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历史小说的悲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悲剧论文,意识论文,高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世纪西班牙剧作家维加有一句名言：悲剧以历史作为它的主题。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许多都是通过悲剧的史诗和戏剧小说流传下来的，从索福克勒斯的史诗《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德斯的《海伦》到莎士比亚的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历史与悲剧从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外文学史上著名的悲剧作家似乎都特别钟情于历史题材，外国作家恩尼乌斯、莎士比亚、司各脱是如此，中国作家亦是这样，罗贯中取材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创作了长篇历史名著《三国演义》，铺演了蜀汉诸葛亮及刘、关、张等英雄的悲剧。大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李自成》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主角，用宏大的规模描述了这位风云人物的悲剧历程。近年获得广泛好评的凌力的《少年天子》取材于清史，展现了年轻的顺治帝福临的悲剧人生。
高阳，这位“以小说造史”的历史小说巨擘，亦是以历史小说营造悲剧的大家。从他的小说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恢宏画卷中，我们读到了历史，同时亦读到了悲剧。高阳之所以最为推崇《红楼梦》，就因为曹雪芹写了一部大悲剧。高阳认为：“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写实主义的小说”，为“他人最不及”，就在于“红楼梦中的一切”，“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忠实写照，写出一种必然的没落的趋势”，“深刻表现出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可奈何的惋惜、怅惘和凄凉。”（注：高阳：《红楼—家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版，第94页。）高阳在他最具影响的长篇巨著《胡雪岩全传》中就明白道出：他倾心创作的这部一代巨贾的兴衰史就是一部“时代的悲剧”。高阳直接对悲剧发表见解的文字我虽未读到，但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高阳说：“了解历史，了解民族的创造有，民族才会有向心力，才会团结起来。”（注：引自《王昭君》出版前言，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段话给了我们打开高阳创作动机的一把钥匙，高阳创作的近百部系列小说，其意旨就在于让广大民众“了解历史”，“了解民族的创造有多么艰难”。他推崇《红楼梦》是如此，他创作《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红曹”系列小说、《金缕鞋》、《荆轲》、《李娃》、《状元娘子》等小说亦是如此。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他洋洋三千万言的历史小说画卷视为一部历史的大悲剧，一部民族艰难的悲剧史。
下面，分别就高阳笔下的悲剧人物系列和他营造悲剧的特色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人物的悲剧性透视
高阳在其历史系列小说中，构建了各种各样的悲剧世界，诸如宫廷悲剧、政治悲剧、爱情悲剧、士人悲剧、侠士悲剧等。他以独到的艺术概括与审美观照，重塑了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诸如帝王后妃、贤臣良将、名士佳人、商贾侠士等等，这些地位悬殊，身分各异的众多人物形象，组成了丰富多姿的历史悲剧人物画廊。
帝王悲歌
反映宫廷生活的长篇，在高阳历史小说系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高阳以史家的手笔揭开了皇室后宫神秘莫测的纱幔，同时把聚焦对准了人物，重塑了一批历史上的帝王后妃，其中，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皇帝形象，引起人们强烈的兴味，其美学价值，有口皆碑。
