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态势及动因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动因论文,先秦论文,文化传播论文,态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中原为腹地，夏商周中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向周围地区的快速扩张及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夏商周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强势作用不容置疑。近年来，历史学界对中原文化的传播研究虽有触及，但基本都局限在秦汉及其以后各代，且大都以传统史料为据，围绕政治统治、教育普及、经贸往来诸方面进行，而对于先秦中原文化的传播态势及动因的研究付之阙如；考古学界虽有涉及，但大多囿于中原文化对局部地区的拓展影响，研究的宏观性和系统性都嫌不足。本文依据考古发现及历史文献，旨在系统探讨先秦时期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态势及动因，兼及文化传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因素，以期弥补当前学术研究的薄弱，为引起学界关注略尽绵薄之力。
先秦中原文化的传播态势
1.二里头夏文化的传播态势
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证明，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在现今的豫西伊洛河流域。绝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物质遗存，二里头遗址可能是晚期夏都。① 中原地区作为夏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区，文化遗址众多，文化面貌丰富统一。
夏王朝的统治区域相当广阔。考古资料显示，夏王朝（即二里头国家）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阶段达到鼎盛时期；伴随着夏王朝的领土扩张，二里头文化开始向晋南、长江中游等地扩展，其统治势力及文化传播范围大致包括晋南、关中东部和江汉地区。
晋南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主要分布区。运城地区以东下冯聚落遗址为中心曾发现七处二里头文化聚落②，垣曲盆地以南关聚落遗址为中心发现十五处二里头文化聚落③。这两个聚落群的文化面貌均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有显著的共性，而与此前该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东下冯类型的下限基本相当于豫西二里头文化二期。④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东下冯二里头类型的出现是豫西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张的结果，该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产生是由豫西二里头核心地区人民的殖民所致，即这一文化扩张可能意味着夏人向晋南的迁徙⑤，或者由于豫西二里头与晋南之间交换或纳贡关系而造成的文化同化⑥。
在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土著文化一直占据主流优势地位，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使关中地区渭水流域从东到西的古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与中原地区夏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渐次于中原夏文化向晋南扩展的脚步，到夏代中期及以后，中原地区强大的夏文化势力已直接进入渭河下游地区。⑦ 渭河下游及相邻的丹江上游地区已基本为二里头三、四期文化所覆盖，该地早期的老牛坡类型已了无踪迹。⑧ 该地二里头文化遗址取代当地老牛坡类型的现象，是中原夏文化向西扩展的最直接且最具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自此开始，渭河中游及丹江上游便被纳入中原夏文化的覆盖范围，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一步步沦为从属地位。张天恩先生认为，在夏代晚期，中原二里头夏文化仍与渭河中、上游地区保持着联系，二里头文化并未因齐家文化、望鲁台——乔家堡类型的阻隔而减少或丧失对渭河上游地区的影响。
对于中原地区的南部而言，长江中游的湖北盘龙城及江汉地区目前已发现了十多个包含有明确的中原夏文化因素的二里头文化遗址⑨，这里应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最南端。夏代的盘龙城是夏王朝重要的青铜铸造中心，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深厚，反映中原二里头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深远。这里不仅是当时夏王朝设立的手工业生产基地，还应是中原夏王朝南扩的政治军事据点。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是龙山文化时期最为发达的地方文化之一，但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南扩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使该地区丧失了独立进入文明社会的机会。
考古发现也揭示，中原西部的海岱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分布着岳石文化，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晚期，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目前在安徽的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包含有夏商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但夏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综上所述，夏于中原立国后，即将其政治统治触角延至晋南，文化紧随其后也拓展到这里；以此为根据地，中原夏文化又向西拓展到关中地区。同时，中原夏文化向南推进到江汉地区，利用当地丰富的青铜资源在盘龙城建立了铸造中心。由于东夷势力的强大和文明化程度较高，中原夏文化向海岱地区和淮河下游的播散有限，可能是通过其他部族间接传播的。
