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大博弈时代的“文化”管理及其制度化过程
——读傅才武《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
毛少莹
摘要： 文化体制史问题是文化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一直以来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傅才武教授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该书以“文化体制”为核心，在对庞杂史料进行认真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对近代社会大转型背景下我国文化体制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及其成果作了较为清晰的勾勒、揭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是当代文化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 近代中国；文化体制；制度变迁；理论性；应用性
小引：填补文化制度史研究学术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管理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与此相应，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就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2003年以来，随着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专门的“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类改革方案、政策更是频繁出台。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在“文艺院团改革”、“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政府文化投入方式转变”等领域取得了很多突破，文化研究领域也陆续涌现了一大批从不同视角探讨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任务紧迫、涉及因素复杂，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旧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总体看，无论实践推进还是理论研究，文化体制改革问题都还处在攻坚克难阶段。现有研究成果或多聚焦于当下，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或受限于条块分割的文化管理格局而欠缺了对大文化的关怀。无疑，这些都多多少少影响了问题探讨的理论深度和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也使得改革的实践探索一定程度上欠缺深层次的理论指导和宝贵历史经验的参照借鉴。总之，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体制”研究领域还有着广大的处女地等待开垦，比如“文化体制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命题。
作为文化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文化体制史问题通常被放置于“通史”、“文化史”或专门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史”、“图书馆史”等中，而专门的文化体制史或文化制度史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非常高兴看到傅才武教授推出力作：《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出版，下简称“傅著”）。该书研究时段大致为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11—1954年左右。无疑，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十分特殊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是自晚清以来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叠加、文化大转型、政治大动荡、制度大更迭的时期，很多思想观念、制度探索仍对当代中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民国学术热”，原因正在于此。
防止粪块再积聚的试验，可以分双盲和开放两个试验阶段设计。双盲试验的疗程至少4～8周，可以每2周设置1个访视时点；接下来的扩展试验可以设计 4～10 个月（补齐 6～12 个月［10‐11］），一般每4～8周设置1个访视时点。解除粪便嵌塞的试验，治疗观察期仅需3～6 d。此外，改善小儿便秘症状或证候的试验，疗程可以设计为3～6 d，或1～2周。疗程2周的试验，可以每周设计1个访视时点。
怎样看待近代史，无疑是每个当代文化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问题。傅教授早在其攻读博士期间就表现出了对近代文化史的浓厚兴趣，其以博士论文成书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娱乐业——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娱乐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1861—1949）》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案例。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决策咨询专家，多年来，傅教授除“全域式”地开展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财政等的应用性文化研究外，更特别着力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先后推出过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也多次直接参与从中央到地方多项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研制。我想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促使傅教授选择了近代文化体制史研究这一课题，其问题意识由来已久，学术脉络清晰可见，研究建立在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思熟虑基础之上，成果十分值得期待。
以制度研究的视角看，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问题，其实质是古老中国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中，在国共两党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对抗、大博弈中发生的文化制度变迁问题。下面我拟结合“制度变迁”理论，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和它带给我的启发。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晚清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古老封闭、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陷入“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被动局势。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大变局之“大”，意味着这一变局不是局部的变，而是全面的变，是包括文化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全面崩溃；大变局之“变”，则说明传统制度崩溃之后需要进行切实的新制度的创建。正如邹傥先生所指出的，20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这种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①。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晚清以来各种“革命”的呼声和行动不断涌现，非“革命”不能改变旧中国已然成为社会共识②。1911年，在历经多次的失败后，孙中山等领导的国民党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传统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共和国有名无实，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割据，百废待举。要真正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历史的重任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这一任务的核心便是如何建立一个主权完整独立、国家富强统一、民族兴旺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内容则全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广阔的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国家制度、社会风习等各个层面。这一任务，也即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制度变迁”。
