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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5)01-0004-05
市场是万能的吗？
1994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上，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作出的学术报告中特别指出：“现在报刊一些文章对市场经济的推崇有些过分，似乎一下子变成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运转。这种推崇或许是来自西方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里把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各种条件都作为实际的东西，如把自由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并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市场经济运转的许多条件原本是假定，而且是理想的假定，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其经济的竞争是不是完全自由就大成问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供给和需求——这是一种在其它事物长期不变的假定之下所做的推测，并不是实际情况。所以说，假定是靠不住的”。（注：引自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辑，中国科会科学出版，1994年11月版，第1页。）
岱老离开我们已有七年多了，他是九十四岁高龄时在学术报告中讲到上面的两段真知灼见，这是很令人感佩和敬仰！回忆岱老的讲话，迄今已时过十年多了，可是我们的报刊、广播等媒体乃至思想界、理论界有些人士却有增无减地推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会达到最优经济均衡状态。甚至近期以来，更出现积极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宣扬者企图借此为不合理的或非法的竞争市场进行辩护。特别是当前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在我国广泛流传，因此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迷离恍惚。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所提醒的：“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注：陈奎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第6版。）
确实地，新自由主义的“三化”——绝对自由化、全面市场化和全面私有化正迎得我国某些人的鼓掌。关于出现这样情况，国外经济学者们早已觉察到。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公开讲道：中国“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注：见刘洪潮等主编：《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262页）又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詹姆斯·米尔利斯2004年6月19-20日出席在北京举办的“民营经济与中国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主题发言中，一开始就讲道：“我知道中国热衷于使用市场机制，并且可能对于使用市场有些过度了”。（注：詹姆斯·米尔利斯：《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8期，第6页。）
由是可见，我们确应高度警惕被“市场万能论”引入误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万能论”，其渊源是出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亚当·斯密意指，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结果促进全社会财富增加，国家强大。（中国学术界将Ecbnomics最早译成中文时便称为“富国策”）随后到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运用他的均衡价格论，更认定“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能精打细算，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据此，“看不见的手”学说就归纳断定：让千百万人在市场上自愿行动，结果通过价格体系的调节作用便能使社会经济得到最好的配合。后来，由西方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加以明确表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判断通常应采用“帕累托准则”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是经济中的资源和产量（投入一产出）的分配已达到这样状况：除了牺牲经济中的别的单位之外，不可能重新分配资源，以便某个人（或生产过程）能得到更大满足（或更大产出量）。然而，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还是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已成为不现实的假说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中“那只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瘫痪的”。（注：转引自《比较》，第4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1页。）
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大肆鼓吹“靠市场机制可以很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但是当前西方许多经济学者都断言：“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常常惩罚无辜的局外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注：参考消息，1991年5月12日）须知，所谓的“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自由市场的存在是使投资者赚钱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和社会福利需要。特别是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已形成这样的定论，任何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如下基本弱点：失业威胁，导致投资失误的不确定性，过度的收入差距，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贪得无厌的精神刺激，等等。（注：彼得·诺兰等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再思考》英文版，1986，第72-73页。）
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市场万能论”实质上又被推导出“市场万岁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最先提出，自由市场经济准则是“小政府、大市场”。他说道：“我们刚刚开始理解，发挥先进的工业社会的作用，要根据一个何等微妙的通讯系统。这个通讯系统，我们叫做市场，它是一种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比人们精心设计的任何机制更为有效。”因此哈耶克竭力推崇市场“那些自发的调整力量发挥作用”，他断定“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尽管对这些力量毫不理解，在现实世界里却受到他们那么大的帮助”。（注：哈耶克：《知识的虚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0-81页。）哈耶克的这些论点恰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翻版。
