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课题，时贤已有不少论述，然尚有若干可存疑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到底问题在哪里？笔者认为，仅从中日双方所签订的条约本身来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透过条约的条款背后，甚至对条约以外的情况及其细节进行认真考察，才有可能对甲午战争赔款问题有真正切实的了解。因有此篇之作，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一、从开战到马关议和时日本支出了多少军费？
按一般的理解，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一个重要依据应该是胜利一方在战争中用兵的费用。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即对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说：“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李鸿章提出：“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注：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389页。）那么，从甲午开战到马关议和时，日本究竟支出了多少军费？
要了解日本的军费数目，先要看日本的军事预算是多少。先是1894年10月18日，在日本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第七届临时议会开会，通过了临时军事费1.5亿日元和募集军事公债1亿日元的预算案（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2页。）。根据这一预算案，有的日本学者估计支出的军费超过了2.5亿日元（注：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7页。按：作者认为，日本政府用7900万日元的赔款抵补了甲午战费的30%，按此说法换算，军费支出为2.63亿日元。）。但这样的估计很难做到准确。其实，1亿日元的公债并未全部售出。据1895年2月23日东京出版的英文报纸披露，到此时为止，“其八十兆元股票虽经售出，而银洋究未收齐”（注：《中日战争》（五），第388-389页。）。后来日本公布公债认购的结果是76949000日元。（注：《中日战争》（一），第230页。）可见，当时东京英文报纸所登载的这则消息是可靠的。因为这个2.5亿日元的军事预算案是在宣战两个多月后通过的，只是一个大体的匡算，到实际执行时，情况还是会有变化的。
战后，日本公布了临时军费决算的结果，其中实际收入款为2.25亿日元。据此，或认为这就是日本的临时军费数目。如称：待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之际，明治政府确定临时军费预算为250000000日元，实际使用的军费为225230127日元（注：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但是，临时军费决算应包括两项：一是实际收入项目，一是实际支出项目。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将实际收入作为军费支出的数目是不妥的。
实际上，日本所公布的临时军费决算结果，其中既有实际收入项目，也有实际支出项目。如下表所列（注：参看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0页。）：
据此，许多学者认为，决算实际支出款200476000日元，才是日本军费的支出数目。如日本学者井上清、中塚明、伊原泽周和中国学者万峰等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注：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2页；中塚明：《日清战争》，见《日本史讲座》近代四，岩波书局1962年版，第155页；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第860页；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页。）。
至此，似乎这个问题可以定论了。其实不然，因为以上日本军费收支决算的终止时间是1896年3月（注：高桥诚：《日清战后の财政、金融问题》，见《日本经济史大系》卷六，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第121页；《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第859页。）。这就是说，决算不仅包括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用兵的军费支出，而且还包括了日本对澎湖和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而日本开始进攻澎湖是在1895年3月23日，中日两方代表在日本马关正式谈判是在3月20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时间是在1895年4月17日，双方在烟台完成互换条约手续是在5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台湾则在5月29日。日本利用马关中日谈判之机抢先攻占澎湖，其用兵的费用本不应列入所应统计的军费支出之内；至于日本之进攻台湾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和换约之后，将其用兵的费用作为这次战争的军费支出更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所以，日本从开战到马关议和时的军费支出必定要低于2亿日元这个数目。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曾对日本的军费支出有一个估计，指出：“查兵端未开之先，日本大藏省计存现洋三十兆元，中间计用多少作为兵费，外人虽未确知，今姑将全数作为兵费而论。迨兵端既开，日本复借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作为兵费……东京英字新报云：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销售，其八十兆元股票虽经售出，而银洋究未收齐等语。此外尚有民间报效之数，如大藏省存款、所借国债等项，统共合算，日本与中国用兵之费，迄今似必不能过一百五十兆之数。”（注：《中日战争》（五），第388-389页。）对于这段话，一般认为不过是李鸿章在寻找讨价还价的理由，没有谁去认真对待。