Anoise和σnoise是在位移测量中由近期环境噪声带来的噪声，可以通过移动窗对每个台站单独计算出来。σP和σS可以根据历史地震数据先计算出来。对于单个台站，决定用哪个Aexp公式来计算取决于P波、S波是否到达或均未到达该台站。给定台站到震源的相对位置（x，y，D），P波和S波的预期走时（tP和tS）就可用射线理论计算得到。比较到时tP、tS，绝对当前时间t和绝对事件发震时刻t0，就可直接估计出一个台站使用哪一种Aexp计算。图2给出了这些设计想法的概要说明。
“制度”泛指各种规则或运作模式。人类一切有组织的活动，无论体育运动还是经济运行、社会管理，都需要一定的“游戏规则”。一种“制度”即一种规范个体或组织行为的社会结构或游戏规则③。我国古代“制度”一词指一定的规格或法令礼俗，其中“制”指规范，就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或“不许做什么”；“度”则是“做到什么程度”或“不许做到什么程度”的标准、尺度。英文institution或system可对应中文“制度”或“体制”，其一般含义也是指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制度分析”成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方法，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④。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所谓“制度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打破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效率）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从类型上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这两类制度变迁一类是“渐变式的”，一类是“突变式”的，变迁动力、变迁路径和变迁内容各有不同。
以制度分析的视角看，近代中国文化制度变迁的原因十分清晰，大致可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就内部看，是传统文化制度崩溃带来的重建需要——包括了对传统文化及其原有制度是继承、抛弃还是固守、弘扬等一些列复杂的问题。就外部看，则是国门打开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西方制度的输入、冲击，是接收、效仿还是抵制、对抗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一系列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争论、制度尝试不断出现，文化制度变迁成为必须。
作为历史研究，分期和研究时段的选择十分重要。就近代中国文化制度变迁的情况看，虽然中国近代整体制度变迁的起点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历史节点，比如鸦片战争（1840年），清末新政（1901—1911年）⑤。但考虑到是国民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方以现代国家的“姿态”，面对崩塌的“天下”，全面开始了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国家体制的建构过程，傅教授选择以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为起点，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及随后1950年代的文化制度“定型”为终点，研究近代中国文化制度变迁。这显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文化体制”是傅著的关键词。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方面？它怎么来的（傅著谓之“起源”）？变迁过程怎样（傅著谓之“演进”）？结果如何（傅著谓之“定型”）？该著的题目本身即体现了良好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的主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教授在书中对“制度”概念有自己的界定和使用方式，并根据语境略有不同。他倾向于在狭义的概念上使用“制度”一词。在第一章《绪论》中，他就对文化“制度”与“体制”做了区分与界定。他认为“制度和体制是一对相似的概念范畴，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直截了当地说，“笔者倾向于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体制与制度的关系，将‘体制’与‘制度’作为两个层次的概念使用。”他进而提出，“文化体制”是“文化制度”的有机连接：“文化制度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体和政府机构赖以规范文化组织在参与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具体规则。文化体制是指政府和社会主体借以规范各种文化组织设置及其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系列制度集合。文化制度构成文化体制，文化体制包含文化制度。但文化体制并不是一个制度的‘大杂烩’，而是具有相互关系的制度有机连接体’。”⑥
无疑，傅教授区别“制度”与“体制”，意在区分单项制度与整体制度，以更突出“文化体制”具有的不同于具体个别文化制度（政策）的整体性和内在有机联系。为此，在全书大多数论述中，他也均使用较为狭义的“制度”概念，以强调“文化制度”与“文化体制”的不同。但是，在给出的一些总结性的结论中，他也使用广义的“制度”概念。比如第五章《1949年前后文化行业的国家化与“制度意外”》中的“制度”就是广义的概念，更类似于他所聚焦的“体制”。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从全书使用的理论工具来看，虽然傅教授也借用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工具（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等），但总体来看，其分析的对象，想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文化制度变迁问题。所以，我认为他对“制度”与“体制”的区分并不影响本书将制度变迁的问题作为核心论题。这也符合将“文化体制”研究归入“文化制度”研究的一般认识⑦。
小灶火水源地位于洪积扇轴部极富水地段，地下水主要接受河水垂直入渗补给 [2-3]，具有一定的调蓄能力，利用丰水期河水入渗补给量，达到以丰补欠的效果，在枯水期地下水得到补充，从而恢复开采区地下水储存量[4-5]。小灶火洪积扇区含水层岩性多样，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洪积扇出山口处沿山前一带形成“跌水”，使模型的建立复杂化，不利于定量评价地下水开采量 [6]。
就傅著所研究的时段看，无论国民党政府还是后来的共产党政府，都是“革命”（突变）的产物，这一历史时期文化管理体制的创立、演进、变迁的过程，显然可以归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类别。也就是说，带有一定的突变性，并呈现出一般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整体式、突变式的特点。就中国近代史的实际来看，这一制度变迁不同于一般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制度革命”，由于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自身传统的超稳定性和复杂性，由于“五四运动”，由于具有与国民党不同政治主张的共产党的出现，更由于国共之后展开的生死博弈，及其背后交织着的资本主义阵营（各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国际、俄国）的激烈斗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导致的国家危亡，使得这一变迁过程益发复杂。
