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嗣庭文字狱案与海宁查氏文学世家的衰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宁论文,文字狱论文,世家论文,文学论文,查嗣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2-0053-07
浙江海宁查氏从始祖查瑜开始，就注重以儒为业，诗礼传家，经过数代人的艰辛经营和不懈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望族、文宦世家。明清两代，查氏家庭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时人言：“海宁著姓在宋有赵张，元有贾马应朱，自明以来则有陈祝许董沈杨诸族，而门材日盛又推查氏”[1](P488)，又言：“海昌望族首查氏，其累历名宦，奕世继巍科者鼎相望”[2](P2343)，连康熙帝也书写楹联夸赞查氏：“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康熙帝还先后题写“澹远堂”、“敬业堂”、“嘉瑞堂”三匾额赐给查氏，足见查氏家族的辉煌。民国《海宁州志稿》载明代查氏成进士者6人，其中查焕为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进士，是查氏荣登科甲之第一人，举人17人，其中查大韶、查继佐分别为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和六年的亚魁。在清代，查氏家族的科举成就远迈明代，考中进士者14人，其中康熙一朝就有10人之多，且5人在翰林院供职，以“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而备受赞誉，又查文清考中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为查氏荣登科甲之最末一人，举人59人。赖惠敏《明清海宁查陈两家族人口的研究》一文根据多种文献资料做过详细统计，明清两代“查氏获得生员资格人数为800人，考取进士、贡生者共133人”[3]。查氏科举上的成功，为其进入仕途开启了便利通道。明清两代查氏以科举等途径进入仕途者达数百人之多，他们的事迹多见于史书、文集、地方志及其他笔记杂传中。查氏成员在步入科举、通达仕途的同时，也不忘著述。《海宁州志稿》即著录查氏148人撰写的各类著述328种[4](P3)。查氏家族文人辈出，有作品传世者，人数众多，据相关文献统计，海宁查氏共有男性作家155人，闺秀作家20人。
查氏家族成员在文学和科举两方面相辅相成，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洪永铿等认为：“在明清科举制度下，文学成就代表一定的科考能力，是家族文化能力的重要体现，只有具有较强文化能力的家族才能成为世代簪缨的望族。”[5](P5)赵山林也说：“文学家族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型家族，其成员重视教育，读书、著述蔚然成风，整体的文化素质较高，具有浓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积淀，是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6](P1)查氏家族是典型的文学文化世族，他们重视教育，和睦团结，父子兄弟互相勉励，共同讨论学问，在诗、文、书、画等领域皆成就斐然，且著述繁多。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十九“车参政大任”云：“车氏以文学世其家，几于人人有集。”[7]查氏也不亚于车氏，陶元藻《承德郎胡文可先生墓碣》称：“海昌查氏多淹博宏通之彦。”[8]钱载《查天池诗集序》云：“查氏代有诗人，人有诗集。”[9]而作者众多、成就最突出的是作为其家学传统的诗歌，前后形成了以查继佐和查慎行为代表的两个群体。查氏的诗歌成就，获得时人及后人的一致认可与称赞。法式善《题查伯葵揆孝廉诗集》说：“浙诗在国朝，作者称极盛。海宁有查氏，作者后先映。”[10]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引《红豆树馆诗话》云：“海宁查氏代以诗名，后占籍宛平，宗风犹能不坠，莲坡居士其尤著也。”[11]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云：“海宁查氏自初白、查浦后，代有诗人。”[12]又云：“查氏，海昌大族，初白庵主以诗名其家，余风远被，嘉庆中蔼亭(即查人和)参军人和与潘吾亭(即潘恭常)倡为声字韵诗，群从及诸子弟世官(南庐)、一飞(也白)、有新(春园)、揆(梅史)、奕庆(葑湖)、逸放(农恂)、稻生(即查馀谷)、人渶(青华)、有容(兰舫)、有炳(琴舫)从而和之，吴山尊(即吴鼒)、郭频伽(即郭麐)、冯柳东(即冯登府)辈亦依韵往复，次为《今雨联吟集》，张荔园(即张骏)为序而刻之。”[13]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谓：“查氏自伊璜后，韬荒、初白、查浦，流风所被，几于人人有集。嘉庆中梅史、葑湖、南庐，皆负时誉，春园亦其亚也。”