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哲学研究
穆孔晖人君养心论
王 龙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34)
摘要 ：穆孔晖参加山东乡试考试时，于《论》一篇提出了人君养心的思想。他认为人君之心是天地黎民万物之主且至关重要，因此人君之心应当养善成智，具体的方法则是君子养之以善和人君“持敬”自养。人君之心达到“智”的境界之后，人君才能依托此心兴礼乐修教化，以恩泽万民。
关键词 ：穆孔晖；养心；养善成智；君子之养；持敬
一、引言
明弘治十七年，王阳明受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的聘请，由京师赴山东主持山东乡试，担任考试官。乡试结束后，刻有《山东乡试录》(以下行文皆简称《乡试录》)一辑，内容是此次乡试的试题及答案，具体的文章有涉及《四书》的三篇，《诗》《书》《礼记》《易》《春秋》各两篇，《论》和《表》各一篇，《策问》五篇。关于王阳明此行以及《乡试录》的辑成，其《年谱》中也有专门的记载：“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岁，在京师。秋，主考山东乡试。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主乡试，试录皆出先生手笔。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敌、息讼，皆有成法。录出，人占先生经世之学。”[1](p1235)从《年谱》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点：其一，它交代了《策问》五篇的主题内容；其二，它指出了《乡试录》出自王阳明手笔，为其亲作；其三，在第二条的基础上，《乡试录》的辑成，因内容“皆有成法”，积累并扩大了王阳明的声望。然而，《年谱》中的说法并非全部可取，原因在于《乡试录》的作者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此前不久彭鹏在《〈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 》一文中对各家观点有着详细的考辨，并结合当时明朝的相关科举制度以及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刻本孤本，确证了《乡试录》非王阳明本人所作，而是此次乡试中中选者的文章。[2]鉴于此，关于《乡试录》作者归属的问题可以盖棺定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对其进行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研究王阳明思想的辅助材料，其次对《乡试录》文本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价值。本文所采取的就是后者这一路径。据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内容显示，《论》一篇的题目为《人君之心惟在所养》，其作者为穆孔晖。笔者学力有限，愿就此文尝试解之，不敢有所希冀，愿以就正于方家。
二、穆孔晖生平、思想介绍及其与王阳明的交往
穆孔晖(1479-1539)，字伯潜，号玄菴，东昌府堂邑人，今属山东省聊城市人。弘治十七年，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时，录取穆孔晖为第一名，中解元。次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之职，期间参与《孝宗敬皇帝实录》的编修。正德四年(1509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为南京礼部主事，后瑾败又官复原职。此后历任司业、侍讲、春坊庶子、学士、太常寺卿等职，于嘉靖己亥八月去世，终年六十岁，死后赠礼部右侍郎，谥号文简。穆孔晖一生为官清正廉明、直言敢谏，晚年归乡后潜心著书立说，同时讲学收徒、接济邻里，在乡间也有极高的声望。因此在其死后，当地人为他修建祠堂，称为乡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归为北方王门一列，并配有文字小传，有专门介绍：
家乡经济条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家乡经济条件对外出务工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以较好家乡经济条件为参考对象，系数值为1。家乡经济条件一般的系数值为0.275，较差的系数值为0.037。说明，家乡经济条件较好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最强，家乡经济条件一般的居中，家乡经济条件较差的最低。其主要原因是家乡经济条件较好的劳动力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安土重迁心理较弱，具有较强的进取心。
“穆孔晖字伯潜，号玄菴，山东堂邑人。弘治乙丑进士。由庶吉士除简讨，为刘瑾所恶，调南京礼部主事。瑾败，复官。历司业、侍讲、春坊庶子、学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阳明主试山东，取先生为第一。初习古文词，已而潜心理学……盖先生学阳明而流於禅，未尝经师门之煆炼，故《阳明集》中未有问答。”[3](p740)
可以看出，这段材料除简单介绍了穆孔晖的生平之外，还涉及了穆孔晖的学术思想以及与王阳明的关系问题。对于生平问题，前面已有讲述，兹不赘述。下面将对其学术思想及与阳明的关系依次进行简扼说明。穆孔晖早年也曾泛滥于辞章之习，而后潜心钻研程朱理学，结识王阳明之后受其思想影响，转而研习阳明心学。他晚年笃信王阳明良知学说，又深谙禅宗顿悟之说，常取之与王阳明良知学说相印证，因此他的思想有着浓厚的禅学化特征。穆孔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读易录》《尚书困学》《前汉通纪》《穆文简宦稿》《大学千虑》《玄庵晚稿》等多部著作，但遗憾的是仅存有《大学千虑》一卷、《玄庵晚稿》两卷、《穆文简宦稿》两卷流传于世，其他皆不存。