二、大博弈中的“文化”管理及其制度化
作为一个大概念，“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复杂，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价值观层面、制度层面和日用层面。多数学者倾向于在研究中使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将“文化”视为特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礼仪、思想、语言、历史和族群身份认同等。近现代以来，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文化与经济的结合等原因，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相对应，“文化”已然成为涵盖众多行业的一大领域，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对象。
“制度”同样是个复杂的大概念。按照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制度”由三部分构成，即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执行机制。“正式制度”又称“正式规则”，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规则与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政策）与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可见，一般所说的“文化体制”——国家文化机关、公立文化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发挥正式制度的功能），属于正式制度的内容之一。
“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⑧。
制度分析理论还认为，“制度”本身还可以分为“制度框架”（结构）、“制度体系”和“单项制度”。制度框架是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如诺斯就认为，“人类搭建的支撑结构——制度可以分为三大框架，即（1）政治结构，它界定了人们建立和加总政治选择的方式；（2） 产权结构，它确立了正式的经济激励；（3）社会结构，包括行为规范和习俗，它确立了经济中的非正式激励”⑨。制度体系则是某类制度的总称，如市场经济制度，就是一种关于经济活动的制度体系或曰总体制度，在这个制度体系中，有很多“单项制度”，如税收制度等。
换言之，制度变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可以基于不同角度开展分析研究，如对制度变迁理念的研究，即思想史意义上研究。同样，“文化制度变迁”有着多重的含义和层次，比如伦理价值观的转型也属于广义的文化制度变迁。显然，全面展开文化制度变迁的各个层面的研究不是一本书所能完成的。为此，傅著将核心关切聚焦于“文化体制”，他首先将“文化”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精神文明范畴，可界定为一种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系统，包括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舆论宣传系统。狭义的‘文化’是指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相对应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系统，及与人们的物质产品生产与消费系统相对应的精神产品生产系统与管理系统，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化旅游等系统。”⑩
这一博弈过程也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模型加以理解。诺斯认为，制度变迁一般由两大行动集团的共同推动得以完成。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文中，诺斯和戴维斯将制度变迁的主体区分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其中，前者是决策主体，其决策启动和支配着制度创新的进程，后者则是发挥次要作用。诺斯还指出，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主要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权威公共组织，它们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法规，以集中化的制度供给方式，强制性地驱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换言之，就傅著研究的对象来看，至少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间，推动制度变迁的两大集团是国、共两大政党。前期，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是权威公共组织，第一大集团；共产党作为在野党、第二大政治组织是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集团。制度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各自的政治理想、建党宗旨，以及对执政权（包括文化执政权，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博弈的后期，随着共产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第一、第二集团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调转”，共产党最终赢得了包括文化领导权在内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正是国共两党的生死博弈（阶级斗争）影响了、并且最终形塑了中国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样貌和性质”，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体制、文化管理模式最终成为意识形态宣教与文化管理，即政治与文化高度结合的文化管理模式。
为了讨论的便利，傅著还将“本书的研究对象”（“文化领域”） 区分为“文化行政主体”和“社会文化主体”两大部分。为说明其含义，傅著就两大主体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如其中，“文化行政主体”包括：文化管理体制、机构组织方式、经费来源和结构、组织结构体系以及章程、规定、政策、事件、活动。“社会文化主体”包括报社、艺术团体、社会文化组织群团、文化娱乐场所、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文化组织及其相关章程、资格管理办法、许可证制度、事件、活动等等⑪。这一按照行政“管理者”与“管理对象”进行的分类，大体包括了当代文化实务界常说的“文化系统”，及理论界（文化管理学）所指的文化组织、机构和政策法规，以及文化产品与服务。
通过上述概念界定和技术处理，傅著将研究内容进一步聚焦于该书提出的“国家文化体制”。换言之，傅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领域的“正式制度”的变迁上，即更侧重于可见的、有形的文化部门、机构、社会文化组织、文化政策法规的变迁及其产物的文化产品与活动（历史事件），亦即一般“中观”意义上的文化制度的变迁。傅著并不主要就大的框架性制度与这一文化制度（“文化体制”）的关系，比如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及其与文化制度之关系；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私有或公有，及其对文化制度之影响；社会结构——伦理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大量非正式制度及其与文化制度之关系等加以展开。当然，由于文化制度并不可能绝对地独立于其他框架性制度，因此，傅著也不回避关于文化制度变迁涉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文化产权乃至文化税收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全书的重点。
