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与大陆工业化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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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阶段及存在的问题

(一)两岸经贸的发展阶段

1979年以前,两岸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贸易往来极少,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两岸贸易和投资才有所发展。

1.起步阶段(1979—1983年)。大陆从1979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对内经济改革;允许三资企业经营发展,并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还提出与台湾地区实行“三通”,1981 年开始台湾货物免税进口。1983年4月, 大陆公布了“关于台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在此期间,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贸易从单轨的、有限的转口贸易而转为经香港向大陆大量出口,少量进口。但总的来说,当时规模还不大,且1982、1983两年的贸易量比1981年还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2.两岸贸易的较快发展阶段(1984—1986年)。从1984年开始,大陆实行进一步的开放,鼓励进口,同时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此期间,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总额,1984年比1983 年翻了一番,85年比84年又将近翻一番,速度虽较快,但总量也只有1亿多美元。

3.贸易高速发展、投资迅速增加阶段(1987—1991年)。1987年开始,台湾地区当局允许台湾居民公开来大陆,大陆也逐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这一时期,两岸贸易飞速发展,贸易总额年增长率1987 年为58.6%,1988年为79.54%,1991年为42.6%,年递增10亿美元左右。同以前相比,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1988年为 4.2亿美元,1991年增加到14亿美元,增长2倍多; 台商投资企业数由1988年的425家增加到1991年的1335家。〔1〕

4.投资主导阶段(1992—1995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更为深入。实行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台商吸引力增强。在此期间,两岸贸易总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亦迅猛发展。1992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协议金额达55亿美元,投资企业6400家,比过去11年的总和还多,两岸经贸关系进入以台商投资为主导的阶段。1993年、1994年、1995年台商投资协议金额分别为100亿美元、50亿美元、262.6亿美元。〔2〕

(二)两岸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大陆工业化的启动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它为大陆工业化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加速为了大陆沿海地区的开放,进一步推动了大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弥补了资金的缺口,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大。据估算,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1.984个单位或2个单位,国内储蓄可提高4.34个单位或4个单位。〔3〕据此,我们可以说台商投资是促进大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两岸经贸关系在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贸易失衡严重。在两岸转口贸易中,大陆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而且差额越来越大, 1995年大陆贸易逆差达148亿美元。二是商品互补层次较低,由于经济资源条件、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目前两岸转口贸易基本上是属于垂直分工形态,即以台湾地区工业品同大陆的农工原料及半成品的交易为主,投资行业也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的项目,对大陆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推动作用不很突出,在促进大陆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也不甚显著。三是两岸经贸合作仍未改变间接、单向、民间的格局,由于迟迟不能实现直接“三通”,致使两岸贸易仍以间接形式运作。如果两岸实行直航,至少节省运输成本40%〔4〕。 目前两岸贸易政策的差别较大,大陆优惠较多,而台湾地区则限制重重,这必然影响两岸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二、大陆工业化的成就与不足

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国民工业体系,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为以后工业化的深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战略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是适当而又必要的。但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由于我们长期推行这一战略,以致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因而工业化进程被延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开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81—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1%, 1991 —1995年,年平均增长11.6%。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199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3.75倍,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是1978年的2.78倍。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动来看:1980 年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30.9∶48.52∶21.39,1995 年这一比例为21∶48∶31,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近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10个百分点。〔5〕

改革开放10多年来,大陆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择其要者而言,有3 个方面显得比较突出:一是地区差距的扩大;二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三是农业生产出现徘徊。

中国幅员广阔,地区差距是在所难免的。问题在于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日益扩大。从1994年居民消费水平来看,上海为5,343元,湖北1,527元,贵州 942元,甘肃1,007元,上海分别是后3个省(区)的3.5倍、5.67倍、5.3倍。从1995年各城区镇居民家庭平均收入每人生活费支出看, 上海为5,868.11元,广东6,253.68元,湖北3,433.79元,贵州3,250.55元,上海为贵州的1.8倍,广东为湖北的1.82倍。从发展速度来看, 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也有较大的差距,江苏省1992—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25%,湖北省为14.4%,贵州为8.61%,西部、 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非常明显。〔6〕

