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与非洲地区的交往实践及启示
亢 升 钟 燕
【内容提要】 在“新非洲争夺战”中，印度虽是角逐非洲的“后来者”，却对非洲外交成效显著。地理与地缘因素是直接的有利因素，但印度与非洲之间能快速形成相互交往的心灵契约，还应归因于双方间长期和平友好交往积淀的历史情感和文明认同等深层因素。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两个大陆之间的交往，文化和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相互内嵌了彼此文化的基因，烙上了对方文化的印记，形成了发展友好关系的历史心理基础和有效沟通的心灵通道，成为当代印非关系向好的润滑剂、催化剂和推进剂。管窥古代印度与非洲大陆的交往实践和特点，审思当代印非关系走好的有利因素，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若能长期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和正确义利观等国际关系理念而友好交往，必会育成有利于双方增信释疑的积极心理因素和促使彼此友好交往的持久动力。
【关 键 词】 印非关系 交往实践 历史启示
在正在打响的“新非洲争夺战”(英国《经济学人》网站标题语)中，印度是“后来者”却是极为积极且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角色。从成本-收益的维度分析，印度是对非洲外交成绩相对突出但经济成本投入并不高的国家。运用地理和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分析具有较强解释力，因为印度确实一直视非洲为自己的“后院”，印度与非洲的交往的确更为便捷和更具天然优势。可是，对比非洲与周边区域或国家的关系，仅从地理地缘维度审视印非关系发展成效似乎过于简单。印非之间能快速形成相互交往的共鸣和“心灵契约”，还应从印非长期和平友好交往积淀的历史情感和心理认同中寻找依据。用历史的长镜头审视印非关系，在双方数千年的和平友好交往中，在润物细无声相处的斗转星移中，相互内嵌了彼此文化的基因，烙上了对方文化的印记，育成了易于沟通的心灵通道，成就了当代印非关系向好的深层次的历史心理动因。本文借助国内外学者散见于各种文献(见本文注释)的有关古代印非交往情况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古代印非间的交往实践及特点，旨在管窥和体验促使当代印非关系良好发展的心理动力之历史根源，进而略述其当代启示。
一、“新非洲争夺战”中的印度
冷战后初期，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两极”较量中的胜出，主要由美国引领的“新经济”的成功及迅速向全球扩展，多数国家将“西方化”甚至“美国化”作为实现本国富国目标的首选路径。在这一思潮和背景下，发展相对落后的非洲地区和国家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看低”“遗忘”和“抛弃”。冷战后初期，非洲国家和地区不仅淡出了发达的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视野，而且淡出了印度、土耳其、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视野。[注] 亢升、李丽娜：《中国对非洲外交的国际舆论挑战及其应对》，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页。 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非洲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战略中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随着中国与非洲传统友谊的再续和持续走好，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成功实践，世界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重新发现”了非洲。无论西方大国还是诸多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开始重视与非洲的关系，希望在被认为是世界最后一块“开发处女地”的非洲有一席之地并攫取“一桶金”，真正成为非洲的合作伙伴和战略朋友。
以美国为例，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后期，美国就逐渐意识到非洲地区和国家在维护美国海洋权益、能源安全和战略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克林顿政府不仅加强对非洲的援助外交，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还把扩展美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作为任期内的工作任务。小布什执政后从对非洲的“轻慢与实用主义态度”转向积极并强调：在反恐方面，非洲会越来越重要，美国政府应重视非洲的战略地位；非洲是平衡大国影响之地，美国要保持与非洲在商业、文化和战略方面的紧密联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美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作用，美国应与黑非洲保持密切关系。[注] 李平：《布什任期美国对非洲安全战略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7期，第36-38页。 奥巴马总统执政后，将发展与非洲的关系置于重要议事日程，对非洲的政策更加明确和积极。他认为，非洲事务具有全球影响，美非应结成“伙伴关系”。奥巴马承诺任期内要加强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力度，敦促非洲国家政府努力整治腐败，增加劳动技能培训，改进金融服务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注] 《奥巴马阐述对非洲政策》，http://finance.qq.com/a/20090713/003151.htm, 2013-7-6. 特朗普执政后，尽管美国在世界上整体性的实施“美国优先”和“战略收缩”政策，但是，出于“抵消”中国非洲影响的战略考虑，反而加强了对非洲的外交。2018年1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宣布，美国拟推出一项名为“繁荣非洲”的新战略。[注] 博尔哈.蒙雷亚尔：《非洲在多极格局中左右逢源》，载《参考消息》，2019年2月21日，第10版。 由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中的独特地位，美国对非洲的重视，其示范和带动效应明显，不仅提升了非洲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而且影响了其他大国对非洲的认知和决策。