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明话语的转型与重建 〔*〕
闫德亮， 李 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乡村话语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乡村文明话语的变迁与国家制度具有必然联系。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与推进过程中，乡村文明同样受到政策的调整、主体的流动、空间的位移、价值的变迁等层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秩序。乡村文明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受到空心化、商业化、现代化的影响，需要完成一场当下与过去、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更好地完成农民需要的精神归依与心灵守望。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价值观念的传播，需要在切实把握中华文明本质特点的基础上，在提升话语能力、拓展话语空间、丰富话语载体、增强话语传播、建构话语体系等层面，以风貌形塑乡村之“形”，以文化寻找乡村之“魂”，全面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关键词〕 文明话语；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城市文明；价值重构
话语的建构包括了语言、符号、知识、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建构，是人们的精神追求、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意识等层面的具体外在表达。话语的建构及其价值观念的传播需要互相依托、互相支撑，话语体系在展示价值观念的同时，会积极参与到社会行为的塑造，会通过价值传播引导社会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但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根基。乡村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农耕文明社会还是工业文明社会中，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一种重要载体，乡村文明话语与价值观念具有内在深度关联，例如“乡愁”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就拥有一定的诗性与历史感，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文明中的情感补充。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振兴之一，要对乡村文明价值进行重构，进而繁荣与复兴乡村文明。由此，新的历史语境下需要深入探讨乡村文明话语转化的理路，使其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积极推动乡村文明话语系统的建构与传播。
一、乡村文明的话语变迁与实践发展
近代以来的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乡村问题。关于乡村文明话语的理论与实践讨论、探索，似乎一直到现在都未停止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话语是改造乡村。当时，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根在乡村，乡村起来了，都市自然会繁荣。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主体。农村崩溃，不单单是经济崩溃，文化也“狂逃般的崩溃着”。精英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性流动”，导致了乡村文化衰落、荒漠化及精英匮乏。〔1〕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试图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在河北定县开展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定县试验”，以达到“农村建设”和“民族自救”的目的。除了梁漱溟、晏阳初，还有一批有识之士如黄炎培、陶行知等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领袖，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改变当时落后的面貌，用教育的方式给农民灌输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进而逐渐形成了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实践的乡村建设浪潮。在此乡村建设浪潮中，“到都市去”“回乡村去”成为最有力的呐喊与生动的时代图景，其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旨在以“教化、礼俗、自力”为内核，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为工具重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以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文化失调”等问题。〔2〕这种乡村建设被认为是一场区域现代化的实验运动，试图运用西式城市文明对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规训”。〔3〕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文明的发展总是与社会发展阶段和制度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往往伴随政权更迭进行除旧布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根本上废除了宗族、乡绅、保甲等体制，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取得的翻身也直接带来了文化上的翻身，封建文化与传统的宗族文化逐渐被废除。后来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内在结构、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态，农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伦理道德，都朝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转变。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最初时间，需要进一步巩固政权并培育新的主流价值文化，以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建设农村文化制度并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功实现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乡村的文化宣传成为改造农民群众、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例如，当时的有线广播、现代戏曲、文艺读物、宣传画幅等，都以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形式担负着清除旧文化、发展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重任，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乡村话语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乡村文明话语的变迁与国家制度具有必然内在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乡镇企业及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不仅增强了农业生产效率，调整了农村经济结构，乡村的文明程度也明显提高。但是，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乡村的文明风貌、文化空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的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乡村文明话语空间、话语场域、话语权力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农村制度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大部分农村家庭出现了劳动力富余，剩余劳动力开始寻求新的收入方式，并逐渐走向城市寻求农业以外的务工岗位。于是，中国就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接受了大量涌入的“农民工”，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进行转移。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乡村的生产资源、人口与发展活力遭到了消解，在嬗变中乡村文明的发展空间开始萎缩与凋敝，乡村文明的话语权也在逐渐淡出与消失。乡村原有的由民俗活动、节庆仪式、传统工艺、特色风貌等构成的日常活动，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认同。以乡土为纽带的乡村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趋于衰落。
新世纪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生产方式与城乡关系发生了剧烈变迁，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开始流动，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带入乡村。在乡村社会中，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消亡，而新型的乡村文化却尚未建构起来，多种文化形态混杂而形成的“乡村文化”缺乏更广泛的、普遍的认同与遵循。“三农问题”“新型城镇化”“新农村”“美丽乡村”“留住乡愁”“精准扶贫”“两山理论”等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重点话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我国“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推动乡村内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强化乡村文化主体性，铸就乡风文明，从而丰富文化的多样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与发展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振兴成为重要维度，也同时给乡村文明话语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乡村文化的主体被再次明确，铸就乡村的文化之根、文化之魂被提上日程，乡村的文化自醒、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被重新唤起。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使乡村文明建设融入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范畴，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二、乡村文明话语转型的价值逻辑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4〕从文明的内在价值逻辑分析，文明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体系，存在诸多矛盾和张力。在城市化高速发展与推进过程中，乡村文明同样受到政策的调整、主体的流动、空间的位移、价值的变迁等层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秩序。相比较改革开放后以乡村文明建设目标为导向的实践行动逻辑而言，乡村文明的话语转型在学理层面的梳理与探索显得不足。