众所周知，市场是同商品经济共生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远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而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关系和市场最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为商品，其中劳动力也成为商品。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而且，“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4-926页。）所以，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终究将会取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尽管还需经过较长远的时间，但岂能高呼“市场万岁论”吗？果真市场“万寿无疆”，那全世界众多百姓就将“大遭殃”。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届（1970年）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也申明：“让我们提议向市场欢呼两次，而不是三次。最后那一次，我们认为应当保留到未来的某一天，即，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上的每一角落的人都能有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健康的生活和安全的环境”。（注：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第17版，中文译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页。）
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的人类价值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断言：“市场不仅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而且市场还形成我们的文化，促成或阻挠人文发展的想望方式，支持一个令人满意的权力结构。市场同样是政治的、文化的制度，其程度跟市场是经济的制度一样”。因此，萨缪尔·鲍尔斯认为：我们对市场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出的市场失灵概念，必须加以扩大，包括市场对权力结构和人文发展进程这两方面的影响。（注：萨缪尔·鲍尔斯：《市场能够和不能够充当什么》，［美国］《挑战》，1991年，7-8月号，第11页。）这个见解对我国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甚有借鉴、汲取之处。
须知，商品生产的经济效益指标不应以单一的、现期的利润指标来衡量，而要用整体的、综合的、长远观点的先进文化发展的和社会保障与安全的指标来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否最优。如果仅以单一实现的现期利润作为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益的准则，那么即使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也持异议。现代西方经济学已分析指出，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包括一组目标的实现，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各种欲望的联合满足、经济的稳定发展、相对稳定的价格情况下的充分就业、社会福利的增进、文明社会生活的发展、生态平衡的保护和政治民主的发扬等。
显然，要实现上面所述市场经济中的商品生产的人类价值，如果仅仅依靠纯粹的竞争市场，或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那是想像难以达到的。西方经济学者也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竞争市场具有显著的效率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产生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满足。它并不一定导致各种资源的最公平合理的利用。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人们并没有被赋予同等的购买力。一些人非常贫穷，然而可能过错并不是他们本人；另一些人则非常富有，然而可能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功劳。因此，个人需求曲线背后货币选票的权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可见，“竞争市场的结果即使实现了效率，也不一定是社会所期望的。有效率的竞争市场自身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关于收入和消费分配的公平性的理想”。况且，“一个经济社会不仅仅只追求效率。哲学家和公众会问：‘要效率是为了什么？’‘要效率是为了谁？’……该经济社会可能决定以牺牲效率来增进公平。社会能满足于生产出最大的数量的面包这一结果吗？或者，现代民主制度能否从富人那里拿走面包并把它转交给穷人呢？”在保罗·A·萨缪尔森看来，“这里绝对没有答案”。（注：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第17版，中文译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1页。）
德国社会经济学家格罗，詹纳尖锐地揭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丑陋外观，其中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它是一场强者对弱者，金钱对效率，总体经济对人类自然生存条件的战争。……资本主义将最终走向成功还是失败——对此只能有唯一的答案，那就是缺乏社会利益导向的工业文明是没有前途的，而危害社会并损害自然界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则更是危险的”。（注：格罗·詹纳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文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我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遵照胡锦涛同志关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发展势头，理顺发展思路，……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这个指示，我们如何认真落实执行，还须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奋进。无论如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显示其优越性。
何来“经济人”的喧哗
无风不起浪。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上不断地掀起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的“经济人”的浪潮，把西方经济学中这个假设看成天经地义，无需论证的公理。兹举例如下：
(1)前不久，笔者与一个政界人士相聚，在谈及这数十年的变化时他发出感慨道，“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最大的收获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经济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为出发点。”（注：引自陈学明：《反对把“经济人”普遍化、永恒化、正面化》，《证大》杂志，2004年第4期。）