2.商文化的传播态势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考古发现证明中原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也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二里岗时期到殷墟早期，既是商朝实力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商文化向外拓展的鼎盛时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郑州二里岗文化类型是典型的早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类型是典型的晚商文化。考古发现揭示，早商文化以郑洛地区为根据地，开始向晋南和冀南地区挺进。晋南地区继二里头文化之后兴起的是商文化的二里岗类型，该地区的商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基本一致⑩，与当地的二里头文化几乎没有继承关系。东下冯和垣曲南关都是在早商时期（二里岗下层时期）由二里头时期的大型聚落发展演化为有夯土城墙和城壕围绕的城。有学者认为，商文化对晋南二里头文化的取代也可能是商人从中原地区向西北迁徙的结果。(11) 在早商文化二里岗下层晚期，东下冯和垣曲商城已处于繁荣时期，商人的势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已成为晋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同时，冀南原下七垣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已归入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但若与此时早商文化向东南和南方发展的势头相比，此时向北方的拓展显然不是重点(12)，说明商人在据“有夏之居”后，已开始向东南方和南方扩张势力，并实行军事殖民。
几乎与早商二里岗下层文化向晋南扩展同步，中原早商文化也开始向东、南方挺进。在东方，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十来个商文化聚落遗址出现在山东的北部和西部(13)，且商文化因素随之东移入海岱地区的腹地。济南及其以东地区，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以济南大辛庄（3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商文化聚落群，其年代从二里岗上层早段延至殷墟期，大概是商人向山东北部的第一次殖民活动所致。鲁中、鲁南地区所发现的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可谓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居民接受，从而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14)。商文化向鲁北的扩展可至产盐的渤海岸边(15)。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聚落分布也相当密集，显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聚落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16)，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夷文化的统治区。从商文化遗址分布看，中原殷墟文化势力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至黄海之滨(17)，将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据此可以推测，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了商王朝的统治。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18)
商文化向南方的扩张也始于二里岗时期。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即早、中商时期），盘龙城的聚落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聚落遗址的规模剧增至100万平方米，还在遗址中心筑起了一座7.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并从事青铜器铸造的商代城池。(19) 盘龙城商城的青铜器、房屋建筑和城垣的筑造方法，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非常接近，表明了盘龙城商文化同中原商王朝的密切关系。(20)
从考古发现看，商王朝的统治范围及文化分布大体包括了河南全省、山东大部、山西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北西南部、湖北省长江以北地区及安徽省的西北部。商文化波及河北省中北部、陕西中西部、湖北及湖南省的北部等，面积纵横均二千余里，各地商文化特征的共性大大超过其个性，中原商文化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广阔范围内商文化面貌趋于一致的情况足以说明商王朝政治军事势力的强大，从而使商文化成为主体文化并向周围形成强劲辐射，促成中原及周边文化广泛而频繁的交流与传播。
3.周文化的传播态势
关中地区是周人的根据地。古公迁岐前，周人部族居于泾水中上游一带。从考古发现看，陕西省的泾渭地区、山西霍山以南及甘肃东部地区是西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以宗周丰、镐和岐邑周源为重点的泾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腹地，也是周文化的滋生繁衍之区，该地文化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据《史记·周本纪》载，古公迁岐后，“乃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结合周人灭商后在文化上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面貌的变化分析，古公的“贬戎狄之俗”应带来文化面貌上的巨大改变。周文化吸收了新的文化因素，这些新因素应包括其西部的羌戎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另外，周人的迅速崛起及其后以“小邦周”成功统治“大邑商”，也与其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密切相关。这一文化政策表现在考古发现上，即为在西周早、中期的关中、中原、齐鲁、燕赵及吴越等地不同代表性文化遗存共处于同一遗址中。对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滕铭予先生指出：“周人在进入丰镐地区以至建立西周王朝之后，尽管政治上实现了对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统治，但并没有以自己的文化去占领统治这些地区，反而受到了这些地区以商文化为主的其他古代文化的影响。”(21)
