说，越是左，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斗争中就越是孤立。”(99)会上制定的《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指出，当前的革命不仅是要向帝国主义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要推翻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官僚(军阀土豪)政权，以平民民主政权统一全中国，建立完全民主制的国家。在现阶段，巩固国民党的军事胜利、扩张国民党的影响，才是创立民主政权的基础。(100)这等于是说，平民民主政权也好，完全民主制国家也好，都必须由国民党来主导。草案承认，农民改善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的斗争，势必变成反对地主劣绅政权的斗争，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愿站在农民方面，使得农民不得不直接为夺取乡村政权而奋斗。中共应该指导这一运动，向农民协会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的任务，可理由却是，“只有依靠在乡村的农民政权之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其地位”。(101)陈独秀还特意强调，这指的仅仅是农村政权，而不是全国政权。(102)其实，党内对于如何看待农民建立的乡村政权还是存在不同认识的。瞿秋白1926年8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提出，国民革命是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之后，即刻建立一个人民的国民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必要给农民以参加政权的自由。”(103)一个革命政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104)他要求尽快制定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这个政纲应该包括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地主政权等内容。将其与三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农民政纲相比，不仅言辞激烈得多，有些内容简直是针锋相对。与瞿秋白观点最为接近的是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05)“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106)在实地考察湖南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农民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他们做了孙中山40年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一心要拉住国民党“左派”的陈独秀，只是一味地跟着汪精卫指摘湖南的农运“乱搞”，(107)对于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自然是听不进去的。据有关史料推断，瞿秋白有关农民政纲的意见应该是在7月上海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来并遭到中央否决的。(108)毛泽东的文章也因与陈独秀的观点不合未能在《向导》全文刊出，而是在瞿秋白的帮助下印行了单行本。
陈独秀主导下的中央对争取农村政权持消极的态度，那么对城市政权又如何呢?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前两次起义都是说要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上海建立资产阶级掌权的政府。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的11月9日，中共上海区委的一个通知说，暴动乃是“求实现上海市民自治的市政府，完全以比较左倾的资产阶级出来掌握政权”，工人阶级与下层民众“纯处监督地位”。(109)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更加直白地表示，“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110)第二次起义时还在提示上海工人：“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义的市民政府，属于国民政府的市民政府。”(111)一直在上海指导起义的陈独秀并不认为工人阶级能够领导新政权，新政权的主导者只能是“资产阶级加国民党”。(112)直到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关于政权问题的口径才有所改变。瞿秋白向中共上海区委提议，应当向上海工人阶级指明夺取参政权的目的，即是“工人应征取小资产的同盟军共同执行民权的群众的独裁”，“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113)上海区委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工人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共产党就是将来市政府的“后台老板”，必须“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114)作为起义后的政权机关，市民代表会议的意义为“民众政权的实现”，这与资产阶级想要实现“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民主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115)所以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而非一种认识上的自觉。
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全文，是1927年1月底传到中国的。这个由斯大林、布哈林主导起草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革命的结果并非一定要造成导致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将不会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决议还认定，国民政府“基本上、客观上包含着小资产阶级革命国家的萌芽，即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民主专政的萌芽”。(116)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个决议，多少有些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在国民革命的方针和战略上犯了错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117)
“四一二”政变的发生，似乎并未能使陈独秀等人感知到危机的到来。(118)随后召开的中共五大，据此将蒋介石的“清党”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也称其为资产阶级)的“反叛”，(119)指出“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120)在五大上，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遭到批评，甚至在决议中提出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作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政权，(121)但实际上并没有拿出对付国民党叛变的有效措施和办法。在大会决议和报告激昂酣畅的言词后边，还隐约透出妥协的气息。比如，陈独秀一面在大会报告中说要夺取政权，一面又剖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122)“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再如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123)在当时的语境中，“小资产阶级”一词是特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本来已不再是问题的领导权问题，在五大结束后的政治局决议中，却被表述为“在此革命的阶段中，无产阶级并非占有革命全部的指导。他只是保证左派国民党，按照环境的要求进行革命。”(124)所有这些，根源在于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对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性质的误判。共产国际所指示给中共的前景，是要把已经包含了民主专政萌芽的武汉政府，引导到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实行民主专政的正式国家上去。姑且不论武汉政府是不是所谓的“民主专政”，在局势已变得万分凶险的情形下，它已注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跟着，就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和武装工农问题上一连串的妥协和退却。6、7月间，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多件通告，强调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要到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对农民运动中“无组织的行动”进行节制和约束。6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面退却的纲领，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国共两党召开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规定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管理与训练，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125)至此，中共关于国民革命的一切要求和主张，包括政权问题的要求和主张，都已回归原点。即便如此，中共的最后努力仍未换来汪精卫的回心转意，他步蒋介石后尘于7月15日实行“分共”，国共两党关系彻底决裂。中共为争取实现平民政权的努力，也就此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国民革命的失败，与中共领导层尤其是陈独秀在斗争指导策略上的一系列错误是分不开的。这种错误在党的阶级政策上的表现是：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而是经常发生动摇。二是在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没有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的革命热情。“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126)三是对资产阶级缺少深入具体的分析，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采取了一对一贴标签的简单方法。把国民党新右派等同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等同于小资产阶级，并始终以国民党为轴心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受这种“公式化”、“定型化”(127)思维定式的支配，联合战线包括的阶级越来越少，路也越走越窄。在革命成败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些错误往往是致命性的。
一切政治革命都是企图借助于剧烈的甚至暴力的形式，实现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迅速更迭。20世纪20年代以推翻外国列强和军阀政权统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是中国社会不断累积的内部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它的发生还与国际上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紧密的直接的关联。应该说，尚在幼年期的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作出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随后，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
然而，国民革命也为幼年期的中共走进现代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简单转述，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观察中国社会的各种特殊现象，解剖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判断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策略，包括对未来国家政权的设计。在探索的初始阶段，由于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中共内部存在着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也正是这些碰撞和交锋，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内在规律的认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无疑是惨痛的，但是，共产党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基本动力、革命的前途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构架。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作为“平民共和国”最本质的规定，也成为尔后中共在政权建设方面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没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再好的政权设计也无从实现，则是中共从国民革命得到的最为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无懈：《夺取政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以下简称《“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1页。
②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第273页。
③《社会主义批评》，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④参见张国焘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