在早期的长篇《金缕鞋》中，高阳重塑了亡国君主李煜的形象。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并非都称得上悲剧人物，诸如秦二世、宋徽宗等似都与悲剧人物无缘。李煜虽为亡国之君，但并非阴忍残暴，十恶不赦之徒，他是一位多情善感，心地善良，而又多才多艺的皇帝。这样一位君王，倘若生在盛唐宫中，或许可以在御座上终其一生，可他偏偏生逢乱世。北方的宋朝虎视耽耽，大军压境，随时准备侵吞南唐，而李煜身为一国之君王，竟然把朝政大事置之一边，迷恋于极富浪漫情调的爱情之中，并且醉心于写诗填词。高阳在小说中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李煜与周皇后之妹嘉敏的爱情纠葛。且读李煜《菩萨蛮》中的诗句：“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儿女情长，风流倜傥的诗人形象，然而他恰是一国之主，是一位皇帝。作为一位诗人他才华横溢，灵气通脱，作为一位君王，他忧柔寡断，贪生怕死，缺少政治家的雄韬武略与治国之才。然而历史却把他推到一国之主的位置，在君王与诗人、朝政与情场之间，李煜欲超越前者，一心追逐诗词和情爱的波涛。从本质上说，李煜是一位富有浪漫气质的诗人，而非具有理性头脑的政治家。“政治以理性为主要特征，它在本质上是排斥情感的”（注：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39页。），“政治不仅要求从政治运作机制中排除情感的因素，而且也对政治家本身提出高度理性化的要求。”（注：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39页。）从理性上说，处于乱世之中的李煜需要发奋图强，富国强兵，抵御强国的入侵，而情感却驱使他如太平盛世的诗人沉浸于填词和爱恋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角色的“错位”，由于他把诗人之情感凌驾于政治家的理性之上，才最终酿成他国破家亡，身陷囹圄的悲剧。
《慈禧全传》中的光绪，是又一位具有深刻悲剧性的人物，在这部长篇巨著中，高阳描述了光绪这位富有戏剧性经历的年轻皇帝的悲剧人生。光绪本是醇亲王之子，按常理他本该成为一名皇室显贵，却因同治帝的早逝，四岁被慈禧抱进宫中做“小皇帝”。这期间，一直由慈禧垂帘把持朝政。19岁的光绪亲政，慈禧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光绪亲政以后，确有一番雄心壮志，欲摆脱慈禧的控制，做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喜好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接受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大力推行新政，将革新派主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皆赏四品京堂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在百日维新期间，一时朝纲大振。然而光绪帝的革新遭到守旧派的顽固反对，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慈禧进言，要求采取决绝手段制止变法，请慈禧再度出山重掌朝政。小说逼真地再现了光绪与慈禧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已经归政的慈禧竟然当着群臣审问皇帝，欲对光绪实行“家法”，杖责皇帝，并密谋废光绪而另立新君，后来光绪虽未被废掉，却被慈禧幽禁于瀛台，这年光绪才28岁。此后的光绪被剥夺了一切自由，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身体上、精神上受到巨大摧残。十年之后，正当壮年的38岁的光绪，病死于瀛台，走完他可悲的人生历程。
光绪的悲剧具有十分厚重的历史感：其一，光绪的悲剧是改革者的悲剧，从表层看，光绪是宫廷权力争夺中的失败者，从历史进程分析，光绪作为革新力量的象征，他与慈禧的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新生事物在新旧较量中遭扼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光绪所支持的“百日维新”就产生在旧制度的存在还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合理存在必然会导致代表新生的进步力量的毁灭。高阳在小说中，艺术地表现了这种深厚的历史感。中国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而且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光绪悲剧的特殊意义在于：改革者的悲剧性，即使是皇帝也概莫能外。
其二，光绪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光绪虽然位于至高无上的帝位，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然而回到后宫还得向慈禧下跪，因为在传统的血缘关系中，慈禧是母后，“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慈禧搬出祖宗家法，以所谓的孝道来遏制光绪，光绪的革新信念顿时土崩瓦解。
其三，光绪从小以来，慑于慈禧的威严、专横、寡情，性格向来谨慎、小心、软弱，对这位母后，一向畏惮多于敬爱，亲政以后，大事仍然是秉命办理，因此，新旧两党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很难想象光绪会采取果敢决断的强硬手段，光绪的失败其实在意料之中。
士子悲歌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属于中间阶层，在政治上，他们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中间地位。古代的“士”与当今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内涵大体相近而又不完全等同。高阳的历史系列小说中，几乎部部都离不开“士”，他重塑的各式各样的“士人”的悲惨人生，使我们窥探到了古代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其一，写清官廉吏的悲剧。
