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与失的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2)01-0089-03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造就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中国诞生出这样的历史人物，从客观因素分析，至少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历史条件：一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状况，二是国际上产生了新的文化模式，三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本文仅就第三个客观因素，分析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而从历史的一个侧面，即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毛泽东一生中成功与失误的原因。
一、否定与超越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中国人。他最初受到的文化启蒙来自乡村私塾。从8岁至13岁，在塾师的教育与要求下，他课读了中国文化中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这成为他启蒙时期的文化基础。他在青少年时期，对中国规范性的典籍文化和不规范的民间文化，都有比较广泛的涉猎与吸收。在传统文化方面，他有很高的修养。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年轻时的毛泽东曾是孔子的崇拜者。后来虽然有过三次新的思想追求（对康梁新学、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社会改良主义），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仍居主导地位。在长沙读书时，他把孔子当圣人看待。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在知识界已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之时，“毛泽东还在殷切期待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教世救民”[1](P23)。
五四运动的狂飚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在新文化运动启蒙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参加了反孔斗争，发表了不少反孔文章，其主要目的在于打破儒家独霸中国思想界的格局，促进思想自由，推动思想解放。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自鸦片战争之后就不断地发生与推进。这一时期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动摇，开始进行文化反思。首先是器物层面，进而是制度层面，最终进入精神层面。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发生了先进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到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四种主要的思想模式：一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二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三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当时，“否定传统，仿效外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随后不久，他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历史前提就是，毛泽东否定和超越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传统文化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而宣告过时。中国必须选择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做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他的思路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也就是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毛泽东不否定旧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选择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可见，否定是选择的历史前提。
同时，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具有历史的超越性。中国传统文化已是一种陈旧落后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形态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是比中国文化处于更高阶段的文化形态。毛泽东在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历史现实之后，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在时代性上高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目的是使中国迅速地由低文化时代走向高文化时代，追赶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这种超越式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成为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障碍。相反，中国固有文化构成了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为他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方法论、认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走向成功的开端。他在否定传统的前提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第一重渊源关系，也是他在革命生涯中取得成功的第一层文化原因。
二、改造与继承
毛泽东在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之后，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文化成为他的思想权威。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抛弃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他大力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及其他传统文化均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革命的改造，赋予传统以全新的含义。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方针、总态度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P533、534)。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优秀思想精华，为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渊源，既有马克思主义这条主线，又有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革命的改造和批判地继承，这方面的内容在毛泽东思想中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哲学和军事两大领域。
在哲学领域，毛泽东改造和继承了“实事求是”这个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对其作了新的科学阐释，把它提高到哲学范畴来使用，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传统的辩证知行统一观，经过毛泽东的革命改造，为他的实践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概言之，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经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改造与吸收，创造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以实践理论为基础、以矛盾学说为纲要的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军事领域，从渊源上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直接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继承而来，但是，中国古代兵家的军事思想，特别是《孙子兵法》，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另一个来源。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分三个层次：一是以正规的兵书典籍为代表的军事思想，二是非正规的从民间文学与史学中反映出来的军事思想，三是历代农民战争中产生的非正规性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对三个层次的古代军事文化均有借鉴与继承。他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眼光批判吸收了其中的精华，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加以运用，探索出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主要源自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辟的理解、纯熟的把握和正确的运用。但也不能否认，他的成功也得益于他对传统文化有深刻了解与把握。作为全党的领袖，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是很难驾驭中国革命航船的。中国传统文化帮助毛泽东最终完成了革命大业，他自己也被全党、全国、全军公认为伟大领袖，这其中的一个必然因素是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这是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之间第二重渊源关系，是毛泽东走向成功的又一文化原因。
三、影响与局限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毛泽东进入北京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未减。他收藏与阅读的书籍，以中国文化典籍为主，尤其史籍最多。《二十四史》，他通读了一遍，有些部分还反复研读过。他年轻时，就对自然科学不特别感兴趣。建国后，他也曾挤时间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这一偏好，影响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特点是：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并通过毛泽东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总起来说，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曾起了正面作用，而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现出负面影响和历史局限性。传统文化缺乏关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及法学方面的理论学说，而这些知识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对此，作为大国的领袖毛泽东也未能予以高度的重视。遗憾的是，当毛泽东沉浸于中国古典文化之时，正是二战后的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者与设计者，但由于传统文化带来的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又妨碍他成为彻底的现代型人物。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设计，有时不免带有某种传统的烙印。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推崇过中国古代“大同”的社会思想，把古代农业社会主义与当代人民公社相比照，表现出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人民公社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直到废除商品经济，实行供给制，搞公共食堂。毛泽东认为，有了这个体制就能建立起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毛泽东晚年在民主与平等的问题上有所失误，也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追求民主与平等，是他一生的理想，但他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未必不是来自传统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局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劫富济贫、均贫富。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追求这种平等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制度不给人们起点上的平等，主要解决最终结果上的平等。但是，在封建剥削制度被推翻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过分强调结果的平等，就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人民公社化的教训正在于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在总体上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但是，在实践中，他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片面追求社会公正、平等，有时难免陷入某种空想。而正是在这种时候，他常常从传统文化中引经据典，加以论证。这多少反映出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第三重渊源关系，也就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文化原因。
邓小平在1980年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3](P335)
对我国封建主义残余没有进行彻底清算，从客观上讲，是由于解放前不断的战争，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这件事。这样，“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就作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4]。从主观上讲，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完全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50年代初，毛泽东把批判资产阶级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却放松了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警惕。然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主义的文化遗毒的危害比起资本主义思想来，其深度和广度都要大得多。毛泽东对此认识不足，也没有下大气力去解决，甚至有时某些封建残余思想在他身上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来。例如，在“文革”初期，毛泽东选定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又如：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发展到“文革”时期，党的集体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被破坏，这种不正常情况的发生，也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东西起作用的结果。
在党的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可惜的是，这种好的传统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把这一传统坚持下来。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崇拜等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了。党的集体领导没有了。最终成为导致“文革”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5](P246)。
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林彪、“四人帮”大搞造神运动，鼓吹“项峰”论，以至走向了反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方法就是封建法西斯的专政。封建宗法观念，在“文革”中也发展到了严重程度。古代“株连法”重现。邓小平认为，“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3](P335)
此外，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搞特权等现象，也是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遗产，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去做肃清封建遗毒的工作，所以“文革”中封建遗毒沉渣泛起，导致了党、人民和国家的极大损失，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灾难。可见，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极为深刻。
收稿日期：200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