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国就打响了在非洲的争夺战。据英国《经济学人》网站信息：以外交关系为例，在2010-2016年间，非洲新增设了320多个使领馆；以商业关系为例，2006年时，非洲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是美国、中国和法国。至2018年，次序调整为中国、印度、美国。同期，非洲与欧盟的贸易增长了41%，与俄罗斯的贸易增长了三倍多，与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贸易增长了两倍多。就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仍是最大来源国，中国的投资增速明显，印度和新加坡的投资兴趣也越来越大；就军事关系来说，2014年以来，美国、法国等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军事力量与技术支持，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签署了19项军事协议，印度与印度洋岛国、南非等国强化长期保持的军事合作关系，等等。即便如此，专家指出，非洲国家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增加它们的利益份额。[注]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非洲如何在“被全球争夺”中受益》，载《参考消息》，2019年3月18日，第10版。
就印度来说，冷战结束后，从拉奥政府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印度把追求大国外交和多边外交，建立以经济、技术和教育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关系作为印度外交的首要目标。[注] Ruchita Beri, “India’s Africa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 An Assessment”, Strategic Analysis, Vol.27，No.2, Apr-Jun.2003, p.219. 印度希望通过发展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搭乘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轫的“新经济”和信息技术“便车”，借助西方大国的帮助实现大国目标。加之这一时期非洲处在“第三波民主化”(亨廷顿语)浪潮中，许多国家出现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地位也有所降低。印度开始“向西方国家看”和“向东看”，逐渐地淡化了对非洲的关注。在世界格局和秩序大调整大变革背景下，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印度还没有完整的对非战略和政策。世纪之交，随着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热情高涨，在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重拾不结盟运动领袖席位、争当“南南合作”带头人的过程中屡受非洲国家“冷落或抛弃”，印度终于认识到非洲的重要性。1998年，以人民党为主的印度民主联合政府提出后冷战时期的印度对非洲战略与政策为开端和契机，后经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完善，形成了一整套针对非洲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的表态和施政来看，莫迪政府的印度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进一步明确，对非洲的外交不断加强。总之，在印度面向21世纪全球大战略的规制和引导下，印度适时调整和完善了其对非洲的战略与政策，逐渐形成了超越以往对非洲战略与政策的新外交方案。印度开始实施明确的“向西看”“向非洲看”的政策，开始从“重新发现欧美”转到“重新发现非洲”。以2002年印度投资苏丹石油业为起点和标志，印度开始了重新“走进非洲”的新征程并且成效突出。虽然印度是新时期“非洲争夺战”的“迟到者”，虽是印度主动向非洲抛出了“加为好友”的申请，但非洲国家能立刻把印度“加为好友”并热切联络和频繁互动，相互间“红包”不断。这种友好和认可显然是缘于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可以断定是基于初遇的好感、长期的友好及长久的相濡以沫感情基础的。探究古代印非大陆的交往实践与特点，感知印非友好关系形成的历史情感基础，是透视印非友谊的有效切入点之一。
二、印度与非洲最初的交往
在人类社会较长时段内，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因素紧密纠缠在一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地理位置之于国家和区域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直到今天，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理论一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样，无论是印度还是非洲，其与本地区之外的世界要发生关系，避不开对地理和自然环境因素的考量。从地理位置看，印度次大陆和非洲大陆隔洋相望。印度著名的战略学家拉贾·莫汉直言非洲地区是印度的近邻。[注] C.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4, 2006, pp.17-18. 从历史看，印度与非洲先民在古代就开始了接触和商业往来，印度人移居非洲，定居和开发非洲；非洲人亦经商印度，甚至成为印度民众的一员。不可否认，环印度洋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北印度洋和东非近海，相对平静的大海、良好的海岸和有利的季风大大促进了印非间的海上贸易。当然，东非沿海地区从印度洋贸易中受益颇丰。与之相反，非洲内陆和另外有些地区则纯粹由于遥远距离以及能够致死外来者但对本地人无害的疾病和环境而与外界隔绝。[注] [美]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因此，在印非关系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印度与东非、北非地区的交往为最早。据资料记载，早在3000年前就有印度人到达非洲。