高阳在《清官册》中塑造了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汤斌的形象。作家根据掌握的史料，追踪蹑迹，描述了他一生的政绩，小说着力突出了汤斌品性的三个方面：第一，汤斌是清代的理学名臣，他不薄程、朱，更信服王阳明，特别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学者读书在于经世致用，他向来襟怀宽阔，抱有济世救人的弘愿。
第二，以国计民生为依归，勤求民隐，关心百姓疾苦。汤斌，顺治九年进士，后膺选为庶吉士，先授国史院检讨，后出任潼关道，康熙十七年，汤斌被荐为博学鸿儒科，出任江苏巡抚。他出任地方官，广开言路，断案公允，在潼关，他振兴文教，整顿潼川书院。到江苏，他革除地方陋习，奏请减免田赋，千方百计购粮救济受灾民众。康熙皇帝临幸苏州，他为保护民众利益，坚持不拆民居，不开跸道。他任官之地，百姓称他“汤青天”。
第三，清正廉洁，操行清谨。汤斌从来不巴结亲贵、重臣，也拒受一切贿赂。尤为可贵的是，他生活清贫，艰苦卓绝。汤斌出任潼关道，因行装、行李简朴，以至于把关的兵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苏州，他自奉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园的野蔬供膳，市上买菜，每天必有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一个看似不雅，实为尊敬的外号“豆腐汤”。夏天，汤斌居然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他多年来未制新衣，生活苦得如黄莲。汤斌花甲之庆，地方士绅送来八幅装璜讲究的寿屏，他不但不受，连见都不见，最后只得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如汤斌，大清一代难得的清官，因修河道之争，被当政的大学士明珠及其党羽设阴谋陷害，奸妄之臣抓住汤斌卸任苏州巡抚时所出的告示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大做文章，诬陷汤斌，皇帝偏听偏信，竟指责汤斌为“假道学”，给予“降五级的处分”，明珠等人不甘休，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又以“未参加内阁奉旨议事”为罪名，上奉弹劾，降二级调用，实际上汤斌已降七级。
汤斌的一生光明磊落，勤政廉洁，却为官场权贵所谗害，他死得寂寞而凄惨，去世时，只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几乎无以为殓。他的故居板门竹篱，简陋异常。
王亚南指出：“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注：张谦：《〈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3页。）张谦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依附在专制主义机制上的一种奇特的亚政治文化，它使人们在复杂野蛮的人际关系中相互消耗，使政府行政在低效和腐化中丧失生命力。”（注：张谦：《〈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3页。） 汤斌身在古代专制社会，志做一名清官，欲超越封建社会腐败的官场，自然为封建的专制政治和依附于它的官僚政治所不容，他的悲剧概括了古代官场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剧。鲁迅先生曾高度赞扬古代有识之士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拼命硬干”的精神是一种奋进的民族主义精神，对汤斌这样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人物的悲惨遭遇，高阳的笔端流泻出深深的痛惜，汤斌在官场的悲剧人生是极具典型意义的。
其二，写改革的先驱者的悲剧。
在《慈禧全传》之五的《胭脂井》中，谭嗣同，这位被重塑的改革者形象，虽着墨不多，却被刻画得光彩照人，感人肺腑。
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积极主张新政，被光绪帝赏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宜，是康梁“百日维新”的主持者之一。光绪变法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的顽固反对，疯狂反扑，终以失败告终。光绪帝被幽禁瀛台，六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诛杀。高阳在《胭脂井》中以浓墨重彩再现了这位改革的先驱者的悲剧。在晚清这个封建专制时代，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样，无疑是中国最早的革新者、觉醒者。谭嗣同深知守旧派势力的强大，慈禧训政的上谕发布后，谭嗣同在生死之际的危急关头慷慨陈词：“天下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我辈的本分。”这是改革的先驱者清醒而坦然的自白。谭嗣同被捕以后在狱壁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现出他宁死不悔的志向，坚强不屈的品格。