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理论演进与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2;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01-08 一、引言 宏观经济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国民产出(或GDP)和价格水平。其中，国民产出有两个定义方程：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定义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即GDP=C+I+G+(X-M)；从总供给的角度来定义是消费、私人储蓄和政府净税收之和，即GDP=C+S+T。这两个定义方程构成了国民产出的恒等式：C+I+G+(X-M)=C+S+T。自从市场经济出现以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就产生了。供给和需求原理在阿弗里德·马歇尔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问世之后，就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现代意义上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 马歇尔(2008)指出，当在最一般的形态上研究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时，假定需求和供给自由地运行，经济主体都是自由交易和自由竞争。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摆动很少像只用一条线垂悬的石块的摆动那样有节奏。需求表和供给表并非长期保持不变，而是不断地改变。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并不总是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中推导出的理论进行的。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作用，经济的运行总是不断地出现周期性波动并且难以预料，正如保罗·萨缪尔森等指出的那样：恐怕没有人能够预见，在何时何地，无情的经济周期再度向我们发起攻击(萨缪尔森等，2008)[623]。 在现实经济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宏观经济都会不断地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宏观经济因此难以实现或保持长期均衡。克鲁格曼等(2013)[379-380]将(总)供给冲击分为正向供给冲击和负向供给冲击，正向供给冲击导致产出水平上升、价格水平下降，负向供给冲击则导致产出水平下降、价格水平上升；(总)需求冲击是指总需求变动的事件，需求冲击也分为正向需求冲击和负向需求冲击，前者导致产出水平提高、价格水平上升，后者则导致产出水平降低、价格水平下降。 按照供给学派的理论，供给管理是影响总供给或潜在产出的各种政策措施(萨缪尔森等，2008)[658]。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需求管理则是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水平(萨缪尔森等，2013)[583]。本文通过梳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理论演进，并且结合相关案例解读这些理论，旨在说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在不同经济环境中的成功与失策。 二、供给管理理论的演进 1.古典经济学派推崇“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说，古典学派的理论是哺育我们所有这些人的(凯恩斯，2011)[102]。因此，古典学派的理论从来没有离开那些关注经济和经济理论的人们的视野。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持久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出现的(萨缪尔森等，2008)[600]，这是因为价格机制具有很强的自我矫正和自动调节的力量，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的灵活性，当总需求发生变化之后，所有的价格和成本都会迅速得到调整，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保证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而不会影响产出水平。 古典经济学家“不可能出现持久的生产过剩”的理论思想，体现在“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中。凯恩斯(2011)[13]指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意思是：不论产量和就业量的水平如何，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萨伊在《写给马尔萨斯的信》(1821年)一文中这样说明自己的主张：任何产品供给增加都会降低其价格，从而就会刺激需求，结果全部商品就会售出。在自由市场上永远不可能有“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问题，因为价格总是可以下降直到市场出清为止；这样，无论企业生产多少产品，人们都有能力购买。 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赞成萨伊的上述观点。例如，李嘉图忠实地遵循萨伊定律，并在国会中反对在1819年经济萧条期间用于公共工程上的财政支出。萨伊之所以认为不可能存在生产过剩，是因为“创造一种没有需求的东西就是创造一种无价值的东西，这就不是生产。一种东西自从具备价值那一刻起，生产者就能够想方设法把它换成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罗斯巴德，2012)[72-73]。今天看来，在萨伊的这一观点中包含着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应该生产有价值的、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 对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相信经济依靠“自我管理”就能够良好运行，而不需要政府干预。自由放任学说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既是自由市场的信仰者，也是政府干预的批判者。“看不见的手”就是亚当·斯密对自由放任学说的经典表述。不少古典经济学家对待政府税收的立场是其自由放任思想的具体体现。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德·特拉西在其一直以手稿的形式保存而未经发表的《评论》一书中称，政府税收“总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且必然用于浪费的、非生产性的开支”。所有政府开支充其量是一种无可避免之灾祸(罗斯巴德，2012)[7]；在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等著述中，也经常把经济衰退和萧条归咎于政府税收。 尽管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处的时代相比，21世纪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理论也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但是，正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十七版的“告别辞”中指出的那样：21世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20世纪60年代乃至更早30年代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增长、稳定和分配，也正是昨天所担心的三大问题。与市场化脚步紧密相伴的一个现象是，人们对于更小的政府、更少的干预和更低的税收的普遍的呼声(萨缪尔森等，2004)[606-607]。 