实际上，李鸿章的这些话，都来自公布的日本官方资料和东京的日、英文报纸所刊载的消息，不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政府当时的全年财政收入大致在8000万日元之谱。由于大力扩军备战，连年增加军事预算，如1890年军费占全年财政支出的28%，1892年军费占全年财政支出的41%，闹得国家财力维艰，捉襟见肘。到1893年年度决算，岁出总计8458万日元（注：明治财政史编纂会：《明治财政史》第3卷，东京凡善株式会社1898年版，第729-734页。），只能勉求平衡而已。所以，日本要发动战争，军费支出要靠年度财政收入是根本不行的。看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提用国库剩余金，一是另辟财源。国库剩余金才3000万日元，完全无济于事。而另辟财源也只有劝购公债之一途了。但是，认购工作并不顺利，售出不足8000万日元。这样，日本政府才于1894年12月决定两次共发行了总额为400万日元的有息流通券，并在此后两个月内，要求国民必须向政府交纳3000万日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I,Serie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asda,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89,p.55,Feb.7,1895,Mr.Trench to theEarl of Kim-berley.）。这样，对日本军费的来源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估算：
由此可知，李鸿章估计日本军费支出不超过1.5亿日元之数，即折合库平银约1亿两，是接近于事实的。
二、赔款数目是怎样确定的？
虽然到马关议和时日本的军费支出不过1亿两，却想趁战胜之机向中国索取数倍于此数的巨额赔款。早在1894年12月，日本官方报纸就为此大造舆论，以便为日后和谈时逼索巨款预作准备。据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de Poer Trench)于12月20日致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的一封密信透露，日本报纸正在讨论如果中国求和应提出何等条件的问题。其中，建议之一就是“要求不少于5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注：Ibid.p.37,Jan.21,1895,Mr.Trench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5亿美元约折合库平银6亿多两。而且，还编造所谓来自中国的“可靠消息”：中国议和大臣已接到皇帝的谕旨，可以接受支付战争赔款在5亿至7亿两白银之间作为缔约的条件之一，另外还准备拿出2000万两用来抚恤战死日军遗属（注：Ibid.pp.66-67,Jan.11,1895,Mr.Trench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这些舆论流传甚广，连俄国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都相信：“日本将提出总额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要求。”（注：Ibid.p.54,Feb.6,1895,Sir F.Lascells,to the Earl of Kimberley.）20亿法郎约折合库平银5亿两。当然，也有的报纸要求中国“赔偿军费至少三亿元以上”（注：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6页。）。报纸对赔款问题所传出的不同声音，正反映了日本政府内部在此问题上的意见不一。
在日本政府内部，大藏省因管理财政，故胃口特别大，希望借此机会获得巨额赔款，惟求多多益善。松方正义再度出任大藏大臣后，竭力主张要求10亿两赔款（注：《蹇蹇录》，第115页。）。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致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赔款应为英币1亿镑，其中一半为生金，另一半为银币，分10年偿清。”（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东京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793号。）1亿英镑约折合库平银6亿多两，数目也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关于赔款要用英镑的建议，正与陆奥宗光的意见不谋而合，成为其后日本变相向中国榨取巨款的一种手段。陆奥草拟《媾和预定条约草稿》，其第三条便是要求清政府将金币或纯金交付日本，作为赔偿军费（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但当时政界二三有识之士却为之担忧，认为“媾和条件若失之过苛，并非上策”（注：《蹇蹇录》，第116页。）。确实，当时日本政府既要考虑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极限，不能一下子将它搞垮，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以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直到1895年1月上旬，日本内阁会议在东京举行，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主持下，几经煞费苦心地斟酌，才通过中国赔偿军费的条款，即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第一次交付1亿两，其后4年每年交付5000万两，年息5%（注：《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第369页。）。
1895年3月，清政府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议和。在此之前，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对和约条款作了多次修改，才草就了一份《和约底稿》，其第四款的内容是：“中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国，作为赔偿军费，该赔款分为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一万万两，嗣后每次交五千万两，第一次应在本约批准交换后六个月之内交清。所余四次，应与前次交付之期相同，或于期前交付，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52页。）这就将原先内阁会议通过的赔偿军费条款具体化了。但是，考虑到谈判的过程情况多变，于是陆奥又同外务省顾问美国人端迪臣(Henry Willard Dennison)商议，将赔偿军费要求确定为甲、乙两个方案（注：中塚明：《日清战争》，《日本史讲座》近代四，第154页。）：
