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外交的新走向和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由于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不同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和方针也有着具体的变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的坚决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的“一边倒”方针，60年代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以及70年代“联美反苏”的方针等。1978年之后，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国内政策延续的外交政策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开始实行真正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变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之后又加上了“有所作为”，构成了中国外交的28字方针。进入新世纪后，“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1]401 等成为中国外交布局的基本方针。然而，最近两年来许多人感受到中国在对外关系的行为方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并引起国内外关注。那么究竟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是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研究的学者们应当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对外行为的新变化
客观地说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在全球问题、地区问题、多边问题、双边问题以及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可以感受的变化，这些变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问题积极应对。2008年下半年爆发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全球经济问题上，中国多次表明要加强世界各国的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权等主张。周小川行长更是在全球瞩目的20国集团峰会举行之际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当前可以考虑应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及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受到更多重视和关注。
第二，地区问题合作协调。朝鲜2009年4月宣布“发射卫星”，5月宣布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特别是2010年连续发生了韩国“天安舰”沉没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日美等国强烈要求安理会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实施严厉制裁。但中国的反应是慎重和适度的，一方面支持联合国框架内对朝鲜的制裁，期望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另一方面呼吁包括朝鲜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导致本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拒绝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同时继续在朝鲜和各方之间扮演调解角色，为促使朝鲜回到国际机制框架进行外交努力。
第三，多边外交直率担当。2009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及各种多边外交活动。在G20的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等场合，中国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同时展开了密集的会见外交和磋商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不再是礼仪性出席，而是直率地表明中国的立场，并以一种主动担当的意识，积极负责，努力协调。在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等全球和地区的重大问题上都采取了积极态度和务实立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发展利益，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会议取得最终结果发挥了作用。2009年底，第64届联合国大会就未来三年各国分摊联合国费用的比额达成协议。中国分摊联合国正常预算费用的比额将从2009年的2.667％增长到3.189％，达8000万美元。维和费用的摊款也将从2009年的3.1474％增长到3.9390％，达3亿美元。[2]
第四，双边关系自主果断。2009年，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身份的对外访问达20多个国家，在双边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涉及国家主权等根本问题上，采取果断措施坚决予以维护。2008年12月6日，萨科齐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国主席双重身份高调会见达赖后，中国进行了强烈的反击，采取了取消温家宝总理的访法行程和预定的中欧峰会等举措，表明了在涉藏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的坚定立场，最终迫使法国改变错误的立场。2009年“7·5”、“9·3”事件后，对热比娅等疆独分子在国外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美国涉台军售等问题上也以不同以往的强硬举措表明了坚定的立场。在外国人参与贩毒案件等涉及中国国内司法主权的问题上坚持以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果断处理。
第五，海洋维权强化实效。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先后派出海监和渔政的执法船只到东海和南中国海宣示主权，以实际行动强化中国对东海海域、南海诸岛及其附近岛屿拥有的主权。2009年3月8日，中国的渔船在南中国海中国经济专属区内对美国海军“无暇”号监测船的侦察行为进行了干扰。2010年9月，中国在日本扣押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的渔船及船员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姿态。此后，中国的海监、渔政船只宣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的常态化。自2008年12月26日开始，中国先后派出7个批次共20多舰次的军舰远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截至2010年12月3日，中国海军共完成了3000多艘船舶的护航任务[3]，护航编队护航成功率达100％。表明中国海军的责任已从维护领海、近海安全扩大到维护经济专属区权益，并进一步延伸至维护“海洋运输与能源战略通道安全”等远洋权益等。这不仅是自郑和下西洋600多年来中国海上力量首次在远洋的长期存在，而且也为国际安全提供了一个公共产品。
第六，军事战略主动公开。2008年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如果中国建造航母，世界不应对此感到意外。国防部长梁光烈也公开表示，“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2010年以来，关于中国制造和拥有航空母舰的话题变得越来越热烈起来。2010年4月23日，中国海军隆重庆祝成立60周年并举行了海上阅兵式。国庆60周年大阅兵展示的各种新式武器装备，更是向全世界公开大方地展示中国国防实力的一次表演。此后，中国海军加强了冲出第一岛链演习的规模和频率，引起了日本等国的关注。最近，关于卫星拦击武器试验、攻击航母的东风—21D导弹和四代隐形战机J—20的首飞等一系列新型尖端武器的高调亮相，更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低调形象的怀疑和否定。
上述变化已经引起了不同的解读。在国外，比较消极的评价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硬，中国更多地强化自主主张，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可能进一步膨胀。比较积极的评价则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其对外行为必然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同时，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成就是对外开放和加入国际体系的结果，因此，中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将更多地兼顾国际利益，更加负责地发挥作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分析当前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呢？
二、当前中国外交变化的新特点
全面评价和分析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和走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自信的大国心态。所谓自信，就是中国开始以更加坦然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战略诉求和战略目标，不再刻意去掩饰或回避自己的意愿，也不再过于顾忌外部世界的杂音。通过前述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时候基本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与过去20年的低姿态相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变。这不仅表明中国政府对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对困难、机遇和趋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更预示着，在已经启动的国际秩序重组的过程中，中国将当仁不让地扮演与本身实力相对称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中国将会在维护国际合作的同时注重自主决策并坚决维护主权利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种自信的大国心态。这种自信的结果就是对国家利益的表述更加丰富和多样，对外目标的更加公开和透明，对外行为的更加自觉和主动。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放弃韬光养晦指导思想和原则，但在有所作为方面将会表现得更加积极。韬光养晦并不是某种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而是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表现出的一种内敛、低调、务实和谨慎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一事无成。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可以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第二，负责的对外行为。所谓负责，就是对外战略和对外行为不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时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更多地参与国际制度安排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说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斡旋和协调，是六方会谈这一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国际机制得以维系并取得一定成果的重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化解国际危机的多边协调机制。具体来说，负责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义利兼顾。除了大胆表述自己的利益需求，还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第二，平等相待。在对待弱小和不同者时，更能够一视同仁。第三，对话协商。要坚持以和平外交手段为主，尽力避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耐心和宽容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和交流，做一个真正的负责任大国。
