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土楼与儒商关系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商论文,客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的兴建与其时当地烟草行业的兴盛有密切关系①。然而，土楼楼主之客家烟商身份及其思想，尚未引起太多的关注。生活在福建省永定县(今已升区)抚市镇、于晚清以经营烟草生意而闻名的黄氏家族，于晚清咸丰元年建造了现坐落于该镇新民村的府第式土方楼——“永隆昌楼”。该楼由“福善楼”和“福盛楼”组成，是世界最高的土楼②，也是保存对联最多③、占地面积最大的永定土楼④。此外，该家族此前还于道光年间在附近建造了同类型土楼“五福楼”。结合黄氏家族的家族史与楼内所存对联、寿屏等文字作为个案，从细节阐释和文化接受的角度考察清末客家商人对儒家思想的内化与躬行，可以进一步探究儒家价值体系下晚清客家商人的思想及自我价值的演变。 一、素位而富：士与商身份的交融 在永隆昌楼内所存对联中，有几处值得注意。福盛楼大门的对联为：“山水峙流观德性，玉珠辉媚见文情。安汝止。”⑤永隆昌楼为黄万斗、万才、万鹏兄弟三人于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1851-1874)所建。“永隆昌”是三人所经营的条丝烟商号。据载，黄永昌于道光时创办条丝烟商号“永隆昌”，主要将永定特产条丝烟运销长江流域各省，所得货款，采购棉花、苧麻等运回福建销售。而其子万斗、万才居家，万鹏在外，分别主持产、购、销，经营迅速发展，清咸丰时号称百万巨富[1](P.241)。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作为体现主人思想的外大门对联，强调儒家的“德性”与文情，乃至安分守己的中庸之道，似乎与明清之际一般商人的逐利意识不同。 作为商贾的黄氏父子，以“君子”的言行律己，在楼中的对联中不是个案。表现此种“安分”思想的，还有福盛楼右大门门联：“素位而行君子愿，百祥皆降善人居”，及福善楼东角楼门联横批：“思不出位”。似乎其时客家商人对于儒家思想已有所浸润。此种以儒家道德标准定位商人行为的现象，在五福楼⑥所藏《颺亭公八旬开一寿序屏》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少即勤研，已潜心而笃志；长殷孝养，乃服贾而牵车。……才优忆中，端木子直可追踪；智擅居奇，陶朱公应堪继美。因而裕庆仓箱，举家永赖；抑且聿新栋宇，肯构无惭。导家门胥兴礼让……[2](P.95) 据《黄氏族谱》，颺亭公“字永赓……太学生，恩授韦守府，升授都阃府”[1](P.291)，长子永赓成年后，即往湖南、云南、广西等地做条丝烟生意，次子永豪则在家收购烟叶、加工烟丝，由此所得银元便建造了“五福楼”。从“恩授”“太学生”的字眼来看，或许他的官职非由科举而得，可能属于捐纳之类。但寿屏中的赞誉，又不限于作者对楼主在商场上取得成功的赞美。“端木子”“陶朱公”是古代文人从商的典型，而“少即勤研”“潜心而笃志”“长殷孝养”“胥兴礼让”等字句，包含对楼主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行为的赞扬。据寿屏，此文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族中翰林黄锺音执笔，特请殿试一甲进士、翰林院编修江国霖为之撰序。序中有关商人儒家精神的赞誉，虽难免撰者身为宾客和姻眷的恭逢和士人思想的主观印迹，但也间接透露出其时士人群体对“商”的肯定。 此种“商”与“儒”的身份的交融，可能与明清“四民”地位和分界的变化有关。清人沈垚(1798-1840)说：“古必有兄老先营货殖于前，子弟方得专事读书进取，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这一点亦影响至客家地区。黄氏家族所藏《愧莪公⑦家训·世学业》说： 不拘士农工商，但各守一业而为之不懈，自所业有成，富贵立致。……诗书者，富贵之先资也。……是读书不独为荣身起家之大业，亦为守身保家之良方。……比之坐拥厚资，之无莫辨，而非人耽视，阴肆愚弄，立见消索者，不大径庭乎？