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视角·
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原因再析
王新生
【摘 要】 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13日，中央红军在粤北地区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前三道封锁线，为红军长征打开了继续前进的通道。在此期间，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红军领导人冲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实力派的固化认识，同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为中央红军通过粤北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红军干部、战士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与战斗精神是行军顺利的强大精神支撑；行军途中人民群众的支援与救助则为中央红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备保障。中央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秉持灵活务实的决策原则，使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惨重损失，为中央红军主力之后的长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中央红军；粤北；长征；陈济棠；共产国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粤北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突破三道封锁线经过的重要区域。长期以来，党史、军史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着墨不多，现有研究侧重于叙述中央红军长征通过粤北的战斗历程以及广东对中央苏区的支持与贡献，① 代表论文有杨建伟：《略论中央红军长征在广东——兼谈广东对中央苏区的支持和贡献》，《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9年第2期；魏法谱：《红军长征经过广东相关问题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等等。 较少系统探析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粤北的深层原因。笔者拟利用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材料和广东地方史料，试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粤北的主客观因素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党史、军史界同仁。
一、停战“借道”协定为顺利行军创造有利客观条件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为维持国共合作，要求中共向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等不断让步。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从使国民党民主化、革命化的策略出发，短时间内曾想联合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随着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暴露出反共态度，共产国际、联共（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无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完全反对中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某个地方实力派签订某种协议，实行暂时的联合，为革命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如南昌起义后，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组织大革命时期部分曾在华担任军事顾问的人员讨论起义前景时，契赫伊泽曾怀疑贺龙和叶挺，他说：“不仅需要把贺龙看作是追逐功名的军阀，即靠剥削农村为生的中国这种特殊组织的军阀。他出身农民不妨碍把他列入军阀阶级，而不列入农民阶级。他是个军阀，是个狡猾的军阀。我认为叶挺也应归入这类军阀。”“如果把胜利的希望建筑在对这些人的政治信任上，那是可笑的。”表示“应该坚决地抛弃任何把赌注押在将领们身上的做法。”并提出了“取代他们的问题”。②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从裂缝分布规律可知，弯道路段较低一侧的路面裂缝比较高一侧严重，对表2中弯道高低侧裂缝面积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如表13所示。
1929年9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广西后，同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绥靖司令李明瑞建立了合作关系。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均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出狱后，特别是党团员，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李明瑞建立广西警备大队，在与共产党协商下，共产党员张云逸、李谦、俞作豫、史遽然分别任第四、第五大队正副队长。共产党员徐光英任教导总队总队长。张云逸在第四大队安排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任连排干部，并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俞作豫也在第五大队充实了部分农运分子。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掌握的这些武装力量，以后成为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础。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开放进步群众运动，省农民协会得到了恢复，并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俞作柏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任各县县长，其中就有韦拔群。根据共产党的推荐，俞作柏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县都是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掌握。整个广西，处于生机勃勃的革命热潮之中。共产党在广西和地方实力派建立合作，创造了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发展革命的成功范例。然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却指责中国共产党“对俞作柏有过幻想”，认为“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他们企图控制起义的群众，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提醒“你们要想想过去的沉痛教训和党在这方面所犯的极为有害的错误”。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7日于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297页。 远东局把共产党在广西和俞作柏的关系比作大革命后期党与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从而反对与俞作柏合作，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