再次，人君养心的方法：他养与自养。他养即君子之养：“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于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于恶也；是何也？无君子之养也。”[1](p855)穆孔晖认为世间的君主都想要建立善心与公心，但是却总是流失于邪恶之心，其原因在于人君之心没有受到君子之养。而君子养之的具体形式则是君子以其义理之学克制人君之私心，使其公心日益壮大；以其刚大之气消除人君之邪心，使其正心日益增强；以其正直之论化去人君之恶心，使其善心日益革新：“夫惟有贤人君子以为之养，则义理之学，足以克其私心也；刚大之气，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论，足以去其恶心也；扩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强，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1](p856)在穆孔晖看来君子之养是人君养心的辅翼，是人君所必须依赖的，为此穆孔晖还列举了三代之际的史实加以论证：“昔者太甲颠覆典刑，而卒能处仁迁义，为有商之令主，则以有伊尹之圣以养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祗勤于德，为成周之盛王，则以有周公之圣以养之；桀、纣之心，夫岂不知仁义之为美，而卒不免于荒淫败度，则其所以养之者，恶来、飞廉之徒也。”[1](p8550太甲能够改过自新处仁迁义成为商朝的一代明君，是因为有圣人伊尹为之辅助；周成王年幼继位而最终能敬德修德成为周朝的盛王，是因为有圣人周公为之辅佐，而桀纣之君均知仁义为美，却最终走向了荒淫无度，是因为有恶来、飞廉这样的奸佞之徒伴之左右。因此穆孔晖更加强调君子之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君之心要想养善成智，则贤人君子之养一日不可或缺，同时还要远离佞臣小人，如此才能不为心之智否而困惑。
三、穆孔晖《论》中的人君养心思想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4](p264)
首先，人君之心的性质。穆孔晖认为人君之心是天地间黎民万物之主，国家的礼乐、刑政、教化都出自于人君之心。因此人君之心应当是至公、至正、至善的，非此不能绝天下之私、息天下之邪、化天下之恶：“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礼乐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无以绝天下之私；非至正无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无以化天下之恶。”[1](p855)此其一。其二，穆孔晖认为人无论贤愚与否，内心深处都有善与恶的萌芽存在，最后发展成善还是恶，关键在于培植以善还是引诱于恶，人君之心也是如此。但由于人君处在高位且孑然一身，而君子小人环于四面，人君不从于贤人君子之向善，便受小人佞臣引诱逢迎而趋恶，因此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没有不善不恶的中立情况存在：“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憸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1](p856)鉴于此两者，人君之心应当养之以善，使之成智。
其次，人君养心的目标：养善成智，成天地黎民万物之主。穆孔晖明确提出了“养善成智”的观点，他认为养心以善，长久下去心自然而然就会达到“智”的层次：“所以养其心者，不至于有鸿鹄之分，不至于有一暴十寒之间，夫然后起居动息，无非贤士君子之与处，而所谓养之以善矣。夫然后私者克而心无不公矣；邪者消而心无不正矣，恶者去而心无不善矣；公则无不明，正则无不达，善则无不通，而心无不智矣。”[1](p856)从这段材料中也可以看出，要达到所谓“养善”的境地，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养心者，即人君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为外物所分心；一是要人君在日常生活中亲贤臣远小人，自觉只与贤人君子相处。做到养心以善之后，则自然私心克公心立、邪心消正心立、恶心去善心立，此三心立则人君无不英明，在治理国家时政令上行下传无不通达顺畅，由此人君之心也就自然达到了“智”的境界。穆孔晖以“智”论心并非随意取之，而是受启于孟子与齐王的一段对话：
我国的最高反腐败机构应该是从宏观上领导、监督和协调全国的反腐败斗争，因此，该机构的名称，不能拘泥于“反贪污”、“反贿赂”、“检察院”等狭义名称，可考虑定名为“中央廉政总署”或“国家廉政总署”。
“养心”之说，最早起源于孟子。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4](p339)朱熹注曰：“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5](p374)可见，这里的“欲”是指人的耳目四肢之欲，是人本能的欲望，孟子认为“养心”最好的方法是克制减少这种本能的欲望。如果能减少这种欲望，人的本心即使有所丧失，也不会失去很多；如果欲望很多，那人的本心即使有所保留，也是剩下极少的了。孟子之所以如此重视养“心”，是因为在孟子看来“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点，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4](p191)“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4](p309)即是此意。同时后者也表明在孟子那里，心与性是一脉相承、高度统一的，所以孟子才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4](p301)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养心”的目的是为了“尽心存心”，进而“知性养性”，最后达到“知天事天”与天合一的境界，这是就“养心”的境界而言的。穆孔晖自幼学习孔孟圣贤之书，不能不受之薰染而有所感发，因此可以预见他《论》中的人君养心思想即脱胎于此，接下来就其具体内容分析之：