[18](PP.36—37)查氏诸诗人中，查慎行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诗名最著，位居“国初六家”行列，诗人兼诗论家赵翼对之推崇备至，谓：“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功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又言：“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14](PP.146—147)《四库提要》对查慎行诗歌学宋而不泥于宋，能克服其弊的做法评价甚高：“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故当为慎行屈一指也。”[15](P1528)当然，查氏家族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与他们广泛的文学交流密不可分。明清时期，查氏族众与学界名流交往颇多，这对查氏族众诗歌水平的精进与成就的提高，大有裨益，同时亦可见其家族文化影响之广远。
查氏文学文化家族在清代备受人们关注，永瑢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就为查志隆、查继超、查魏旭、查慎行、查嗣瑮、查祥、查克宏、查为仁诸人的著述作了提要；而清代乃至民国编选的大型诗歌总集，海宁查氏成员诗作的收录数量就更多了，如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成书之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收查氏4人27首，嘉庆间成书之阮元《两浙輶轩录》收28人77首(其中闺秀2人5首)，《两浙輶轩录补遗》收17人26首(其中闺秀4人4首)，清光绪间成书之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收53人116首(其中闺秀11人14首)，道光十九年(1839)刊行的陶樑《国朝畿辅诗传》收11人115首，民国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28人153首(其中闺秀2人2首)，此外王昶《湖海诗传》、张应昌《诗铎》等均收录查氏诗作。海宁查氏除诗人辈出，诗作纷繁外，也涌现出了许多词人，其词作也受到人们的青睐，如王昶《国朝词综》收海宁查氏6人19首(其中闺秀1人1首)，丁绍仪《国朝词综补》收5人6首，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收3人9首(其中闺秀1人5首)。同时，查氏家族成员不仅热衷著述，还注重本家族文学作品的辑录，如查诗继辑《查氏同宗诗钞》、查政昌辑《查氏诗逸》24卷、查虞昌辑《查氏诗钞》、查世佑辑《查氏文钞》4卷，这对弘扬家族文学传统，激励后进，作用甚大。另外，查氏家族涌现出的几代闺阁诗人，她们也积极参与创作并有作品问世，如查继佐妾蒋宜有《蘂阁闲吟》，查慎行母钟韫有《长绣楼集》、《梅花楼诗存》，查开妻钱复有《桐花阁诗钞》、《拾瑶草》，查慎行妹查惜有《吟香楼诗》，查揆妹查映玉有《梅花书屋诗稿》，查世倓女查若筠有《曼陀雨馆诗存》等。女作家的出现，体现出查氏家族诗文化传统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她们与家族男性作家一起营造出浓厚的家族文学氛围，展示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明代至清初是查氏家族的发展和繁盛期，总体上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即如顺治十八年(1661)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虽殃及到查氏族群中的佼佼者——江浙名士查继佐，但身陷囹圄的查继佐因是“逆书”的首告者之一，加之贫贱时曾受查氏恩惠、后荣升为提督的吴六奇的大力营救，不仅化险为夷，本人躲过杀身大劫，也未株连业已族裔众多的查氏家族和受到籍没财产的损失。从《明史》案起，查氏家族经过了康熙一朝60余年的发展，科举、仕宦、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家族实力的增强，查氏家族走向了繁荣。雍正四年(1726)发生的查嗣庭案是清代帝王钦定的悖逆大案，成了查氏家族史上的真正灾难。
关于这起文字狱的起因，人们纷纷传言为查嗣庭典试江西时，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之诗句命题，为人密告，说他心怀异志，题中“维止”二字是欲取当朝皇帝“雍正”之首之意，雍正大怒，以查嗣庭怨望毁谤而诛之。这种趣味横生的说法不胫而走，每当人们谈及清代文字狱时，总是津津乐道，将它作为典型案例大加张扬。其实，这种说法缺乏可靠的事实根据，很难取信于人，以至于清代徐珂《清稗类钞》就认为查案起因并非仅此一说，可能得自人们的误传。
