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与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间窗口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能性论文,窗口论文,外贸论文,政策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金融危机后外贸的两次探底
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外贸大幅下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在外贸领域提高出口退税率，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提出“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境内加工贸易层次，推动境外加工贸易发展；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开放服务贸易，等等。国内经济和外贸明显好转。
但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连续实施，短期政策长期化，政策效应递减，“挤出效应”日增。1998年下半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共发行建设国债1100亿元，且采取了增加技改贴息政策，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建设国债发行额达到了1500亿元，但对GDP增长的拉动仅为1.7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以及世界经济也出现急剧失速和衰退，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自2000年高速增长急跌后一直在低位运行，2001年2月份以来呈不断下降之势。到当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回落幅度非常之大，达到46个百分点；6月份我国出口下降0.6％，首次出现负增长。
二、我国外贸再次探底的可能性分析
2009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外贸开始步入恢复通道。这种恢复性反弹具有“政策主导性”、“投资拉动性”、“去库存化”刚性需求等特点。从外贸总量来看，要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至少还需要2年时间。在这期间，外贸还面临诸多引发滞后性二次探底的因素。除了不排除像迪拜债务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外，主要需要考虑投资周期导致的经济惯性波动和全球修复性失衡产生的外需持续萎缩的实质性影响。
（一）投资周期导致的经济惯性波动
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西方面临的问题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根本的不同在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经较长时期陷入一种由投资形成的经济波动怪圈，而西方危机则是由于资产泡沫直接导致的。地方政府考虑GDP和就业压力，不断地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产能呈现阶段性短缺和过剩，由此反复引发波动性通胀压力，流动性增大，迫使中央政府反复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本轮金融危机只是加重了中国这种经济惯性波动，凸显了原有经济结构中经济增长与就业和环保的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失衡、长期要素投入导致依赖外贸的失衡。
这种惯性波动，从过去的实践来看，极易引起中国经济短期内的二次探底性的震荡，并从宏观上加剧对外贸的影响。因此对明年的宏观经济和外贸，要将困难考虑得更充分一些，要将形势估计的更严峻一些，这样有利于我们的整体应对。目前，我国经济回升态势开始明朗，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投资拉动。前三季度投资对GDP的贡献达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外贸拖累3.6个百分点。从实体层面来看，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不足，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减弱，一些局部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一是政策对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在石油石化、冶金，甚至纺织这样的竞争性领域，目前都出现了“国退民进”的情况，大大降低了行业的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对资源和资金的短期垄断，对民营企业的出口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加剧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风险。受国际市场急剧萎缩、出口受阻影响，钢铁等部分产业由净出口转向净进口，加剧产能过剩。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产能过剩一方面导致了出口价格指数下滑，增加了贸易摩擦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下一轮经济刺激和再调整埋下隐患。
三是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消费性政策刺激效应逐步减弱。例如，截至2009年12月15日，累计已销售家电下乡产品3430万件，已经累计发放补贴资金62.9亿元。这无论是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还是对2009年的GDP都有很大的贡献。通过家电下乡我们有望使城乡家电普及率由过去的差距20年缩短到10年。但这也提前预支和释放了农村市场容量。持续和过度的消费政策刺激则有可能成为真正市场性消费启动的障碍。
（二）全球修复性失衡产生的外需持续萎缩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抑制过剩产能、灵活持有美国国债、保持汇率稳定；美国政府采取的“去杠杆”、提高储蓄率、抑制过度消费等举措短期内促进了两国经济恢复平衡，但也随之出现全球修复性失衡产生的外需持续萎缩。主要反映为：