其家资清苦，有俊异子弟，更宜勉强苦学……[2](P.46-47) “诗书为富贵之先资”的概念，既非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亦非商人附庸风雅的“富而仕即学”，而是“荣身起家之大业”和“守身保家之良方”。而不论士农工商，其“不懈”的目的，都是为了“富贵立致”。可见，民间对士的认识，借由“学而优能富”的概念，开始与商“求富”的目的趋于一致。 “士”的追求因为“求富”而出现向“商”的价值转向，另一方面，“商”的人生态度又因为教化的推行而开始向传统“士”的行为准则靠拢。《愧莪公家训·守本分》说：“《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此本分之谓也。生民之业尽于士农工商，皆各有其本分之所当为。尽力于所当为，则事必有成；若舍其本分而驰心于外，则必行险侥幸，而本分之业必至废池。”[2](P.44)民国时编印的《桥村黄氏家规》亦言：“业虽不同，当勤则一。”[3]可见，儒家“不愿乎其外”的处事思想，同民间“各勤本业”的教化产生了勾连。而“自所业有成，富贵立致”，又使求学、经商的目的趋于一致。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的互相靠拢，使得原本泾渭分明“士”、“商”观念有了接近的可能：“素位而行”，于商道而言便是“尽力于所当为”的求富，而诗书中有关仁义礼智信的种种理念，又是“富贵之先资”、“荣身起家之大业”和“守身保家之良方”。“素”与“富”在行为与目的上的互通，使士与商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二、行善积福：价值认知与行为判断的儒化倾向 “永隆昌”土楼及其家族的双重身份，在福建烟草史和永定科举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永定所产条丝烟，品质精良，驰名海内外，素有‘烟魁’之誉。清乾隆时，定为贡品。清宣统二年(1910年)和民国三年(1914年)，永定条丝烟在‘南阳劝业会’和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博览会’上，均获优奖。”而其中，又以抚市的烟草产业发展最早，规模最大：“清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永定县抚市社前一地即有条丝作坊近百家，全村90余幢楼房，大多楼房均有条丝生产，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日产条丝烟8吨左右。”[4](P.141-143)“抚市(旧称抚溪)是清朝至民国时期永定条丝烟的主产地。其制作条丝烟的经验和技术领先于永定各乡。”[5](P.172-179)而黄氏家族又是抚市烟草行业中的翘楚。据统计，抚市镇在历史上于海内经营畅销名牌条丝烟，资本在10万银元以上的大烟号有31家，年均盈利最多的前两名，被黄氏家族所经营的商号包揽。其中，又以黄万斗等人经营的永隆昌号为最。该商号年平均盈利(银元)为18万，比第二名同为黄氏家族所经营的长茂厂⑧整整多出9万之多，而其余烟丝号的平均盈利仅有3.17万⑨。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黄氏一族于科场也颇有斩获。据民国廿九(1940)版《永定县志》：单以清代为计，抚市黄氏一族共有进士2人，明经进士3人，举人12人，武举人2人，各项贡生10人，孝廉方正1人，列传题名1人，文苑传题名5人，文官7人。[2](P.269-271) 在商业和文教上取得的成功让我们不禁怀疑其时作为烟商的土楼楼主是否能冠以“儒商”之誉。就永隆昌主楼之一的“福”“善”二字来看，其对人生价值的认知似乎与儒家有一定的关联。福善楼外大门门联为： 四山高拱金屏列，一水长流玉带环。善为宝。 客家土楼往往将楼名嵌入对联，此楼亦如是。楼名“善”字可见横批。而古人对“福”的词义，亦作“富”解⑩。“金屏”“玉带”既是对该楼所处环境的描述，又是带有富贵的意象，因此，此联应是将楼名中之“福”以“富”的意向嵌入。“福”“富”本是商人所追求的价值，然横批却作“善为宝”——主人虽坐拥“金屏”“玉带”，然而此青山环绕、绿水环绕之宅，却是以“善”作为财富和宝藏。可见，楼主对“善”的重视可能甚于“富”，甚至以“善”为“富”。 “善为宝”，见于《礼记·大学》。而“福”在作为烟商居所——土楼中的出现，除了楼名“五福”源自《尚书》外，可能还包含了商人在获得财富后进一步的渴望和追求。