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看，周文化的对外拓展轨迹相对单一。西周早期，在周人新征服的地区，文化面貌表现出多元特征，这与西周王朝实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相一致。如中原地区的洛阳，是西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政治中心——成周的所在地，也是周人安置殷顽民的地方，在陶器文化上，早期同样表现出周文化与商文化因素共存的特征(22)；在北京、河北、晋南、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宁镇吴文化地区都是如此(23)。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周文化的强势态势已经形成，周文化波及大江南北、大河东西，周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同化性。加之分封制的推行，致使中原周边地区周之诸侯国众多。在考古文化面貌上，最有说服力的是西周的青铜器。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西周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体例及书写位置都高度一致。“从整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看，各区域文化之间基本保持了一致性，并在铜器器类、组合、数量及墓葬规格上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序列化。众所周知，铜器尤其是礼器在西周时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是标示正统、反映礼仪制度的物化表现形式，是等级身份的象征。铜礼器的等级序列化反映出各区域文化在政治上与周王朝的密切联系。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上下尊卑秩序借此得到了强力维护，即‘礼乐征伐白天子出’，政治的统一是得到维护的。”(24) 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是周王朝在广大区域内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表明中原周文化传播以推行王权政治和等级礼仪制度为目的。(25)
中原周文化传播态势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周早期，由于偏居西北一隅，“小邦周”统治“大邑商”的政治格局，为顺应时势稳定统治，文化政策兼容并蓄，对他族文化的吸收大于其输出；到西周中晚期，随着封侯建国政策的推行及成周的建立及周王朝势力的增强及统治范围的扩展，中原周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对外扩散态势，各地周文化呈现出明确的统一性，礼仪制度尤甚。
中原先秦文化的传播动因
关于先秦中原文化的传播动因，史料记载甚少，学界研究几为空白。依据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和考古发现，我们可将先秦中原文化的传播动因归纳为战争及民族融合、对矿产资源的追逐、封藩建卫、异族姻亲、经济贸易等数端。现择要阐述如次。
1.战争及民族融合
中原地区是先秦时期不同政权集团争权夺势的主战场，商代夏，周代商，以及春秋的诸侯争霸、战国的兼并战争，一直与先秦中原历史相伴。就文化的交流发展而言，战争摧毁城池、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毁其宗庙，迁其重器”(26)，严重地摧残了文化，破坏了社会生产；但战争又打破了文化的区域限制，促进了人员往来和民族融合，不可抑制地导致交战各方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还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文化的更新和恢弘多元化文化景观的形成。从文化发展史的视角考察，强大的中原殷商文化的形成与早、中商时期对夷狄的战争密切相关，高度统一的周文化的建立与分封诸侯及诸侯称霸、兼并战争紧密相连。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起着摧毁文化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推动着文化的传播与民族的融合，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反过来又加速了中华民族及古代中国的形成。这一论点史学家早有论述。1939年，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中指出：“历史上诸民族永远互相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或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分即复杂而不纯矣。”
战争促使文化传播的另一可信证据，即中原先秦文化的融会、激荡和作为强势文化向外扩张的进程，与历史传说中重大战争源自夏商周部族有关，并与其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轨迹几相一致。《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分别有“胤甲即位，居西河”和“帝孔甲即位居西河”的记载，可与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西进、中断老牛坡类型的继续发展并促动关中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的进程相印证。中原夏文化的东向传播也可能主要是通过各部族之间的征战实现的。据神话传说，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夏王朝势力的东向拓展与夏初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27) 相印证。中原商文化向海岱地区的拓展也与战争密不可分，其应与文献记载的武丁东伐人方而克之(28)、商末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及对东夷、徐戎、淮夷等的征伐战争相印证。