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畸形的生活空间中挣扎的女人_文学论文

在畸形的生活空间中挣扎的女人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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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封建文化史上,“性”是壁垒森严的“禁区”。“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扼杀着人的生机。然而,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册,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高压下,在封建卫道者精心树立的贞节碑旁,艰难地走来了一群越位的女人。她们不甘心于伴晨钟暮鼓、守青灯黄卷、寡欲清心、了此一生,欲与之抗衡。她们畸形的生存空间挣扎,却不幸误入了心理畸变的黑洞。这里有在新婚夫妇门外“听房”,被当场擒获的二姑姑;有追根究底盘问儿子房中“秘闻”,讨论“东邻西舍的隐私”的曹七巧;有对单身男子自作多情,单相思的单阿姨;有为了与小青年打情骂俏而阻止女儿婚事的三仙姑;有为满足“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的欲望,为她人出卖色相提供方便的虎妞……在人类不断反思自审、日益走向进步文明的世纪之交,把批判的笔触伸入性压抑这隐秘畸形的生存空间,剖析性变异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根源,彻底否定千百年来封建专制对女性之躯的抹杀,既是对扼杀人性的封建文化的批判,也是对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的深层开拓。

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它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审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人类生活的批判中。”〔1〕在五四反帝反封建时代大潮中,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个性解放、人权精神的启迪下,一批觉醒的新文学作家把批判的目光投向脚下这古老的土地,如严峻的法官审视着炎黄子孙、特别是女性的生存状态,撕破了封建阶级“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再现了禁欲主义的罪恶,向封建人伦道德开火。吴祖湘的《菉竹山房》讲述了这样一个凄婉悲惨的故事。主人公二姑姑出身大家闺秀,知书识理、聪慧美丽、擅绣蝴蝶。叔祖的学塾中有个聪明年少的门生,爱上了绣蝴蝶的姑娘。“一个三春天气的午间,冷清的后花园太湖石洞中,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对仓惶失措的系裤带的顽皮孩子”。祖母断然斩断了这一根爱情红线,使他们心灵蒙受屈辱与悲哀,“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几年后,扬子江八月大潮、风浪陡作,少年赴南京应考,船翻身亡。二姑姑闻此噩耗后,树下自缢,被园丁救活,才重新获得了名分,少年家觉得这小姐尚有些可风之处,允许她抱着灵牌参拜祖庙,做了新娘。但这名分却埋葬了她的全部青春和幸福。施蛰存《春阳》中的单阿姨有着与二姑姑相似的悲惨遭遇。十二三年前,单阿姨的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75天死了。单阿姨抱着牌位做亲继承了大宗财产,但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没有子嗣,族中人盼望她死,以便再分产业。单阿姨在孤寂中囚禁终生,在冷漠、猜忌、勾心斗角中度日子,虽不过35岁,却好像已经衰老了。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心地极高、惹人喜欢的姑娘。然而,哥嫂贪财,七巧被迫嫁给一官宦人家害骨痨的二少爷。新姑爷成天躺着,生命萎缩,仿佛是一堆“腻滞的死去的”、“没有半点人气”、“没有生命”的肉体。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的禁锢下,七巧从未享受到人的权利与快乐,心中只有孤寂和屈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人之常情,可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30多岁仍待字深闺。其父刘四觉得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正如虎妞所说的:“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虎妞的青春就这样被耽误了,人的正常欲求也被扼杀。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15岁时嫁给了“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的木讷笨拙的于福。这种缺乏情感交流的包办婚姻,绝不会给三仙姑带来幸福。她的情感、情欲世界一片荒芜。

命运真是捉弄人啊!人们可知,这曾是一群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姑娘!七巧有着“滚圆的胳膊”、“洁白的手腕”、“丰满的身子”,浑身充溢着青春气息;三仙姑俊俏美丽,“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二姑姑也不例外,是“修长的身材、清癯白皙的脸庞、尖狭而多睫毛的凄清的眼睛,如李笠翁所夸赞的那双尖瘦美丽的小足”;单阿姨也是一个“康健的小姐”。“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们正值青春,正值生命的花季,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求。二姑姑与“聪明年少的门生”一见钟情、以身相许,七巧身边也不乏倾慕者:“肉店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单阿姨、三仙姑、虎妞也曾编织过五彩缤纷的梦。