按陆奥的设想，与李鸿章谈判时要准备两手：一是拿出所谓“充分理由”要求得到3亿两的战争赔款，即力争乙案；一是确定以2亿两战争赔款作为谈判时可达成的最低数目，即确保甲案。
果然，到马关谈判时，日本终于抛出了包括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条款的《和约底稿》。李鸿章对日方的《和约底稿》用《说帖》的形式进行答复，就其第4款提出了4点意见：第一，“此次战争，中国并非首先开衅之人，战端已开之后，中国亦并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似不当责令中国赔偿兵费”；即使赔款，亦只应算至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认明朝鲜自主之日止，“过此不应多索”。第二，日本所拟索的军费，非中国财力所能承担，必须“大加删减”。第三，日本“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划出扣除”。第四，“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注：《中日战争》（五），第388－389页。）。答复也可算有理有节。问题是作为战败者，仅有理而无力，理也就不顶什么用了。与此同时，他还随时将条款电告清政府，并设法争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日方根据西方国家的反应，决定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三分之一，以缓和列强的不满情绪。4月17日，李鸿章奉旨签订《马关条约》，其第4款的内容最后敲定如下：
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交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以上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注：《中日战争》（七），第496页。）。
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情况，从乙案退到甲案，主要是从缓和与西方国家矛盾的需要出发。李鸿章认为这完全是他“力与坚持，多方开导”（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八，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刊印，第18页。）的结果，未免将问题简单化，论者或信从之，是由于不太了解内情的缘故。
三、日本实际到手的赔款是多少？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应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分8次付清。与此同时，还订有《另约》3款，其中第1款规定，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库平银50万两。其后，中日又签订了《辽南条约》，其第3款规定中国再向日本支付赎还辽南费库平银3000万两。按这几项条约的规定，则从1895年起，到1902年止，中国将向日本支付赔款及利息共达库平银2.5472亿两。这样几近天文数字的巨款，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之多，清政府是很难承受的。清政府决定按条约在3年内交清赔款，这样可节省2100多万两的利息和200万两的威海驻军费。因此，中国不是分8次支付赔款，而是分4次付清赔款的。
查总理衙门档案，可知这4次付款的情况是：第1次，是1895年10月31日，在伦敦，由中国使馆参赞马格里、曾广铨将一期款库平银5000万两折合英镑数面交日本使馆参赞国府寺新作。第2次，是1896年5月7日和8日，分别在柏林和伦敦，由中国驻德、英使馆各将二期款库平银2500万两折合英镑数交付日本两处使馆之代表。第3次，是1897年5月8日，在伦敦，由中国使馆将3期款1666余万两折合英镑数交日本使馆代表接收。第4次，本应在1898年5月8日交付，因是日为西人之礼拜天，银行不办公，故提前一天改为5月7日交付。到此时止，尚有应交之4、5、6、7、8期赔款，合计库平银8333余万两，拟在第4次作一次性付清。在此以前，中国已向日本交付了4次息银，计库平银1083万两，按条约需要扣除。故此次由中国驻英使馆参赞马格里、罗忠尧到英国国家银行，将只应交付之款库平银7250万两折合英镑数交日本使馆书记官山座园次郎收讫。至此，所赔军费库平银2亿两始全部付清。另外，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和日军在威海卫的驻守费库平银150万两，也都按时交付（注：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5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7-499、506-507、515、517、523、538、541-542、544-545、562-564页。）。其具体交付情况如下表所列:
仅就上表来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向中国索取了库平银2315亿两的赔款，似乎已经清楚了。其实，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新任驻华林公使林董一到北京，就急迫地同清政府商谈中国交付赔款的办法问题。为了从中国尽可能榨取更多的实际赔款，他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本来，马关和谈提出以库平银作为赔款计量的标准，一直到和约最后签字，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都没有向李鸿章提出任何意见。其后，日本外务省发现中国的库平银有不同成色，便打起主意来了。库平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并无白银实物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注：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1页。）。确定银两的标准成色，源于康熙时，“其成色约为935.374，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两纯银，所以习惯上每百两纹银须申水6两始等于足银，这是虚银两最早的一种。”（注：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可知康熙标准库平银每两为544.6296英厘(grain)，即35.292公分(gramme)。