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研究而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不断探索之后，最终确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市场的确是经济繁荣的引擎，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目标是，更好地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避免这两只“手”各自的局限性。 2.供给学派与新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 在供给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颇具影响又极具争议的当属供给学派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兴起的经济社会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的“停滞+膨胀”——滞胀。尤其是1973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农作物歉收、海洋环境转变、世界商品市场大规模投机交易、外汇市场剧烈波动、石油价格猛涨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向冲击。其中，能源价格的变化在负向供给冲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石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桶3.5美元涨至1976年的每桶10美元，1980年又猛涨至39美元。面对经济滞胀的局面，正统经济学陷入了难以解释滞胀成因的困境。于是，供给学派经济学走到了前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需求方面，往往分散了对经济主要问题的注意，也就是高税率降低了人们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热情。凯恩斯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周期和需求的短期刺激作用，而忽略了税率和激励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因此，要解决滞胀问题，需要的不是需求刺激而是供给刺激，这就需要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进行供给管理。 供给学派减税的主张对1981年美国《经济复兴税法案》的通过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法案是里根政府提出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大幅度削减的一揽子税收方案。1981年减税刚刚付诸实施之后，美国经济就开始扩张，经济衰退也宣告结束，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和1981年的高位迅速下降。供给学派经济学供给管理的主张以及里根政府的税收政策成功地刺激了当时的美国经济(凯斯等，2003)[291-292]。 尽管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措施对经济复苏起了显著的作用，但“里根的税制改革对泡沫经济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宫崎义一，2000)。与此同时，大幅度减税导致政府的财源严重不足。为了弥补政府的财源就大量发行国债，而国债的大量发行，促使市场利率急剧上升，1981年年中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超过19％(竹内宏，1999)[45]。其结果是，美国的高利率吸引各国更多地持有美元，进而促使美元进一步升值，1979-1985年初美元升值高达80％。美元升值导致美国的净出口在1980-1986年下降了1580亿美元，相当于1983年GDP的3％。这种贸易冲击导致了美国经济50年来最为深刻的衰退(萨缪尔森等，2004)[514]。 让美国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和通货膨胀率降低，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减税的供给管理，但是，经济复苏是否可以完全归功于供给管理的减税呢?有些研究结果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结论：在政府的减税发挥作用的同时，美联储增加了货币供给(1981-1982年的货币供给大约扩张了20％)使利率下降(1980年3个月的国库券利率平均为14％，1983年降至8.6％)。供给学派关于减税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在1982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1983-1992年的政府债务增加了2万亿美元。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方案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的中期，因此，使通货膨胀降低的是衰退，而不是供给政策(凯斯等，2003)[292]。 早在2009年，贾康先生针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着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双重压力，以及某些领域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提出需要实施“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建议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实施“有保有压”的方略实现供需平衡(贾康，2009)。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中国)新供给学派诞生的前奏。2011年初，贾康等七位中国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研究如何从供给端入手推动经济改革，并且提出了“供给侧”概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此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2013年)和《中国关键：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2014年)两本著作奠定了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新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虽然萨伊的论证远非完美，但其生产(供给)产品会引发后期需求的思想，启发了经济学研究中供给和需求决定市场容量的思考(贾康等，201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中央的这些决策可以认为是对新供给学派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的认可。 3.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 在供给冲击对产出影响的问题上，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的作用。该理论最初由芬尼·基德兰德和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提出，他们认为，对技术、投资、劳动的供给冲击使经济的潜在产出发生变化，这些供给冲击通过总供给的波动转化为实际产出，完全不受总需求的影响；供给冲击(而不是需求冲击)也是导致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如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冲击以及能源价格上升的冲击导致宏观经济呈现出周期波动。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许多事件往往无独有偶。近几年世界石油价格又一次出现了剧烈波动，但与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不同，是石油价格下跌，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一次剧烈的负向供给冲击。