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总体史追求——兼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流派论文,当代论文,总体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最大事件是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及其巨大成功。近些年，新史学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重视，介绍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但绝大多数著作和评介都是专题性的，显得零碎、缺乏系统。新史学在历史研究中引进了大量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社会史、新经济史、人口史学、家庭史、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等新的史学学科，分枝繁杂，学派林立，这种状况也加大了系统、深入地把握新史学的发展源流，了解其学科特性的难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徐浩、侯建新两位先生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以下简称《当代》）一书，较好地解决了系统地把握20世纪西方新史学学术流变的总体趋势和特点等问题。本文就西方新史学中的“总体史”观点，结合《当代》一书提供的时间线索和演变进程来进行探讨。
一、新史学的“总体史”观点是西方史学传统的产物
新史学的总体史观点是新史学与其他西方史学流派区别的标志，是新史学的旗帜。年鉴派新史学是对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总体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当代》在叙述新史学的产生时，没有简单地将新史学作为19世纪传统史学的反叛来叙述，而是将新史学放到西方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追叙了新史学的总体史观的源头，完整清晰地展现了总体史观的发展过程。总体史观在西方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与另一种狭隘的政治史模式相区别而存在的。有着西方“历史学之父”美誉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一种宽广博大的人类学式的或社会史意义上的文化史或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著作。”稍晚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际上只是一部政治军事史著作”。他们代表了古代西方史学的两种不同的传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治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简化为政治、军事、外交、宗教为代表的广义的政治史，或者是杰出人物的历史传记。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人主张恢复希罗多德的传统，“力主建立一种全面的、普通人的分析式的新型史学”。19世纪中后期，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和西米昂也倡导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总体历史”，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体质状况以及民众意识、习俗等在内的大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一种分析式的而不是单纯叙述式的历史”。这些理论和主张，“为20世纪年鉴派向传统史学发起全面挑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新史学指明了方向”（注：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47～51页。）。19世纪，西方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但是在法国，由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所代表的法国近代史学传统在抵制兰克学派的史学传统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兰克史学对法国史学的影响和危害都轻得多，法国近代史学传统成为培育现代法国新史学运动的沃土和温床。
进入20世纪，欧美史学家以亨利·贝尔和鲁滨逊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把跨学科方法与历史综合研究作为他们新史学观的主要内容，对年鉴派新史学的产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主张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军事、外交和杰出人物以外的其他领域也要研究，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在方法上反对兰克史学只知罗列史实史料的“客观主义方法”，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些主张都在年鉴派新史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总体历史观、跨学科方法与历史综合研究，是年鉴派新史学区别于传统的兰克史学的重要标志，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曾被年鉴学派以前的历史学家主张和探索过。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接过这些传统，将其作为反对兰克史学把政治事件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当作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个别的封闭式考察这一传统的思想武器。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要求扩展史学研究领域，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建立一种“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的主张，是与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总体史主张一脉相承的。
总体史是年鉴学派成立以后的新史学始终追求的目标。但在年鉴派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年鉴派不同时代历史学家那里，对总体史的理解和把握又显示出差异。年鉴派第一代历史学家直接继承了伏尔泰以来的传统，主张建立一种“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在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那里，总体史应该包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正是从这种总体史观出发，他们才在“年鉴”前加上“社会”这个重要的修饰语。由于“社会”这个词的含义过多，而且又“模糊”，他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注：勒高夫等编：《新史学》，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马克·布洛赫宣称，“历史不容划地为牢”，“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比起他们的先辈，年鉴派第一代史学家所要建立的总体史“并不是各种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凑或堆砌”，而是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及其生活的环境中的一切复杂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历史。《当代》一书总结说：“历史应该是整体性的，它的主体是人，失去人的存在和活动，历史也就失去存在的条件与意义。但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他们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产水平中生产和生活的群体。”（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22页。）围绕着这个中心， 布洛赫和费弗尔在“社会史”的名义下开展经济社会史研究，他们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从想像、群体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所作的研究。（注：参见勒高夫《新史学》，1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也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主题跨越了经济史、社会史、 文化史和心态史的广阔领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年鉴派使历史学实现了从政治史到总体史、从表层进入深层，从少数人过渡到社会群体的革命性转变，为总体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新史学与总体史