(2)有一位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主讲教员在讲课时讲道：“经济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这位教员还由“经济人假定”推演出“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的结论。（注：引自辛程：《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中华魂》，2004年第9期，第41页，第42页。）
(3)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学明写道：“在1997年的夏天，长江发大水，九江决堤，数百名解放军战士跳进江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汹涌而入的洪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复旦大学与台湾中山大学的一些师生一起在黄山风景区举行联欢座谈，就如何看待解放军战士的这一壮举进行研讨。我实在没有想到，复旦大学一名女学生干部竟在座谈会上义正严词地提出，这些解放军战士都是一些人格被扭曲者，她实在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会干这种‘蠢事’。她用‘经济人’理论解释说，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唯一动机可能就是‘沽名钓誉’，即通过自己的这一行为来获得好评，从而进一步获取更大的个人利益。尽管大家耐心地说服她（包括台湾学生），可她丝毫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争论延续了三个多小时。我为我们的大学培养出她这样的‘高材生’而悲哀，我更为自己作为一名她的老师未能说服她而感悲哀”。（注：引自陈学明：《反对把“经济人”普遍化、永恒化、正面化》，《证大》杂志，2004年第4期。）
(4)目前中国有些集团公司的相当部分成员竟公然声称“多行贿少纳税”是经商成功的一大法则：还有不少企业通过“精打细算”后，得出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一条“经济规律”。
(5)现在流行着这样的调门：“理想，理想，无钱不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似乎拜金主义已成为市场的教义！于是，不顾社会目标，不管诚信、公德，不择手段，只要捞到巨额钞票在手，就被赞誉为“市场经济观念强”，好样的“理性经济人”！
前面所列举的情况并非是偶然性的、极个别的事例，而是在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单位等都能听到“经济人”的赞歌声，似乎将引发出一种流感传染病。这就必须警惕和关注啊！
马克思强调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据此，马克思批评道：“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所以马克思明确提醒说道：“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237页。）
然而，现在流行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经济人”正是理论脱离实际，在方法论上充满虚构性，存在着许多疑问。
首先，“经济人”行为假定是建立在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的前提条件下。但实际上，偏好变化既多又快，而且是不可预测的，于是只有预先假定模型是正确的，它们才能被确认。这岂不是主观主义吗？！
其次，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完全的场合不是一个有用的假定。如果经常没有办法计算取得额外信息的可能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经济人”怎样合理决定何时停止活动呢？尽管西蒙提出，理性就是遵循一个可得到好的解答的程序，而不应用最优解法来定义，可是西蒙后来曾对他的“有限理性”理论结论抱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谈论什么‘如果我们信息灵通的话，我们就会怎么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根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二是“由于人脑有限，我们只使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一小部分去帮助我们思考。太多的信息与太少的信息同样是不理想的。”（注：引自《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最后，“已经证明，经济人是一个可有丰富解释的、在数学上容易处理的人的假定”。但是，“要探究这些模型的比较静态性质的等效，在计算上有些麻烦，所得结果的一般性也大可怀疑”。（注：以上论述，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
要知道，任何经济活动和变化以及任何经济问题的出现，都不能不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科技、心理、制度这七大要素，它们的变动对经济活动和变化是起着重要影响或作用的，因此，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需要联系这七大因素来求真务实地进行。
正相反，现在流传的被崇奉“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从根本上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唯一地决定于经济考虑，无视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了集体行为力量，忘掉了人的精神生活享受的必要性，否认了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结束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A·西蒙向我国记者回答道：“提高经济效益并不是引进市场经济的唯一原因，还应考虑到引进技能，以及引进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组织工作的知识”。“建立市场价格不等于什么事情都办好了，你们还要建立与这市场相适应的组织机构”。“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不但要集中注意力在市场改革上，……还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建上，从而使得人们的忠诚感得以复活，而不仅仅是为了几元钱而‘折腰’。这就是机构重建的最崇高任务”。（注：引自《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0页。）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断言：“标准经济学不能解释或不予考虑的问题远比经过正式论证‘解决了的’那些问题重要”。他提示：“人们可以设想一种全然不同的经济学，它以经验为依据来探讨标准模式的假设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技术和体制变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体制方面出现的哪些情况应由政府出面干预？经济状况与文化和政治价值的联系何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利弊权衡何时才真正势在必行，何时只是为了使特权合理化？哪些市场像教科书上的市场那样运作？在哪些文化、技术和体制条件下，对资本投资的市场划分进行干预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成就如此悬殊的真正原因何在？在不同的再分配形式下，实际成本是多少，对动态效率又会带来哪些好处？人的行为的真正动机何在，在哪些环境下，人们是合作的，利他的；又在哪些环境下，人们是利己的；即使偶尔涉及，也只是费解的抽象概念和假设。”（注：罗伯特·库特纳：《论经济学现状》，［美］《交流》，1987年第3期。）
上面两位经济学家的论点对我们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有参考、借鉴和汲取之处。我们必须破除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万岁论”的神话，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切实创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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