在人类生活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发展史上长期进化而产生的“文明的奇迹”(斯汤达尔《论爱情》),是男女异性心灵碰撞的绚丽火花和性爱的升华,是“人生的诗”(武者小路实笃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受着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人性、经济、伦理等复杂因素的制约。二姑姑们被残酷地拒在这至善至美的爱情世界门外,她们的情感世界一片荒芜,苍白冷寂。没有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柔情,缺乏铭心刻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更没有望眼欲穿的急切企盼和魂牵梦萦的依恋。她们的生活是一潭静寂的死水,永无生命激情的张扬。“二姑姑家孤寂了一辈子”。 菉竹山房幽静雅致,四周山峦回环合抱、槐树葱翠古老,“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缕太阳光也晒不下来”,宛如世外桃园。也许,这本是供人休养生息、陶冶性灵之佳境。然而,对二姑姑来说,“偌大的屋子如一大座古墓”,空寂旷辽的庭院弥漫着神秘的气息,肃杀阴森,死一般孤寂黯淡了她的青春色彩,侵蚀着她的生命、她的灵魂:“那只苍白皱折的脸没多少表情。说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脸庞同一调子:阴暗、凄淡、迟钝。”主仆二人——一个是30多岁的生命活力还很旺盛的老处女,一个是寡居终生的老妇人,在这与世隔绝的菉竹山房,与燕子、蝙蝠、壁虎为伴,慰藉她们孤寂生命的只有几十年前葬身鱼腹的那“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的姑爹的魂影。寡居的单阿姨的心也是孤寂、痛苦的:“所有的女伴都嫁了丈夫,有了儿女,成了家。即使有贫困的,但她们都另外有一种愉快足够抵偿经济生活的穷苦。而这种愉快,她是永远艳羡着,但永远没有尝过,没有!”爱的缺失使单阿姨心灰意冷、未老先衰,不仅是“萎黄的一个容颜”,更有心灵中难以弥合的创伤。这心境正如她在上海闹市区的感觉:“隔着玻璃窗望出去……愈感觉到自己的孱弱了,她抹着汗,懒得立起来,她害怕走出门去,将怎样挤进这些人的狂流中去呢?”“论年纪也还不过三十五岁,何以这样的不济呢?”“走不了一条马路,立刻就像个老年人了。”七巧终身伴陪的是“没有生命”的肉体:“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七巧羡慕那“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可这正常的欲求也难追寻,每每触及心中屈辱时,七巧痛不欲生:“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钢钻微红的光焰里。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七巧像“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

综上所述,无论是大家闺秀二姑姑、小家碧玉单阿姨、下层市民曹七巧、农家女三仙姑,甚至浸染了剥削阶级恶习的虎妞,虽然她们生活环境不同、性格教养相异,但悲剧命运相似:爱的权利和青春、幸福被残酷地剥夺了,心灵世界冷漠、孤寂、焦虑、痛苦,其生存状态是应该否定的。

爱情婚姻作为人类生活中一项普遍的、重要而永恒的内容,自然地具有普遍的、重要与永恒存在的价值。恩格斯强调:“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向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存在寻求幸福,这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和积淀起来的一种意识和感情。”〔2〕从哲学的角度看, 爱无疑是人类精神一次最深沉的冲动,它本身就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正如西蒙·波娃所说的:爱情是一种向外的活动,是对另一个人的冲动,对一个与自己分开、与自己不同的存在的冲动,对一个目标,一个将来的冲动。”〔3〕这冲动如江河决堤,如百川归海, 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即使禁锢在封建人伦道德枷锁下的弱女子身上也不例外。只因“年轻的行官正在对着她瞧”,单阿姨便怦然心动,春心激荡,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好天气,太阳那么大”,“今天扑到脸上的乃是一股热气,一片晃眼的亮,这使她平空添出许多兴致”,“忽然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青人的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爱的阳光使干涸的心田复活了,“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当年她经过两天两夜考虑之后决定抢牌位做亲的信念,那被人家所称赞为“卓见”的美德像沙滩上的糖塔顷刻间崩坍了。爱的激情在胸中波翻浪卷,“一种极罕有的勇气奔放起来,她会想——丢掉这些财富而去结婚吧”,甚至冥想着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马路上走,手挽着手”。曹七巧不甘于做姜公馆“鲜艳而凄怆”的标本,渴望过属于人的有情爱性爱的生活。她冲决封建礼教的罗网,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泽,或大胆挑逗,或威胁恐吓、捅破小叔子的“假撇清”,或哀婉恳求:“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对季泽的单相思是七巧荒芜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和依托。10年后,季泽春风满面地向好倾诉爱慕之情。七巧心旌摇荡、心醉神迷:“七巧低着头,浴沐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心海深处浮起了一片和谐静美的神圣乐曲。爱情唤醒了七巧人性的复苏、良知的觉醒:“当初她为什么要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要注定她和季泽相爱。”爱的执着使生命闪烁光芒,就在这“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的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4〕三仙姑不满足无情爱的婚姻,寻找情感的抚慰,周围便很快集合了一大群年轻人,“每天嘻嘻哈哈,十分红火”。公公为此大发脾气,新娘子却毫不退却,“跟他闹了起来,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借着神婆子来家下神,“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青年们借着问神去看仙姑,“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思,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宫粉擦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三仙姑搔首弄姿、装神弄鬼,固然令人生厌,然而拨开这云翳,凸现的仍是她不甘命运摆布、追求自由的纯洁天性和对幸福的热烈渴求。虎妞讨好祥子,谎称怀孕,引诱祥子上钓,毅然与父亲决裂,再现了虎妞对爱的追求的强烈欲望。为了这欲望,“她会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她会把这个看得高于世界任何别的东西”〔5〕。单阿姨、二姑姑、七巧为了寻求生命中所缺乏的爱在苦苦地挣扎,这难道不是弱女子们对不公平的命运的反抗?