在2014年10月之前的较长时期内，世界石油价格的走势一直比较平稳，平均每桶为110美元左右；此后石油价格开始下跌，截至2016年2月初，石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35美元左右。供给过剩(或生产过剩、产能过剩，下同)是石油价格暴跌的最主要根源。石油价格的暴跌首先殃及了像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这些石油出口大国。石油价格暴跌造成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锐减，经济极度低迷和衰退。对石油对外依赖度很高的中国经济而言，石油价格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因此，石油价格的降低虽然对石油消费者有正面影响，但对于那些石油生产企业来说，当国内油田的开采成本长期高于国际油价时，这些企业就势必出现亏损。现实情况是，亏损严重的油田已经开始关闭部分油井(如胜利油田等)，目的在于使其亏损最小化。同时，对于那些在石油生产国投资设厂的中国企业，当这些国家因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其货币大幅贬值的时候，中国企业的生产将遭遇困境。卢布的大幅贬值，致使在俄罗斯投资的中国企业收益锐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 以上分析的是负向供给冲击的案例，而正向供给冲击也不乏其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时期。1991-2001年的十年间，美国通货膨胀率从1981年的大于5％降至不足2％，整个工业世界也分享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63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通货膨胀率的中位数从1985-1994年的年均7％降至1995-1999年的年均3％，平均通货膨胀率更是从83％降至仅仅8.3％；在63个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了(切凯蒂，2007)[547-548]。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主要源于供给的变化，而这一时期供给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进步功不可没。信息技术能够迅速传递生产过程的信息，使生产过程各阶段的存货显著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2002年初，存货与销售量的比例下降了一半。例如，现代化的汽车组装厂仅需要留有几个小时生产的原部件，其余所需原部件会按照组装厂的指令准时送达组装岗位；像沃尔玛这样的超级市场，仅需存有一至两天可供销售的商品量。 4.长期供给过剩对微观和宏观经济的危害 如果某个或某些行业供给过剩状况并不严重，或者只是短期内的供给过剩，那么，市场的一系列内在调节机制将使过多的供给消失，总供给和总需求将趋向均衡状态。但是，如果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供给过剩，在微观经济领域，企业会因供给过剩导致其收益率下降甚至严重亏损，从而丧失生产经营的活力，最终将出现“马鞭产业”①。在宏观经济领域，严重的供给过剩将导致“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2009)[66]将增长型衰退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足以赶上该经济体产能的扩张，于是机器设备大量闲置，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日本在1991年之后就经历了长达10年的增长型衰退。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由于某些产业的供给过剩或者过度发展，不仅出现了“马鞭产业”，而且在近几年经济减速中也显现出增长型衰退趋势。例如，社会对住房的刚性需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房价的持续上涨等多种因素叠加，诱导住房投资的激增，最终使住房供给过剩；而伴随着房价持续上涨的市场过热，资源也从收益率相对较低但需要发展的产业流入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房地产，以至于使那些需要发展的产业的经营状况陷于困境(刘秀光，2013)。 当供给过剩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出现比增长型衰退更为严重的社会恐慌。如在19世纪，美国曾经掀起了狂热的投资(投机)浪潮，其结果是铁路过度修建、土地价格畸高，企业因债务负担过多过重而破产，进一步是银行坏账激增，出现挤兑风潮和银行危机，进而导致国民产出和价格水平在经济的恐慌中急剧下跌。这一幕被保罗·萨缪尔森归纳为(凯恩斯所称的)“动物精神”取代理性投资而发挥作用所带来的早期资本主义的恐慌(萨缪尔森等，2013)[393]。 供给学派的重要成员乔治·吉尔德在其名著《财富与贫困》(1985年)一书中，解释了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多方面原因：生产过剩是“劣等货”的过剩；货物过剩的深刻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由于缺乏创造性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引起的需求；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当市场充塞着旧的商品时消费者的需求会下降。尽管对于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主张多有批评和非议(萨缪尔森等，2008)[610]，但是，乔治·吉尔德的解释中包含的真理性值得肯定。比如说，当某些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时，这些“劣等货”不仅一定是过剩的，而且必然遭遇被消费者弃之不购的下场。2008年揭露出“三鹿”奶粉事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公众对国产奶粉质量的指责和怀疑之声四起。这说明，产品的良好口碑和信誉、产品的创新与质量，才是所有生产者和它们的产品立足市场之本。 三、需求管理理论的演进 1.刺激需求是摆脱经济衰退和萧条的处方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在需求方向的研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偏重于需求管理。这种需求管理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确实起了积极作用，曾经使许多国家的经济从萧条走向了繁荣。例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联邦政府仅在公共工程上的支出就高达180亿美元，堪称美国政府最宏大、最成功的经济救济计划。美国联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购买支出增加了400％，被认为对结束当时的经济萧条起了重要作用。 “凯恩斯革命”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提出了解决经济周期中严重供给过剩问题的对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萨伊定律，批判了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学说。他认为，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足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必须辅之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凯恩斯用“挖窟窿”的办法说明其需求管理理论：财政部把钞票塞满旧瓶子，埋在废弃不用的煤矿，然后用城市垃圾填平矿井，同时让私人企业再把钞票挖出来。这样，则不再有更多失业的存在，并且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比现在多出更多(凯恩斯，2011)[76]。 “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构建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框架经历了许多挑战和修补，尤其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质疑政府积极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观点，甚至有人宣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没有任何作用。