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张闻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分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张闻天做出这些理论创造的原因。
张闻天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间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理论集中反映在《张闻天文集》中，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都有自己的建树。这些观点，主要记载在《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这些真知卓见，恰恰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20年我们党犯“左”的错误期间提出的，尽管他的某些观点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最早的拔乱反正，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有很强的针对性。无疑，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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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结束以后，就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在认识上不是很清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过“左”的错误，走了许多弯路，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认识清楚。在对待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张闻天等少数人，从总体看，认识是比较清楚的。
其一，张闻天针对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社会主义也是分阶段的。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前后，从中央到地方，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于赶超英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什么15年、10年、3年、两年赶上英国，什么15年、10年赶上美国，并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为战略目标，认为共产主义为期不远了。对此问题，张闻天有自己的正确见解。
首先，张闻天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针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思想倾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①]不仅共产主义是分阶段的，而且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阶段。他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认真地有益地探索，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如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处在什么阶段，也就是正确认识国情，它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基本出发点。
其次，张闻天又从分析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入手，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相同之处，这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互助合作，永远根绝人剥削人和民族压迫民族的根源；国民经济的有计划领导；发展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日益增长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生产的动力是全体劳动人民各尽所能的劳动积极性。张闻天针对我国当时条件十分不成熟，有些人急于企图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张，特别强调两个阶段不同，而且是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差别的存在；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的存在；文化、技术和政治觉悟、道德水平还不高；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文化、技术和政治、道德水平，使消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劳力劳心差别成为可能，并使按需分配成为可能。简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共产主义准备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会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结论是：“为了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首先必须充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促使社会主义成长壮大。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就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越。”[③]
其二，张闻天针对“唯生产关系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自1955年夏季以来，我们党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误认为只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这种影响既深又广。到了“文革”期间，甚至出现所谓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奇谈怪论。有谁敢抓生产，就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对此问题，张闻天有其正确的认识。
首先，张闻天从理论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全面而深刻地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自己提供的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的鲜明的例子。它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生产关系又如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离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以至灭亡，是全然不可了解的。离开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象离开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一样。”[④]
其次，张闻天依据历史唯物论观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运动。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既然如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⑤]并指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过渡就不可能。针对当时普遍盛行的、无限地变革生产关系、不顾发展生产力的错误倾向，张闻天着重阐述了对生产关系调整的正确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要经常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脱离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死不变的东西，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脱离，都是不对的。
结论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
其三，张闻天针对平均主义和供给论，明确提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
1958年8月以来，随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今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被提出来了。毛泽东曾多次讲，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
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产生误解。这就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认识问题。
首先，张闻天从理论上讲清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明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真正含义。他指出，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但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神圣的权利，而且承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们对工农的压迫也是他们神圣的权利，并且用一切法权关系保证这种权利。在社会主义下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带引号资产阶级法权，不但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对工农剥削、压迫的权利，而是承认在实行按劳分配之后，还存在着生活上的差别，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把这种不平等称为‘资产阶级法权’，正象列宁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一样。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但外形上还有近似之处。”[⑥]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带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与带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混为一谈。
其次，张闻天明确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及其历史客观必然性。他指出，不劳动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社会主义原则。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张闻天认为，第一，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人们的劳动平等权利，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从而取得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第二，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高，产品数量还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因而分配只能根据已经产生的东西来分配，只能根据劳动来分配。第三，因为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只能利用这一原则来鼓励劳动（按数量与质量），发展生产。
再次，张闻天指出按劳分配的形式及其作用。张闻天认为按劳分配的形式是工资，而且要实行正确的工资政策，它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生活。工资的作用，一方面从物质上鼓励工人的生产，另一方面也从精神上鼓励其发展智慧、才能和技巧（“发展个性”）。同时，要摆正工资提高与生产提高的关系，即工资的提高，应该跟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后面提高。扩大再生产是保证工资提高的先决条件。要正确贯彻这一原则，还要摆正精神鼓励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是辩证的统一。他认为，应是物质鼓励加精神鼓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穷与富要有正确认识。他指出，对于穷和富的观点，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怕说生活好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当有适当的修正。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张闻天称之为“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在于为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和精神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自觉的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
结论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供给制、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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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我国就开始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党和毛泽东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艰辛的探索。既取得可喜的成就，也有惨痛的教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楚，当然，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从1957年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但张闻天等少数人在对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曾有过许多好的见解。
其一，张闻天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
要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搞清楚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据。1956年9月，党的八大根据我国建国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正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没过多久，由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状况的错误估计，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的正确提法。1959年9月，党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逐步升级，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达到系统化、完整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张闻天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大背景下，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的。