1933年5月下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共产国际远东局采取的策略是共产党人“撤出军队，不投入战斗，加强在山西省方面的影响并准备将北方军队逐步转为红军”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21日于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页。 。共产国际回电指示：“冯玉祥与日本人有联系，因此对他要加倍小心。最好不要与他有任何联系。”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6月2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445页。
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通过何香凝表示愿与共产国际机构谈判，“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1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第13卷，第443页。 共产国际指示远东局：“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3年6月2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445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远东局不仅没有指示中央苏区和第十九路军建立联合关系，而且中央苏区的红军“给了19路军部队以警告性的打击”。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1933年7月23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6月2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461页。 虽然在10月26日、11月2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代表先后同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和《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但共产国际远东局并没有指示中共苏区给第十九路以配合、援助，而是分析了第十九路军失败后的四种可能，指示中央苏区“瓦解19路军部队并把它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年1月12日于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坐看第十九路军失败，失去了一次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好机会。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由于决策者强调行动保密问题，战略转移的计划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没有在部队和地方党政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各军团被调到待命点后，博古、李德只对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仅知道一些暗示性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对苏区即将总攻的情况。师一级干部在长征出发前一天才知道要撤出中央苏区。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1934年“10月15日，我师刚刚收拢集结于兴国县的东南地区，军团司令部即派机要参谋送来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交代我和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信中指示我们红一师（包括军团供给部和卫生部）为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古陂方向前进。”③ 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111页。 当时，部队行军的地点一天一通知，至于红军主力向何处转移，师一级干部乃至军团领导均不清楚。军、师级以下干部、战士更难以知晓。但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主要来自江西、福建，赣南、闽西根据地创建以来的亲身经历使其坚定了只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就会胜利，人民就会翻身解放的信念。因此，尽管中央红军干部、战士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他们还是听从指挥，坚定地踏上战略转移之路。
共产国际电报的基点是中共中央利用陈济棠而不被陈济棠所利用，同陈济棠谈判，主要强调获得武器装备和取消经济封锁、开展贸易，同时尽量使粤军撤出赣南。这三个条件都是对中央苏区有利，而陈济棠无所得或少得。当时中共中央同陈济棠谈判的目标是双方停战，不使双方因作战而相互削弱，让蒋介石渔翁得利，更重要的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能够顺利通过陈济棠粤军的防区。基于此朱德的信中以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言中提出的三项条件为基础。但共产国际却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不正确的而加以反对。共产国际的此次指示尽管较过去有所松动，但仍延续了过去指示的基本内容，以此指导同陈济棠谈判，恐需较长时间才能达成协议，对于即将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来说是难以等待的。