夏、商文化都曾着力向晋南地区扩展，文化的拓展可能仍以武力征服为先导。东下冯遗址Ⅳ期似乎处于社会动乱时期，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明确的战争痕迹，如第五地点突然停止的手工业生产，陶窑、水井、窑洞式房屋的突然废弃共发现考古十四副乱葬人骨，这似乎是某种暴力所致。同时，垣曲商城南关遗址在二里岗下层阶段，遗址面积突然扩大，且筑起了巨大的夯土城墙（13万平方米）(29)。在早商时期，垣曲商城的暴力仍在继续，因为在一些墓葬和灰坑中发现有残断的人骨，一具人骨的胫骨和腓骨之间甚至还嵌着箭头。城垣的存在意味着防御，而暴力的证据和散乱的人骨则意味着战争。这些考古发现都为商王朝加强对晋南及晋西北的拓展并伴随着战争提供了间接证据。在此之后，二里岗期商文化便分布于整个晋南地区。另外，在西北一带常有中原商周青铜戈、镞等兵器出土，综合考虑当时这里存在数量较多、与中原王朝时叛时服的方国政权可以推测，这些方国的军事意义十分突出，很可能当时曾有大批中原军队在此屯驻。中原文化及典型遗物并非军事征服的直接结果，而极可能是伴随着军事活动的后勤保障和人口迁移的必然结果。这也构成文化传播的一道独特景观。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既是诸侯争霸、兼并的主战场，又是华夏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战争加速了各国人民的流动与文化的融会，于是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原来世居中原的华夏居民因战争流徙于江淮、海岱及北方各地，而许多蛮戎夷狄族人则迁居中原。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原文化可能是通过战争形成了它的中心地位(30)，而且这些雄踞中原的部族通过战争扩大了联合范围和统驭空间，因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使周边地区开始出现了接近中原文化的一系列文化演进过程，同时也确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中心地位。
2.追逐掠夺矿产资源
张光直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都城屡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三代历史上的主要政治资本亦即铜矿与锡矿的追求”(31)，通过铸造并拥有青铜重器来确立王权威仪和标榜华夏正统秩序。但中原地区严重缺乏自然矿产资源如铜、锡、铅、盐等，这些都是中原王朝进行青铜器制造并供养大量生产人口所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供给，早期国家的统治者很可能会将其政治军事力量延伸至周边地区，政治势力的延伸势必为文化的传播保驾护航。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
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商代的铜大概主要来自华北地区，其中包括晋南。前已述及，先秦各王朝都曾着力向晋南、长江中游地区扩展势力。陈星灿先生明确指出，商人向晋南的扩张显然和夏人向该地区扩张的目的相一致，即控制重要的自然资源。(32) 晋南属资源丰富地区，中条山有丰富的铜、铅、锡资源，其采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商代。(33) 晋南的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也已发现夏商时期冶铸青铜的考古学证据。(34) 运城的河东解盐池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盐产地。因此晋南地区夏商文化的出现及发展很可能是中原夏商人从中心地区向西北迁徙的结果，意味着早期国家可能对这一资源丰富地区实施过战略上的殖民活动，人口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的传播。
商文化遗址在晋南的消失恰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和南方的扩张相始终。商王朝在这两个地区都可以获得盐和铜资源。在东方，以济南大辛庄为中心的商文化聚落群，向北则扩展至出产盐的渤海岸边。(35) 商代晚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学证据已在沿海地区发现。(36) 因此，二里岗时期对晋南盐业的放弃，应是商王朝东扩和对沿海地区新的盐业资源实施控制的结果。这大概是商人向山东北部的第一次殖民。
上已述及，湖北盘龙城聚落遗址早在二里头时期就成为一个青铜铸造中心。在二里岗上层时期，盘龙城聚落的规模剧增，青铜器在遗址南部的作坊里进行生产(37)，表明大量的商人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涌入该地区。盘龙城大概就是商王朝为便于向这个地区扩张而建立的一个政治军事据点，目的即是控制南方的铜矿资源并把铜运回北方的都城。(38) 这个事件大概同二里岗上层时期铜岭和大冶等地发现的大量开采和冶炼铜矿石的证据相吻合，因为长江流域两个大的铜矿遗址——江西瑞昌铜岭矿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已经被商人开发利用。(39) 同时，对中原王畿地区出土青铜器所做的铅同位素分析，显示大量的青铜器都是采用南方的金属铸造的。比如，通过测定几件采自郑州和偃师出土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样品，证实矿料是从商的南土得到的。(40) 同样，对12件殷墟妇好墓所出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显示金属的来源主要是铜绿山地区。(41) 由此可知江汉地区夏商文化的出现与夏商王朝对此区铜矿资源的追逐攫取密不可分。
3.封藩建卫
文献记载，夏商周王朝都有通过分封诸侯、封邦建国以巩固统治的举动，此举直接延伸了王朝统治的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也对此提供了佐证。据《路史·国名纪》载，商王朝所封的商氏后国共81国，商世侯伯之国共56国，这些侯国遍及中原及周边地区。周代“封邦建国”、“以屏周室”的措施在历史上更留下了令人关注的浓墨重彩。如封周公子伯禽于曲阜称鲁，封吕尚于营丘称齐（都营丘，地望在今山东境内），封成王弟叔虞于唐而称晋（都城地望应在晋中南），封召公于燕（初都于今北京琉璃河古城，西周中期迁都于蓟），封“汉阳诸姬”中的曾、随等国在长江中游守土拓疆，封太伯、仲雍于宁镇、皖南建立吴国等。诸侯国封域遍及大江南北。周王朝藉此不仅封建了重要的诸侯国，而且与诸侯国还保持政治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诸如与同姓诸侯保持着宗法关系，与异姓诸侯结有婚姻关系。西周通过对宗亲姻亲的分封，空前扩大了统治疆域，在政治上形成了君臣关系或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关系，在宗法上则形成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在全国形成了以宗法为纽带的统治网络。不论从传统文献还是甲金文看，周代中期及其后，各诸侯国已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考古文化面貌的高度一致。
