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到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克劳论文,话语论文,墨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1－0102－06
领导权理论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历史观念。“历史拥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它像自然进程一样起作用，它向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的探索的眼光展示自己的秘密。”① 拉克劳、墨菲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植根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历史哲学，认为社会历史的演变具有客观规律，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还有一种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观念不同的理论，突破了社会客观性的逻辑，打破了历史必然性的教条，显示了主体性而非客观性的作用，体现了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逻辑，这种非主流的思想，就是领导权理论。“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的偶然作用的角色。”②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墨菲考察了领导权概念的谱系，包括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索列尔、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陶里亚蒂等人的众多理论。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列宁、葛兰西对领导权理论作出了最大贡献。列宁主张的是政治领导权，葛兰西主张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他们则从列宁的政治领导权、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走向话语领导权，完成了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领导权’范畴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起点”③，通过领导权理论展现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
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体现了随机性、偶然性、非法定性的后现代的社会历史观，彻底告别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也彻底告别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从而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一、列宁：政治领导权
在拉克劳、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将历史视为一个客观的自然的过程，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历史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这样的观念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更成为僵化的教条。拉克劳、墨菲认为正是从列宁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打开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缺口，赋予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展现了偶然性的逻辑。“由于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需要政治思考的新形式，它（领导权）成了列宁主义的拱心石。最终，在葛兰西那里，这一术语需要超出战术和策略性运用的新的中心性类型，‘领导权’成为理解具体社会形式中统一的关键性概念。然而，这一术语的每一次扩展都伴随着我们暂时称为‘偶然性的逻辑’的事物的扩展。”④ 拉克劳、墨菲将列宁的领导权理论视为政治领导权，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视为意识形态领导权。
按照拉克劳、墨菲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先打破了作为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缺口，超越经济主义、超越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政治领导权的理论，展示了一种偶然性的逻辑，凸显了政治斗争的优先性。“列宁主义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列宁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这种观念的背景是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解为一个帝国主义链条，这一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在此环节中革命性的断裂是可能的）并不必然地与那种在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它的最高点的环节正相重合。这种情况下，为经济主义的观念所预见的该阶段的普遍必然性大受质疑。”⑤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相信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走向经济主义的决定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生产力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才会必然出现。拉克劳、墨菲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这种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僵化的观点。按照列宁主义，“如果各阶级间的力量关系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更进一步，如果它不是单一矛盾的产物，而是一个国家干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各种作用的多元决定的结果，那么，必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一个先验地决定矛盾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解决的基本原理。它的结果本质上将取决于政治斗争。”⑥ 革命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并不是生产力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的产物，而是取决于政治斗争，这样在列宁那里历史必然性的链条被打破了，“导致了对政治优先性的进一步确定”。⑦
列宁打开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的缺口，提出了政治领导权理论，认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在革命时期具有领导权的作用，它通过领导权将各种大众力量接合起来，形成反对旧政权的阶级联盟。阶级联盟正是列宁所构想的领导权形式。列宁通过赋予领导权以优先性，也就是赋予政治以优先性，通过领导权打破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领导权的任务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策略的中心，因为它们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条件有密切联系，对于列宁来说，世界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事实，还是政治事实：它是资本主义链条上的环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观点看，破裂点不是表现在那些最发达的道路上，而是积累了大量矛盾的地方，在那里最大量的对抗倾向——在正统的观点看来，它们属于不同时期——出现于正在破裂的统一体之中。然而，这意味着革命的过程只能被理解为不同要素的政治连接，……不存在没有领导权的革命。”⑧
按照拉克劳、墨菲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首先它打破了历史必然性的僵化观念，展示了一种偶然性的逻辑，并非必然规律决定历史的每一个情势。其次，它打破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经济主义观念，赋予政治以优先性，革命并非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斗争，领导权就是一种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其三，它也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各阶级产间的力量关系并非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社会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在“阶级利益”的概念之下，因此可以有无产阶级领导权下的各阶级联盟。