2004年7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创办的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周报》报道，从“古生代”到“新生代”，非洲南部和印度半岛之间曾存在过“地桥”——雷姆里亚大陆，也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而且报道认为，“地桥”是由两块大陆构成，因地质活动最终沉没于大海。[注] 人马编译：《非洲与印度之间存在过“地桥”》，中国商报网站，2011年8月20日。 这似乎为印度与非洲早期的来往提供了证明。即便隔印度洋相望，亦无法阻断印度和非洲先民之间的跨洋交往。印度商人与非洲东海岸地区有着广泛而久远的商业往来，并有不少印度人在非洲定居和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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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古代的印度和非洲，尤其是印度洋地区非洲国家，通过红海、苏伊士地峡、印度洋、地中海，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联系。在长期的经贸与文化交流中，不断扩展着双方间的交流领域和交往版图，开辟出了越来越多通往世界各地的印度洋航路，构筑了早期印度洋地区的交通网络。可以说，在通往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大西洋航道开辟之前，印度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印度与非洲的交往是印度洋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七世纪以后，阿拉伯文明和斯瓦希里文明的结合，促成东非海岸城邦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如摩加迪沙、基尔瓦、蒙巴萨、布拉瓦、马林迪等都是中世纪久负盛名的城邦。这些城邦大致产生于10世纪前后，12世纪左右开始相继进入繁荣时期，15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葡萄牙人的洗劫而逐渐衰落。在东非文明的繁荣时期，货币商品经济发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东非沿岸地区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受到较发达的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影响。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在10至15世纪达到极盛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出现，在印度洋区北部地区形成了“环西北印度洋商贸文化圈”。它以印度洋为中心，包括南亚印度沿海、东非印度洋沿岸、西亚波斯湾沿岸、红海与阿拉伯半岛、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与民族。[注] 刘鸿武：《中非交往：文明史之意义》，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11-12页。 在这一核心区域内，印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印度洋贸易网中，印非最初的贸易主要通过斯瓦希里代理商或穆斯林中间商进行。他们将印度物品贩运到摩加迪沙，然后再运送至基尔瓦[注] 基尔瓦又称基卢瓦，是坦桑尼亚南部海岸外的一个岛参见顾卫民：《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一果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再转运至索法拉(在现在的莫桑比克)，再从索法拉把商品运进非洲内陆出售。回程刚好相反，中间商们把收购的非洲物品先运到索法拉，再转运摩加迪沙或基尔瓦，再经过阿拉伯半岛回到印度。[注] 杜英：《印度与东非国家关系研究(1964-2000)》，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博士论文，第21页。 这种贸易模式很长时间占据印非间贸易关系重要位置。直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印非交往是频繁和多渠道的。
尿液：用专用无菌容器收集憋足2 h以上前段尿5～10 ml，吸取2 ml尿液置于尿液保存液中，置于4℃冰箱待检。
再以印度与曾经强大的阿克苏姆(今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关系管窥印度与东非的交往。大约公元一世纪后，东非地区出现了阿克苏姆(The Kingdom of Aksum)王国或者说帝国。它建成著名的阿杜利斯港等重要港口与印度频繁往来，一度还控制了红海南口。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之前，佛教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该国，对阿克苏姆的影响不容低估。阿克苏姆文字的形成，与印度文字系统的影响分不开，是这一时期居住在阿杜利斯和阿克苏姆的印度商人和移民传播印度文化的结果。此外，香料的使用、甘蔗的生产、棉纺技术的推广都与印度有较大关联。[注] 何芳川、宁骚:《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在公元一世纪，一名住在埃及的希腊人根据自己沿红海、阿拉伯海航行至印度海岸的经历撰写的《厄立特里亚海周游记》一书里，记载着印度和阿克苏姆的贸易情况。阿克苏姆提供非洲象牙和黄金，是印度平纹细布的市场。迪奥斯考利得岛屿是一个重要的交易港，印度的商船载来稻谷、小麦、纺织品和女奴，运走龟甲。[注] 林太：《大国通史：印度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在桑给巴尔考古中发现了三世纪的孟买珠。[注] Robert G.Gregory, India and East Africa :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1890-1939,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971, p.11. 三世纪后，印度成为阿克苏姆王国最重要商品出口地之一。到六世纪时，阿克苏姆王国的船只可直达印度西海岸城市布罗奇、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同时，印度商人也直航至阿杜利斯港，以丝绸和香料等物品换取当地的黄金、象牙等物品。[注] “India-Ethiopia relations”, http://meaindia.nic.in /meaxpsite/foreignrelation/03fr04.pdf, 2010-10-13. 公元525年夏天，印度有九艘船只到达阿克苏姆王国加巴扎港口。[注] 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2卷)，屠尔康等译，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版，1984年版，第302页。 当然也有此期阿克苏姆王国与印度交流的其他记载。比如，可能为了看望教徒，阿杜利斯主教摩西曾乘船去印度。[注] 李继东：《古代印度洋贸易及历史影响—黑非洲与环印度洋诸国历史交往初探》，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第65页。