又如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考——源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关于“民本思想”的比较研究，无疑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值得进一步深究。
综上，通过傅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就1911—1949年的中国来看，强制推动的制度变迁遭到了来自不同阵营，尤其是国共两大阵营巨大而复杂力量的塑造。由于变迁目标不一，总的来看，近代中国制度变迁过程（建国）可以说是在“上”（执政党、政府、中央）与“下”（非执政党、民间、基层）、“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国的力量），种种复杂因素的动态博弈中进行并完成的。 换个角度说，无论是民国早期军阀割据的状况，还是中后期共产党的“分庭抗礼”，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是个“弱政府”，它以及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不能统揽全局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中国，也没有能力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权威而推动完成一个完整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反之，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成为了“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文化领域看，虽然国共两党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两大行动集团在博弈中的相对“位置”动态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阶级斗争的需要，国、共两党采取的都是意识形态管控、文化与政治高度重合的模式。换言之，正是两党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及其生死存亡的对抗性博弈，决定了制度变迁手段的高度组织化，呈现出傅著所谓“以党建国”的变迁路径特征，并使得起源于民初公共领域活跃、众声喧哗的近代国家文化体制，演进和定型为中后期思想文化较为统一的文化统制模式。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傅著将这一过程分为1911—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其研究延伸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大约1955年之前，文化体制的“定型”问题）四个阶段，分阶段探讨了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不同目标与任务实施的不同制度安排，以及不同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并将其总结为“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过程。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以国共两党的“分”与“合”为时间节点，具体考察过程也以国、共两大阵营分别展开，包括了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设置及运作、不同文化行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戏剧演艺、文物博物、图书馆、美术、群众文化等）的制度构建、事业发展与运作、相关文化政策的出台及实施，重大文化活动及其影响等。
如1911—1927年的第一阶段，国民政府初掌政权，作为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第一主体、第一行动集团开始进行国家文化体制的初步建构。傅著详细讲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效仿西方现代化国家，在中央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1912年），在各省相继成立教育（厅）局等，从上到下，初步形成了“以科层制为基础的专业管理体系”，同时将属于大众娱乐性质的电影、戏剧、茶园、游戏场等文化娱乐行业纳入警察局治安管理范围开展管理的过程。这一阶段共产党作为推动文化制度变迁第二集团的力量还没有充分显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个历史转折点——国共关系破裂，文化制度建构进入了一个傅才武称之为“新意识形态化”的历史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文化控制，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采取强化态度，体现为全面建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中央戏曲事业指导委员会、中央图书馆杂志委员会、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等专门的文化管理机构，党管文化，颁布多项文化政策，形成了对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和文化团体的“党国合一”的全方位“文化统制模式”。国民党政府这种强调政治利益第一、实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统制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一阶段作为推动文化制度变迁的另一大主体，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处于弱势，但是，“四·一二”政变血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意识到要保存自己，与国民党政权展开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自己的根据地，自己的舆论阵地，以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支持。此后，共产党不仅重视“拿枪的队伍”建设，也十分重视拿笔的“文化新军”的建设。傅著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1931年通过的中共第一个《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文化工作的本身具有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随着中共对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各种文化组织成立、健全，各种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形成共产党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如根据1927年《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成立隶属于“教育委员会”的艺术局、编译局；中央出版局（1931年）的设立；中央苏区图书馆的建立（1932年）；“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1929年）；类似现在的基层文化中心性质的“列宁室”的设立；“八一剧团”、“蓝衫团”、“工农剧社”、“红色文工团”等的设立；以及苏区大量具体文化政策的颁布实施，如《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傅著尤其以详尽的新闻出版史料，对新闻出版、报刊发行、红色中华通讯社建立等苏区政府新闻宣传工作体制机制雏形，以及后来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体制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回顾。