为维护等级关系，商周王朝制定了日趋完备的礼仪制度，使礼制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并成为整合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青铜礼器则成为国家政权、王室威仪的象征及等级关系的标志。从考古发现看，周王朝不但在分封的同姓封国实行这套礼制，而且周边的异姓封国及边缘地区也纷纷效法。礼仪制度的物化表征——周式青铜器在广大范围内的考古发现已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了周代的青铜礼器在更广阔的地区内传播的历史事实，比如在江南、两湖、四川都普遍发现了形态一致的西周青铜礼器，表明当时各区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政治思想内涵、等级观念等，都与中原商周王朝的礼制文化基本一致。
4.移民
迁移是人类延伸活动范围、传播文化的另一主要方式。迁移不仅使传播主体——人实现了跨区域流动，且推动其自身文化的跨区域传播。这种文化传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原先秦文化作为主导文化向四周扩散，其二是周围的地方文化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其最终结果都使中原文化得以播散。
前已述及，商王朝为追逐矿产资源曾将其政治势力向晋南、长江中游地区扩展，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政治军事中心如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及湖北盘龙城等。政治势力的扩张和政治中心的建立，势必要派出王室成员到这些地区进行统治管理以加强对铜矿的控制，从中原地区移民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随着长江流域逐渐被商周王朝所控制，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曾经在长江中游临近铜矿的地方发现，上面还有王室成员的名字，这即可为此论点提供论据支撑。(42)
西周的封邦建国也伴随着大量的移民活动，大批中原华夏居民因之徙居各地，从而直接促动了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据《左传》载，鲁公伯禽受封时，朝廷“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揖其分族，将其类醜，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师，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43)。由此可知，鲁国建立时，不仅从中原地区迁移了一大批民人，包括一些巫祝史官和手工业技术工人，而且还带去了一批器物、书籍。鲁国的建立促进了中原商周文化在海岱地区的传播。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故城(44)（山东曲阜）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及发掘，发现乙组墓表现了中原地区周文化的特征，属周人墓；而甲组墓则与殷墟的商人墓作风相似，“这些墓的墓主很可能是分给鲁公的殷民六族中的人”(45)。由于鲁国的封建，使殷遗民、周人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同生活于东方。齐国的建立也是如此。再者，“鲁公伯禽之初受封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46) 此条史料生动地反映了以宗周、成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因鲁国的建立开始对齐鲁地区的原住民产生影响。可见，西周诸侯国的建立不仅将各地置于周人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还对当地人民的传统文化、习俗、礼仪制度实行变革并借此推行周朝的礼仪制度。
周兴商亡，迫使一部分商人逃往四方，政局的大动荡引发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迁徙。近年来，在山东、山西、河北、辽宁、陕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先后发现很多晚商青铜器，一些青铜礼器上所铸刻的族徽铭文也曾在殷墟青铜器上出现过，这些青铜器有可能是殷遗民的遗物。这些离开原居地的中原人迁居异地后，他们所承载的中原文化势必对异地文化有所影响。那些被分赐在齐、鲁等诸侯国以及逃往四方的中原殷人，在与各地土著民族的交往中，用他们所带去的先进的中原文化为促进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47)
5.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文化活动。因为经贸活动是双方或多方的，随着经济活动的进行，商品及其他物资得以流通，社会信息也藉此流传。先秦中原地区先进的社会生产决定中原地区成为先进的经贸区，各地商品进入中原贸易时，负载着各地的社会文化信息，而中原地区的文化信息也随着商品交换扩散到周边各地。
现代考古发现已证实先秦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商业贸易的存在。偃师二里头的贵族墓葬中出现了可能来自印度洋的黄宝螺或金环宝螺(48)，某些具有中亚特征的器物和纹饰也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中(49)，说明夏代奢侈品的长距离贸易交换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得到发展。在殷墟墓葬中，普遍发现用贝随葬。殷代铜器铭文中有“易（赐）贝”、“商（赏）贝”的记载，甲骨文中也有“易贝”之说。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殷代饕餮纹铜鼎，腹内铭文为一人荷贝立于舟中，这是商人携贝乘船外出贸易的生动写照。(50) 这些发现说明，长期以来被视作装饰品的贝，在商代已被当作货币使用，具有价值尺度并象征着财富。众所周知商代中原的贝是从东南及南方沿海地区输入的。除贝之外，用于占卜的龟版以及辽宁岫岩玉、新疆和阗玉、黄金等，都是中原地区通过与远方的贸易得来的。这种经贸活动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更趋活跃，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影响更加深入，学术界对此已有充分论述，此不赘述。