二、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
拉克劳、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理论发展的第二时期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不仅是承袭了列宁主义的某种思想，而且超越了列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理论。“葛兰西既代表了列宁主义的连续性同时又代表与列宁主义的脱节。连续性，是因为他扩展了列宁的如下直观：历史并不按一个简单逻辑进行，每一接合和断裂取决于革命主体的政治干预；但也有脱节，因为他并没有把政治的优先性限于革命的紧急关头，而使之成为包括稳定期在内的每一社会形势之下的接合性原则。”⑨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进一步打破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简单逻辑，赋予政治领导权的优先性地位，这一点与列宁主义具有连续性。但列宁只是把领导权的政治优先性局限于危机时期的革命关头，而葛兰西则将其视为社会的一般原则，并非只是危机时期才存在领导权的政治优先性，这种政治优先性是社会的构成原则，这就是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超越列宁的地方。
根据拉克劳、墨菲的分析，葛兰西1926年在《南方问题笔记》中第一次使用领导权概念，当时还是属于严格的列宁主义。他认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应当吸收其他的阶层，这种思想同列宁的“阶级联盟”是相一致的，预先构造了适合阶级联盟概念的阶层利益，这时他使用的领导权还只是政治意义上的领导权。葛兰西后来从政治的领导权转换为道德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换，是一种全新的领导权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广义的领导权包括了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⑩ 狭义的领导权是社会集团所行使的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精神、道德）上的领导权，葛兰西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在狭义上使用领导权这个概念的。而转换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葛兰西对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的重大突破。“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因为，鉴于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根据葛兰西的观点，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了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所有这些形成的概念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置换作用”。(11)
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相比较，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转换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由此引发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置换。“第一个是他的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概念。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代表的‘观念体系’或‘错误意识’，它是有机的、关系的整体，具体化于制度和机构之中，它围绕着许多基本的连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这排除了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式的阅读。”(12) 其二，“结束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对葛兰西来说，政治主体严格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同样，领导权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13) 简而言之，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是历史集团的集体意志，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并不代表纯粹阶级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它通过并不具有任何必然阶级属性的要素连接而成。因此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必然具有阶级性，而是历史集团的合成的集体意志，从而不同于列宁政治领导权理论中的阶级属性，以历史集团的集体意志的领导权取代了列宁的阶级联盟的领导权。
从拉克劳、墨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葛兰西从以下两个方面超越了列宁，发展了领导权理论。首先，葛兰西把领导权的政治优先性问题作为社会的一般原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的领导权问题，而列宁只是强调危机时期的革命关头时的领导权的政治优先性。这意味着在列宁那里，只有危机时期的革命关头时，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历史必然才被政治领导权的偶然性逻辑所取代，领导权的偶然性逻辑打开了历史必然性的缺口。而在葛兰西那里，不只是危机时期而是在整个社会过程中，领导权的政治优先性都可以作为一般构成性原则而存在，从而进一步解构了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其次，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置换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这是领导权理论的最重要的突破。它淡化了领导权的阶级属性，使得葛兰西能以“历史集团”的“集体意志”的合成概念取代列宁的“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从而进一步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对葛兰西而言，霸权（领导权）不再被构想为对预先构成的主体所施加的纯粹的政治领导，而是构想为‘政治的、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正是通过这一领导形式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这些主体将表达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产生了工人阶级对一系列相应于那些严格讲来并非是阶级矛盾的各种矛盾而生出的民主的大众的要求进行的接合之中。”(14) 通过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理论，葛兰西形成了不必然具有阶级属性的“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的概念，更进一步地脱离了阶级还原论。
三、拉克劳、墨菲：走向话语领导权
拉克劳、墨菲认为，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第一个缺口，肯定了政治优先性，但是仍然固持着经济主义的话语；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进一步摆脱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他们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作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明确指出：“只有葛兰西——其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的著述——这个孤立的例子，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他的著述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15) 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当代的“新葛兰西主义”，可以说，没有葛兰西就没有拉克劳、墨菲的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后马克思主义。但是，就像葛兰西超越了列宁那样，拉克劳、墨菲也是在超越葛兰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领导权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领导权理论，即话语领导权。