首先，张闻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状况，明确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说：“我国的情况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时间内，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一九五八年后，就不能这样说了。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⑦]张闻天还进一步深入地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还存在，但不占主导地位。既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是什么呢？他认为，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是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这样，就基本上恢复“八大”的正确提法。
其次，张闻天深入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因，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已经消灭了。”[⑧]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某些因素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还存在着，但是已经不是决定因素了。这就从理论的高度解决了为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不是我国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产生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不复存在了，也就断绝了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这是非常重要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确定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从理论根源上就在于此。八大路线之所以发生动摇，理论根源就在于此。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很正确的。
再次，张闻天指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危害。他认为，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不利于党风民主，不利于人民内部民主。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1959年9月，庐山会议的错误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斗争所造成的恶果就是如此。
结论是：在我国三大改造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还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
其二，张闻天针对“政治决定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首先，张闻天针对片面突出政治，“政治决定论”，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唯一科学的观点。”[⑨]他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如果有谁发生动摇，“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时，还指出这种政治决定论的实质，就“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其次，张闻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它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的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交通运输、国防工业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不能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两种所有制的接近，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总之，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那它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物质基础，就不能是巩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⑩]这个思想，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多么的相似！
再次，张闻天还深刻地提出了用经济建设成就大小作为衡量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与否的标准。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程度如何，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与否、巩固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的大小来衡量。”[①①]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大小来检验我们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实质也就是生产力标准。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党内还是比较早的。这个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诚如张闻天所云：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建设事业带来灾难的东西。从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以来的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政治第一，政治决定一切，到“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恶果看，完全证明，张闻天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
其三，张闻天针对“唯意志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在1958年开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人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些中央领导，他们对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大加赞赏和提倡，混淆了指导革命战争的规律与指导经济建设的规律的不同，幻想能像解放战争中打了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也能连续打几个大战役、苦战三年，一鼓作气拿下“决定性胜利。”更有甚者，大搞“唯意志论。”而张闻天等少数人，极力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唯意志论”，主张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首先，张闻天严肃地指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严重性和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他认为，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为我们服务。搞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要吃亏的。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经济活动，总是受规律约束，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
其次，张闻天深刻地分析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因，强调经济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他认为，“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①②]他指出，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普遍规律在我们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结合，使马列主义得到发展。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
再次，张闻天深刻地指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所造成的恶果。他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时，指出，仅就比例失调一条，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产生一系列问题，诸如，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加工人太多；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国家资金、物质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低消耗，给多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最后，张闻天提出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途径。
一是要提高认识，要讲究经济效益。他指出，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而是要考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实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应有盈利。主张算账，并不是“算账派”，不能把“算经济账”与“算政治账”对立起来，它们是统一的。算经济账，不仅要算今天的账，而且要算明天的账。因此，必须搞经济核算。
二是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张闻天还建议，要编写通俗本，而且要求非常具体，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要赔本。
三是他要求国家使人们能够掌握生产技术，文化教育要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他指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必须使人们能够掌握经济规律，掌握生产技术。国家的文化教育职能，就是为此服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改善对人们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党和国家不但要改造自然，而且要改造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必须动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他要求每个搞经济工作的人，“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的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靠土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①③]
结论是：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此，要讲究经济效益，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综上所述，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坚持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认为不仅共产主义是分阶段的，更可贵的是认为社会主义也是分阶段的；他坚持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思想，更可贵的是认为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坚持并捍卫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更可贵的是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穷与富要有正确认识，提倡通过辛勤劳动达到富裕的思想。在对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坚持并捍卫“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更可贵的是从理论上阐明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源；他坚持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思想，提出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可贵的是提出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更可贵的是提出了经济与政治、军事规律不同的思想，还提出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等。
这些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芽的一种表现。张闻天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可喜的成果。
张闻天之所以能做出上述可贵的理论贡献并非偶然。简言之，一是他具有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心、移山填海的精神。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逆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精神，没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肯定不会有这些成果。二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头脑和善于总结经验的本领。在他有关的社会主义著作中，每篇都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他善于总结经验，说：“总结经验，就不能满足于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最好的科学总结。三是他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的结合。他自己讲，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科学，蛮干是要死人的。四是他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理论勇气。他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迷信权威，他有句名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新的理论创造。所有这些思想，这些精神，都是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①① ①② ①③ 依次见《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第159、163、160、145—146、162、150—151、143、163、249、258、259、11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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