勒高夫在他那篇以《新史学》为题的著名论文中特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历史”。“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此外，新史学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即使那些表面标有局部研究的著作，“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注：参见勒高夫《新史学》，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自年鉴学派诞生到今天，新史学在史学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发展，其内部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和转变，但是无论怎样转变，新史学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其总体史的框架。
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布罗代尔，他也是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的“长时段”理论的创立者，这一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年鉴派新史学的总体史思想。布罗代尔坚持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范围去说明总体史，坚持总体史必须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甚至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等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领域也是总体史重点关注的领域。他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著作中专辟一章来论述他对社会总体和总体史的看法。他指出，社会是散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重新找到‘人’，而且要认出相互对立的、大小不等的社会集团”。“总体社会从属于具体，它只能是众多活生生的实在的总和，不论这些实在之间有无联系。因此，它不是一层外壳，而是几层外壳以及其中的多种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社会说成是“集合的集合”，“是我们在历史学各研究领域中接触到的全部事实的总和。”他以为，任何社会实在，从其本身来观察，无不处在一个高级集合之中；作为可变的集合，它要求有更加广泛的其他可变集合的存在和配合。“在社会这个大集合中划分几个集合完全是件平常的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集合：首先是经济；社会阶梯或社会框架；政治；文化。这些集合各自又可分解成几个集合，并依此类推。根据这个格式，总体历史先要研究至少以上四个体系的本身，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或交叉关系。”他认为总体历史应该说成是总体化历史更为恰当，“它力图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499～501页，三联书店，1993。）。
总体史是全部历史事实的总和，企图包容一切，这是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第一个特点。这与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总体史观相同，但相对来说，布罗代尔比其前辈更多地看到了总体社会内部某些层次的存在，总体史是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部分和层次组成，这些部分和层次内部还可以不断地区分出更多的层次，因此，布罗代尔也意识到了那种企图囊括一切的总体史设想本身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人类社会“集合的集合”无所不有，总体史永远也做不到容纳所有的社会生活。总体史力图“无所不包，但永远不能囊括一切”，“理想的办法是先就一个问题进行全面叙述，并且一气呵成，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 卷，501页，三联书店，1993。）
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相结合的。在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创立了“长时段”理论，1958年他又发表了《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著名论文，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历史现象层次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所谓“长时段”，指的是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如地理格局、生物现实、气候变迁、生产率限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等，这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8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布罗代尔还将那种在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称为“结构”。在长时段中，“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80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长时段的结构，一般以百年为计量单位，甚至几百年、上千年。“中时段”则是一种社会时间、经济时间，它是“缓慢而有节奏的历史”。“新史学把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着重研究波动的时段。”（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7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所谓“态势”、“周期”和“间周期”的叙述方式，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五年，甚至康德拉捷夫的五十年周期。”（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7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中时段的历史，就是“局势”的历史。第三种时间即短时段，也就是事件。它处于历史运动的表层，是一种政治时间或个人时间。“事件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的报道和新闻。”（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7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布罗代尔认为， 这种多元的时间观念引入历史学，用它去认识社会，就“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注：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总之，在事件的、个人的时间为单位的历史背后，一种“时间跨度较大”，“节奏较慢的历史”在展开。这就是社会史，即群体历史，一种关于社会重大发展趋势的历史，也是经济周期、政治态势和政治体制演变的历史。最后，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基本不动的历史”，即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保罗·利科评价说：“把不同时段垒放在一起，正是法国史学界对历史认识论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4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而首先做出这个贡献的历史学家就是布罗代尔。在他之后，年鉴派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坚持从长时段的深层影响去分析社会历史的原则。
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企图囊括一切，容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层面，包括“结构”、“态势”、“事件”三种时间，但实际上，这样的总体史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新史学在这一时期的总体史著作一般只是以其中的一两个层面为主，他们的研究主题是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布罗代尔作为第二代的主要代表更加强调社会经济。《当代》一书总结说：“布鲁代尔的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理论都将物质因素置于历史运动的基础层次，也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布鲁代尔历史观的突出特点……布鲁代尔把历史的结果完全归结为物质经济因素造成的，忽视甚至否认人的能动性和人的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导致历史著作中见物不见人。因此这种历史不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历史，而是自然和物化劳动的历史。”（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48页。 ）在他的以总体史著称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反映出他重视“结构”、“局势”，贬低“事件”的特色，他以巨大的篇幅讲述地理历史，描绘日常的政治生活，论述经济史，但他拒绝在事件（政治史）和结构之间建立联系，甚至把政治比喻成像灰尘一样荒唐无稽而且转瞬即逝。（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54页。）
实际上，从布罗代尔开始总体史观已经发生了转化，布罗代尔预示这种转化，他认为，总体化历史写作“值得推荐的办法是在进行分类的同时，仍然保持总体化的眼光：总体化眼光势必在解释中露头，趋向于重建整体。”（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501页，三联书店，1993。）保持总体化眼光，在解释中重建整体也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专门领域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种整体化的方向下进行。这样的总体并不是各个部分的叠加，而是整体存在于部分之中。