除了西部、中部与东部地区不平衡发展态势十分明显外,在各省内部也存在地区差距。例如湖北省,鄂西山区就与省内其他地区差距很大。许多省都存在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或北部与南部差异。

地区差异,就大陆言,首先表现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原有基础差,发展速度慢。由此引起收入水平、生活消费水平乃至文化、教育等方面水平的差距。不仅如此,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落后地区要想凭自身条件在短期内迅速赶上发达地区十分困难。这对大陆工业化进入高级层次,是非常不利的。

另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效率欠佳。自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有企业对大陆建成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带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几年来,国有企业产值增长率比非国有企业低,国有工业的缓慢增长与非国有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有企业在“七五”、“八五”期间增长速度为3.43%和3.27%,而非国有工业增长速度在“七五”期间为14.5%,“八五”为22.8%。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的贡献太差,在“七五”、“八五”期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分别为-4.96%和-2.25%;而非国有企业则为5.0%,12.23%。国有企业极度低下的要素使用效率造成了巨大浪费。〔7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如果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不到改善,则整个国有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并且非国有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会受影响,高速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起飞伊始的经济可能又要跌落下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农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促成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业一度较大的增长。但在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改革以来的农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态势,波动起伏较大;二是大陆农业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十分缓慢;三是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村市场体系,市场化程度极低;四是小规模农户经营长期困扰着农业的现代化起步和发展。

农业发展的不稳定从主要农作物如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就可以反映出来。从生产力水平、经营方式等方面来考察,中国农业仍然属于传统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程度极低,农业生产力专业化、商业化程度也极低。但将“生存性农业”转变为“商业化农业”,乃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而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又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大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需求还没有进展到按市场规律办事,农民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利益得不到保护,负担一直比较沉重。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的小规模农户经营,不利于技术进步,不能满足农业商品化的需要,也阻碍大中型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长期以来,农业投资欠帐太多,极大地影响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三、加强两岸经贸关系,促进大陆工业化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是伴随大陆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没有大陆经济起飞,两岸经贸关系就不可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因此,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扩展,仍然以大陆工业化向更高级发展为依托。反过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又必然会对大陆工业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不能提得过高,比喻为“发动机或引擎作用”。〔8 〕但是通过妥善规划,积极引导,使得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大陆工业化发挥更大的作用,则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岛内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也是十分必要和可以预期的。

1.“雪中送炭”推动中西部经济腾飞

近年来,台商的贸易和投资对于大陆东部及东南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商的贸易和投资90%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以广东、福建两省最多。1995年港、澳、台地区投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广东省为2376.22亿元,福建为650.50亿元, 而地处华中的湖北省仅为68.16亿元,前两省分别是湖北的34.66们和9.55倍。至于西部地区就更少了。〔9〕这必然加剧东南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 严重的不平衡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阻碍整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内陆地区之所以相对落后,除了历史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少,而且优惠程度远远不及东南部沿海地区。虽然东南部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二次创业也需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锦上添花”,但内陆地区要发展,要赶上东南部发达地区,则更需要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一句话,需要“雪中送炭”。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就特别要大力开发;内地市场没有饱和,潜在市场需求巨大,短缺与希望同在,这更是台商贸易和投资的机遇所在。

相对于东南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市场更广阔,资源更丰富,劳动力、土地更廉价,内陆地区与台湾经贸互补性更强。中国大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已经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并采取一系列政策,以期改善内陆地区的投资环境。今后,要从政策上考虑引导和激励两岸贸易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发展,使得两岸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加工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其经济结构升级转换,弥补资金缺口,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只有中部地区“牛肚子”及时崛起,大西北和大西南能同时着手开发,全国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才能实现。〔10〕