这一时期，非洲也向印度传播文化和文明，尤其是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文化。比如，古代东非地区通过海上贸易把许多黑非洲农作物传入印度和亚洲，从而使亚洲和东非的栽培作物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关系。突出的例子是高粱，除了中国、缅甸等国的高粱与非洲有关之外，印度的粟状高粱也是来自非洲。另外，植物学家经过科学鉴定后指出，现有的35个亚洲芝麻品种中约28个来自非洲。它是在印非交往中经由埃塞俄比亚传入印度再普及种植到整个亚洲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从东非经海路传入印度的作物可能还包括土豆、豇豆、葫芦、咖啡、酸梅和蓖麻等。[注]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当然，在公元三世纪初波斯萨珊(Sasanide)王朝成为强大帝国后，曾一度控制贸易要地锡兰岛，控制了部分东非地区并在阿拉伯海扩大势力，一个时期充当印非贸易中间人的角色直至波斯势力衰落，但不能阻断印非间的文明交流。
印度人抵达东非后，在索马里海岸与埃及等国的商人直接贸易。或者沿东非海岸南下与东非地区国家展开贸易交流，最远可到达莫桑比克沿海[注] Uma Shankar Jha, India -Africa Relations Prospects in the New Millenium , Delhi: Association of Indian Africanist 2001, p.58.。公元10世纪时，象牙成为印度与东非间最重要的贸易商品。[注] Robert G.Gregory, India and East Africa :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1890-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971, p.8.这一时期，已有相当数量的印度人居住在东非国家。[注] 李继东：《古代印度洋贸易及历史影响——黑非洲与环印度洋诸国历史交往初探》，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第67页。 印度与东非地区的贸易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贸易过程中，双方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频繁。《红海回航记》一书提供了大量有关印度商船到达东部、南部非洲港口和沿岸城镇的记载。印度船队满载宝石、珍珠类饰品、香料、食糖、小麦、大米、平纹棉布前往东南部非洲出售，返程时则从非洲购进大量的象牙、黄金、龙涎香、熏香、雪花石膏等物品。在东非地区发现的印度钱币，部分地印证了印非贸易关系的情况。香蕉确认是来自印度的农作物。在桑给巴尔发现的椰子果、紫胶虫和其他几种植物和草药，在东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发现的稻谷均被认为来自印度。源自东南亚地区的芒果、槟榔、椰子、甘蔗和水稻等作物，可能是经印度传至东非地区的。非洲的一些树种可能从印度引进，像波巴布树(也称为“猴面包”树)。印度的棉花来自于非洲，或是博茨瓦纳、或是莫桑比克、或是埃塞俄比亚地区。[注] 杜英：《印度与东非国家关系研究(1964-2000)》，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博士论文，第20-21页。
阿拉伯人做中介的状况于公元前二世纪后发生变化，这是由地中海世界一些王朝的变强和希望扩大与东方贸易的需求导致的。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几代皇帝都试图建立与印度的直接联系，曾多次派人进行进入东方的探险。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前30年)，造船技术相当发达，而且开辟了东航的海道。海船出红海直航至印度等地，可以把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象牙、珍珠以及阿拉伯的宝石等转运到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注] 胡锦山：《非洲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6页。 公元前二世纪初随着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建立了亚历山大港，大大便利了印埃间的海上直航。印度的船只不仅可以直航到埃及及其附近东部和北部非洲诸港，而且印度商人也开始长住埃及。特别是随着印非航海者对季风规律的掌握和熟练利用，印度和北非商人间的贸易逐渐摆脱了对阿拉伯人的依赖，开始了印度至非洲横渡印度洋的直航。此期，具有发达航海技术的埃及尤其在这一区域航海文明创造和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非直航航线的开辟，缩短了航行时间，避开了陆上安息人的劫掠，极大改善了双方海上交流的环境。之后，随着罗马的发达及对东方商品需求的扩大，印度与北非间的船舶不断增多，海上交通更趋繁荣。常见的航行安排是：船队每年七月初从埃及启程，借助八月份强劲的西南季风在印度洋航行约40日后到达南印度，开展商贸活动并让船队休整约三个月。然后，于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初，借助印度洋强劲东北季风返回埃及等北非地区。这一时期，印非航海者凭借已充分掌握的印度洋季风规律和洋流规律，甚至直接驶往非洲东岸国家进行贸易。学者吴长春指出，印度销往非洲的物品包括珠宝、象牙、细麻布和丝绸等多种物品；从非洲销往印度的物品包括金属、玻璃和酒等。有关印度与非洲的早期贸易情况，在印度泰米尔文诗歌等著作中，能看到关于航运贸易地域、规模、时间、物品等内容的生动记载。另外，印度出土的文物中也有相关情况的反映。[注] 吴长春：《早期中非海上交往方式、途径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第62页。 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于851年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中，较完整地记录了印度与非洲贸易的线路和相关情况。[注] [古阿拉伯] 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9页。 