也许,她们的悲剧故事不如罗米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林黛玉与贾宝玉生死不渝的爱情浪漫美丽,她们的爱也不如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的圣洁纯真、如画如诗,在世人眼中,她们的欲求举止甚至荒诞、诡谲、丑恶。然而,正如叔本华指出的那样:“一切欲求旨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6〕这毕竟是遭际不同的两类不幸的女人,朱丽叶们毕竟还有心心相印的恋人、刻骨铭心的爱,望眼欲穿的急切企盼和痛不欲生的追求与寻找,单阿姨们却一无所有,她们只有虚无飘渺的梦——白日梦。单阿姨对单身男子十分关注,且想入非非:想与他交谈,想象同去看电影,或新交一男友,与他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携手同行。二姑姑生命里只有冥冥中的幻影:“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时都打扫一次”,“这间避月庐是你姑爹最喜欢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来,叫我把它修茸一下。”这是心幻的生命的两极的对话。对小叔子的幻想,是七巧荒漠心灵的唯一慰藉:“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七巧是用全身心拥抱这幻想啊。奥尼尔强调:“人只有在他还没有做到的地方才能幻想,为了幻想才值得活着和死去,才能找到自我。”“生活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幻想促使我们去斗争、去希望、生活。”〔 7〕正是这些幻想,给二姑姑们压抑窒息的囚禁生涯罩上理想的空灵的花环,给死寂灰暗的心灵投下一缕阳光,成为人追求的动力,同时也是人生存的支柱和逃避现实、摆脱苦难的方式。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尽管生活如此痛苦,可单阿姨们的心都未死。她们心中的情感冲动和幻想本身就是对不公正命运的反叛,是她们迟暮心境中迸射的一星过时的青春火花,揭示出深深埋藏在她们意识压抑底下的人性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尽管它很微弱,易被人忽视,但仍是值得肯定的。

现代心理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突破了“S(外在刺激)——R(心理与生理反映)”这个简单反映的传播框架,愈来愈明确地将人类心理过程作为一个多层次、多变化、多种机能合成的运动整体来把握,并由此而日益强调人的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打破了神秘莫测的性禁区,认为自然性是人本能的和动物性的一面,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性权利是人的完整人性和完整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人格发展的必经阶段上的下沉表现。性意识一定程度的满足,至少成长环境的相对宽松和谐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然而,二姑姑们生活在“灭人欲”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时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金钱枷锁剥夺了女性正常的“性”和“欲”满足的权利。作为人的多种需求和情感欲望、正常的性意识受到深度压抑,造成“人格固定”,即人格始终停滞在自然性的满足这一点,而无法上升到社会性,即人进化过程中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维护群体和社会存在以自存的一种特性,导致心理危机、人格缺失和行为变态,致使美好人性遭到彻底毁灭。