总之，共产党主持的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一直到1937—1945年的抗战时期、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国共两党虽然有合有分，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双方在文化领域的激烈博弈从未中断。双方都将宣传文化领域作为另一条战线、另一个战场，展开两条道路的选择，两种力量的斗争。傅著将其归纳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十分精彩的再现——如国统区地下报刊的发行及对国民党当局文化专制的反抗；“左联”成立的前前后后及其文学活动和影响；中共在国统区大学的宣传文化活动；中共主导的国统区“新启蒙运动”大辩论的前因后果、争论过程。这些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组织机构沿革等的回顾，充分展现出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的宣传文化理论、体制及灵活务实的文化领导才能。典型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政治部“第三厅”的实际运作——根据傅著的梳理，1938年，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了主管抗战宣传的文化机构“政治部第三厅”。有意思的是，这个由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既是国民政府的文化行政机构，又接受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事实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第三厅成为中共团结和动员文化界人士的合法组织，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堡垒。
这里，傅著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文化领导体制”：“所谓‘文化领导体制’，是指依据既定的国家文化建设目标，基于一定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发展的指导原则，通过执政党或者国家行政机关一系列决策机制和程序，制定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再经由执政党和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及社会团体加以贯彻的制度体系。”
③ 在中文里，“制度”是个古老的概念，《易·节》中有：“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中谓：“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王安石《取材》：“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
任何制度的建构、创新、变迁，都需要领导者和推动者。那么，近代中国文化制度变迁的领导者（主体）是谁呢？根据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制度变迁需要依托一定的主体，变迁中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里的角色往往是特定的“组织”。“组织”与“制度”不同。诺斯指出，什么样的“组织”会出现，以及它们如何演化，这两方面均受制度框架的根本性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影响着制度框架的演化。就中国当时的情况看，诺斯这一说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民国建国后，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学习借鉴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组织方式，建立行政管理部门，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当然主体。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一战结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等重要事件的推动下，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对西方资本主义、西方文明普遍抱有的“仰视”态度受到严重质疑，对帝国主义的贪婪无耻更是有了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对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开始了新的反思与审视。加之俄国革命的榜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比效仿西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更加鼓舞人心的新理想、新道路。于是，大量共产主义信仰者在中国诞生了（尽管他们那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经典共产主义概念或有差异），他们结成了为这一理想奋斗的新组织——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为基本政治制度的选择提供了新的选项。就文化领域来说，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共产党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推动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正如诺斯所言，就达至其目标而言，“组织”乃是促成制度变迁的主角⑫。显然，傅著中提出的“文化领导体制”背后的“文化领导者”，就是文化制度、文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就是文化制度变迁的主体。就近代中国而言，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近代中国及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拥有不同意识形态、治国理念的精英分子所组成的、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政治组织，当仁不让地成为近代以来推动中国制度变迁最重要的两大集团。
傅著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事实上，傅著正是为我们详细梳理了这两大组织在不同政治理想、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导向下进行的“文化领导权”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中，博弈双方根据自己不同的政治理想和阶级利益，依托建制化的部门、机构、组织，通过行使政治、行政、法律乃至暴力等手段，主导、影响宣传文化产品的组织、生产、传播，以争夺人心为其争夺天下。傅著指出，“相比于国民党及其他政党，中共对于文化领导的认识最为深刻和自觉”⑬。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的选择，和对宣传文化工作——思想工作、舆论工作的高度自觉和重视，使得其在文化领导权的竞争中牢牢掌握了主导权。如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要领导农民从事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他还指出，革命斗争有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两条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⑭。而在写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针对“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等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总结和主张。其中，专门就文化的性质、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⑮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目标等的正确研判和战略眼光，从1921年后直到1949年，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经历生死博弈，最后，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2）合理选择吹扫后路。轻油线吹扫初期，后路至七垅轻污油罐，大量轻油赶至边界后，将后路改至冷蜡至罐区线，大量过汽，直至吹扫干净。这样做即可防止大量轻油送至重油罐，又可防止大量蒸汽进入轻污油罐，且确保了吹扫质量。
