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分型的法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乐死论文,法律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在安乐死的研究中，关于安乐死类型的划分，较多地受西方的传统观点的影响，把安乐死的类型划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分型在安乐死的定义和权利上，存在着概念模糊和界限不清的问题，特别是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界定不明确，在安乐死的立法和实施上，是难以认可的。这种分型涉及以下几个法律问题需要予以明确。
一、关于“主动”与“被动”的权利主体问题
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有的称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对何为“主动”、何为“被动”的意见也不统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采取措施加速病人死亡”；而被动安乐死则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注：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另一种认为，“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医学无法挽救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过程”为主动安乐死；“对确实无法挽救其生命的病人，中止维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任其死亡”为被动安乐死。（注：陈明光、刘本仁：《卫生法学》，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387页。）
上述两述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从法律角度看，二者在安乐死的主体问题上，即“主动”与“被动”的主体是谁？医生、亲属、其他人还是“病人”本人？缺乏明确界定，但不外乎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建立在“病人”本人自愿基础上的主动“采取措施”或“中止维持”，另种是建立在“医务人员、亲属或其他人”意愿上的擅自行为，若为后者，则是我国法律不能认可的。
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医生具有的不过是病种、病情的判断权利和提供病种、病情判断结论以及有关资料的义务。安乐死权是公民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排除他人代为行使的特点，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公民该权利的义务。决定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只能属于公民本人，任何其他人无权代理同意或擅自作出决定，否则就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害。建立在医生、家属或其他第三人同意基础上的“主动”与“被动”，是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要求的。
二、关于“主动”与“被动”的划分依据的准确性问题
关于划分“主动”与“被动”的依据，一般认为是“作为”与“不作为”。如“根据实施中的‘作为’与‘不作为’将其分为‘主动’（或积极）安乐死’和被动（或消极）安乐死”（注：卓小勤：《关于安乐死的本体论研究》，《湖北医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显然，这里所说的“作为”是指“主动采取措施”，而“不作为”是指“中止维持”。其实，“作为”与“不作为”是难以截然分开的。“采取措施”是一种作为，“中止维持”实际也是一种作为。“采取措施”与“中止维持”不过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作为”。从国内外对“主动”与“被动”安乐死的界定来看，“作为”与“不作为”实际是专指是否采取“结束生命”或“加速死亡”的“作为”。如果以这样的“作为”来区分“主动”与“被动”，那么，必然又涉及权利问题，医生或他人主动地采取“作为”来结束病人生命或加速其死亡，若不是建立在“病人”本人的自愿基础上，那么，这是否是杀人？上述安乐死的定义本身不能作出否定答案，立法也不能给予认可。
三、关于被动安乐死界定的严格性问题
一般把被动安乐死定义为“对确实无法挽救的病人，中止其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任其死亡”。在现实的条件下，这类情况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情况属于安乐死范围，如“无法挽救的病人”存在死亡痛苦且自愿要求中止维持措施，而中止措施本身又能减痛或除痛的。但有些情况并不属于安乐死范围，如：未经本人同意，由医生或他人决定中止维持的；虽无法挽救但“病人”并不存在死亡痛苦而给予中止维持措施的；虽有痛苦但“中止措施”本身不能减痛、除痛的。
中止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它本身不决定“无法挽救的病人”死得是否安乐，更难以确定“无法挽救的病人”的死是否属于安乐死。医生或他人（如亲属）擅自决定中止虽无法挽救，但“病人”并不存在“死亡痛苦”情况的维持措施，作为医生是违背医德和法律要求的，而亲属则难逃不尽义务、故意提前结束“病人”生命之嫌。用“中止维持”作为界定“被动安乐死”的主要依据，是难以成立的。
四、关于非自愿安乐死能否允许问题
有的分型是按患者是否自愿，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患者同意（或请求）实施的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无意愿”的安乐死。（注：卓小勤：《关于安乐死的本体论研究》，《湖北医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有的具体为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如婴儿、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实行安乐死”。（注：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这种划分中的自愿安乐死，注意并体现了患者是权利的主体，是可取的，但是，“非自愿安乐死”仍然存在其法律地位难以被确认的问题。其一，对于意识清醒、能表达意思者，“无意愿”而实行安乐死，缺乏公民本人的自愿，是由他人强加的，无疑是一种侵权行为，不能允许。其二，“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无法感知痛苦，他们在“脑死”和“不醒”中自然离世本身就是一种安乐的死亡状态，不存在人工减痛、除痛问题，因而其本身不属于施行安乐死的对象范围，如果再对他们施行“被动安乐死”，同样是对其人身权的侵犯。其三，病体“婴儿”、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是否已处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晚期状态？是否都存在列亡痛苦？如果对那些仅仅没有或失去表达意愿能力，但并未处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晚期状态，且不存在死亡痛苦者，施行“非自愿安乐死”，是对公民生命权的侵害，这种“非自愿安乐死”不但其法律地位不能予以肯定，而且为法律所禁止。
五、关于安乐死的定义问题
上述分型所存在的问题，其实质涉及到安乐死定义的界定问题。
不论是主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还是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两种分型均未对安乐死定义给予明确界定。从前种分型的表述看，只要具备了“医学无法挽救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的剧痛苦”这一客观条件或称自然条件，即可成为安乐死。而后种分型则主要注重了“患者”是否自愿这一主观条件或称权利条件，而忽略了客观条件的认定。
笔者认为，作为安乐死的立法，对安乐死的构成必须有两种规定，一是客观条件或自然条件，即存在死亡痛苦。“死亡痛苦”中的“死亡”是指医学无法挽救的、不可逆的晚期状态；“痛苦”是指死亡过程中躯体上的疼痛。二是主观条件或权利性条件，即自愿要求。即指公民根据本人的意愿和利益明确地作出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如果只有第一条没有第二条，就易发生侵权行为；如果具备第二条，缺乏第一条，易错误地扩大安乐死的范围，将不属于安乐死的情况，划入其中，使安乐死陷于非法。
因此，安乐死的定义应该表述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