2.注入新鲜血液,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大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改革重点就一直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效益上。国有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进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同时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加大资金投入特别是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方面,两岸经贸合作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首先,台湾地区经营国营企业以及国营企业民营化的经验对大陆并非没有借鉴之处。其次,台湾地区方面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多种人才,正是大陆所缺乏和渴望以求的。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大陆近年来又提出:“抓大放小”,推进企业兼并,这无疑为海峡两岸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使得台湾地区的资金可以找到高效益回报的投资场所,先进技术有了应用扩散的空间。而大陆国有企业在注入资金、引进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之后,如果同时实行体制改革,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那就会重新充满活力,走向蓬勃发展。

3.加强两岸经贸交流,借鉴台湾农业改革经验

关于农业问题。首先,台湾地区农业发展中有些成功因素值得大陆借鉴:(1)土地改革三项政策根本改变了台湾农业生产体制,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农民对土地投入,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的投入,都有了显著的增加。(2 )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3)重视农业科技,不论是机械、农药、化肥的使用, 还是培育、引进新产品,农业科技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4 )建立健全的农民组织、农业推广教育及农民培训。( 5)提供低息农业货款,改进农产品运销方式。〔11〕台湾地区也存在农场规模过小的问题,为此,台湾地区采取措施扩大农场规模,培养核心农民,加强农业机械化、专业化生产,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1970年以后,台湾地区一直把扩大农户规模作为基本政策目标,并为此推动台湾地区农地的流转和重组,提出通过“委托经营”、“共同经营”来扩大农户经营面积。台湾地区的地域性农业服务组织非常发达,为小农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2〕

其次,海峡两岸农业方面的交流及其扩大,对于两岸农业发展都是有利的。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农产品贸易成长迅速,经香港转口的农产品贸易额1990年比1978年增长了9倍, 台湾地区在大陆也进行农业投资,项目范围很广,包括养殖、农机制造等。〔13〕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两岸也应加强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大陆提出农业产业化,意在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台商在大陆的农业投资、两岸农业交流的加强,对大陆农业产业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大陆也应对台商投资农业提供激励,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同时加强两岸的农业交流。

4.借香港回归之机遇,开创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局面。

1997年香港回归,将对两岸经贸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从港台贸易看,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末期,香港在台湾贸易出口中,均处于第三位;1990年赶上日本,此后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1993年台港出口占其总出口额21.7%。而且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贸易大都是经香港转口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提高综合国力,世界范围内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正方兴未艾。港、澳回归,大陆与台、港、澳的经济合作,必然会进一步增强,台湾地区若置身事外,其经济损失将难以估量。香港回归以后,它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地位优势,以及它在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再与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的大陆联合在一起,必将形成一种合力,成为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增长极。台湾地区没有理由不借此机遇,带动岛内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大陆方面必然会尽力保持香港目前的繁荣、稳定、持续发展的势态,这是毫无疑问的。台湾地区也必将设法维持台、港目前的关系,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总之就两岸经贸关系来讲,台湾地区当局或许一时很难果断地解决直接“三通”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先寻求某种变通方式,使两岸均能接受,以解决两岸经贸上的双向、直接交流问题。大陆方面,则要采取较灵活的政策,使两岸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台商,并将两岸经贸与大陆工业化结合,利用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缓解大陆中西部地区差距、促进结构调整升级,使大陆工业化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注释:

〔1〕资料来源:《对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调查与建议》, 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环境所调查组,《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7期。

〔2〕资料来源:《对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调查与建议》, 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环境所调查组,《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7期。

〔3〕刘星、陈金贤:《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价》, 《国际贸易问题》1992年第2期。

〔4〕于宗先:《海峡两岸经济的竞争性和互补性》, 《经济学家》1996年第1期。

〔5〕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6〕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7〕马骏:《“七五”“八五”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和比较》,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6年第72期。

〔8〕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313页。

〔9〕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10〕关于“牛肚子”理论,参见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第1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11〕韩亦舜:《台湾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载易钢、许小年主编:《台湾经验技术大陆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12〕周其仁:《高速经济成长下的农业发展——大陆可以从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农业发展中借鉴什么?》《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6年第64期。

〔13〕韩亦舜:《台湾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载易钢、许小年主编:《台湾经验技术大陆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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