一是外需不振将成为一个中长期问题。目前，欧元区失业率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值，美国失业率超过10％，创26年新高。美国的储蓄率从“零”快速跃升至目前的6.9％，为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10月份美国消费信贷按年率计算下降35.1亿美元，降幅为1.7％，为创纪录的连续第九个月下降。欧美居民消费模式的悄然改变，使得消费的贡献度正在降低。加之，各国拉动内需的政策，使得消费减少，对出口依赖的中国经济将会是雪上加霜，使得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和更加难以解决。这一趋势形成的倒逼机制，也要求我们彻底改变畸形的投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降低结构转型的成本。
二是重要贸易伙伴经贸政策的改变在战略层面开始影响中国出口。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基于绿色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成为美国新经济模式。如果美国实施该战略，将如学者所言“世界无法让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或者说一个半同时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美国经济战略的这一重大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货币政策上看，美元谨慎贬值提升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产业政策上看，通过“绿色新政”和“智慧地球”，打造新型制造业，形成出口新增长点；从贸易政策上看，贸易保护措施频出。这些政策将遏制我国产业长远发展。一方面美国经济战略向出口导向型、实体型经济调整，将对我国已经具有的优势出口产业形成冲击，“世界工厂”地位或受威胁。从长期看，在装备制造、IT制造、汽车、钢铁等众多产业中，中美将由互补关系转为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绿色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将成美国经济新增长点，形成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遏制。一些发达国家出台的“碳关税”等绿色壁垒和节能标准，迫使新兴国家不得不加大从欧美引进绿色设备或技术的力度，形成进口依赖。特别是美国出口导向型战略一旦成功实施，中美摩擦将向长期化、高端化发展。
（三）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了出口成本
美元加权指数触及15个月来的最低点，从2009年3—12月初已贬值14.5％。从外贸角度来讲，由于大宗初级商品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保值作用，在金融衍生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具有金融属性，因此美元贬值和全球流动性增加带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和避险的需求，直接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形成了新的、现实的、不可逾越的风险。虽然近期美元出现反弹，客观上反映了11月美国消费信心指数回升，但不影响美元长期疲软的趋势。
如图1所示，美元指数的走势与大宗商品的走势截然相反。2009年以来，纽约原油比年初上升了63.8％，铜升了124.4％，铝上升了45.5％，棉花上升了52.0％。特别是近期，11月IMF农产品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了8.38％，其中大豆油价格11月份上升了7％，增长势头明显。
随着初级商品价格上升，石化、钢铁、纺织等正在进入复苏通道的产业将面临成本上涨和终端需求依然低迷的两头挤压，有可能重新陷入困局，降低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结构性贸易摩擦加剧，市场瓶颈增大
2009年以来，我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截至2009年11月份，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其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金额和案件数双双破百。
图1 IMF初级货物指数
以保就业为目标的结构性摩擦将成为近一阶段的国际贸易关系的新特点。各国高失业率带来的政治压力将继续促使各国领导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在这些贸易摩擦案件中，主要涉及行业均是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例如钢铁、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从中长期看，与新能源低碳经济相关的、我国起步较晚的产业将成为潜在摩擦领域。例如，德国太阳能生产商欲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调查，很有可能成为低碳经贸摩擦的“第一枪”。
（五）新兴国家争夺传统市场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呈不断提高之势。以美元计算，中国劳动力价格每年上升25％。2008年中国小时工资已达到印度的1.2倍，越南的5.7倍。在中国最富竞争力的纺织品行业，劳动力成本已为东南亚近邻的3～4倍。可以预见今后较长时期内，新兴国家必将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要竞争者。
同时，传统制造业向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值得关注。目前，Adidas等运动品牌公司正研究分阶段将原交给中国厂商代工生产的订单转往东南亚等地。例如，越南2008年经济增长达8.4％，成为亚洲区经济增速第二快的国家，而且往美国出口的增长步伐更超越中国。以纺织业为例，此前10个月越南纺织服装出口仍达75亿美元，同比仅下降1％。其中对美、日出口快速增长，同比均增长18％以上。
此外，中东利用资源优势快速扩张石化产能，预计到2013年，中东乙烯产能将居世界第二位。中东地区本身对石化产品的需求较少，大宗石化产品的70％以上产品均需出口外销，约占世界出口量的两成以上。极具竞争力的中东石化产品已经导致欧洲化工企业大规模关闭，对石化的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上述国内投资周期性波动、全球修复性失衡、外需持续萎缩、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外贸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刺激政策处于两难困境：如果退出时间窗口过早，必定意味着大量中长期工程成为“烂尾工程”，使未来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无法全身而退，就业压力也将加剧，居民自发性消费难以启动，“三驾马车”的结构性失衡依然无法缓解；如果不退出，政府将直接面临通胀压力，对产业的负面影响加剧。