君子之养即为辅翼，则人君养心之说必有其主体。在穆孔晖看来其主体便是人君自养，自养之方式便是“持敬”。他认为人君如果没有洞察几微之明、专一笃志之诚，则虽有君子之养人君也无从效仿，况且君子之养不及于人君所自养。因此人君必须自养其心，并且这是外人所不能干涉的，而后才能有洞察几微之明与专一笃志之诚。至于人君自养其心的工夫其关键在于持敬：“然必人君自养其心，而后能有洞察之明，专一之诚以资夫人，而其所以自养者，固非他人之所能与矣……是以人君尤贵于自养也。若夫自养之功，则惟在于存养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1](p857)“持敬”是程朱理学中修身工夫的重要一环，朱子甚至认为“敬”字是“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6](p210)，为圣门第一义，不可顷刻间断。在他看来“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著力处，亦无一分不著力处，”[6](p210)这就把“敬”与“心”联系起来，“持敬”成了养心的重要实践方法。对于“持敬”，朱子认为“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严格’，‘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功焉。”[6](p211)可见在朱子看来“持敬”并非只是抽象的理论，高高在上触不可及，人的日常起居视思容貌做到合乎威严、端正严肃就是“持敬”了。穆孔晖的“持敬”思想便继承于此，此篇《论》虽至此戛然而止，对“持敬”思想未曾涉及，但穆孔晖在其日后的著作中有着明确的表述，我们不妨借此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如其言：“问敬如何用功，《大学》亦未尝明言。曰：言之奚矣。内而慎独以诚意，外若十视十指之严，恂栗存于心，威仪肃于体，忿懥恐惧不得有于中，亲爱贱恶不得僻于貌，莫非敬也，敬之为义，莫精于斯。”[7](p637)此段话虽依托于《大学》原文，但从中可以看出穆孔晖认为人在应事接物时保持形体的威仪、情态的中节、情感的自然等都属于在“敬”上用功，这无疑与朱子的“持敬”有着相似之处。接着穆孔晖又言：“是以威仪摄于能敬，筋骨束于有礼。何者？敬以制心则心存矣。心存则无动无静常寂常明，本体不偏于未发之先，妙用不留于已发之后，无时不正矣。”[7](p641)如此穆孔晖又回到了以敬制心、持敬养心的主题，通过肃威仪、束筋骨的方式于“敬”上用功，持“敬”以存心，心存则心之本体无动无静常寂常明，于已发未发处始终保持中正的状态，这整体就是一个养心的过程。
穆孔晖一生仅在北京、南京两地为官，晚年称病告老还乡，而王阳明则一生奔波于吴、越、黔、赣、闽、粤之地。可见，两人在生活、为官上的交集并不多，因此就两者关系而言，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交集有以下三处：其一，便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时，录取穆孔晖为第一名、中解元，这表明王阳明对穆孔晖青眼有加，按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说法，两人也由此结成了座主门生之谊，这就为日后穆孔晖拜在王阳明门下埋下了伏笔，也为穆孔晖接触到阳明心学提供了契机。其二，正德四年(1509年)，穆孔晖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为南京礼部主事，此时王阳明任南京兵部尚书，两人同朝共事。因此穆孔晖得以在公务之暇经常聆听王阳明讲学，系统地接触到了阳明心学，进而转入对阳明心学的学习，这对他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他成为了阳明心学的忠诚拥护者。其三，正德六年(1511年)，与王阳明一起为会试同考官，录取王道为进士(王道即是王纯甫，与穆孔晖为同乡关系)，并于次年同王道、黄绾、徐爱等同时正式拜入王阳明门下，成为王阳明所收的一批早期弟子。由于这次拜师涉及人数众多、意义重大，故在《年谱》中也有记载：“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岁，在京师。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梁谷、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及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同受业。”[1](p1235)至此穆孔晖的身份多了阳明心学传人一项，成为了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的星星之火，这为日后阳明心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和北方王门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但诚如黄宗羲所言，在王阳明的全部著作中未能发现其与穆孔晖的问答、书信等相关材料，这对研究穆孔晖与王阳明的关系而言不能提供助力，着实令人可惜。
在这里孟子通过比兴的方式，将自己向齐王进言献策比作“一日暴之”，将奸邪佞臣向齐王进谗言比作“十日寒之”，此消彼长齐王仅存的那点善心的萌芽也被消磨殆尽了。由此告诉齐王要专心致志，不能一曝十寒，如此才能做一个明智的君主。穆孔晖“养善成智”的说法显然与孟子这里所讲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也就印证了上文提到的穆孔晖人君养心思想渊源的问题。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君之心养善成智只是一个开始，只是完成了短期的目标，其长期的、终极的目标在于人君依托此心兴礼乐修教化，从而绝天下人之私心、息天下人之邪心、化天下人之恶心，真正成为天地间黎民万物之主：“夫然后可以绝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恶，可以兴礼乐修教化，而为天地民物之主矣。”[1](p856)