雍正四年六月查嗣庭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九月，雍正帝查阅江西乡试试题录，认为查嗣庭居心叵测，浇薄乖张，所出试题“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16](P434)。如乡试第一场《四书》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帝认为：“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17](P4)，是对国家荐举人才制度的有心讥诽；《四书》三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这题有点偏怪，但扯不上政治问题，雍正也不知出题意图之所在，诘责道：“更不知其何所指、何所为也！”[17](P4)更让雍正恼怒的是查氏出的《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易经》三题“其旨远，其词文”和《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题目本身没有错，但它触动了雍正敏感的神经，使他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原来雍正三年(1725)发生了浙江钱塘举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曾是年羹尧的幕僚，所著《西征随笔》里有一篇《历代年号论》，认为“‘正’字有一止之象”，当时已引起雍正的高度重视，不过他没有扩大事态，没有明确将议论年号的内容罗织为悖逆之处。也许，汪景祺此时还不是雍正瞩目的主要对象，雍正只是将汪景祺视为年羹尧案的一个小插曲，认为无须扩大事态，掀起更大的风浪，他说：“汪景祺诅咒之语，不过与此见解相类耳。因伊应服极刑之罪甚多，彼时若将此文并发，恐众人谓朕恶其咒诅，故加诛戮，是以未将此文发出。”[17](P4)汪案了结一年后的雍正四年，查嗣庭的试题将雍正帝渐渐淡忘的记忆又激活了。他认定试题中的“正”字和“止”字绝非孤立出现，而有意旨深远的内在联系：“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词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17](P4)即认为查嗣庭和汪景祺一样在恶意诅咒他的年号“雍正”也带“正”字，不是吉祥之兆。不过专就试题治罪，理由还不够充分。雍正决计派人搜查查嗣庭寓所及行李，看是否有新的证据。果然查出日记二本，里面有攻击康熙帝用人行政及借记个人身体状况和天气状况讥刺时事，幸灾乐祸的内容。雍正帝发现了查氏日记，如获至宝，兴奋异常，他说：“朕今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以文字获罪而称屈者。今种种实迹现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今若仍加以朕深刻之名，亦难措辞矣。”[17](P5)
既然雍正认定查嗣庭犯的是大逆之罪，三法司按皇帝旨意审拟就完结了，但此案拖延了七八个月，直到雍正五年(1727)五月初七日才结案。这是因为审案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查抄查嗣庭家时，发现了许多书札。雍正认为李元伟、刘绍曾、杨三炯、沈元沧、马倬、胡虞继等科甲出身的各级地方官员利用与查嗣庭的师生、同年等特殊关系，固结朋党，暗通声气，夤缘请托，徇私枉法，败坏风气，后果严重：“向时多有条陈请禁淫词小说者，不知淫词小说固害风俗，然小说中淫亵之词，其害尚小。至于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又借此严厉警告朝臣说：“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致扰乱国政，肆行无忌。朕为纪纲法度、风俗人心之计，岂肯容若辈朋比妄行，必至尽斥弃科目而后已！”[18](PP.21—22)雍正认为科甲朋党是皇权的最大威胁，他不希望昔日震动庙堂的直隶总督李绂、御史谢济世等科甲出身官员与河南巡抚田文镜等非科甲出身官员党同伐异、互相参劾的闹腾情景再度出现。正是因为雍正帝的注意力由专力粉碎隆科多朋党集团的查嗣庭一案，转移到借此大做文章，扩大影响，打击整个朝中科甲朋党集团，所以此案得以拖延。
查嗣庭案牵连得罪的官员有多人，如江西乡试副主考、翰林院编修俞鸿图革职留任，江西巡抚汪漋降四级，以京员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闽浙总督高其倬处，在工程上出资效力以赎其罪。同时，查案株连广泛，以致殃及下层无辜文人，《清稗类钞》记载：“浙东诸家桥镇，一小市集也，有庵祀关羽，某学究书一联榜其门云：‘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朱、诸同音，为查采入《维止录》中，狱起，亦置于法。”[19](P1040)
查嗣庭案的矛头直接对准浙江人，使他们遭受了严厉的惩罚。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因“浙中以大逆累出，天子为世道人心虑，欲加警饬”，“设观风整俗使以训之”[20](P871)。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因查嗣庭、汪景祺等为代表的浙省读书人“藐视国法，玷辱科名”[18](P21)，特下诏停止浙江士子乡、会两试。