拉克劳、墨菲认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虽然具有脱离阶级还原论的倾向，具有脱离经济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脱离还是不彻底的，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与阶级性、经济主义还是若即若离的。“（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机构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16)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并没有完全摆脱阶级性，尽管历史集团是多样性的力量的组合，集体意志是多样性的意识的接合，但是其核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可以将其他各种意识接合为总体的集体意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单一的领导权中心，这个中心的基础最终还是归结为经济决定。因此，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还没彻底摆脱阶级论和经济主义决定论，还存在着这两种本质主义的残余，而他们的全新的领导权理论就是要彻底摆脱阶级论和经济主义。他们1981年在《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一文中就提出“走向新的领导权概念”，并在1985年出版的著名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详尽地阐发了一种新的话语领导权理论。
拉克劳、墨菲在列宁和葛兰西的基础上，走向一种新的话语领导权理论，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现在我们已达到前此提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之处了。这在于艰难地得出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由列宁开创、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同一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形而上的科学形式决裂。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必须被承认和接受。”(17) 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既传承了列宁、葛兰西的某些思想，更是对二者的超越。这种新的话语领导权理论彻底与客观主义、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的传统观念决裂，彻底与历史必然性、经济主义及阶级观念决裂。
拉克劳、墨菲认为，自1968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诸多新矛盾迅速地暴露出来，它要求一种比列宁、葛兰西的阐述更进一步的方式来发展领导权的理论。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晚期变得越发突出而且在随后时间里扩展并获得它自己的动力的诸种对抗，展现出了新的和独特的性质。这些新的政治主体，包括妇女、学生、年轻人、种族的、性的和地区性少数派以及各种反体制和生态斗争，不能仅仅定位于生产关系之层次，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已经理解这种阶级矛盾之外的矛盾的重要性。“这些新的主体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敌人不是由剥削的功能来界定，而是由某些权力的行使来界定。而且这一权力也不是从生产关系的一个地位获得，而是具有该社会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这一社会诚然是资本主义的，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之特征；它也是性别歧视主义的和父权制的，更不必说种族主义者了。”(18)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通过新的领导权理论来理解。新社会运动的新对抗形式不能仅仅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解释，不能仅仅从阶级理论来解释，因此，拉克劳、墨菲的新的领导权理论要彻底摆脱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彻底摆脱经济主义的思想，彻底摆脱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
领导权在列宁主义那里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进一步说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通过先锋队领导权建立起阶级联盟来取得政权，达到革命的胜利；这种领导权是政治上的领导权。葛兰西的领导权是历史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文化的、精神的、道德）的领导权，通过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阵地战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还是在阶级的平台上构建的。拉克劳、墨菲继承了列宁、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传统，走向一种新的领导权的概念，提出了话语领导权的理论。话语领导权是完全摆脱了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完全摆脱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概念是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话语理论承袭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认为话语不单纯是语言学上的言语，话语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一种关系系统。在拉克劳、墨菲那里，社会是话语的世界，是通过话语连接的实践活动，社会与话语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话语是由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没有社会就没有话语。另一方面，社会又是话语的连接实践所构成的，“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19) 从这个角度说，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他们认为由话语建构起来的社会是异质性的、开放性的、偶然性的、非决定性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规律，也没有历史必然性。正因为社会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以拉克劳、墨菲极力主张话语领导权，将其视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策略，认定社会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获得认同。话语领导权的实现是偶然性的、不确定性的、非本质性的、开放性的话语连接过程，这就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
同时，话语领导权理论也彻底摆脱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在话语领导权中，对某种话语的认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社会主义者是对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女权主义者是对女权主义话语的认同，生态主义者是对生态主义话语的认同。拉克劳、墨菲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否认了由客观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他们所讲的主体身份是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主体身份并非由社会客观决定的，而是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形成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随着话语认同的变化，身份也会变化。由话语所决定的身份是多元的、暂时的、相对的，不同身份之间的边界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话语连接的变化而不断地革新、不断地流动。这种话语的领导权完全摆脱了阶级的观念。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取代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残留着阶级性的本质主义因素，而话语领导权不具有任何阶级性的内涵，不可能还原到经济基础、阶级基础，不与阶级性相关联，彻底告别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从而完全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领导权理论。
收稿日期：2009－10－10
注释：
①⑤⑥⑦⑨(14)(17)(18) 拉克劳、墨菲：《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收入《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4、54、5、52、58－59、58、65、61页。
②(19)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3页、第2版序第5页。
③④⑧(11)(12)(13)(15)(16)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0，1－2、64、72、72－73、72－73、73、3、156页。
⑩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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