6.婚姻
婚姻是促进民族融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因之一。先秦时期中原各王朝通过与异族方国或臣属方国间的政治联姻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和亲，都有力促进了民族融和与文化传播。
从文献记载及历史传说看，夏商周中原地区的王室贵族都采用政治联姻以实现宗亲与姻亲两大亲属集团社会力量的整合，并通过由此产生的有效的凝聚力追求更高的政治目的，扩大政治势力和统治范围。有关夏商王室贵族婚姻的确切记载较少。有案可查者有夏末王桀娶妻东方有施族的妹喜，商汤与位居海岱地区的有莘国联姻，并以此得到了伊尹。有关殷商王朝与异族方国间或臣属各族氏方国的政治联姻，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如“取女”、“取干女”、“其取后女”、“取信女”、“取义女”、“呼取女”、“呼取女于婪”、“呼取郑女子”。殷商王朝不仅娶女于别族，也将王族女子外嫁。《易·泰卦》云：“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和戎狄夷蛮长期杂居相处，互相交流，逐渐融合，通婚即对各族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载，春秋时期的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公子重耳“奔狄”时所娶的季隗、赵衰所娶的叔隗等，也都是异族女子(51)。同时，晋国也嫁女予戎狄，如“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52)。此外，楚国、吴国与中原各国也有婚姻关系，甚至周襄王还曾“以其（狄人）女为后”(53)。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又是促成融合的主要条件。通婚及血缘的混合成为春秋战国时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春秋时期近三百年间华夏与夷狄蛮戎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不仅为我国古代民族史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也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播散写下了新的篇章，并决定着汉族形成后中原文化的传播模式。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先秦时期中原王朝通过与异族方国间或臣属族氏方国间的政治联姻，打破了封闭的地缘空间的阻隔，促进了族与族间、方国与方国间的交往联络和人口流动，对于社会新秩序的调整、推进礼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具有深层政治动因，而且通婚也已成为当时羁縻和实施国家统治的重要政治手段，将中原婚姻礼俗传至四方。
小结
先秦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传播影响广泛而深刻，不同地区文化因素的承继与变化丰富多彩、气象万千。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先秦时期不同地域文明的形成均有中原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原文化的传播在周围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示了中原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夏商周中原文化不但影响了周围地区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中原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的逐步融合，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战国以后，“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54)。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于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地位及维护国家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本文以考古发现辅以历史文献对先秦中原文化进行较深入的系统研究，既有助于廓清中国古代各区域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及古代文明的多姿多彩，有助于追溯统一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先秦各王朝政治地理的探究也可提供某些启迪。
注释：
① 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②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考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 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⑤ 李维明：《再议东下冯类型》，《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⑥(11)(32)(36)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⑦ 张天恩：《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年第3期）指出，在陕西东部地区，发现八处二里头文化遗存，而西部地区则仅发现零星的二里头类型的陶器，这些现象说明陕西东部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西部边缘。
⑧ 张天恩：《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年第3期；杨亚长：《陕西夏时期考古的新进展》，《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五期，2000年6月版。