雍正五年五月初，因查嗣庭病死狱中，查嗣庭案才彻底告结。内阁衙门等议奏，除连坐亲族以及追究与查互通关节、结党营私者外，“查嗣庭合依大逆者律凌迟处死，今查嗣庭已经在监病故，应戮尸枭示，所有财产查明入官。其已经浙抚解到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瑮，子查沄，侄查克念、查基，俱年十六以上，应照律拟斩立决。查嗣庭之子查克上，亦应拟斩立决，今已在监病故，应无庸议。查嗣庭之子查长椿、查大梁，侄查开，俱年十五以下，应照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其查嗣庭之子查克缵，侄查学，现俱年十六岁。查律内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以幼小论等语，查查嗣庭上年事发时查克缵、查学俱止十五岁，应照律依幼小论，亦给功臣之家为奴。”雍正据内阁等衙门所议，按照不同情况，略微减轻了刑罚，下旨：“查嗣庭著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子查沄改为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恶为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著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其治罪，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俱从宽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家为奴之各犯，亦著流三千里。其应行拏解之犯，行令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著该抚查明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余依议。”[18](PP.25—26)另外，查嗣庭季弟、自幼出继亲叔查嵋继为嗣之查谨被革黜举人，遣归原籍。这些是与正犯查嗣庭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同胞兄弟的处治，其他被株连的查氏族众当更多。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查氏家族也由辉煌的巅峰跌入了灾难的深渊。
其中嗣庭家中的变故更是一桩哀感动人的节烈故事，方苞《史氏传》记载：
史氏，仁和人。以弟□□(应为“尚节”[21])与海宁查嗣庭同会试榜，继室于查。嗣庭有罪，与第三子□(应为“克上”[22])俱病死狱中。至丁未狱成，妻及诸子妇长流陇西。部檄到县，史氏曰：“诸孤方幼，我义不当死，但妇人在，难历长途，倘变故不测，恐死之不得矣。”□□(应为“克上”[23])之妻浦氏曰：“我遭遇与姑同，当与姑同命。”作绝命词四章，以子女属其父文焯，同时自经。文焯亦嗣庭同年友也，告余使籍之。[24](P108)
查克上妻浦烈妇的绝命辞，尤为凄婉感人，兹录其一：“罔极深恩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伤心惟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25]查嗣庭的女儿蕙纕流徙边塞，作《题驿壁》：“薄命飞花水上游，翠蛾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韩路，野戍风凄六月秋。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伤心漫谱琵琶怨，罗袖香消土满头。”[26]自述遭际，如泣如诉。雍正年间贡生、宣城训导常熟人汪沈琇(字西京)痛蕙纕家难，哀其不幸，故次其韵云：“弱息怜教绝域游，魂飞何祇似惊鸥。覆巢卵在漂流际，薄命人丁琐尾秋。绮阁低迷空昔梦，边笳凄切咽新愁。伶仃历尽崎岖苦，侭尔青春也白头。”[27](PP.76—77)深契蕙纕之心，可谓知音。查嗣庭案是查氏的家族灾难，其惨烈情状，惨痛场景，于此可见一斑。
查氏家族受此打击，蹶而难振。据《海宁县志》、《海宁州志稿》和《采芹录》等文献资料统计，可以发现，以雍正四年查嗣庭案为界，之前查氏中进士者10人，中举者23人，之后(雍正四年——乾、嘉两朝)中进士者3人，中举者5人。本来在封建时代“读书仕进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对于家族而言，通过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入仕后继续谋求升迁，就成为家族壮大自我的必然选择。”[28](P83)吴仁安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当官才能迅速提高政治地位和积聚大量财富。因此，族人出仕从政既是望族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又是望族经久不衰的前提。”[29](P40)廖可斌论及科举制度与查氏家族的发展时也说：“科举考试制度是海宁查氏家族文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制度依据。”[5](P4)查氏家族能成为当地望族，文化世族，离不开科举的成功，而查嗣庭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查氏家族继续通向科举成功之路的前进步伐。