⑤《告劳动》，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85页。
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44页。
⑦《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⑧《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53页。
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5、44—45页。
⑩《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70页。
(11)(13)《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12)《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3页。
(14)《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78页。
(15)(1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114、109页。
(17)《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2页。
(18)(21)《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6、39—40页。
(19)《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页。
(20)《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77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21页。
(23)参见《〈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14页。
(24)《造国论》，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81页。
(25)《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87页。
(26)《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27)《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468—469页。
(28)《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0页。
(29)《统一的国民运动》，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25页。
(30)《怎么打倒军阀》，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29页。
(31)《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35、37页。
(32)(33)《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56、159页。
(34)《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60、161页。
(35)《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39页。
(36)《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3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3—344页。
(38)《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2页。
(39)《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国民党与下等社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8、392页。
(40)(42)《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84页。
(41)(43)《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88页。
(44)《国民党与下等社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90页；《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45)《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89页。
(46)《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90页。
(47)(50)《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0、139页。
(48)《〈新青年〉之新宣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1页。
(49)(53)《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94、193页。
(51)《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08—109页。
(52)《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91页。
(54)《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83页。
(55)《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04页。
(56)《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页。
(57)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一直是把无产阶级和民主派作为两种政治力量加以明确区分，并且指出民主派打倒封建势力后必然会用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4—66页。
(58)(59)《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07、209页。
(60)(62)《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21页。
(61)《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0页。
(63)详见《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9页。
(64)《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1、312页。
(65)《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07页。
(66)《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406页。
(67)《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3页。
(68)《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8页。
(69)曾经参加中共四大的李立三称，大会曾经作出号召国民会议运动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在已经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专门的决议，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含有国民会议运动的内容。
(70)《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8页。
(71)《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5页。
(72)《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49页。
(73)《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41页。
(74)《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250页。
(75)《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99页。
(76)《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10—311页。
(77)《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00页。
(78)《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3—464页。
(79)《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89页。
(80)《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05页。
(81)《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27页。
(82)《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58—359页。
(83)《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8—130页。
(84)《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8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86)《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56页。
(87)《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恽代英文集》下卷，第684页。
(88)《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恽代英文集》下卷，第645页。
(89)(91)《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280、281页。
(90)《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49—151页。
(92)《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11页。
(93)《我们现在怎样争斗?》，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130页。
(94)《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123页。
(95)《中央局报告(九月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52页。
(96)《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68页。
(97)《中央政治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2—173页。
(9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7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82页。
(99)《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611—612页。
(100)(101)《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34、436页。
(102)《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611页。
(103)(104)《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390、393页。
(105)《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1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
(107)《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45页。
(108)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7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582页。
(109)《中共上海区委通告(第八六号)》，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页。
(110)《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86页。
(111)《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2页。
(11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598页。
(113)《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563页。
(114)《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记录》，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96、297页。
(115)《中共上海区委每日通讯》，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0页。
(116)《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82页。
(117)《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0、22页。
(118)《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18—19页。
(119)《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0—103页。
(120)《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6页。
(121)《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7页。
(12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123)《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284—290页。
(124)《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16—117页。
(125)《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92—293页。
(12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127)《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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