从贸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看，此期印度至非洲东北海岸地区或国家的交通已通畅发达，能承担起大批量货物贸易转移，贸易额度大且双方间的贸易关系趋于常态化。这一盛况直到伊斯兰教兴起和阿拉伯人再次控制了印度洋地区后才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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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印度与北非的交往来说，早在公元前较长时期内，由于罗马帝国对印度奢侈品、矿物等大量需求，印度与埃及等北非地区的海上通航就已开始了，[注] Ram Prakash Anand,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the Se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Revisited ，Th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p.15.以后日趋繁荣。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制品最早就是由南印度人由海道运往罗马等地的。在中非实现直航后，印度作为中间站的作用仍然存在。学界认为，由于印度洋北部地区有印度、埃及等造船和航海技术高超的国家，估计不经过阿拉伯中介的印度与非洲地区的直航会出现的更早。可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之前，印度与东非、北非地区间的海上贸易主要还是通过阿拉伯中介进行的，这不仅与阿拉伯人擅长航海经商相关，还与其长期称霸北印度洋地区的影响相关。那时，波斯湾和南阿拉伯的亚丁是商人聚集地。这一情况有记载作证：公元前二世纪埃及学者阿伽塔尔基德(Agathaides)在谈及“幸福亚丁”时指出，亚丁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印度商人；《厄利特里亚海回航记》一书指出，所谓“幸福亚丁”的称谓缘自印度与东北非之间直接交往之前。在人们还不敢从东北非直航印度各港口时，人们都得来亚丁换船或交易；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记载，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从印度至红海、亚历山大城的航程由南阿拉伯人完成，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在这一区域的贸易交往和关系中，孤悬印度洋，位于亚丁湾附近，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成为商人和航船的必经之地，曾发挥了人类文明交往中继站的巨大作用。在印度与非洲的海上交往的相当长时间内，除经南阿拉伯航线外就是经过索科特拉岛的航线，它也是中非、中国与地中海区海上贸易的重要转运站。
用无菌接种环挑取纯化后的菌株至装有100 mL已灭菌的2216E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锥形中，低温振荡培养 3 d(10 ℃，120 r/min)形成降解菌母液。
三、印非早期交往的特点及其影响
基于资料和篇幅的局限，对西方列强进入印非地区之前的古代印非交往实践只能是管中窥豹般的考察。尽管是略考，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和归纳出印非早期交往的些许特点和可能影响。
2018年的洛丽塔，已经是50多岁高龄的虎鲸了，大部分人工豢养的虎鲸，平均寿命差不多只有30岁，当年洛丽塔所在的虎鲸家族，全部成员都已离世，有网友甚至称洛丽塔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虎鲸”。
由于印度与埃及之间的紧密贸易关系，也带动了印度与北非和东非地区关系的发展，印度在这些地方留下了至今还在的文化印记。尽管文字的资料记述不多，但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却保留着不少两个大陆早期友好往来的证据。比如，从北向南沿着东非考察，遗留有不少印度文化底色的文物、印度风格的建筑、印度痕迹的风俗习惯。学者们指出，在基督教传入东非之前，佛教已对东非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就文字而言，东非一些国家的语言深受印度语言影响。以古埃塞俄比亚语为例，就有不少采用印度梵语的词汇。比如，“糖”(sokar)，梵语是“sarkra”；麝香(misk)，梵语是“muska”；大象(nage)，梵语是“naga”；玻璃(baralle)，梵语为“baidurga”，等等。[注] 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20世纪80年代，在对斯瓦希里(“Swahili”，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沿海的”“海岸的”，多指东非沿海)城市尚加(Shanga)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有了重要发现。在可能是国王寓所的举行宗教仪式的清真寺废墟里，他们发掘到一只年代大约在公元1100年的青铜铸就的雄狮雕像，高度略大于5厘米。雕狮的舌头伸出嘴外，右前足抬起，尾巴卷成一个闭合圈。在斯瓦希里沿海地区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物件。狮子雕像的风格很像印度中北部制造的用于印度教仪式的雕像。一位穆斯林国王用一件印度教仪式使用的东西做什么颇为难解。可能的解释之一是，曾经是尚加居民的印度人中的印度教徒用这个雄狮铜像举行宗教仪式，但是否为印度人制作还需佐证。指导遗址大部分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马可·霍顿(Marcus Houghton)认为，它有可能是斯瓦希里人用的秤砣，或因斯瓦希里人对兽中之王的亲切感而把它当作权威象征物。所以，这只狮子有可能是在印度制造然后作为奢侈品出口到了东非。制作这个雕像的艺术家，要么是能看到非洲狮的东非印度人，要么是熟悉印度艺术传统的非洲人。[注] [美]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尽管猜测莫衷一是，但故事的主角离不开印度与非洲，考古发掘物还把我们引领到对印非久远交往历史的想象。另外，从资料记载和学者考证来看，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年间，东部非洲出产的大量物品曾被贸易或交换到印度，包括乌木、椰子果、象牙、珠子等。[注] Uma Shankar Jha.India -Africa Relations Prospects in the New Millenium , Delhi: Association of Indian Africanist 2001, p.59.