电报表明，共产国际对陈济棠同中央苏区谈判的动因不清楚并持怀疑的态度，提出了让陈济棠不可能接受的要粤军撤到广东边界，在粤军所占苏区建立中立区的条件。1934年2月13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信，报告了中共中央同陈济棠谈判的情况，说：“如今开始进行不直接的谈判的建议完全悬而未决，至少暂时是这样。您可以相信，在这方面我们将会利用任何可能性。目前只存在为鼓动目的利用南京和广东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但必须把这种利用同揭露陈济棠的政策结合起来。”③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4年2月13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83页。 以此态度与陈济棠谈判，当然不会有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0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以飞行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内容为：“如果关于蒋介石在最近准备向广州人发起进攻的消息可靠，我们就应该力求与广州人签订军事协议。签订这个协议之后，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策略手段，而应该真正积极参加同广州人联合反对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行动。不要重犯在福建事变期间所犯的错误，当时我们没有积极地支持第19路军。”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8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72页。 与以前的电报相比，此次电报内容有很大变化。电报中要求同陈济棠签订军事协议，以实际行动证明联合反蒋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电报是于10月9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批准后发出的，中共中央收到时，应是即刻从瑞金向于都转移或已经转移到于都了。
共访谈学生80人，其中男性37人(46.25%)、女性43人(53.75%)；平均年龄(19.78±1.03)岁；大一24人(30.00%)、大二29人(36.25%)、大三18人(22.5%)、大四及以上9人(11.25%)；理科23人(28.75%)、工科21人(25.25%)、文科19人(23.75%)、医科17人(21.25%)。
9月14日，博古电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广东的代表仅作为建立联系的信使[已经来到]，带来了具体的建议。我们让他给陈济棠带去了一封信，附有去年我们向第9军（原文如此，应为第十九路军——引者注）提出的那些[协议]条件。在我们的策略中，广东提出的目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我们作为反对蒋介石的屏障。”这封信中，博古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思维方式，只强调陈济棠谈判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有看到如果达成有关协议，对即将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来说更为有利。
中央红军进入粤北地区后，张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标语，并以街头演讲、漫画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西征的宗旨。红军将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物品，除留作部队给养外，均分给贫苦群众。此外，红军对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民房进行抢救，帮助伤亡者家属解决困难，以及帮助群众救火并审判纵火匪探等爱民行为，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也对红军进行了大力支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933年11月，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时，粤军陈济棠也派出代表到中央苏区进行停战谈判。中共临时中央将此情况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11月22日，埃韦特把问题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皮亚特尼茨基，请他来决定。共产国际作了快速反应，1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传达了以下内容：其一，埃韦特的电报过于简单，不能明确陈济棠同中央苏区谈判的目的。即不清楚陈济棠“是否准备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口头上进行反对日本人和蒋介石军队的武装斗争，或者仅仅指取消封锁和恢复贸易关系”；或者是“想抽出力量用于可能同19路军进行的斗争”。政治委员会指示，应让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知悉中共临时中央同陈济棠谈判的情况，力求通过蔡廷锴来弄清陈济棠同中共临时中央谈判的动因。如果陈济棠“意在反对19路军，那我们就不应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19路军的反日反蒋的立场”。其二，在陈济棠未通过同中央苏区谈判以抽调兵力进攻第十九路军的情况下，中共“应提出暂时停战的以下条件：停止作战行动，取消封锁和从赣南撤出粤军”。在考虑到最后一项要求陈济棠很可能不接受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作为非常措施，我们可以同意粤军撤到广东边界，并在广州人现在在江西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中立区，但不能占苏区土地。”其三，鉴于陈济棠是一个军阀，担心同他的谈判可能引起苏区群众思想混乱，共产国际指示，“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群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3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626页。
周恩来亲自指导此次谈判，并未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10月初，周恩来在瑞金召见了何长工，向他交代了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一起去寻乌同陈济棠代表谈判的任务和有关注意事项。10月5日，潘汉年和何长工携带由朱德署名的介绍信前往寻乌罗塘镇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谈判进展顺利，10月6日，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① 何长工：《回忆长征前红军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这是继193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同第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后，同国民党地方反蒋派签订的又一停战协议。协议基于灵活务实的原则，双方不再纠缠于领土问题，而是着重于停战、合作，不再有敌对行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双方可以互相借道，这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通过由陈济棠粤军防守或参与防守的前三道封锁线极为有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