第三，理性的指导原则。理性首先表现在对国际形势的理性判断上。中国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和而不同、和谐共处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指导理念。理性还表现为理性的民族主义。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宽容、开放、温和的民族主义，而非狭隘、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是注重合作、讲求共赢的民族主义，而非遏制他国、损人利己的民族主义；是融入世界体系的民族主义，而非自我孤立背离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是和平的民族主义，而非霸道的民族主义。理性还进一步表现在运用灵活、变通和多样的方式处理对外问题。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既坚持原则又关注大局，既以我为主又顾及对方；在全球问题上，既维持基本秩序又关注世界正义；在大国责任上，既看到自己的实力又清醒认识到局限，既争取有所作为又坚持量力而行。
上述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特点而否定其他特点。这些特点也许并不能全面总结最近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但至少描画了当前中国外交的基本轮廓。
三、中国外交变化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外交在发生上述变化呢？借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主流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自信来自综合国力的提升。首先，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改革和开放解放了被旧体制束缚和压抑的生产力，促使中国的硬实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则达到34.0507万亿元人民币。[4] 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5亿美元，到2009年底已达2.3992万亿美元[5]，稳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7％，而世界经济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长，像中国这样持续30年以如此高的增长率发展是史无前例的。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除经济力量之外，中国在科学技术、军事力量和社会进步等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其次，传统文化的价值凸显，中国的软实力不断增强。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概括为：伦理主义、人文主义、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集中记载和论述了关于重视国家间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和宽容、反对强加于人、提倡合作双赢、反对霸道等基本思想，长期以来，已经凝聚成一系列中国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优秀的文化又通过每一个中国人而弘扬四海。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中国对外行为的实践而广泛传播，影响持续扩大。
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奠定了中国的大国自信。硬实力增添了国家自信的基础，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文化软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中国近期外交主张表现得更加自主和公开的重要原因。这一解释与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一致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是由权力界定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权力地位决定了国家的行为特点。因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利益的范畴将进一步明确，具体内涵也将得到相应扩展，中国的对外行为也将表现得更加自信。
第二，负责源于积极参与国际体系。首先，对外开放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对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态度，使中国逐步开始遵守并接受国际制度。30多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在保持中国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基础上的全方位开放，其重点是向西方世界开放。开放前中国试图在国际体系之外实现其利益，开放之后则主要以融入体系的合作与学习方式来实现其利益。实际上，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不断和逐渐加入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学习、遵守、参与并内化国际制度，逐渐增加自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对外开放30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和加入世界体系，在联合国和平维护机制、人权保障机制、世界经济贸易机制、环境保护体制以及在地区合作机制等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等国际制度安排，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宣言，尽力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其次，对外开放的过程深化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组织参与各类重大的国际活动，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多边贸易谈判、地区冲突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加深了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和世界文化的理解，加深了中国对世界共同体和“地球村”的理解，加深了中国对世界依赖关系的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17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6] 所有这些使得中国国民的国际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既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有能力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分析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并遵守国际制度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从国际制度消极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从被动的适应者转变为主动的介入者，从承担较小责任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转变为负责任的有所作为者。从一个旧国际秩序的长期受害者和反抗者转变成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支持者。中国近来的外交变化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解释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是适应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经济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冲突趋于缓和，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承认并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正是融入世界体系的结果，因此，今后的中国将继续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三，理性依赖思想观念的转变。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导致的中国执政理念变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复杂国际形势和战争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将“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作为认识时代和国际形势的理论依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家的发展战略自然会向国防和安全倾斜，客观上也造成了国家经济建设中心的偏移和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调整了自己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的基本判断。这主要反映在对世界主题认识上的观念更新，即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的主题。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世界观”的变化，并促使身份认同、利益界定和行为实践更加理性化。中国与世界的正面认同不断加深，加入而非挑战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中国认识到，置身国际体系之外并非明智的选择，不合作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的发展，中国通过持续的认知、学习和反馈，更加自觉地遵守国际规范，逐渐形成了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身份认同，进而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相容性。因此．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意识也不断增强，“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统领思想，和平发展观、合作共赢观、和谐世界观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导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的。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反映在对外行为的实践方面，自然就会出现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时候尽量避免采取对抗性措施，尽量避免诉诸武力，激化矛盾，尽量通过协商谈判等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促使事件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在内政方面，一方面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避免和限制狭隘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一解释与建构主义的理论逻辑也是契合的。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决定和改变着国家行为、认同和利益，导致相互关系的合作或冲突。因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社会观念，使得中国对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界定，由此决定了自己的理性选择行为。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外交发生的新变化基本上体现了自信、负责和理性的基本特点。这种变化肇始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逐步开始显露出来。尽管这一进程还在发展之中，仍有许多不完善和不明确的地方，但总的走向和趋势是可以基本确定的。
[收稿日期]2011—02—21
标签：中国民族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