三、新的新史学：寻求新的历史综合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年鉴派开始由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进入了“年鉴派的革新阶段”。这种革新也包括“总体史”思想的变化。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拉在1974年宣称：“对我来说，正是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处于史学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注：转引自《史学理论》，90页，1988（2）。 ）富科也毫不掩饰地宣布：“总体历史”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可能性，不再存在了。（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54页。 ）年鉴派第三代当中的另外一些史学家则依旧坚持“总体史”的方向。70年代以来，年鉴派新史学在研究实践中越来越倾向于对大量专题性的、地方性的或专门领域的研究，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发展起一大批带有学科倾向性的专门的史学分支学科。那种“包罗万象”的总体史理想本身具有的矛盾也使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对无所不包的总体史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史方向的根本改变，不过其重点已不在于全面探索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在专门领域的研究中坚持总体化的眼光，“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注：勒高夫：《新史学》，5页，124页。）这实质上不正是上述布罗代尔“保持总体化眼光、趋向于在解释中重建整体”的构想逻辑发展的结果吗？菲雷曾经说过：“应该降低不理智追求‘总体史’的雄心。”（注：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八十年代西方史学》，2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但是他并不放弃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这一愿望……应该保留这一愿望，把它看作为历史学的前景。”（注：勒高夫：《新史学》，5页，124页。）所谓年鉴学派的危机、总体史碎化等说法的背后，反映的是年鉴派史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60年代中期起，年鉴派发展至第三代，其学术思想更加开放与活跃。在统一“人文科学”宏大抱负的支配下，史学与各人文学科的交往合作愈加密切频繁。进入70年代，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与前两代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转移与调整，其方向之一是从第一代和第二代社会经济史和物质文化史的基本取向转向系列史、人口生态史；方向之二是“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60页。）《当代》的这种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系列史研究是在经济史的传统主题上发展起来的。系列史所关注的历史事实“不是作为孤立的、不可重复的，因而是不能进行比较的特殊现象，而是在一定时间单元中经过史学家精心筛选的、具有重复性和可比性的众多同类现象，如价格、出生率、捐税等。”（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56页。）这些现象大量地不断重复出现， 历史学家将它们放到特定的时间范围中，在时间背景下显示出重复系列所包含的全部意义。系列史研究要求将历史现实分解为可进行描述的各个层次，然后对一系列层次的不同的演进节奏进行计量分析，这自然会“使历史现实分裂为相互区分的碎片，从而同时打破了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这种愿望。”（注：勒高夫：《新史学》，5页，124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总体化的终结。依靠组合多项系列，对“系统的系统”进行多重性的系列组合研究，系列史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具有“总体化历史”特征的整体史著作。特别是在地方史和村落史中，通过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些地区，历史学家就可能使同类系列成倍地增加，“因而也有可能从新的角度研究费弗尔所提出的总体史。”（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像拉迪里的系列史名著《朗格多克的农民》和《蒙塔尤》都是在多重性的人口和经济系列组合基础上，反映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各个层次的生活全貌的整体性作品，他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对旧制度农业经济进行了研究。而人口史一旦超越单纯的人口计算，将人口与特定社会的文化及文明相联系时，作为系列史的人口史也就具有了总体化的意义。
年鉴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发掘和开拓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研究领域，开展对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的研究，揭示那些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文化和心理结构中的、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这种“深层的历史学”引起“史学家的领地”的不同寻常地扩展，扩展到了“社会观察家所能触及的所有方面而无一例外。”（注：勒高夫：《新史学》，176页。 ）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与地理学结合，将研究主题放到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中，也就是地方史中进行讨论，使地方史“从人文地理学领域转向了经济、社会史领域，乃至更为广泛的文化、人类学史领域”，取得了一批创造性的成果。如P·古贝尔对博韦地区、勒鲁瓦·拉迪里对朗格多克地区的研究等。
与前两代年鉴派史学家不同，年鉴派的第三代史学家“随着研究重点‘从地窖到顶楼’的转变，即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变化，另一种倾向逐渐占了上风，即强调文化和思想因素的作用。”比起前两代来，“年鉴派第三代更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对文化和思想的关注’，以至于把总体历史简化为无意识现象的历史。”（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 171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总体史这个目标。新史学为实现其“按问题而逐步推进的总体研究”的目标，必须“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注：勒高夫：《新史学》，36页。）。但这里的人类学绝非那种“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文化人类学”（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而是一种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映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注：勒高夫：《新史学》， 238页。）为了推动更高程度的综合，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将“心态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心态”这个词所具有的广泛、含糊的特性，似乎可以涵盖“新的新史学”全部的研究领域。因此，它就会像第一代之于“社会”、第二代之于“文明”一样，将新的新史学综合在一个范围广阔的框架之中，使人注意到在长时段的演变中像无意识心态等因素给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而持久，它可以不因物质文明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改变。正因为如此，“心态”这个广泛而含糊的特性，才能对新史学（新的新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注：勒高夫：《新史学》，31页。）
总体史是年鉴派自始至终为之奋斗的目标。从第一代人注重经济、社会到第二代人强调物质文明，再到第三代对心态史的探索，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个目标。三代史学家在研究领域上各有侧重、有区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趋向于在解释中重建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体史追求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的探求，它使年鉴派史学家在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开展专题史、区域史研究的同时，综合到“总体史”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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