如： 福田永植芝兰茂，盛业常从孝友基(11)。义在其中。 此联为“福盛楼”正门门厅联，亦为嵌字联，将“福”“盛”二字嵌入其中。而“福田”为佛家常用语，往往与“行善”相联系(12)。下联意为昌盛的事业往往由孝敬父母、友爱家人开始。若按意思行文，实际上是“常从孝友盛业基”的倒装。基于对联的相互对应，上联本意应为“永植芝兰福田茂”，意为：始终如一地培养族中子弟，我们的福田将为永远茂盛。楼主所理解的“行善积福”，虽与佛家“行善积德”的因果关系类似，然而“福”“善”的含义却略有不同。“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福泽，还确指事业的昌盛和家族的兴旺，而“善”则与重文教、敦孝友等儒家所提倡的行为有关。 “五福楼”正大门对联说：“行恒言物家人吉，义路礼门君子由。五福延祯。”又：“好植芳槐当户牖，为培玉树长庭阶。天垂余庆。”福气、吉祥的获得，是靠遵循着君子“行恒言物”的道德标准，而经由学习儒家的“义路礼门”。由此看来，在客家商人的价值体系中，“善”不仅是“体仁以长人”的为善之举，更是“求仁而得仁”、遵循儒家价值体系以实现理想愿望的途径，是学习并按照儒家道德标准行事的泛称。正如前文所引对联所说：“素位而行君子愿，百祥皆降善人居。积善余庆。”——素位而行、敦行仁义，以君子的言行要求自己，以儒家的理念经营事业的行为指向，如此“行善”，即是“以善为宝”；如此“积善”，方有“芝兰”“余庆”“盛业”，方能“永隆昌”。 此种儒家思想对晚清的客家商人价值追求与为人处世的影响，可能与儒学在客家地区的推行有关。《永定县志(道光)》卷十六“风俗篇”说：“永定一邑，独处于山岭阨狭之间……生而勤苦，食不暇给。是以习尚敦朴，庞而不佻。尧舜之民，于于如也。其或有驵侩喜讼之流，乡曲固陋之俗，则犷气所感，雅训未周”，由此便更须“长吏申教，以整一之耳。”[6](P.279)《永定县志(乾隆)》转引周敦颐的话说：“师道立而善人多，教秩虽微，治化之本源系焉。”教化的推行在永定甚为得力。在职官的设置上，清因袭明制，于永定额设儒学教谕一员，儒学训导一员。康熙四年虽裁儒学训导，但因为“于时闽省兵兴多故，姑为权宜，以济缓急”，期间仍委署府、县学训导，并又于二十二年复设此官职。乾隆元年，更是将原先未入流的教谕定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7](P.432，428) 从此大环境看来，土楼楼主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应该不是商人在生意上取得成功后的附庸风雅，而是其自诞生之初所受教育之使然。黄氏一族自康熙末期便为族中培养人才而修建“双从书馆”。黄永豪兄弟在成为巨富之后，为感念书馆培育之恩而重修并更名为“崇志文馆”(13)，其培养的优秀子弟黄定猷(14)又于永隆昌楼内修建“临江书院”。在此种教育氛围的影响下，永隆昌楼主黄万斗虽出身清贫，然为人仁厚。致富之后，不论贵贱皆谦恭相待。其妻卢氏行事亦颇得儒家仁善之道。据《拱南公元配卢淑人八旬开一寿序屏》(15)，卢氏“敬戒备至，孝养极诚”，“最可嘉者，龙岗大桥命长君而特造，凤山书院已倾囊而独修；府县二祠创修皆出资力，路亭两处营砌必助料工。他若建书斋、整庙宇，修孤施茶，诸凡善举，皆出于淑人之命。”综上，尽管黄氏家族在科场与商场上的成功有着多种因素，但以儒家的标准行事，是其在开创和维持家族盛业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由此看来，建造永定土楼的万斗、永豪等人，其对“福”与“善”的认知，体现出晚晴客家烟商在家族创业与商业经营活动中对儒家伦理精神与道德情怀的持守与躬行。 三、履和为贵：儒道对商道的浸润 作为儒商的土楼楼主，其行商之道是否从儒道中获得启迪？五福楼的部分对联如下： 行恒言物家人吉，义路礼门君子由。五福延祯。 亨以正，厚德载福；礼之用，和气致祥。嘉会合礼。 利生有象泽弥远，义本无私德至公。利物和义。 贞吉无非元吉，知临可叶敦临。贞固干事。 “贞固干事”“利物和义”“嘉会合礼”是“君子四德”之三，“五福延祯”则直接与楼名直接相关。以上四联中，可见守信(“行恒言物”)、持正(“贞吉”)、讲义、重礼的儒家价值，然又分别与生意场上追求的品质有关——守信是商人之“诚”、重礼是“和气生财”。至于“贞固”一联，则更见商道对儒道的运用：持守的正道不仅在于坚持君子的言行规范和道德标准，更在于运用中庸之道，公允、适度地进行管理(“知临”)。