显然，这是一个更倾向于管理学意义上的定义，并倾向于使用“狭义”的文化概念。这为后面“文化体制”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正如诺斯指出的，制度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重大的制度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次具体而微的非正式变迁的变化累积而成，它们在整体上构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傅著聚焦于“中观”层面的文化制度变迁，全书以4/5的篇幅，细致全面地梳理了1911年到1949年我国近代文化部门、机构、组织、政策条例及其执行情况的起源及演进的具体过程。事实上，作为史学著作，傅著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正是以“国家文化体制”为聚焦点，以国、共两大政党的文化（意识形态）博弈为主线，整理了繁多的文化制度史史料，填补了学界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傅著对近代国家文化体制形成过程中国共双方关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及其“易手”十分关注，但从全书看，傅著仍扣紧了“文化体制”的制度史研究初衷，其以历史为线索的制度史回顾是将意识形态宣传博弈与具体文化领域的发展（不一定涉及意识形态）穿插同步进行的，其中相当多的篇幅和丰富的史料，是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戏剧、电影、文物博物、图书馆等各具体文化行业的主要管理体制、机构，乃至行业协会等的形成及历史沿革的详细梳理。如古物古迹保护与博物馆体制领域。傅著先后梳理了民国政府设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28年）、（北京） （国民政府内务部） 古物成列所（1913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1935年）等机构，及其组织开展的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以及著名的“古物鉴定委员会”（192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28年）、“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南通博物苑（1905年）、历史博物馆（1915年）等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如民国政府在沿用清政府出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1906年）10年后，才于1916年颁布新的文物保护办法。1914年至1935年间，连续推出8个政策，涉及名胜古迹保护、寺庙登记、古物保存等。无疑，这些梳理为后续各具体领域制度史研究，如中国博物馆史、中国图书馆史、新闻出版机构体制史、戏剧史等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当然，用过去在消费互联网的巨大成功后攒下的本钱，大批量地从央企、国企挖人补“工业基因”，从工业软件企业挖人补“工业软件基因”，从院所和组织挖人补“研究基因”，倒是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工资待遇加倍的结果是，人才好挖，知识难得，有一座“知识壁垒”珠峰横亘在那里，搬不走，挪不动，也唱不了现代版的“愚公移峰”，只能花费时间、资金和毅力去慢慢爬，去细细沉淀，但这需要大量时间。
三、多学科视野的引入与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术自觉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傅著在对民国文化体制史的梳理过程中，除主要以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外，还引入了多学科的观察视野，有现实针对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独立的思考，给人不少启发。
比如，关于“文化公共领域”的思考。傅著指出，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承袭“清末新政”成果，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做法，创建了新闻自由体制，其文化管理模式明显倾向于开放、自由、民主，营造了众声喧哗、积极探索、参政议政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的公共领域”，为可能的文化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这一时期十分短暂。历史表明，在内忧外患、列强环伺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无法健康成长，暴风骤雨似的革命需要统一的思想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也正是在共产党强有力的文化领导下，成功地动员了全民族的力量，才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P86兼有辅助捕收、起泡、消泡等多项特性，合理使用P86对减少捕收剂TL-1的用量、调整泡沫现象和改善操作有较大关系，合理的P86用量会对锡石浮选产生良好的效果。
还有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国家”是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关于什么是“国家”在中国近代史中更是有着多角度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建国道路的选择。这方面研究成果不少。傅著虽然没有正面讨论近代中国“国家”概念、“国家”性质、“国家制度（体制）”建立过程，但其通过对“国家文化体制”的梳理及以文化体制为例提出的“以党建国”路径的分析，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如何处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当代中国的国家观与与西方“民族国家观”之间的关系。
此外，傅的研究还涉及社会学家韦伯关于“科层制”与“合法性”的概念，启发我们关于“科层制”与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关系的思考。“合法性”与“革命”之关系的分析，引发我们关于宣传文化、“意识形态”与“认同的政治”等的进一步思考。而其尝试应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文化资本”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等，对中国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形成进行的多角度解释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然，傅著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当代中国道路选择与意识形态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社会思潮研究不足。又如没能将国际大背景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纳入研究等⑯。然而，学术研究无止境，尤其是由于民国时期新旧杂陈、由旧转新，叠加中西文化碰撞等复杂的过渡性特征，更由于时至今日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仍处于艰难的“进行时”，包括傅教授这项研究在内的任何一项对于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命中注定”了必然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而难以彻底“完成”。我所说的这种“开放性”是指这类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依然鲜活生长、动态发展的、处于“进行时”中的问题。换言之，这类研究既可以指向过去，走向更深的历史纵深处，也可以面对未来，超越现实，对更长远的未来倾注更多前瞻性关怀；既可以指向内部，引发对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刻反思，也可以指向外部，对中西交融、文化全球化进行深入思考。总之，种种问题远非一部研究著作可以完全承担。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史料的发现或解密，以及更多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涌现，都为研究的深化提供着多样的可能。也正为如此，这类开放性的研究总是可以给予我们丰富的启发。