有人或认为康熙时规定每库平两约等于37.301克（注：《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4页。），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因为此规定出现的时间最早是在清末。《户部则例》第四条案语称，库平系指农工商部会同户部奏定划一度量衡章程，内库平一两，合法国衡数37格兰姆(gramme)又301‰（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0页注④。）。到1915年，权度法颁布后，又进一步明确以37.301公分为库平一两（注：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2编，北京民国大学1926年版，第55页；张辑颜：《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52页；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这就很清楚：康熙标准库平每两为35.292公分，而不可能是37.301公分。
但是，在以后的长期流通中，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不仅中央政府的库平与各省地方的库平各不相同，有大小之别，而且各省之间亦有长短之分，甚至一省之中有藩库平、道库平、盐库平之差。即以顺天府一地而言，库平既有三六库平和三四库平之分，成色相差甚大（注：钱屿主编《金银货币的鉴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还有成色介于二者之间的北京库平（注：《中国近代货币史》，第36页附《各主要银两比较表》。）。兹将这几种库平的成色加以换算，以资比较：
在这几种通用的库平中，三六库平和北京库平成色比康熙标准库平高出不少；相反，三四库平成色则比康熙标准库平低出许多。显而易见，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中国赔款所用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来计算。而林董却以贴足实足色为借口，要求成色为988.89，即库平银一两为575.82英厘，合37.31256公分（注：《中国货币史纲要》，第183页。）。这就不仅远远高于康熙标准库平，而且比三六库平和北京库平还要高。尽管这一要求毫无道理，但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能接受下来。这样一来，中国实际上交付的库平银数目就多出许多了。试比看下表：
仅此一项，中国就比康熙标准库平银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当时，中日两国的金融制度都是实行银本位，而西方主要国家则都已实行金本位了。日本借甲午战争胜利之机，为在战后实行金本位打下财政基础，便要求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因为连年以来，金价上涨，银价跌落，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故银镑对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是难以遏止的，这就形成了“镑亏”。试看以下银镑对换比率表（注：许毅等著《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页附录三：《清代各种货币折合表》。按：《清代各种货币折合表》中1895一栏：“1库平两合3先令”，即1英镑合库平银6.666两。这里显然是将“规元银”误作“库平银”了。兹按总理衙门档案重新换算，应为1英镑合库平银6.1161两（见《中日战争》续编，第5册，第443页）。再，至于1897年的镑价系以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之所记补入。）：
可见，尽管20余年来，镑涨银跌已成为总的趋势，但到1895年以后，镑价却稍有回落，即从1894年的平均镑价每镑兑换库平银6.21两落至约6.11两。问题是镑价肯定还要看涨，这从长远看，对日本是极为有利的。于是，林董单方面提出了一套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划定镑价办法，即按当年6、7、8三个月伦敦市价折中核算，而且作为固定的核算标准，即1英镑折合库平银6.0788两。总理衙门提出，“银价合英镑早晚不定”，应就“交款之日，照上海规银总镑市价”，然后“升算库平银，即以西币若干合成千万两最平允”（注：《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35页。）。这本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却被日本方面拒绝。日本为从中国榨取尽可能多的英镑，一方面压低镑价，一方面又确定固定不变的镑价，真可谓机关算尽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日本规定的镑价比伦敦市场的镑价低，中国兑换时就得多付库平银，实际上中国多付的库平银是被日本所得了。此其一。再说将镑价在几年内固定为一个比值，而在以后镑价连续处于坚挺的情况下，中国还要格外多付巨额银款，却只能吞下苦果而无话可言，这些格外多付的巨款，实际上也是为日本所得。此其二。例如，1896年4月，中国即将交付二期赔款库平银5000万两时，镑价稍有下落，中国如按市场行情涨落兑换，是可以节省一大笔银两的。赫德即函呈总理衙门称：“上月底银价行市三十一边士一法丁，现落至三十一边士之数。按比核计，中国照上年定价交银，可省英金十五万零五百十四镑十九希令三边士，约合规银一百零四五万两。”（注：《中日战争》续编，第5册，第516页。）尽管市场镑价时有涨落，而中国应支付赔款的镑价却是死的。这样，中国得用高价购买英镑，而按低价支付给日本，其结果是中国大吃其亏，而日本则占尽了便宜。试看下表：
由上表可知，“镑亏”一项，日本就又从中国轻易地多得了约1500万两。
据上所述，可知一般中外论著中有关甲午战争赔款的记述是需要重新考虑的。从条约的字面上看，中国的赔款是三项：(1)军费库平银2亿两；(2)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3)威海日军驻守费库平银150万两。三项合计，共为库平银2.315亿两。其实，日本实际得到的数目还应该加上两项：(1)以库平实足为借口多得的1325万两；(2)“镑亏”一项多得的1494万两。以上五项总计为库平银2.597亿两，折合日金为3.895亿日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也是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日本有关明治财政史的著作，皆按库平银2.31亿两折算，得出3.64亿日元之数（注：《明治财政史》第2卷，第290-291页。），并为许多日本学者所引用（注：高桥诚：《日清战争赔偿金の研究》，《经济志林》第23卷第2号（1955年），第72页。）。笔者殊觉考察未能全面，是十分不妥的。