9月中旬，陈济棠派密使携带其给朱德、周恩来的亲笔信到瑞金。周恩来、朱德很快接见了陈济棠的密使。通过与密使的交谈和阅读陈济棠的密信，周恩来和朱德判断陈济棠要求谈判是有诚意的。此时，中央红军正在加紧准备战略转移，陈济棠派人和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周恩来和朱德决定立即派人同陈济棠谈判，力争达成停战协议，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顺利通过粤境创造有利条件。接见之后，朱德给陈济棠回复了一封信，交给密使带回。朱德在信中痛陈近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加深，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执政的南京政府推行卖国政策，华北大好河山沦于日本，东南半壁江山亦岌岌可危等紧迫形势，指出：“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表示对“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当无不欢迎”。朱德根据三项条件①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是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是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提出：“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各项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② 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1934年9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朱德这封信以三项条件为基础，说明了双方合作抗日反蒋的必要性，不再提粤军撤出赣南问题，而是提出了划清双方的分界线等陈济棠易于接受的谈判方案。
中国共产党同陈济棠的谈判，前后历经了约一年时间。由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地方反蒋实力派的固化认识，致使谈判一度难以取得进展。然而，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抓住时机，冲破共产国际的不切合实际的认识和指示，以灵活、务实的方针指导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惨重损失。
二、坚定信念与战斗精神为行军顺利提供精神支撑
由上可见，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一直认为国民党反蒋地方实力派不可靠，他们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表示完全是欺骗；共产国际还一度设想借机把其部队转变为红军或拉到红军一边来。这样的认识，使中国共产党一再失去好时机。
4）燃气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实现了城市煤气全覆盖。1999年东海平湖油气田开发首期工程建成投产，上海浦东部分地区率先用上了天然气，燃气供应开始出现结构性调整。2004年西气东输供应上海后，全市天然气利用得到了快速发展。2015年上海全面实现城市管道燃气天然气化，老百姓彻底告别了人工煤气。在近20年的时间，上海成功实现城市管道燃气从人工煤气向天然气的转型，并形成东海平湖、西气东输、进口LNG、川气等多气源，1.6MPa及以上超高压主干管道一张网，五号沟、洋山等LNG应急储备和储用结合接收站互为支撑的供应保障格局。
尽管中央红军同陈济棠签订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但由于信息传递迟缓等原因，中央红军过粤北时仍受到了部分粤军的抵抗。10月26日，红一军团进入南雄后，获悉粤军一个连正在乌迳新田修筑工事。军团直属侦察连奉命奔袭新田。27日拂晓，侦察连分三路向驻守新田的粤军猛扑。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歼灭粤军20余人，其他敌人溃逃，顺利占领新田。新田之战，是中央红军进入粤北后取得的第一次战斗胜利。之后，中央红军在粤北相继取得了城口之战、铜鼓岭阻击战、茶料山阻击战的胜利。① 参见杨建伟：《略论中央红军长征在广东——兼谈广东对中央苏区的支持和贡献》，《广州党史与文献研究》2019年第2期。 在粤北的近二十日的征战中，红军指战员展示了无比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全军顺利通过粤北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粤北地区系五岭山脉区域，山高路窄，中央红军翻越时非常困难。加伦在《大王山上行路难》中记载：“路旁都是万丈悬崖，脚下的泥已经有一尺来深，每人都是提心吊胆地撑着手杖（每人预备好的树枝）一步一步的下去，有些地方连脚都站不住，战士们都成了泥狮子”。② 加伦：《大王山上行路难》，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 负责抬机器行军的教导师更是辛苦。裴周玉在回忆中记载：“部队进入江西广东交界的崇山峻岭后，每天行程70到80里”，“在山里行军，教导师的速度更慢了，但又不能掉队，必须完成每天的行军任务才不至于与纵队隔断。只得白天黑夜都赶路，有时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休息，尤其是雨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山坡又陡又滑，不小心就会滚到山涧里去，我们已经有不少同志打瞌睡滚下去牺牲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极力提醒自己千万别瞌睡，有的同志因怕睡觉边走边咬指头，开始只要你稍一疏忽，瞌睡虫就又不知不觉地爬到你身上作祟。因此，我们都怕黑夜来临”。③ 裴周玉：《踏上艰难的征程》，《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 122、123 页。
上述情形充分说明，中央红军通过粤北地区是非常艰辛的。但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强的毅力，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敌人，征服了五岭山脉，顺利地通过粤北地区，继续踏上新的征程。
三、粤北人民群众支援为行军顺利给予有力保障