印度在早期交往中的主动是与其科学技术优势密切相关的。尽管印度不善历史记载的习惯导致关于其造船及航海文献资料的缺乏，不利于当今学者对其航海技术及印非早期交往的研究，但部分文学资料的记述、出土文物的信息、史书的记载等足以佐证人们的推测。比如，在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的印章、陶片上就刻有船像信息；在《梨俱吠陀》古籍中记载了印度洋水域的经济、军事活动；在结集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佛教经典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这一时期航海活动的故事。另外，马其顿亚历山大帝曾于公元前四世纪远征印度，曾在印度河附近大量征用印度船只。古罗马史学家阿里安(Arrian)在其著作《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了印度配备着30支桨的大型战舰的相关情况。这些历史记录也是印度航海技术发展程度的印证。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海运事业更趋发达，不仅设立了“海军部”，而且分化出专门从事造船的种姓。特别是阿育王时期，曾设立了专门管理船舶航运的官职。在中非海上贸易的早期阶段，是以印度为中介的，而且南印度人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印度与北非地区和大秦(即古罗马)的贸易线路是，从印度直航至北非和东非，或者经由阿拉伯人转运至北非和大秦等地区或国家。[注] 吴长春：《早期中非海上交往方式、途径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第60-61页。 前者多在早期，到公元八世纪穆斯林兴起后才有所变化。这些从出土的罗马古钱、各种图刻以及文献中都可找到证据。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七世纪修建的印度阿旃陀石窟之壁画中的不少船像中，可以体会到印度造船航海技术的成就。船像的帆、桅、桨、舱俱全，船上人物的活动情景活灵活现。[注] 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9-31页。 它们生动且艺术地反映了早期印度造船航海技术的渐趋发达。
一是呈现出主要在环印度洋区域和印度人更加主动的特点。基于地理知识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早期的印度与非洲交往，更多地是印度与东北非海岸地区的交往，或者说是与斯瓦希里文化区的交往。“就航海时间而言，东非和印度非常接近。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季风使得从非洲好望角延伸4000英里到达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广大印度洋区域——越过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漠和沿海地带——成为规模不大但关系密切的共同体。这就意味着，这里是贸易世界的先行者。”[注] [美]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东非环印度洋地区曾是斯瓦希里文化的发祥地，也曾是古代社会跨区域贸易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地带，直接促成印度、东非沿海和阿拉伯南部沿海间商贸市场的形成和商品流通网的建立。相关活动情况记录在罗马帝国的官方报告中，体现出非洲沿海贸易在罗马帝国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斯瓦希里文化是非洲因素和外来因素互动与融合的产物，其中外来因素的重要组成就有印度元素，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而且，班图族黑人的“斯瓦希里化”过程与外来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东非化”过程同时进行并互为动力。只是在不同时期，非洲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所占比重有别而已。作为东非沿海地区混合型区域文化的典型，斯瓦希里文化曾在环北印度洋地区(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东非)文化圈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成为古代亚非两大洲文化联系的纽带与桥梁，也是古代“亚非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人类文化共融的特点，[注] 暴明莹：《关于斯瓦希里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页。 集中注解和诠释了古代亚非两块大陆，尤其是印度洋区黑非洲国家与南亚大陆之间复杂而紧密的文化交往关系及其相互影响。遗憾的是，由于西方世界的崛起和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紧密交往关系的丰富内涵及其积极影响在近代被逐渐忽视和淡忘。[注] 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第115页。 这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印非间那段独特交往历史及其贡献的关注。
东非具有数百处大大小小的天然海港和海湾，而且有可以远洋贸易的对象。斯瓦希里人可以投身到忙碌的、因季风而变得容易的印度洋贸易。但是，斯瓦希里人在印度洋贸易中的作用是次要的，地理优势给他们的商业贡献基本上局限于提供原材料以换取制造品，其船舶只是偶尔航行到印度或马六甲等地。实际上，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对到东非的航海贸易活动更加积极。[注] [美]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跨越印度洋的贸易，紧密了印度与斯瓦希里人的贸易关系，在“好望角”航路发现之前，印度人与东非人在印度洋上有持久的联系，印度文明随着贸易渗透到东非。在非洲，印度人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部分印度人还定居在非洲，尤其是一些放贷人、金融家和金匠等。有些印度人还与非洲当地人通婚，成为今天东非印侨的来源。[注] 杜英：《印度与东非国家关系研究(1964-2000)》，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博士论文，第20页。 总之，早期印非间的交往，大多局限于沿岸地区，印度人更加主动。
二是形成相较稳定的物流供给物品和公平互利的经贸交流方式。印非早期的交往互动比较侧重经贸，并在经贸过程中形成稳定的物流商品。比如，印度对非洲象牙有大量需求，因为非洲象牙质地比较软，不易碎和变黄，而且比印度象牙宽，广泛用于印度教嫁葬礼仪。印度人还喜欢并大量购进非洲产黄金；非洲人也喜爱印度的商品，尤其对印度的珠类产品和各式布料情有独钟。这样，印非双方在公平公开和互利的基础上都形成了稳定且大量的消费人群和供给商品，这有利形成稳定的经贸关系。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人在摩加迪沙到马达加斯加的各大港口经商，喀奇成为印度进出口的中转站。到15世纪末时，从摩加迪沙到基尔瓦的东非地区的沿海城邦约有37个，都是与印度等北印度洋国家经贸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印非贸易交往中，索马里的香料、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矿产、非洲内陆的象牙、拉木岛和鲁菲季河谷地的优质木材，还有琥珀、兽皮、龟板以及珍奇异兽等都是印非间贸易量比较大的货物。[注] G.S.P.Freeman-Grenville e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 Century , Oxford, 1962, p.123.