查嗣庭不仅日记被指出“丧心悖义，谤讪君上”，而且任职考官时的做法也被视为藐视国法，徇私舞弊，“玷辱科名”。雍正据此认定“浙江人心浇薄，敝坏已极”，应停止浙江人乡、会试。因查嗣庭一人而累及整个浙江士人群体，剥夺了他们参加科举，谋求仕进的权利，可以想见作为主犯的查嗣庭家族，尤其是直接遭受文字狱打击的查氏第12、13代“嗣”、“克”字辈的查嗣庭兄弟子侄辈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查慎行经历了严峻的生死考验，心态异常矛盾而痛苦，其他子侄辈，尽管乾隆元年(1736)三月遇赦回籍，但近十年囚徒生涯的艰辛磨难，使多位年纪尚幼的查氏子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况且他们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这就造成了查氏家族在雍正朝的寂冷局面。同时，查嗣庭案后查氏家族诗人虽多，但诗歌成就颇显逊色，很少出现可与他们的前辈查继佐、查慎行、查嗣瑮等比肩的享誉诗坛、闻名遐迩的诗人，这与文字狱对查氏族众心灵的威慑不无关系。
在封建时代，科举与仕宦、文化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共同决定着文学文化家族的兴衰成败。著姓望族或文化文学世家要永保门第不坠，那就要在这三方面均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海宁查氏在明代至清代雍正以前即是如此。而这三方面的比例失调时，则预示着文学文化世家的衰落。查嗣庭案后查氏家族文学文化氛围还算浓厚，但科举和仕宦两方面都较为低迷，其中科举方面以秀才、举人、贡生居多，而进士锐减，仕宦方面多是职位较低的地方官，很难与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康熙朝科甲蝉联、人才辈出、位列卿贰的飞黄腾达、及于鼎盛的灿烂景观同日而语，式微之势已相当明显。
查嗣庭案是查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大悲剧，也是查氏家族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查氏家族力量遭到削弱，社会地位明显下降。这可以从乾隆时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记载查岐昌为其祖父慎行募资助葬一事得到印证：“药师(查岐昌字)为初白先生孙，初白卒，久之未葬。药师至京师，欲期麦舟之助，而无有应者。萚石(钱载)与余作书致卢雅雨(卢见曾)运使，所以资之者颇厚。会药师归家大病，尽斥其赀，丧不克举。未几，药师亦卒。”[30](P75)“无有应者”，足见查氏已无昔日科甲鼎盛时之声望。查岐昌之亡，也与经不起家声衰微的刺激所产生的忧愁忧郁不无关系。后来查岐昌之子查芬也因无力保护清廷禁毁祖传的得树楼藏书抑郁含恨以终。由此可见，查氏望族的光环逐渐暗淡，“十进士”、“五翰林”为代表的科举和仕宦并显的那段家族史上的极盛一时的荣耀只能化作遥远的记忆。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文学世家走向衰微，有外因干扰，但大多始于家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过，查氏家族的衰落并不是经历了一个自然蜕变的过程，而是在外部力量的强制干预下骤然中衰，导致这种非正常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即是封建帝王和专制皇权的有意打压。雍正对浙江人及查氏家族成员怀有恶感，他在上谕中说：“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惠，傲睨一世，轻薄天下之人，遂至丧心悖义，谤讪君上。”[18](P20)又咬牙切齿地痛骂查嗣庭：“查嗣庭系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伊告假回里时，朕赐以御用衣帽，优待若此。而伊逆天负主，讥刺咒诅，大干法纪。伊若不愿为本朝之民，即应遁迹深山，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今伊既已服官食禄，且位列卿贰，而狂悖如此，是得谓之有人心者乎？”[17](P5)同时，雍正又针对查嗣庭涉嫌科场舞弊一事，大发议论：“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篇，似此无耻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法，亦且玷辱科名。”[18](P21)当然，作为清王朝君主的雍正对浙江人及查氏族人的偏见的产生，根源于历史宿怨。明清易代，浙江人或积极抗清，或与新朝不合作，是清朝建立统一王朝过程中的障碍。查氏生在浙江，又是海宁望族，“易代之际浙省起而抗清的大多是出身望族的名士，所以像查家这样的，本身就是清廷着意打击的对象。”[31](P151)这无疑给本就存忧患之心的满清统治者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即便在统治稳定之时，浙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统治者的高度警惕。雍正看到接连发生的汪景祺、查嗣庭案，就已疑心他们“同系浙人，或系一党”[17](P5)。同时，对其他的浙人也是心存疑惧。无论钱名世案中作诗批钱不力被发配东北的陈邦直、陈邦彦，还是查嗣庭案后“词气神色”不佳而让雍正看不顺眼被革职效力军前的姚三辰，都受到雍正的严厉制裁。查嗣庭身为浙人，又官高位重，将他列为典型整治对象，在雍正看来可以给当年桀骜不驯，如今傲气仍在，且有滋长之势的浙人集团一个严厉的教训或忠告。在此回合中，查嗣庭被选中，成了牺牲品，而决定他出身的查氏家族也跟着遭殃，走向衰微。