总之，傅著第一次全面整理了近代文化制度史的浩繁史料，第一次完整给出了自己关于我国近代文化体制史的完整描述、解释和分析——涉及体制变迁的起点、分期，涉及政府部门、机构、政策，社会组织、团体、人物、事件、作品……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近代文化制度是“如何长出来”的，以及“长成什么样”的。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本书能使人抵近观察近代中国文化领域那些基本的又不太为人所知的状貌，追溯现代文化制度的最初来源与演进路径，值得文化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仔细研读。”
控制单元采用倍福PLC和上位机，PLC完成数据采集和输出控制，上位机提供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并存储PLC运行参数。
可见，傅教授是将更多关注“当下”的应用性文化研究，置于中国文化转型，亦即文化现代化的长时段、大背景下来观照的，体现了作者高度的学术自觉。而“变制”、“变政”与“新民”的有机联系，也正联系着应用性文化研究与理论性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无疑正是这两种文化研究的共同关怀。傅教授进一步指出，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是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怀着这样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责任感，2015年，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新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共同创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协调创新中心。这一“协同创新中心”将紧扣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主题，将中华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塑造等作为研究重点⑳。
当代文化研究大致沿着两个路向展开⑰。一是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于上个世纪60年代（90年代中期影响中国），迅速成为当代学术研究显学，并几乎渗透到一切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种文化研究曾经是一个学派，发展到今天，更可视为一种综合、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批评立场或研究方法。我把这种文化研究称为“理论性文化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路向则可称为“应用性文化研究”——大约也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产能过剩、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来临，国际软实力竞争加剧等的推动，产生了以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决策咨询为目的的文化研究（我将其称为culture research），即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文化体制、文化产业等的研究。两种文化研究同样需要综合、跨学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前者多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功能，多采取批判性的、解构的立场，后者则更基于发挥知识分子专业知识、专家功能，多采取建设性的、建构性的立场。
两种文化研究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不同，因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较而言，前者更重理论，后者更重实践；前者可以凭借思想的锋芒与理论的武器，对文化现象进行外科手术式的、酣畅淋漓的解剖与分析。后者则会因为研究服务对象的现实需要，如某个城市的文化规划、某项文化经济政策的研制等，不得不在现实条件约束之下进行小心的构思、谋划、营建。换言之，应用性文化研究更需要面对文化发展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要求研究者更务实地考虑，所谓“接地气”，有可操作性。因而，这类文化研究也更多借助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由于这些特点，前一种文化研究常常被视为更“精英”，后者则更“世俗”；前者更“务虚”（形而上），更有学术含量，后者更“务实”（形而下，出谋划策），更重现实利益考量。也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传统学界多少有些不屑于后一种文化研究，认为前一种才是“做学问”，后一种不过是“做项目”。
根据相关的实践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建筑规划设计业的设计标准化应当是建筑产业实现现代化要求的基本前提和特征。相关设计企业根据产品的定位和功能进行一系列标准化的设计，从而设置出一套统一规范的标准和构配件。同时，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设置对构配件进行不同的有针对性地处理优化，使其不断满足不用项目的建设需求，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当然，近十余年来随着应用性文化研究需求的急剧增长，随着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文化管理、文化产业等领域的成果迭出，这种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事实上，应用性文化研究以其为公共部门决策提供的咨询研究，极大地影响着文化发展实践，在文化建设中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更进一步，随着当今时代的飞速发展、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日趋复杂，未来，理论性文化研究与应用性文化研究相结合，彻底打通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实现更高水平上的“新的综合”，将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
这里重提这两种文化研究的不同，乃是因为傅才武教授正是应用性文化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傅教授不仅是书斋里的学者，更是文化智库的管理者和决策咨询研究专家。他身兼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等多个职务，带领一支年轻的团队，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推出过很多成果。而他的这本著作正可视为应用性文化研究与理论性文化研究结合的产物。根据傅教授的介绍，本书是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拟推出的“珞珈智库文化丛书”第一辑的第一本。关于这套丛书，他在本书的开篇，撰写了题为《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学术共同体的责任》的“总序”⑱。在这篇序言中，他以一个资深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应用性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智库成长以及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一总结放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视野中来看。他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作为后发赶超性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技术现代化（‘变器’）——管理现代化（‘变制’）——政治现代化（‘变政’）——文化现代化（‘新民’）、由物质到精神文化层面逐步深化的递进变迁过程。文化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经过百年的积累，到当代中国业已进入关键阶段，并且，由于当代中国出现了科技上从第四次技术革命向第五次技术革命转型、经济结构上从苏联计划模式向英美市场模式转型、社会结构上由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向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后现代化模式转型，这三种叠加转型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复杂环境，使得文化现代化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文化理论界从学术层面上回答文化理论、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⑲