粤北是深受中共及其军队影响的地区，早在1927年12月中旬，朱德、陈毅为了支援广州起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韶关地区，在犁铺头开展练兵活动，并帮助曲江西水农军打败了反动民团。1928年1月，朱德率部占领仁化县城，宣布将董塘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促进了仁化革命的发展。1929年1月至1930年4月，先后有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三次到粤北南雄活动。1931年1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团经过千里转战到粤北地区，先后在连县、乳源、乐昌、仁化活动。1932年5月下旬，部分中央红军西路军曾进占仁化，攻占长江区。1932年7月上旬，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南雄进行了著名的水口战役，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部地区。此外，湘赣苏区的红军也曾进入粤北活动。中共在粤北地区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9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来电，认为向陈济棠提出“曾向19路军提出的那些条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会使我们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提出同陈济棠谈判“作为主要条件，请提出援助红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子弹。装备运到之后[我们可以]用现金[支付]。他们可以在交货地点或上海收取货款。第二个条件是取消经济封锁和帮助开展贸易。第三个条件是广州军队从江西南部撤往广东边界，尤其是，从赣州、信丰和龙南等县撤出。”关于第三个条件，考虑到陈济棠可能不接受的情况，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向陈济棠说明“这样就会使红军获得机动作战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可能性”。但共产国际也没有把此条作为硬性条件，表示“如果签订的协议能保证广州接受前两个条件，那就不应坚持第三个条件”。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23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53页。
放任6～8年的大樱桃树，不仅长势较强，大枝也多，树上大枝多达8～12个，主侧枝分布混乱，枝条交叉重叠严重，透光透气性能差。应用逐年疏枝的办法，疏除交叉枝、重叠枝和病虫枝。放任树疏剪后，每株保留大枝6～8个，各大枝层间距40～50 cm，保证树冠下部枝多，上部枝少，无交叉重叠枝，通风透光好，以利于花芽及优质芽形成，促进开花结果。
巡查人员对巡查情况应逐一记录巡查时间，巡查结果，并逐次填写好入海水道工程巡查情况记录，对异常和损坏部位应有详细记录和说明，必要时进行图像记录。对发现的违法违规情况，须载明违法违规事实、违法违规时间、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的主体、所产生的后果、处理结果等，根据违法违规情况，记录可用文字、照片、绘图等多种记述方式相结合，巡查结束须经巡查人签名，由单位存档备查。
其一，协助红军拆毁国民党军修筑的碉堡。陈云曾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碉堡系用以进攻及封锁赤军者，常筑于汽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碉堡以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之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赤军进攻，守碉兵士及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赤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①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因此，红军一旦攻下敌人的碉堡，一定将其拆毁。中央红军突破的敌人三道封锁线，都修有大量的碉堡。红军拆毁这些碉堡时，饱受守堡国民党军欺压的群众，群起帮助红军拆毁碉堡，为红军前进扫平道路。
其二，为红军作指路引导。面对粤北地区山高路险，以及中央红军对道路不熟悉的状况，红军亟需当地群众带路。粤北群众不顾受反动势力迫害等危险，积极为中央红军带路。据统计，中央红军过仁化境时，为其带路的群众有31人，其中长江区2人，城口区10人，红山区12人，其他8人。② 见《红军长征过韶关见证人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韶关文史资料》第33辑，第105页。 在乐昌五山，麻坑张家村的张庚喜给红军带路后，一直没有音讯，应该是牺牲了。③ 《乐昌五山群众亲述红军长征过五山》，《韶关文史资料》第33辑，第112页。 粤北群众的带路指引，为红军顺利前进作出了贡献。
总之，“互联网+”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要求教师要具有更高的专业素养以及符合时代要求的信息技术能力。为此，高校教师要与时俱进，积极改革教学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信息素养，以此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以满足“互联网+教育”对高校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
其三，在生活上给予红军帮助。中央红军过粤北期间，有的群众为红军碾米，供给红军口粮；当地群众为红军提供口粮、蔬菜、稻草及其他用品支援，并经常为红军做饭、烧茶、送开水等。城口镇“广和安”商店店员易牛仔，经常为红军烧开水，招待红军，并替红军杀了三头大猪，供给红军猪肉，改善生活。这些帮助使红军得以更好地休息。
其四，照顾、保护红军伤员和掉队人员。中央红军过粤北时留下负伤人员，当地人民群众对这些伤员给予照顾、保护。在城口马奢村，红军有十多个伤员掉队，村里群众为这些伤员送水、送饭、送药。伤员离开村子时，群众帮助他们指路追赶队伍。在仁化大水村，一位叫李德林的群众，冒着国民党县政府“清乡”搜查的危险，秘密收治一位受伤的红军战士。他机智地躲过敌保安队的搜查，每天给这位红军伤员洗伤口、敷草药、送饭、送水。经过20多天的耐心照顾、治疗，红军伤员伤势好转。红军战士离开找部队时，李德林为他准备了干粮供路上食用，并把他送到30里外的湖南境内才依依惜别。在乐昌五山石下陈家湾村，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收留了六名红军战士。
四、结语
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13日，中央红军在粤北地区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前三道封锁线，为红军长征打开了继续前进的通道。在此期间，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红军领导人冲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实力派的固化认识，同陈济棠达成停战、“借道”协议，为中央红军通过粤北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红军干部、战士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与战斗精神成为行军顺利的强大精神支撑；在行军途中，粤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救助为中央红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备保障。中央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秉持灵活务实的决策原则，使红军在负有大批辎重艰难行军的情况下，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惨重损失，顺利通过粤北，为中央红军主力之后的长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44-（2019）05-0005-07
（王新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