查氏家族的衰微，还有一个原因是查氏家族成员贪恋官位而不知检束[32]。康熙时查氏家族引以为荣的“十进士”、“五翰林”，在赢得世人艳羡的同时，也招致嫉妒与不满。不过，康熙朝号称宽大，故查家还能持续其恩宠与荣耀。雍正即位，情形大变。雍正是个极猜忌刻薄又十分雄鸷的君主，查氏成员面对君位更替，应该审时度势，在进与退之间要做出明智的选择。查氏“五翰林”中此时已有四位远离官场，其中查慎行最后能在极端险恶的情势下保全性命，在于他早已预知宦海之险恶，洪昇《长生殿》案时已有改名“慎行”改字“悔余”之举，因此深知官场不可久恋，退居田园方为上策。李元度《查初白先生事略》说：“(查慎行)常怀隐退志，供奉七年，即告归。家居二十余年，啸歌自适。”[33](P1092)全祖望对查慎行远离官场，脱身家难，深有感触，所作《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云：“先生之掉首于要津者，乃其所以脱身于奇祸也。”全祖望还在《墓表》末尾赋诗一首，可谓知查氏苦心：“世皆集菀，吾独集枯。青山独往，保兹故吾。人亦有言，何不兢进？岂知名哲，置身安隐。”[20](P866)可惜查嗣庭并未体味其中道理，在隆科多的举荐下，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直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最后遭雍正忌恨，不得善终。查嗣庭有文名，又很有才能，但他不能检束自己的行为，不能抑制自己施展才智的欲望。《族谱约编》云：“润木读书不多，领悟最捷，有文名。由编修视学河南，以清廉大获声望。为人跌宕不羁，卒自罹于法。”[34](P36)雍正所谓查嗣庭“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17](P3)，盖指查氏“为人跌宕不羁”。在专制皇权加强，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人们必须循规蹈矩，惟命是听，言行必须谨慎、合乎规范，否则将难容于俗世。戴名世在《倪生诗序》中喟叹：“余平居窃叹，以为世道之敝，不复有有志之人生于其间，苟有毫发之不同于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极者则乐安亦处其极，苟有毫发之昏，则亦必享毫发之福焉。此天道之变，不可致诘者也。而生(倪生)之志不与世俗同者，仅区区诗文小数，天并夺其年而不使之成焉。”[35](P44)尽管查嗣庭也觉察到身处要津的某些潜在威胁而小心从事，如查氏书法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即偶有作，也闭门疾书，完毕，“梯而藏之屋梁”[19](P1040)，但谨慎有余却也有疏于防范之时。查嗣庭成了清代文字狱的受害者，问题就出在其日记充满逆耳之言。雍正也正是由此将查嗣庭日记言语不逊作为突破口，将查定论为大逆不道的叛臣，并将他与打击权臣隆科多牵连起来，终于遭受残酷之极刑。《海宁州志稿》云：“当是时，汪景祺之《年号论》，陆生枬之《通鉴论》，先后兴文字狱，视嗣庭为加酷焉。夫昔司马迁著《史记》，于《封禅》、《货殖》，往往诋毁武帝。武帝遂藉口于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嗣庭为文学侍从之臣，不取鉴于史迁，卒以言语贾祸。其子沄亦罹于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惜哉！”[2](P3453)“从古异才无达命”[36](P427)(宋湘语)，这是查嗣庭的个人悲剧，也是查氏家族的大不幸。但这场惨剧的酿成，则要归咎于查氏族群中崭露头角者查嗣庭位高遭忌及他本人性格的狂傲及言行的不慎。邱炜萲说：“康熙间浙江查氏诗人皆在一家，而皆显贵，可云极盛。讵有名嗣庭者诪张讪谤，诗词悖逆，圣祖(应为‘世宗’)赫然震怒，阖门三十口悉付诏狱，殆将不免，赖上圣明，既正嗣庭之罪，肆诸市朝，余众蒙从宽典。”[37]
查氏遭此文字狱打击，昔日其乐融融的家族诗歌创作氛围被浸染上了衰飒萧瑟的色调，后人忆及此事，会情不自禁地扼腕痛惜，神伤不已。如陈康祺意味深长地说：“海宁查慎行夏重、嗣瑮查浦昆季，皆负隽才，少以诗文相劘切。康熙庚辰、癸未后先成进士，入词苑，同馆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归，又二年，查浦从顺天学使因病辞职，年适与同。夏重七十外刻诗，查浦继之，兄弟互相为序。天伦唱和之乐，坡、谷不如。余久遭鸰原之痛者，读二查集不觉黯然。”[38](P499)这是对文字狱戕害文人、摧残文化家族的哀叹，也道出了后世文人反思文字冤狱、同情受害者的共同心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