恩格斯评价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的著名论断：“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5—586页。），用来评价谭嗣同的悲剧是非常恰切的。谭嗣同等人所提出的革新主张，无疑体现出历史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晚清顽固腐败的专制统治下，革新派的要求不可能实现，谭嗣同等人惨遭血腥镇压。他死得英勇悲壮。他之死是时代的悲剧，亦是改革者的悲剧。他是鲁迅称为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是一位兼具英雄性与悲剧性的人物。
娼女悲歌
娼妓现象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层面，是高阳历史小说极为关注的视点。他在《李娃》、《状元娘子》、《小凤仙传奇》等长篇中，以饱蘸情感的浓墨，刻画了李娃、李蔼如这样的风尘女子，透过她们在爱情生活中的曲折经历，谱写了一曲曲凄婉动人的悲歌，令人潸然泪下。
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高阳在《李娃》和《状元娘子》中塑造了李娃和李蔼如两位名妓的形象。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两位妓女深恋的意中郎君，《李娃》中的郑徽，《状元娘子》中的洪钧，进士及第都高中了。郑徽不改初衷，执意娶李娃为妻，却被李娃拒绝，而洪钧却弃信忘义，违背诺言，拒李蔼如于门外。两位名士虽然对红粉知己的态度迥异，两位女子的命运虽全然不同，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惊人相似，都是悲剧性的。两部长篇中，虽然没有写到死亡与毁灭，同样表现为深刻的悲剧。
中国的古典小说、戏剧家一般不情愿让钟爱的人物结局悲惨，从传统的“中和”的审美思想出发，往往给人物以大团圆的结局。如王国维所言：“始于悲者终而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752页。）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中，郑徽进士及弟、授官后与李娃成婚，并受到皇帝恩宠，封为汧国夫人，可谓典型的大团圆结局。而高阳重塑的李娃，一反白行简的路子，她送郑徽赴任，途中退回，未与郑生成亲。郑生也未负李娃，对李娃的爱情忠贞不渝，李娃虽然也深深爱恋郑生，却终未与他成亲。表面看来，这部小说似乎是一个正剧的结尾，其实它是悲剧性的。作品深刻之处就在于：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写出了人生悲剧的必然结局。李娃深爱郑生，郑生应试高中授官又决意娶她，李娃为何拒绝？其实李娃口头拒绝内心却异常痛苦。究其因，无非是出身卑贱，身陷娼家。唐律明文规定：官家子弟不能与这类女子通婚，说到底，李娃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胡适曾经有这样的论述：“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以于人生问题和家庭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注：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第382—383页。）高阳摒弃大团圆的结尾，重写李娃的结局，正是他高于白行简之处。
《状元娘子》中李蔼如的悲剧亦是动人心魄。李蔼如，名臣之裔，战乱兵荒之中沦落风尘。她知书识理，秉性高洁，才貌双全，她渴望得到爱情，渴望获得真正的幸福。苏州才子洪钧家庭败落，游幕烟台，与烟台名妓蔼如相识，两人情投意合，相亲相爱，许下婚事。李蔼如一念怜才，对洪钧期望很深，她先是资助洪钧赴江宁乡试，得中举人，后又倾家荡产，全力资助洪钧进京应试。洪钧信誓旦旦，许诺蔼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蔼如，洪钧绝不相负。”蔼如闭门谢客，守身如玉，痴心盼望洪钧的喜讯，洪钧在京高中状元以后，蔼如母女得知消息苦苦等候了两个月，却不见洪钧派人来接，而且信息全无。小说中的洪钧并未被写成喜新厌旧，见利忘义的薄情郎、大恶人。他高中状元之后，京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朝中老太师和一帮新贵抓住蔼如沦落风尘的出身，用“娶妓为妻”会招致革职、降职来恫吓、威胁洪钧。洪钧虽然矛盾重重，不忍负蔼如，无奈在重压之下，为了保前程，保功名富贵，仍然屈服于封建的门阀观念，最终背弃了蔼如。蔼如母女千里迢迢赶来京都，却被拒之于门外，蔼如成为封建礼教的又一牺牲品。
李蔼如选择并委身洪钧，反映了一个烟花女子追求幸福爱情的理想，洪钧虽然也爱恋蔼如，但他却热衷仕途，视金榜题名为追求目标，美妾佳人充其量也只是他锦绣“前程”中的补充物或陪衬。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原本就不大相同，面对传统的封建门阀观念的兴师问罪，洪钧怯弱、畏惧，不堪一击，在爱情与前程之间横卧着“礼法”，他无法逾越这个“礼法”，更无力改变传统的等级观念，皇上朱笔亲点的新科状元娶青楼女子为妻自然是大逆不道，甚至会断送前程，为此，他原有的海誓山盟倾间烟飞灰灭，这样，背信弃义，抛弃蔼如也就顺“理”成“章”了。李娃与李蔼如，敢与名门公子相爱，这在门阀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是不容许的。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是“门不当，户不对”。当时的社会全然不具有产生这种爱情婚姻的土壤，她们的这种选择与行为，是对当时社会与时代的抗争，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是希冀突破现实生活的进取欲望”（注：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她们正是在超越中陷于痛苦的“两难”境地，陷入悲剧。