由此，则“可叶敦临”，足以“干事”。“利物和义”则是楼主对“利义之辩”的回答：“义”“利”并不是相反而是相生的两面，商人对于货物的流通和贩卖本是如水般施利于物，“利”是“义”的体现，若是求利有方一样造福弥远，若是心中无私自可做到交易公允、童叟无欺。 另外，以上对联中，两次提及了“礼”。结合楼内的其他对联来看，“礼”似乎是君子之德中首先注重的内涵，如： 礼门通义路，智水近仁山。德为邻。 折矩周规仪可象，出风入雅国之光。懋乃德。而从“义路礼门”“礼之用和气致祥”等言语来看，崇“礼”是为了求“和”。《愧莪公家训》亦有“敦礼让”一条：礼让者不可斯须去身者也。凡人一身所接，内而父子兄弟，外而亲戚朋友，以至日用酬酢，何者可以无礼？而非让何以成其为礼？故凡言行举动、辞受取与，无不谦让退逊处之，则虽遇至强悍暴戾之人，亦自悔其无礼而致爱敬于我矣。 “礼让”不仅是“睦宗族”的要求，还是“日用酬酢”的需求。《愧莪公家训》应为其子孙永豪、万鹏等人谨记。可以想象，客家商人在外行商，与人交往、应酬是经常性，也是必要性的活动。知书达理、懂得“折矩周规”“履和而至”的人，“则强悍暴戾之人，亦自悔其无礼而致爱敬于我矣。” 永隆昌楼内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万斗、万才、万鹏三兄弟少时家贫。一日，三人在溪边玩耍。此时，已经成为巨富的族叔永豪从旁经过。万斗、万才皆低头不顾，惟万鹏一人起身迎立，恭敬行礼，称“族叔”。永豪因为万鹏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而觉得其是一位守礼之人，日后必成大器，便将黄万鹏收为徒弟。而万鹏果然不负所望，跟随永豪发了大财，并带着两位哥哥将“永隆昌”号发扬光大。此故事是否属实或存疑问，然其流传却可印证黄氏一族对商道的理解：守礼之人，方能和气生财，谦尊而光。 此种尤为推崇“礼之用，和为贵”的现象，可能与客家地区的宗族观念有关。对于经历数次大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强调团结是在异乡求发展的生存之道。《愧莪公家训》有“睦宗族”一条，放在“敬祖先”“孝父母”之后：“古云‘兄弟如手足’，盖言其一体也。至于宗族，以祖推之，皆同气也。……宗族不睦，则外人窥伺，欺侮必至。”也见于对联。如： 日升月恒歌戬谷，竹苞松茂咏斯干。罄无不宜。 花萼相辉歌式好，箕裘克绍衍长祥。履和而至。 出入敦孝弟，动作见威仪。爱吾庐。 《拱南公元配卢淑人八旬开一寿序屏》称赞卢氏，将“妯娌待以温和，甥婿抚以仁爱；慈毗子侄，惠洽乡邻；周恤之情勿吝升斗，缓急之济普遍宗亲”置于诸般善举之前。而从“惠洽乡邻”“普遍宗亲”之类的语句来看，此种对“和”的重视应不限于家庭内部。 有研究认为，客家人“家庭虽然各自分开，但族人仍构成一个相互之间负有权利和义务的血缘群，显示出宗族强大的凝聚力和粘合力，客家人大家族小家庭制的宗族制，在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有利于发挥小家庭各自经营的积极性，同时又可巩固宗族群体。”[8](P.42)随着乾隆年间永定烟草行业的兴盛，条丝烟作坊的规模也在扩大。永隆昌楼、永豪楼在主楼外围都设有烟棚。此种作坊“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请兄弟、亲戚帮贡，工资照给。……作坊的雇工多为本族人，人手不够才雇一些外族人”。[9](P.94-95)这种强调团结的思想，其影响在烟商的价值观中流传。“比方一位资深年长的师傅，到了晚年，由于他带领的徒弟已多，届时即使仍无成就，众弟子就一定会自动集议，设法供应他的衣食用度。徒弟们一入烟帮，不论识与不识，在外的最低生活或紧急用度，也可以得到师友间的无条件支援……只要有烟店的地方，同帮师友都会为他安排引荐，绝不虞有流落无依之事。”[10](P.131)可见，推重兄弟友爱、家庭团结的宗族观念不仅是客家人在历经数次大规模迁徙，族群为适应异乡环境而自然凝练出的价值特征，同时也是客家商人因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生产力的价值需要。 在对客家土楼文化的研究中，除了关注土楼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之外，不应忽略楼主同时兼具烟商、儒商的双重身份。