这一时期，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掀起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的思潮，一些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向人们传播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观点。代表性的经济学流派主要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但是，萨缪尔森(2008)[404]依然认为，(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仍然不失为一种解释经济周期现象的最好方法。 2.需求管理的政策并非总是有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确信，只要经济中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扩大总需求就会增加产出和就业。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当实际产出越来越接近潜在产出时，扩大总需求将带来价格水平的上涨；当实际产出达到甚至超过潜在产出时，扩大总需求的结果就只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不会有产出和就业的增加。 说明需求管理政策并不总是有效的典型案例是日本政府实施的需求管理政策。日本经济1993-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4％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水平。为了提振经济，日本政府实施了数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仅在1992-1994年就有11万亿、13万亿和15万亿日元财政支出持续投向豪华公馆、政府办公大厦等。然而，这些过分完备、有的甚至使用价值并不大的设施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率(竹内宏，1999)[99]。就投资的数量而言，日本政府的社会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相当于美国的3倍之多，但其却被认为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重要原因。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中央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下调利率，意在刺激投资和消费。至1999年冬季，最终将目标利率(通常是隔夜拆借利率)降至零，然而经济仍然陷于泥沼之中。对此，克鲁格曼(2009)[66]认为，日本跌入了可怕的“流动性陷阱”。进入21世纪，日本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不过，降低利率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堵塞以后，这种需求管理的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日本政府这些需求管理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日本经济，即使将名义利率降为零甚至是负利率，也难以使总需求回升而摆脱通货紧缩的纠缠，这的确是需求管理者的梦魇。 四、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互配合 1.宏观调控需要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配合 萨缪尔森(2008)[363-364]指出，在宏观经济学得以发展之前，各国经济就像没有舵的船一样在宏观经济潮流中随波逐流；现在，可以运用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税收)和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通过管理货币供给量来影响利率和贷款条件)来掌握经济的航向。政府支出和税收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有供给管理又有需求管理，可见，萨缪尔森表达的意思是：“掌握经济的航向”需要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互配合。 凯恩斯建立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但实际上凯恩斯经济模型是将总需求和总供给两者结合在一起，用总供求的均衡来分析国民产出或国民收入的决定。萨缪尔森也称，上帝给我们的是一双眼，既注视需求又注视供给。(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家尽管被冠以“供给”，同时也力主供给管理，但他们仍然强调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贾康等，2014)。 从经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在历史上的经济活动还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互配合都是存在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物资贫乏，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供给管理就是古代的宏观调控手段；而由于物资贫乏，古代需求管理的重点就是抑制需求(苏剑，2016)。现代市场经济中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互配合的成功案例也不胜枚举。例如，自1975年以来，整个东亚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6％，获得如此高的增长率，是因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所有要素都被全面激发了；其中，非常高的储蓄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大幅度提高人均物质资本量(克鲁格曼等，2013)[351-352]。可见，“东亚经济奇迹”是供给(储蓄)管理和需求(投资)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的步伐进入21世纪，当2002年夏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率普遍较低时，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管理)，政府也实施减税和财政预算赤字政策(供给管理)，这些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的相互配合，让全球经济在2003年度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促使各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在国内、国际两方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6年)，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有机配合，而且同时加大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的力度，旨在使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总供给方面，2016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而“减税降费”的重要环节是“营业税改增值税”，预计该项改革2016年将减轻企业税负多达5000多亿元；在总需求方面，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包括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开工20项重大水利工程等。 2.