商贾悲歌
五卷七册的长篇巨制《胡雪岩全传》铺叙了晚清一代巨贾发迹至富，由盛而衰的传奇性经历，展现了这位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暴起暴落，一世英名，付之流水的悲剧。
年轻时的胡雪岩，开始在钱庄当学徒，由于他解囊相助的朋友王有龄发迹于官场，他趁此机会，自己办钱庄、开行。胡雪岩依靠官场势力作后盾，同时利用漕帮、外商买办的头面人物，拉拢富商，生意越做越大，终于成为杭州、上海一带的巨贾。
胡雪岩从发迹、逐渐达到鼎盛，以至最后破产、衰败，成在三“场”，败亦在三“场”。这所谓三“场”，即官场、商场与洋场。
胡雪岩从初始经商，就投靠了官场。或许是胡雪岩有眼力，或许是他讲义气，由于他借了笔款子给候补盐大使王有龄北上“投供”，使王有龄在官场发迹，得官后的王有龄视胡雪岩为生死之交，有王有龄作后台，胡雪岩在杭州、湖州办起钱庄，开设丝行。以后，胡雪岩又依仗何桂清，是官场势力为胡雪岩经商打开了一条通达之路，由经营钱庄、丝茶、医药发展到做军火生意，特别是因为力助左宗棠西征，筹措军饷，借“洋债”有功，得到左宗棠赏识。左宗棠西征节节胜利，他的所请在朝廷无有不准，由于左棠棠的力荐，胡雪岩得以封官，受二品顶戴，成为清代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他的老母受正一品的封典。，胡雪岩恃左宗棠为靠山，生意愈做愈红火。
胡雪岩在商场上有其独到的经商之道和用人之术，他精于谋划，巧于运作，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且手段灵活。所谓“钱眼里翻跟斗”，“死棋肚里出仙招”，“花花轿儿人抬人”都是他生财之道的名言。他知人善任，喜交朋友，讲究义气，尤善于以精细的连环计算，收买、笼络人心，加之他精通于混迹、应付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如黑帮、赌棍之流，所以他的商事发展迅猛。
而在洋场，胡雪岩抓住海禁大开之机，瞄准洋务运动的机遇，开做洋务生意之先河。他向洋商借债，开船运局，购买西洋新式枪炮，军火生意越做越大。周旋、结交外商买办，使他的商事愈加轰轰烈烈，一时商事达于颠峰。
胡雪岩的商事，十多年间，发展迅速，钱庄遍及半个中国，财资雄厚，事业达到了鼎盛。而胡雪岩商事的败落，首先在于失去了官府的倚靠。南北洋两大臣左宗棠与李鸿章向来不和，矛盾很深，进而发展到誓不两立。为了打击左宗棠的势力，李鸿章的谋士认为，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第一个目标就是胡雪岩。胡雪岩依靠“官僚的个人”作靠山发达商事，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的赌博，如同冰山会消溶一般，靠山倒，他商事的失败必然是毁灭性的。加上法国挑起战事，上海市面紧张，刮起金融风潮，胡雪岩在上海的阜康钱庄挤兑，弄得开不了门，李鸿章、盛宣怀趁机雪上加霜，说公款存在阜康被倒无着，密电查封胡雪岩的典当铺，最终，阜康银号倒闭，典铺被查封。在洋场上，胡雪岩同洋人打“商战”自然斗不过。晚清的手工业式的商业作坊遭到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大机器生产的强大挑战；中国的丝茶贸易也受到洋商的严重排挤，胡雪岩在蚕丝竞争中，一败涂地，受到致命打击。在晚清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条件下，胡雪岩所经营的民族工商业完全不具有与经济发展的西方列强抗争的能力，而他却野心勃勃，商事发展到鼎盛阶段还企求继续扩大，发展，与洋商一比高低，这种“手推磨式的生产”与“蒸汽机式的生产”的竞争，必然造成主体动机与结果的悖反，导致一种反因果律的结果。胡雪岩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面对西方列强日益加剧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束手无策。单枪匹马、势单力薄的胡雪岩，没有政府作后盾，怎能与代表一个国家的各方列强抗衡？加上胡雪岩自身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和用人的失误，他的商事由盛转衰，上海阜康钱庄倒闭，各地商号、典当遭查封，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终于破产，官职被革掉，家产被查封，旦夕之间，胡财神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脚财神”。