叔本华认为:“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言,它的力量最强猛。”“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欲望。”〔8〕它直接是生命冲动的本身, 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心理扭曲程度与压抑力量成正比。因此,二姑姑们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要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二姑姑当主谋,精心地策划了“听房”丑闻。她捎信让新婚的侄儿夫妇来作客,安排在后花园僻静的书房。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主仆二人一块“听房”。二姑姑听房招来轻蔑、鄙视的目光,被斥之为“老不正经”。这正是可怜的“情饥饿者”、“性饥饿者”借听房填补灵魂的空虚,满足衰退的感官的享受。情欲的压抑并没有使七巧的自然欲望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刺激了她的性心理。她让新婚的儿子通宵达旦陪她烧烟泡,打听儿子媳妇床第之事,听得“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次日,七巧邀亲家母及亲朋友好打牌,牌桌上公布媳妇的隐私,羞得亲家母涨红了脸、媳妇几乎发疯,七巧却得到了渲泄的满足。长期的性压抑,造成心理畸变,即潜意识中的乱伦意念:“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子,他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七巧这样想着,就“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着他的脖子”,潜意识里把儿子当作自己渴求的男人来看待的。因为情感缺失,七巧也不让别人幸福,干涉儿子的私生活,给儿子娶姨太太,两个年轻女性被她折磨而死。七巧也用这样的施虐断送了女儿的婚事。三仙姑也视女儿为情敌,她阻止女儿的婚事,是因为小二黑这孩子“好象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可能,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她想用“天意”来压小芹。虎妞的心理变异表现在她的窥淫癖和施虐、受虐倾向的混合症。就前者而论,出租房间给小福子卖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对祥子过份的性要求后面蕴藏很深的动机就是补偿她长期压抑的性欲的满足。虎妇把丈夫当作白天小福子屋里嫖客的“某种化身”,施虐的主要内容来自对小福子卖淫的观察和遗弃了小福子的那军官对她蹂躏的如法泡制,表现某种“受虐倾向”。这一切,对小福子而言,“是蹂躏,在虎妞,这是些享受”,当虎妞在心理上扮演一个“施虐”的性角色时,在她肉体上正经受着一个正常女性最痛苦的“受虐”,这种蹂躏的快乐已完全接近了病态的自虐。单阿姨的白日梦缘于情欲的饥渴造成对男性世界的亲切感和神秘感,在自作多情的幻梦中得到情感的慰藉。然而,白日梦的底面是残酷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当悲哀的利齿只管咬人,却不能挖出病疮时,伤口的腐烂疼痛最难忍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失落、惆怅,使人承受着更沉重的精神重荷。

恩格斯在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书时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的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悲剧女性性变异的认识,也需要以科学的观点全面地加以认识。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与人的心身健康有关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学因素。其中每一因素在人的心身健康与疾病(包括躯体和精神的疾病)中必然地要起作用。当人受到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吃人的社会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个体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失调及各方面的强烈刺激,在人的主观世界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带来个体情绪体验上的重大变化。性压抑违反人的自然生理规律,造成人的抑郁、苦闷,绝欲或禁欲者的性格扭曲,变得暴戾、孤独、残忍、多疑、行为乖张等。人格变异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当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而所形成的人格及内在心理品质行为方式都不能作出相应的适应性变化时,也造成人与社会文化关系失调。所谓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生产水平、阶级差别、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教育方式等。个人变态行为的形成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因素。变态行为只有在社会文化背景上凝聚了时代变幻的风云,体现了历史与习惯的因袭,才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现了一类文化群体在历史大潮中的某种愿望和理想。

无论是在西方基督教影响下,还是在东方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影响下,传统文化都披上了宗教禁欲主义的外衣。宗教禁欲主义要求人们节制物欲和情欲,苦修苦炼,自我折磨,“歌颂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10〕,表现神性对人的主体性的压抑和扼杀。可知,“侮辱女性既是文明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成所犯下的罪恶,文明却赋之以复杂的暖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1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只要不妨害家族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寡妇改嫁也是允许的。宋朝时,程朱理学为加强专制统治,不准改嫁。封建礼教礼义章程强调“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不及于乱”,贞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形式。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尊孔复辟、表彰节烈,吞噬广大妇女生命,正如鲁迅一针见血指出的:“只有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应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的道德。”〔12〕

对性的回避,来自于几千年男性中心意识的性压迫政治带给女性的恐惧心理。在男性中心意识里,男性需要通过像获得战利品一样,占有赢得女人来证明他们的权威与主宰地位。通过性,女人感到她们被侵入、被占有、被榨取,接受男性权威给予她们终身的耻辱的奴隶烙印。因此,虽然性爱是人的七情六欲之一,但长期以来却视为人生的一个隐秘的禁区,很少正式登上近代正统思想的舞台,仅仅是人们在历史的背面悄悄谈论的话题。翻开中外文学的史册,歌颂爱情的作品浩如烟海,表现的多是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把性爱放在陪衬地位,甚至视性爱为邪恶,对摧残人性人情的礼教规范报以认同的态度,把贞女打发到长斋礼佛的寂寞的道路上去。这在近现代作家身上也不例外。包天笑《一缕麻》中,按“诗礼之家”的礼俗,把一个旧学新知皆冠全校的美人,送进门当户对的白痴的洞房里,只因白痴郎为她日夜侍疾,染上白喉病一命呜呼,她便在头发上束一缕麻作为挂孝的标志,终身守节,以报其恩。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孙曼妮自幼接受了儒家礼教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并缠有一双小巧的脚,像从古书中掉出来的插画里的古董。曾家为了替病魔缠身的大儿子亚平“冲喜”,把年少的曼妮娶进曾家,不久亚平夭折,而曼妮的心灵今生来世都以曾家为栖息之地,心甘情愿地过着漫漫无期的孀居生活。这正如罗素一针见血指出的,除个别情况外,理智的阳光已把云雾驱散,剩下的最黑暗的乌云笼罩在性的领域内。