从黄氏家族在清代所留存的祖训、牌匾及所建土楼内存的对联来看，儒家思想对客家商人思想观念影响颇深。永定烟商中的佼佼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浸染和接受，不能简单地从客家人“耕读传家”的简单层面理解，它还是在清代永定烟草行业兴起、商人地位提升和执政者重视教化推行这双重背景之下产生的。同时，在考察儒家思想和客家人价值观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与客家商人的宗族及行商观念，既是其根源与发展的关系，又是互相适应、互相选择的结果。 注释： ①这一点已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如：“对永定土楼建设具有长久影响的因素是：烟草种植业和制烟业的持续发展，以及烟行(店、铺)长期繁荣、兴盛。”江太新，苏金玉，《永定烟叶与土楼》，载周雪香编著《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②该楼于2010年在上海被“大世界基尼斯”评为“最高的土楼”。 ③笔者据政协永定县委员会2014年4月印《永定客家楹联》所录全县24个乡镇728座土楼1100多幅对联统计，其中福善楼和福盛楼共存对联20幅，为永定土楼之最。 ④“占地最大的土楼面积达11519平方米……永隆昌楼……占地面积达11519平方米。”胡大新，《永定客家土楼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71页。按：该楼于2013年被福建省文物局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闽政[2013]9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永隆昌楼“占地23300平方米”。 ⑤文中所引对联将横批置于对联之后，后不再注。 ⑥五福楼，当地又称“永豪楼”，为黄永赓、永豪等于道光十一年至十八年(1831-1838)所建。“主楼高五层，坐申向寅，并右片烟棚一所，统计四百余间。……基础巩固，厥工颇巨。”《抚市江夏黄氏族谱》第五卷，第290页。 ⑦黄日焕(1624-1700)，字可章，号愧莪，抚市黄氏家族第十一世先祖。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中进士，曾授广西梧州府兴业县知县、陕西省甘泉县知县、邳州(现江苏邳县一带)知州，是进入清朝后永定县的第二位进士。有《龙冈八咏》、《呈督学棣园汪公请祀赵侯名宦》等诗文传世。 ⑧此商号为永豪楼楼主、黄盛千之弟黄永赓、黄永豪经营。 ⑨笔者据黄慕农，黄刚《清朝民国时期抚市条丝烟的制作和经济效益》所列表格统计，见《永定文史资料》第20辑。 ⑩“《释名》云：‘福，富也。’《礼祭统》云：‘福者，备也。’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备’是具备，有完全的意思……由此引申福是富。《诗经·大雅·瞻仰》云：‘何神不富。’传云：‘富，福也。’可见福与富互解，表明福有富的意思。”见殷伟，殷斐然《中国福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基”，始。《说文》：“墙始也。”段玉裁注：“址者，基也。此蒙基而释之。墙始者，本义也。引申之为凡始之称。释诂，周语，毛诗传皆曰。基，始也。” (12)如《佛说布施经》：“若求胜妙福报而行施时，慈心不杀离诸嫉妒，正见相应远于不善，坚持禁戒亲近善友，闭恶趣门开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真布施，是大福田。” (13)1963年崇志文馆主楼于台风中倾圮，原址于1990年改建崇志小学。 (14)黄定猷，黄万斗长子，“永隆昌”商号经营者之一，民国《永定县志·惇行传》有传。“生于1825年清道光乙酉岁……庠、贡生。钦加同知衔随带三级，乙亥科特恩选举孝廉方正，诰封奉直大夫，朝议大夫。历任福州府屏南、长乐儒学训导，以同知衔加五级，晋授通奉大夫，封赠二代。”见《抚市江夏黄氏族谱》第四卷。 (15)此屏系永隆昌珍藏文物，憾于2010年被窃，今存序文，载于《永定县江夏黄氏合族文史资料选编》，第116-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