就外贸而言，流动资金紧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扬，中小企业倒闭的局面将重演，未来2～3年内，特别是2012年外贸存在再次探底的可能性。其是否出现取决于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退出时间窗口、如何退出以及后续政策的衔接。
三、对策建议
从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基本条件看，大部分工业品和消费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大规模出现全面性高通胀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基数较低，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很容易达到9.5％甚至以上。通货膨胀在2010年上半年还不是现实威胁。从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走势看，预计2010年CPI高点可能出现在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初，峰值将超过3.5％。因此，刺激政策退出的时间窗口应在2011年年初以后为佳。
从国际上看，短期内也应以稳为主。2009年11月7日召开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认为目前刺激政策退出还为时尚早，仍须维持。欧盟各成员国最迟从2011年开始整顿财政，以减少财政赤字。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刺激政策还会维持一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建议2010年继续保持投资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建立经济刺激退出机制外贸“防火墙”。加强对外贸整体形势的预警监测，跟踪研究国外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出退出策略以及时间窗口对我国经济影响，及时应对退出冲击波可能对外贸造成损害。具体如下：
第一，进行适当的通胀预期管理有利于外贸的恢复性增长，现有外贸类刺激政策应“缓退”、“稳退”。实际上，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根据中国历年的经验，3％左右甚至再高一点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承受的。适当的通胀有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而帮助经济增长。在资本流入难以控制和汇率稳定的前提下，适度通胀有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维持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要从政治高度和战略角度，将稳定外贸作为稳定就业的重要手段。尽可能延长外贸刺激政策的退出窗口启动时间，继续保持外贸政策的相对稳定。同时，一旦外贸出现再次探底的迹象，应加大出台保障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确保就业。
第二，实施政策更为优惠、时效更为长远的低碳工业园区专项政策，打造全球“低碳制造”中心，培育出口新增长点，应对国外碳关税。加大对国外低碳经济等先进制造业的引资力度，积极建设低碳工业园区，促进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低碳产业集群，切入全球供应链，承接先进制造业的全球第二次转移。
第三，设立优势产业“走出去”专项扶持基金，帮助国内过剩产能中有条件的产业，有目的、有计划、有国别地“走出去”。一是采取绿地投资、份额权益等方式，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渠道和品牌，提升我国资源性产业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工程承包、成套设备出口，采取“债转股”、“费改股”等方式介入国外基础设施运营，在全球优化配置产能，化解经营风险。三是强制性转移部分具有就业刚性，但严重影响减排目标的产业，化解绿色壁垒和贸易摩擦风险。
第四，将发展外向型民营经济作为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战略重点，推动各地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外贸服务机构，实施“添翼”服务工程。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三大主体之一，实施添翼计划，一是破除制度性障碍，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全面实施“法不禁即可入”，制定鼓励外向型民营经济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二是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外贸服务局，加强对民营经济在投融资、商务活动便利化、信贷、信保的扶持。三是在重大项目和海外资源开拓方面发挥民营经济机制灵活的特点，推动民营经济积极拓展海外新兴市场。四是建立公共商务信息服务，及时为民营企业提供外经贸政策、国际市场供求、境外投资环境、培训等信息。
第五，在扩大内需的资金中安排专项费用，推广运用物联网技术，加快建设国际大通道，完善国内物流基础设施，提高国际贸易流通效率。一是建设高效便捷的通关便利化工程，降低国际货物通关成本。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分析，中国国际货物通关物流成本折算成关税大约是12.7％，高于全球平均数6个百分点。建议改善货物进出通关、商检、仓储周转等基础设施，降低运输、仓储和监管成本，提升我国际货物运输效能和出口竞争力。二是建设国家级大型物流集散中心，降低中西部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成本。由商务部牵头规划建设若干个国家级大型物流集散中心。例如，重点推进在宜昌建设三峡地区综合物流枢纽，实现航空、水路、公路、铁路、管道五种通道的“零距离”、“无缝链接”。三是国际大通道建设近期应重点在东盟自贸区、与中亚衔接、与俄罗斯等东北亚物流通道等方面着力。
第六，推动自贸区建设，开拓新兴市场，减轻对我国出口的短期影响。中国占美、日、欧发达国家传统市场已达17％～22％，目前在新兴市场如中东、东欧、非洲、拉美的市场份额仅为9.2％、3.7％、10.4％、6.9％，增长潜力很大。要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实施自贸区战略，加快与海合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进程，推进与韩国、印度、中亚等地区开展自贸谈判，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打入新市场或扩大原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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