一代豪商胡雪岩由兴盛到败落的悲剧绝非他个人的悲剧，作为文学形象的胡雪岩，他的兴衰史极具典型意义，显然，高阳意在通过胡雪岩，概括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在晚清至近代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民族资本家自生自灭，由盛而败是势所必然。胡雪岩的失败固然有自身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时代使然，正如高阳在《胡雪岩全传》的《后记》中所言：胡雪岩“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之下，因而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同时，又“是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争夺发展路线下的牺牲者”。作家无限深情地感叹道：“他的失败，可说是时代的悲剧”（注：高阳：《烟消云散·后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台湾青年作家林耀德也指出：“高阳写作‘胡雪岩系列’的架构呈现的是悲剧模式，而且是兼具‘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的制作”（注：见《高阳小说研究》，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109页。）。
侠士悲歌
《荆轲》是高阳早期的长篇，亦是一部深刻的悲剧作品。小说塑造了荆轲、夷姞、田光这样一群悲剧人物，写出了人物的价值，展示了他们美的品格，同时逼真而形象地描写了这些人物的毁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曲慷慨悲歌在高阳的小说中又翻出新声，悲壮的旋律给人以强烈的悲剧美感。
荆轲从小立下高尚的志向，期望辅助明主，施展强国治世之才，他十年养气，磨炼自己的意志和品德，企求遇到伯乐以实现自己的宏愿。终于，他漂泊至燕国，得到燕国处士田光的推荐，受到燕太子丹的信任。他受用于燕太子丹，其动机和行为都是正义而高尚的。燕太子丹委以他行刺秦王毕竟代表了六国人民抗争强暴的愿望，是弱小向强暴的抗争，正义向邪恶的挑战。荆轲允诺这一特殊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悲剧的结局。因为此举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最后都会落得被毁灭的下场。更何况，单枪匹马的荆轲深入到秦国心脏的咸阳，无异于飞蛾扑火，显然是凶多吉少，生还的可能性近乎不可能。然而荆轲仍然是认真筹划方案，精心做好准备，当然，在咸阳宫的秦王殿前，图穷而匕首见，荆轲遭惨败。
荆轲的毁灭兼具悲剧性和英雄性。高阳重塑的荆轲，突出了他的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荆轲在接受、筹划并实施刺秦王这一特殊使命时，表现出为正义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生非我惜，死非我惧”。他将个人的功名、富贵、爱情抛向一边，以实现自己“轰轰烈烈干一场，青史留名”的夙愿。荆轲临危不惧，誓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以死表现出的崇高气节在小说中得以生动展现，这在高阳其他的小说中很少见到。
荆轲的悲剧是必然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秦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统治者，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而代表弱小向强暴抗击的荆轲，尽管体现了人民善良的愿望，体现着正义的呼声，却并未顺应历史大河的潮流。荆轲的这种超越必将带来毁灭的结局。
二、历史小说悲剧特色探微
高阳的历史小说营构悲剧有哪些特色呢？
一、铺演历史悲剧的必然性
悲剧美的根本规律是它的社会性、必然性。普列汉诺夫在论及历史悲剧时指出：“真正的悲剧以历史的必然性的观念作基础”（注：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67页。）； 席勒说：“不要把灾难写成是造成不幸的邪恶意志，更不要写成由于缺乏理智，而应该写成环境所迫、不得不然。”（注：席勒：《论悲剧艺术》，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辑，第101页。）鲁迅高度评价曹雪芹的悲剧艺术，指出他在《红楼梦》中，把握“事体情理”、“按迹循踪”，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树倒猢狲散”的悲剧必然性。高阳在小说中营构历史悲剧，首先是潜心研究历史资料，考证历史事实，洞悉历史上“悲剧”的演变过程，以便从各个角度揭示产生悲剧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发生悲剧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作为艺术的悲剧，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演绎，只给人一个理性的判断，而是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以及情节发展的设计等，将悲剧冲突艺术地揭示出来。高阳将历史与文学、理性与形象有机地融为艺术的整体，营构出有声有色的历史的“活悲剧”，对产生悲剧的社会、历史因素作了深刻而艺术的展示。