印非经贸交流以相较公开、公平和自发的贸易为主，以两个地区的互利为基础。尽管印度对非洲尤其是环印度洋区非洲国家影响明显，但是印度人在政治和军事上从不控制东非地区，也很少霸占大洋贸易的交通路线。印度与非洲乃至所有经贸参与主体的交往都是平等与和平的，且印度商人在经贸中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好久。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印度，其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科摩罗东西两个海角；……在所有那些兴衰变迁过程中，印度始终保持了其中心位置，她的古吉拉特商人和马拉巴尔与克罗曼托海岸的商人在与众多的竞争者，包括红海的阿拉伯商人、海湾的波斯商人以及熟悉印度尼西亚海区的中国商人的竞争中保持了连续数个世纪的优势”。[注] [印]桑贾亚·巴鲁：《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黄少卿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153页。 历史进入到13世纪，随着环印度洋北部地区力量博弈和治理格局的演变，阿拉伯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演变为统治力量。印度人包括定居在东非地区的印度裔商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其活动局限在小商品贸易和商业。但是，阿拉伯人认同印度商人在非洲商贸中的主导地位，使印度人长期保持着在印度洋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另外，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在进一步活跃的印非贸易货单中还没有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就是葡萄牙人到来并介入贸易之后，残酷的奴隶贸易也未成为双方贸易的主要构成。15世纪末进入北印度洋葡萄牙人，不但试图以葡萄牙货物取代印度产品，而且阴谋控制这一区域的中间商贸易，掌控印非间的物流通道和货物类型，可最终未成功。与葡萄牙商品相比，非洲人更喜欢印度商品。不幸的是，在葡萄牙人的极力干涉和压制下，北印度洋区的传统贸易模式也渐渐发生变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斯瓦希里人中间商逐渐被葡萄牙商人取代，[注] 杜英：《印度与东非国家关系研究(1964-2000)》，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博士论文，第20-23页。 印非间的直接贸易交流也大受影响。直到19世纪前，印度人没有大量定居葡属非洲，少数印度裔定居者仍保持自己的语言，属于外来族群。
三是印非间的海上直航航路渐臻成熟。印非间的交往范围，与海上交通渠道的拓展关系密切。在早期，印非都曾努力开拓双方间的跨洋直接贸易。随着地理知识、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增长，印非间的直航趋于频繁和多线路化。海上直航交通线路分为四条：第一条是印度-红海-非洲航线，是条古老航线。大抵从印度港口航行至埃及或埃塞俄比亚港口，或者从亚丁渡过红海再绕过索马里半岛，沿东非海岸航行至南部的桑给巴尔和索法拉港口。《红海回航记》记录伊本·白图泰曾在这条线路上“海行十五夜，到达摩加迪沙”，直至基尔瓦[注]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第二条路线是印度-阿曼-非洲航线，曾被誉为“特别便利”航线和10世纪“主要贸易路线”。[注] G.S.P.Freeman-Grenville e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 Century , Oxford, 1962, p.15.大抵从西北印度出航，途经阿曼或索科特拉岛后到达东非港口；[注] Roland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83。 第三条航线是南印度-东非海上航线。海船从印度马拉巴尔出发，向西南渡北印度洋到达非洲海岸并会沿东非海岸南行。[注]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一般情况下，从马拉巴尔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航期约为20至25天。[注] [意]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公元前六世纪，印非间已开始使用这条航线。当时，印度人常常航行于“僧祗(波斯语‘僧祗’意指‘黑人’)各岛之间”。[注] G.S.P.Freeman-Grenville e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 Century , Oxford, 1962, p.19.莫桑比克城相当数量的印度居民和专门停泊印度船只的处所就是这一航线长期使用的结果[注] R.Reasch,History of East Africa , New York, 1961, p.30.。郑和下西洋时曾走过这条航线。自小噶兰国(奎隆)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国(摩加迪沙)；[注] [明]费信：《星槎胜览》，京东电子书刊电子版。 第四条航线是从印度出发经马尔代夫至非洲的航线。郑和船队曾航行于这条线路：“官屿溜(马尔代夫的马累)用庚酉针……船收木骨都束(摩加迪沙)。”[注] 《郑和航海图》，以郑和船队的远航实践为依据，经过整理加工而绘制的。这本图集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 可见，在繁忙而重要的亚非、亚欧交通线上，至少有四条是与印度密切相关的，也部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印非交流的盛况。
四、印非早期交往实践的当代启示