如前所述，谜语具有其地方特色，有些谜语须用方言表达、理解。而普通话的大力普及，弱势方言构成要素的濒危(汪化云2013)，使这类谜语显得极为费解：
最后，关于人君养心的特点。穆孔晖认为人君养心的特点在于“慎”和“难”两点。就其“慎”而言，穆孔晖认为人君之心养之以善，则其心就往“智”的方向发展，养之以恶则其心就往“愚”的方向发展，因此人君在养其心时不得不慎重行事。即其所言：“人君之心，顾其所以养之者何如耳？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养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1](p854)就其“难”而言，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君子养之以善使君心智，小人养之以恶使君心愚，然而对于人君来说，君子小人之分是难以辨别清楚的，自然也难以做到择善黜恶进而养心以善。其二是人君高高在上且孑然一身，而对其攻之者投间抵隙环于四面，人君难免成为佞臣小人攻击的众矢之的，因此对于人君养心来说难在难以不被小人所离间。穆孔晖讲：“君心之智，在于君子之养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于小人之养之以恶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难乎其为辩矣……则夫人君之心，亦难乎其为养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间抵隙而攻之者，环于四面，则夫君心之养，固又难乎其无间矣”[1](p855)即是此意。这就要求人君必须要有洞察几微之明与笃确专一之诚，前者使人君明辨君子小人之分，后者使人君笃信于贤人君子。
1）采用奖励制度，调动安保人员的积极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于社会治安经费投入，提高安保队员、治安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完备治安人员的安保配备器械设施。
四、结语
至此，文章从人君之心的性质和人君养心的目标、方法、特点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穆孔晖的人君养心思想。但仍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一，此《论》作于穆孔晖科举考试的考场之中，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作出这种上乘的文章，实属不易。非才思敏捷之人无法做到，而这一年穆孔晖年仅二十五岁，因此堪称青年才俊，无怪乎能得到王阳明的赏识。就其《论》而言，此篇文章短小精悍而逻辑严密，引经据典而字字珠玑，因此王阳明批语为“论能脱去浮词可取”，此言可谓中肯之语。其二，此《论》虽名为《人君之心惟在所养》，通篇都在讲人君养心的内容，但也可理解为通篇都不只是在讲人君如何养心，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告诫君主要亲近贤臣君子远离佞臣小人，察公私、识邪正、辨善恶，从而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因此此《论》不是只谈养心的义理性文章，而是针砭时弊的政论性文章，学者于此应当明辨。最后，如前所述，此《论》是穆孔晖于考场之中仓促写成，是其早期作品之一，因此囿于时境难免有所顾及不到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奠定了穆孔晖一生学术思想的基调，前文中提到的“问敬”的例子便是明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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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hen Mu Konghui took the Shandong Rural Examination，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people's mind in Lun.He believed that the heart of the ruler is the lord of the heaven，earth，people and things，which is crucial.Therefore，the heart of a ruler should cultivate good wisdom.The specific method is to cultivate a ruler with kindness and"respect"for himself.Only when the mind of the ruler reaches the state of"wisdom"，can the ruler rely on it to promote ritual and music education and to benefit all the people.
Key words ： Mu Konghui； nurturing heart； nurturing good into wisdom； nurturing a gentleman； respecting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9)03-0060-04
收稿日期： 2018-12-04
作者简介： 王龙(1992-)，男，河南周口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