以光绪的悲剧为例，历史上光绪的悲剧结局，尽人皆知，正史、野史均有记载。高阳在《慈禧全传》中依据他搜集、整理的史料，以史家的眼光，用相当长的篇幅展现了光绪亲政前后，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慈禧虽然退居，她仍然牢牢掌握住兵权，光绪虽然亲政，遇有大事，都要请示慈禧。特别是朝中的保守势力强大，而光绪依靠的新派，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保守派与革新派力量之悬殊非常明显。而同时，高阳以小说家的才能，刻画了光绪软弱怯懦、优柔寡断的性格，他缺乏政治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行为作风，对保守势力未及时采取断然的措施。而慈禧的精明强干、工于心计，她的凶狠、残忍、野心及权力欲在小说中更是描写得栩栩传神。《慈禧全传》把光绪失败的无法挽回铺展得淋漓尽致，具有震慑人心的悲剧效果。
从《胡雪岩全传》中胡雪岩由兴盛而败落的艺术画卷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悲剧主人公失败的偶然性与巧合性。随着胡雪岩商事的迅猛发展，清政府日益腐败无能，官场政治势力的角逐加剧，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经济侵略愈来愈嚣张，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逼到了死胡同。小说对主人公胡雪岩的思想、性格因素的开掘，较之光绪，显然更加充分。胡雪岩的破产由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所致，也与他本人的性格因素相关。他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亦是性格的悲剧。
二、展现有价值人生的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注：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8页。）。纵观高阳历史系列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上至帝王后妃，下到庶民娼女，他着力发掘的是悲剧人物“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高阳重塑的历史人物形象，突破了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人物模式，而是着重于在人物身上开掘属于他们特有的“人生价值”，也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他们对文明社会的进步所作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贡献以及那些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对于谭嗣同、荆轲这类兼具悲剧性与英雄性的人物，高阳充分肯定了他们人生的价值，他们人格的美。这类人物的毁灭，给人们的震撼是强烈的。在李娃、李蔼如这类青楼女子身上，作家写她们命运多舛，误入风尘，力图展现她们的美丽、聪慧、高尚、多情，突出她们美的品质、美的人性，她们倾尽人生的善良与真情去追求幸福和爱情，最终却理想破灭，落得悲惨的结局。
李煜作为一个亡国的君主，似乎无“人生价值”可言，其实不然，高阳重塑的李煜，他身上也存在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假使他生于普通的官宦或书香之家，他潜心于诗歌创作，以他的诗才，定然会以一位天才的大诗人留下美名，而他偏偏生于帝王之家，当了皇上又恰逢乱世。李煜的悲剧就在于：把一位诗人的李煜错放在金銮殿的御座上。高阳所肯定的“人生价值”，就是作为诗人李煜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作为皇帝的李煜恰是无价值的，是应当予以否定的。
所谓人生有价值的毁灭，这“毁灭”在高阳的作品里，很少表现为牺牲或死亡，作家着力所展现的，是有价值人生的痛苦的忧愤。没有牺牲、死亡同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如《汉宫春晓》中的王昭君，《曹雪芹别传》中的贾宝玉，《故乡》中的闺土都没有死亡，他们的悲剧仍然感人心怀。高阳善于用饱蘸血泪的笔，发掘悲剧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精神世界的痛苦与伤痛，那种深藏于人物内心的痛苦心理被表现得极有深度与力度。
从《李娃》中主人公结局的重大改动，我们深刻领悟到高阳的悲剧意识。李娃深深爱恋郑生，郑生应试高中也准备娶李娃，可是由于“礼法”横陈其间，她不得不斩断情丝，反而违心、主动地离开了她的钟情而敬重的意中人，她心中的痛苦能不深重？而李蔼如倾其所有，包括物质上、精神上的一切，把希望寄托在洪钧身上，洪钧高中状元，她欣喜如狂，望穿双眼，只等洪钧接她进京完婚，然而最后，洪钧竟违背许诺，抛弃了蔼如。李娃与李蔼如的结局虽然不同，然则她们的内心痛苦却同样沉重，浩大得无边无际。谁能说她们的心灵没有被“毁灭”？谁能说她们的苦痛就亚于愤而跳江的杜十娘？
三、于“平常悲剧”中显示悲剧艺术的魅力