20世纪初,率先向这个禁区进军的是奥地利的著名病理学家弗洛伊德,他第一次把性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注重性心理的自身规律以及性心理对神经病症形成的作用,创立了精神分析法。劳伦斯又从人性的角度开掘性爱的意义,强调人性的和谐最终是男人和女人的和谐,人类完美的标志是男女两性难解难分的一致。劳伦斯提倡“阳物温柔”的血肉灵性,以反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恋爱”。他说:我总是力图……使性关系(在人们眼中)变成有意义的和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我真诚地相信需要建立一种东西——性的意识,因为这是所有真正的美和温存的源泉……可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20世纪,是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封闭性走向开放的阵痛连绵的时代,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伦理道德,在新旧思想和东西文化冲撞和交汇的背景下,经历着严峻的挑战和复杂的嬗变。在中国文坛上,施蛰存、吴祖湘、张爱玲等作家较早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女性性压抑这一领域。他们以真切的感悟和民族生活的现代化追求为双重的心理驱动力,努力打碎传统礼教的黑暗闸门,把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女性释放到广阔的人生旷野和荒原上去,把两性之爱作为社会人生的聚焦点,反映社会、政治、历史、道德、哲学、宗教诸方面的矛盾和复杂关系,使之具有丰富的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他们并不单纯以伦理的仲裁为归结,而是深入到人物最隐秘的角落,以启蒙主义的理性,揭开了纲常名教与人性、人的生命冲动、人的价值认定之间的悖谬,揭开情欲所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揭示出性爱在人类生活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千百年来,理想的女性始终被视为逆来顺受、俯首贴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创造物。“百行德为首”(《世说新语·贤媛》),《女语论》开篇即云:“立身之法,唯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贞妇形象一直被视为理想女性的楷模和典范,是封建伦理的艺术祭品。《荆钗记》中钱玉莲在丈夫赶考离家后,坚守贞操,拒绝富豪与继母的逼嫁,投江自尽,被人救起。《琵琶行》中赵五娘在丈夫进京赶考之后,于大灾之年,历尽艰辛,代夫行孝。但又有谁知守节的窦娥心中“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的痛苦?在窦娥心灵深处,饱尝守节的悲苦,也滋生过对现实幸福的朦胧渴求,但却被内心自觉的道德所桎梏。清人沈起凤《谐铎》卷九中《节妇死时葳》虽展示了一位十八而夫亡、终身守寡的八十老妇的痛苦:“然晨风夜雨,冷壁孤灯,颇难禁受。翁有表甥某,自姑苏来访,下榻外馆,我于屏后觑其貌美,不觉心动,欲往奔之……欲觉此事可耻,长叹而回。”非人道的守寡生活使她对性爱有强烈的渴求,然而封建伦理观念巨大的道德自律和他律力量终使之达到了“洗心涤虑,始为良家节妇”的封建道德的崇高境界。《红楼梦》中贞妇李纨,心如“槁木死灰”,无怨无悔地走向封建道德的祭坛。二姑姑、单阿姨、七巧不愿作钱玉莲、李纨、窦娥、曼妮,他们在情与理的矛盾旋涡中苦苦挣扎,尽管她们反抗的呼声是微弱的,反抗的方式是畸形的、可笑的,甚至是丑陋的,但在仍掩不她们对不公正命运反抗的光芒。由此可知,性压抑作为一个真实的领域,它在社会文化背景上为文学和社会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作家发现与表现人格的缺陷是为了了解自身的缺陷,从而使人性更加完善。作家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否定,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挖掘给人们看,以求得妇女的自主权利,就更表现了现代人类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改造的自觉意识,超过性文学史性美感体验和性观念对象化的层面,而呈现出一种哲学意蕴。

注释:

〔1〕卡西尔《人论》。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

〔4〕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5〕老舍《文学概论讲义》43页。

〔6〕叔本华语,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7〕奥尼尔《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 三联书店1984年版,249、243页。

〔8〕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18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12〕鲁迅《坟·我之节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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