⑨(19)(37) 黄石市博物馆：《大冶古文化遗址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湖北省博物馆等：《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载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 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1页。
(13) 张学海：《论四十年来山东先秦考古的基本收获》，《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 高广仁：《海岱区的商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15)(35) 徐基：《商文化大辛庄类型初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徐基：《济南大辛庄商代文化遗存的再认识》，载《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据报道，在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为东夷土著。
(17) 山东博物馆：《山东苏埠屯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18) 据报道，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出土器物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此可证晚商、周文化向此地的拓展。
(20)(38) 陈朝云：《盘龙城与早商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21) 滕铭予：《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2) 叶万松等：《中原地区西周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1986年第12期；张剑：《河南洛阳西周墓葬陶器初探》，《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23)(24) 徐良高：《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6、256页。
(25) 陈朝云：《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26) 《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
(27) 《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中华书局点校本。
(28) 据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考证，殷商时期的人方位于淮河流域。
(29) 王睿：《垣曲商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8年第8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1991～1992年山西垣曲商城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2期。
(30) 韩建业：《中国上古时代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兼论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1) 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8页。
(33) 李延祥：《中条山古铜矿遗址的初步考察研究》，《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34) 铸铜遗迹在东下冯商城遗址中出现于Ⅲ—Ⅴ期（相当于二里头Ⅲ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除了墓葬中出土一件铜爵外，所有的铜器都是小件工具和武器，包括凿、刀、箭头等等。东下冯的青铜工具组合与江西铜岭商代铜矿遗址所出工具基本一致（包括斧、凿、锛、钺等），这说明东下冯的青铜工具很可能是为采矿而制。
(39) 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夏鼐、殷伟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40) 金正耀等：《中国两河流域青铜文明之间的联系》，载《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41) 金正耀等：《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载《科技史论文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2) 后德俊：《商王朝势力的南下与江南古铜矿》，《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4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37页。
(4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古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45) 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及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46)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47)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8) 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49)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载《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50)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1)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52) 《左传》宣公十五年。
(53)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54)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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