西方的悲剧作品大都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剑拔弩张，悲剧主角大都具有某种超常的本领或神奇的意味。而高阳笔下的悲剧作品，一般并未构置紧张激越的矛盾冲突。他塑造的人物，即令是皇帝、后妃，也都是现实生活的人，丝豪没有什么非凡特殊之处。高阳似乎是在冷静地写实，把历史上一幕幕的悲剧，力图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社会生活中虽然不乏惊风黑雨、狂涛巨浪，然而更多的却是平常事、家常事。鲁迅评价《红楼梦》时指出：“《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中常有的事，作者又是写实的，那结果并不坏。”（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他在评述果戈理的作品时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注：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高阳津津乐道的“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那句话，用来解释他的悲剧作品，其实就是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悲剧，而非违背历史去编造悲剧。
如果将高阳的历史系列作品从题材的角度分类，大体包括以下几类悲剧：（1）宫廷悲剧；（2）官场悲剧；（3）士子悲剧；（4）女性悲剧；（5）商贾悲剧；（6）侠士悲剧。在这些悲剧作品中高阳写的都是平常人、生活事。高阳笔下的皇帝后妃，如李煜、光绪、珍妃、王昭君，虽然身分显贵，作家却把他们当作平常人、普通人来写，李煜最后国破家亡，并没有什么“宫廷内乱”之类的偶然事件，而是社会时代的使然，极具可信性。而慈禧与光绪的政治冲突亦是放在宫中以母子的冲突展开的。慈禧只是在斥责光绪不“孝”，辜负了她一片苦心与期望，所以用养“病”将光绪幽禁一旁。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雨在高阳笔下，以“家庭悲剧”的形式，极平常的展现出来。
“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可以说，中国悲剧作品特有的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注：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高阳的悲剧作品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民族性格。《胡雪岩全传》的结尾，有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胡雪岩彻底破产，他心里酸酸地想哭，“真正是一场大梦”，他想起一句俗话：“年三十看皇历，好日子过完了。”胡太太也用了“树倒猢狲散”这句话感叹家业说败就败。胡雪岩的悲剧真如同皇历一样，一天一天翻过去，最终他破产、败落，仿佛自然而然的平常事，只不过是一场梦醒了。它自然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的悲剧，高阳深得红楼之神韵，大商贾的兴衰以一场场的小悲剧演化出来。读《李娃》、《状元娘子》，小说中也并未出现恶魔化身的对立面，郑徽与洪钧都是平常人，甚至连坏人都算不上，情节的发展极为平静、自然，两位女子的悲剧实在是“近于没有事的悲剧”。
四、构建浓重的悲剧艺术氛围
高阳历史小说中所营构的悲剧，不是个别、局部的存在，他所展示的是悲剧的完整整体。悲剧的艺术氛围渗融在完整的悲剧演示过程之中。纵读《李娃》、《状元娘子》、《胡雪岩全传》、《荆轲》等作品，莫不如此。鲁迅称《红楼梦》的悲剧氛围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莱辛在《汉堡剧评》中特别指出：“周围环境和我们环境最接近的人的不幸，自然会最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注：转引自《德国文学史》。）。高阳深悉其中的奥妙，在悲剧展示过程中，布满愁云惨雾，到小说的结局，早已营造成“水到渠成”的态势。
《李娃》的开篇，写荥阳公子郑生来到长安三曲娼家，与李娃一见倾心，两人有过一段温柔欢乐的岁月。此时郑公子向李娃问起李姥的身世，于是李娃讲述了李姥前半生遭蹂躏、受污辱的惨痛经历，这段情节绝非仅是对书中人物身世的交代。年轻时的李姥，风华绝代的晋娘的遭遇比较典型地概括了风尘女子的不幸命运，这一悲剧音符给全书定下了悲剧的基调。小说的情节发展，从表层上看富于传奇性，如细读全篇，就会发现，小说的悲剧氛围一直笼罩全篇。李娃从开始与郑生相恋，就清醒地意识到：“迟早还是个‘散’字”。随着与郑生情感的逐渐加深，李娃的内心愈加痛苦：“平康坊只有薄命的红颜……指望有个知心合望的人，厮守一生，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痴心妄想！”而后来，郑生高中授官，李娃毅然离开郑生，其实她内心痛苦万分：“人生果真如此凄凉？当她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时，她所感到的是无边的恐惧”。悲剧的氛围自始至终浓云不散。
《慈禧全传》中光绪的悲剧命运，似乎在他四岁抱进宫中就注定了。甚至可以说，同治亲政的局面就是光绪悲剧的“前奏”。具有强烈权力欲的慈禧之所以重立一位小皇帝，目的就在于继续操纵朝中大权，为所欲为。光绪选后，不能选择意中人，而要按慈禧的意志去办，她的独断、专横、凶狠，已给光绪的前程蒙上浓重的“迷雾”，而此后光绪与珍妃的爱情生活也遭到慈禧的横加指责和干涉，“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更是给了光绪一个信号，所以后来光绪囚禁瀛台，最后郁闷至死的悲剧，只是他悲惨人生的一个句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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