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已有数千年历史，非洲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智人的地区，虽然它们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主体出现在国际舞台的时间是短暂的，相互间的正式外交仅70余年而已。但是，这两个有过灿烂古代文明的地区，相互间的沟通、交流甚至相互学习与借鉴却非常久远。印度与非洲虽被浩瀚印度洋阻隔，印非两个大陆却很早开始了交往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在长期的交往中，印非民众相互感知和相互定位，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关系模式，也奠定了彼此交往的“初心”——和平合作与互利共赢。因此，研究当代印度对非洲国家的战略、政策及相互关系，撇开对双方数千年文明交往史的关照，不免产生“云深不知处”的感觉。按照双方交往的历史演进，至少包含古代印非关系、殖民地时期的印非关系、冷战时期的印非关系、冷战后初期的印非关系以及21世纪初的印非关系几个阶段。本研究主要管窥了古代印非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实践，叙述零散且简单，不是考据维度的纯粹历史研究，只是通过历史个案、插曲和故事，让大家感受古代印非交往的基本情况，试图帮助人们理解当代印非密切交往的民族心理、交往情感和外交哲学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启示我们如何坚守和平国际关系的一些铁律或原则。
对古代印非交往实践的简单梳理同样可以“微言大义”，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和思考。历史证明，国家间交往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各国发展与它国关系的战略与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因为外交与国际关系思想是继承因素和革新因素聚合的产物，不回顾历史或枉顾历史就难以准确展望未来。历史同样证明，在任何时候，依靠黩武政策、意图通过军事霸权是不可能实现和维持大国与强国地位的。就是在短期内能实现并成为霸主，最终也必败无疑。这是人类集数千年社会治理和对外交往的经验教训，对和平追求证实与证伪的结果。尤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国家的崛起与富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软实力提升，只能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实现和维系。[注] 亢升、王静文：《中印关系脆弱性的心理因素与对策思考》，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6期，第54页。 因此，无论是西方与非洲的关系、印非关系、中非关系、中印关系等，都要遵守此历史逻辑。西方大国关注非洲历来是基于其自私自利考虑，它们虽然把赤裸裸的利益追求隐藏于基于西方标准的所谓“良政”“善治”及“人权”外衣下，但不顾非洲国家利益和人民感受、粗暴地向非洲国家兜售其政治与经济模式、将非洲“绑架”进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行为，势必造成西方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紧张。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博弈关系、血与火的对抗，在人类历史的图卷中记录和绘制下了西方列强的残暴与丑恶，西方最终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不仅从非洲败退，而且成为再次“走进非洲”的精神樊篱。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于平等、和平与合作理念的、强调不干涉非洲内政和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体制的印度和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记忆是：兄弟般的情谊、经贸合作伙伴、战略朋友等。不唯此，印非、中非还努力将双边或多边关系进一步的机制化和程序化，并敲定了双边关系战略目标：地缘政治上的好邻居、区域合作中的好朋友、国际事务中的好伙伴。在这一国际关系理念与模式下，尽管有中印“新殖民论”“经济威胁论”“中印掠夺非洲论”等西方诬蔑性话语和宣传，但印非、中非关系却一直能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因此，具体到中国，对于追求和平发展和强国目标的中国而言，如何继续推进中非、中印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关系的快速良性发展仍将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建构的核心议题和哲学话题。中国的政治家要重视外交，中国企业要克服对外经贸中的短视行为，中国民间要理性看待和参与中国外交，真正做到中国“欢迎并积极看待对方的发展，认为对方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积极贡献。”[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新华社2008年1月14日北京电。 中国才能逐渐树立“负责任国家”“国际治理贡献者”的国际角色和形象，中国外交的前途才会更加光明。
【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2.003
【作者简介】 亢升，华南理工大学印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州实践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外关系、中印关系问题研究。电子邮箱：shkang@scut.edu.cn；钟燕，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中国与印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Y9170250)、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意蕴研究”(项目编号：2018GZYB21)和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构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C2180220)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53-1227( 2019) 02-0052-16
(责任编辑 朱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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