四、赔款以外的掠夺
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方代表谈判赔偿军费时，曾提出无论赔偿多少，日本“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划出扣除”。当时，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根本不予理会，实际上是将这些已经到手的战利品，视为赔款以外的自然补偿，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是，这些被日本掠夺的兵船、军械、军需等等，究竟能折价多少？李鸿章没有细说，可能他本人一时也说不清楚。后来，也一直未见有人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倒真的成为历史之谜了。但正如李鸿章所指出，其“折价为数甚巨”，关系到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究竟从中国获得了多少款项或财政收入，且对中日两国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还是有必要探究一番的。
但是，要真正算清这笔账，难度太大了。这是因为：第一，日兵占领一地后，抢劫是其惯习，正所谓“民间鸡豕竟吞噬，器皿钱财一掠空”（注：岳晓岩：《日本军》，见《蜗庐杂咏》抄本。），这种民间损失，范围很大，而且非常分散，很难进行统计。第二，即使日方公布的数字，也是挂一漏万，故一再声明“此外在各地所获数量不遑统计”、“不能作精确计算”（注：《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608-609页。）云云。第三，日方对所获之兵轮、武器、弹药等之估价不尽准确，故需要对其加以认真核算和调整，而做起来则很不容易。因此，以下所列各项表格，都只能是一种极不完整的统计。
无论如何，当时的日本随军记者对此还是做了一些工作，这便成为我们今天进行统计的基础。从总理衙门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译自日本报纸的《日军自开战日至十二月杪所获武器弹药船只等物清单》（注：见《中日战争》续编，第5册，第282-283页。），其中除威海卫、牛庄、营口、田庄台诸役外，对在此之前的各次战斗所获武器、弹药、舰船等物及其价值做了具体的估算：
可见，从甲午开战到是年腊月底，日本从中国获得的兵船、军械、军需等物价值7100多日元，折合库平银4734.5万两。
日本随军记者川崎三郎在甲午战后曾做过一篇《日清战役战利品概算》（注：见《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606-609页。），对我们的统计也极有参考价值。这个《概算》的内容是从甲午开战到乙未战争结束，包括了所有各次战役的战利品统计数字。从中减去甲午年腊月底以前的部分，得出的就是乙未正月以后的数字了。如下表：
这样，将以上两表的合计数字相加，便可以得知，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所获得的舰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品等，按日金价计算，共值8982.2万元，折合库平银5988.3万两。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完整，也不可能完整。正如川崎三郎本人所指出：“征清之役，我军所得战利品数不胜数，今举其重要战利品概算。”（注：见《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606页。）此说确系实际情况。
除以上这些实物以外，日本还通过这次战争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货币。对此，中外多有记述。如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称：平壤一战，“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凡有金币12箱，内共金砖67块，金锭61碇，金沙14箱，大小30包，皆将领私财；而军士粮饷，除粮食以外，尚存饷银约及10万两”，皆为日人所得。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所译日本官报亦称，此战“得金银40箱，每箱约重英权300磅，高丽钱不计其数”，并注曰：“英金1镑合华权4两，英权一磅合华权12两。”（注：《中日战争》（一），第23、175页。）其实，这些记述皆限于平壤一战，且不甚具体，很难据此作出比较精确的计算。现根据日本当时所发表的历次战报，将其所获金银货币种类及数量具体开列如下（注：《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608页；第8册，第61页。按：日本重量单位，一贯为1000目，相当于3.75公斤。）：
这些货币类别甚杂，计值单位不一，现据日方的逐一计算，计其值为3000万日元（注：《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608页。），折合库平银2000万两。以上三项总计，共为1198亿日元，折合库平银7988万两。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日本从甲午开战到马关议和前，其军费支出不过1.5亿日元，约合库平银1亿两。其二，日本实际得到的战争赔款数约为库平银2.6亿两，折合日金约3.9亿元。其三，日本还在赔款之外掠夺了大量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其价值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折合日金1.2亿元。这样，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所得到的现金及财物，总计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金5.1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而不是一些日本有关论著中所说的4.1倍多（注：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总之，通过这次战争，日本当局真正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切实感觉到了发动侵略战争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于是凭借这笔突然而至的巨款，大搞所谓“战后经营”，实行金本位制，进一步扩军备战，使整个日本国家战争机器化，成为此后东亚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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