最后，作为傅教授的同行，傅著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另外的话题。
根据傅教授介绍，“珞珈智库文化丛书”第一辑后还将推出第二、第三辑，未来将致力于我国文化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国家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文化实践需求的过程中，体现当代文化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固有价值。我想，正是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术自觉和社会责任感，激励着傅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勤奋努力开展应用性文化研究的同时，关注历史、关注理论、关注学术。这种志存高远的努力令人十分敬佩。我们有理由期待傅教授和他的团队推出更有分量的成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 甘阳：《〈中国革命再诠释〉序》，载邹傥：《中国革命再诠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企业要通过有效的预算管理，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和提高综合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预算管理的完善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借鉴大型企业或者是国外的企业预算管理机制，制定合理的预算管理方法，以适应企业和行业的需要。一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和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发现适合自身使用的预算管理体系。二是引导企业预算管理工作朝着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促进财务预算管理的发展。
② 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中篇：革命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文化领导体制”的问题，涉及的是制度变迁中的“变迁主体”与“变迁动力”问题。
④ 科思、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谱系；马奇和奥尔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则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序幕。
⑤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社会风气开放，清政府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新闻出版的专制压迫，初步启动了新闻出版法制化的管理步伐。参见张小莉：《清末新政时期的文化政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⑩⑪⑬ 傅才武：《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5、312页。
⑦ 多数涉及文化体制问题的研究，均归入文化制度研究。如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路桥施工质量的确保不仅依靠人力，也必须依靠相对应的科学技术来维持，只有这样才能监测施工质量达到最终目的。质量监测系统的有效成立，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了解桥梁质量等可靠信息，为施工队能够及时应对提供更为可靠的帮助，对于建筑工人的人身安全也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保护措施，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工程的质量。为了改善我国当前的路桥质量状况，质量监测系统的建立是无可厚非的，养护工作需要长期提供实时的数据，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建立长期的质量观测点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同时也为路桥的质量管理与控制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实践基础[3]。
⑧⑨［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46页。
⑫ 转引自杨立青：《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⑭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⑮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⑯ 这方面成果其实不少，如思想史意义上单世联的《中国的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等；国际关系史意义上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当笔者一行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津手表工业历史时间墙，它仿佛是一座时间隧道，带领着参观者穿越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向人们述说着中国手表工业发展历史进程中,在天津诞生的一个个历史“第一”的故事（图02）……
⑰ 关于这两种文化研究，参阅毛少莹：《现实迫切呼唤应用性文化研究》，载《人民论坛》2007年第11期。
⑱ 本书为武汉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拟推出的“珞珈智库文化丛书”（第一辑）中的一本，故有“总序”。
上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人口基数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 Bank）数据库；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数据来自印尼巴厘岛网站 （www.indo.com）；经济自由度指数由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物提供；出口国生产率 （pro）这一变量本应该选取机械运输设备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来进行度量比较准确，但是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用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来衡量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数据来自联合国劳工组织数据库和 《中国统计年鉴》；物流绩效 （LPI）及6个分项指标数据采用世界银行 （World Bank）公布的物流绩效指标来衡量。
⑲⑳ 傅才武：《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总序》第2、7页。
通过划分风险等级、综合分析可知：高处作业、水上施工、用电施工等与普通施工场所变更的作业环节相比危险性较大，说明作业环境对风险项点的影响较大；由于正常施工、生产环境中接触的机械种类多，机械操作子类中的风险项点最多，体现了机具在现场安全管理中的重要性；由于作业环境基本不可变、机具本身特性固有，当二者相对固定后，可能造成不可接受后果的高度危险和极其危险大多数与施工人员的安全主动积极性有很大关联。
中图分类号： G1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982（2019）11-0091-10
作者简介： 毛少莹，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00。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