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配合的难点 一般地说，政府通常是通过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配合，“双管齐下”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的。但是，为什么有了这种堪称完美的政策配合，宏观经济还是会时常出现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或者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难点，导致难以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 第一个方面的难点：由于难以区分实际产出的上涨是可持续的还是暂时的，因此不能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有机配合。例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增长率比前半期平均高1.5个百分点，美联储发现产量上涨就提高利率，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潜在产出增加的结果(切凯蒂，2007)[496]。美联储之所以“习惯性”地做出这样的并非正确的决定，是因为没有准确把握针对总需求的增加和总供给的增加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地说，如果总需求的增加并非是潜在产出的变化，而是出现了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的“通货膨胀缺口”，并由此推动了长期实际利率的上升，此时的货币政策应该依据通货膨胀率水平适度提高利率，抑制总需求；如果潜在产出的增加表现为长期总供给的增加，短期内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保持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通货紧缩缺口”，并由此降低了长期实际利率，此时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降低利率而不是提高利率，并且调低通货膨胀目标或者确保价格水平不会持续下降。 第二方面的难点：宏观调控目标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欠缺，导致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效力打了折扣。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过程，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问题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房价持续上涨，而当房价持续上涨时，既有需求管理(如对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提高首付比例)，也有供给管理(如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尽管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政策措施在短期内效果也非常显著。然而，时至今日总体的房价水平并不稳定，尤其是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不仅依然上涨，而且上涨的速率并未显著减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宏观上并不缺少供给和需求，缺少的是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因此，应当反思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着某些缺陷以及如何“对症下药”等，以避免曾经存在(且未消除)的政府不断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房价持续上涨的“宏观调控悖论”(刘秀光，2010)。 第三个方面的难点：市场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会造成市场失灵，从而破坏市场的健康运行。对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而言，信息不完全可能导致社会不能真正理解而误读，这样，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就难以转化为市场和经济主体的真实响应。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是一致性(或者固定)地决定出政策目标并加以坚持，还是在每个时期都重新做出决定，这种时间一致性和相机抉择的政策选择问题，往往让政策决策者犹豫不决或者做出错误的决策。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政府要建立和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预判、预知和预警，适时制定和实施供给管理或需求管理以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配合的政策措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持久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出现的，国民产出水平完全由总供给决定的结论是用“萨伊定律”来表述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兴起的经济社会背景是滞胀的出现；新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的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政策建议，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水平，也曾经使许多国家的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但是，需求管理的政策并非总是有效。 政府“掌握经济的航向”需要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相互配合，但由于被市场经济中隐含的不确定性以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有效配合存在多方面的难点，导致往往难以完全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因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以保证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约瑟夫·熊彼特的“马鞭”理论认为，如果某一产业或产业内部的某一部分过度发展，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会失衡。简单地说，“马鞭”理论是指，某种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最终将导致其他成熟产业的消失，消失的产业就是“马鞭产业”——就像驱赶马车的马鞭(唐斯，2008)。 ②自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以来，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2002-2013年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密集出台调控房价的政策措施，单2003年就约有40项全国性有关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法规出台，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提出对部分城市的房价由“抑制”转变为更为严厉的“遏制”(刘秀光，2014)。标签：需求管理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萨缪尔森论文; 凯恩斯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供给学派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市场管理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