㉒参见 Kopp，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Kommentar，19．Aufl．，2013，1Rn．34a．
首先是政策理论层面。20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理论关系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讨论热潮。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导话语指导下，开始了对建设“两个文明”的探索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实践发展与关系平衡，主要依赖于政府系统的话语主导。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两个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其实践发展从原来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转向由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同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得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教育话语更加大众化、通俗化，有力地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并实现了社会主流价值传播。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重视再次使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凸显出自身重要意义。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性总体要求中，乡风文明处于中间位置。乡村文明话语需要在打造有品质、有风骨、有活力、有灵魂、有根脉、有特色的乡村形态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实施。
其次是乡村主体层面。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在推动“三农”发展的一系列语境下，乡村主体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流动性。乡村社会主体及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与行为方式，都随之明显地发生了变化，逐渐失去了以往的认同感，乡村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内聚力逐渐减弱。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的主体性实现能动性、创造性发展的重要领域，人的主体性发展又是衡量精神生活品质的内在价值尺度。“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性，首先表明的是人的精神、思想或认识的状态，进而还表现在某种精神、思想或认识支配下人的实际存在、行动或实践状态。”〔5〕农民与农家学子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打工、求学，促成了地域互动、主体互动与文化互动的发生，城市文明对乡村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侵蚀与渗透，原有的农村主体固有阶层开始多元化、分众化，并滋生出一定的城市文明意识。乡村文明作为社会延续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而突出农民的乡村文明的主体性特征，就需要以农民为主体来丰富乡村文化及其生长土壤。
再次是空间位移层面。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动，农民进城与返乡的流动性打破了原有农村社会的保守性、稳定性与封闭性，农民渴望融入城市的同时又弥漫着“原乡情结”。空间也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结成的一种社会与文化关系。从城乡地域体系来看，城市与乡村是人们不同的生产、生活与生命实践空间，人口在城市空间密集而在乡村空间就相对比较分散。尤其是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中，部分乡村被拆迁并被进行安置，相当一部分原住村民选择进城务工甚至定居，农民原有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并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隔阂。在这种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也面临被商业化、被挤压、被剥夺甚至遭遇断裂等危险，乡村固有的文化空间逐渐变得纷繁复杂，多元文化之间不断产生碰撞和冲突，不仅挤压了乡村文化的生长空间，也使得乡村文化面临异化等问题。
最后是价值重构层面。漫长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过程中，传统乡村文明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精髓，同样也成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存在与流变的历程记载，构成其文化的精神脉络和灵魂核心，是乡村在历史嬗变过程中，从村民的共同生活体验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形态，由此形塑了支配村民行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乡村共同体的粘合剂与文化遗产。”〔6〕农民的共同生活习惯、生产经历、情感体验、文化传统等内容，铸就了其集体认同价值理念与行为模式，并巩固了已有的乡村社会秩序。在新的文化发展势头的冲击下，农民原有的行为逻辑与思维习惯被打破，传统礼仪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有序性和互动性逐渐消失。这就迫切需要在乡村共同体基础之上重新建构新的乡土文化，迫切需要在保留与维护乡村社会价值理想与文化信念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新型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价值体系、新伦理体系、新文化体系，实现城乡文明、新旧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的有机融合，实现相得益彰与共同发展。
〔2〕耿达：《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三、乡村文明话语与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态势使乡村固有的文明话语与价值观念逐渐走向式微。原来的公共空间被破坏，新的公共空间尚未发展成熟与建立，话语空间与沟通模式会直接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主流话语形态背景。城市化对乡村文明话语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影响较大，乡村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遭受碾压，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中，乡村在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等问题上，面临无法避免的困境与挑战。冯骥才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之根就在中国的农村社会中”，因为“广大农村至今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根脉，以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古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民族之根深深地扎在农村”。〔7〕然而，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与城市文明的冲击下，需要完成一场当下与过去、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以更好地实现目前农民所需要的精神归依与心灵守望。而一种文化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该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被民众认同，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群众对新乡村文化的认同，乡村文化价值重建就失去了应有的根基与必要。
二是乡村商业化的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是乡村产业振兴，是要最终实现生活富裕，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等因素的影响。乡村、乡土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传统农民对其拥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农民会对所经历、所熟悉的事物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决策，这些都成为农民自身动机、情感、意志的集中体现。例如，一些乡村依托地域特色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成为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乡村产业振兴战略推动下，乡村的商业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态势，工业化资本、城市文化及商业理念都会伴随着市场、商品、技术、人员、媒体等渠道强势融入乡村文化，也势必会引发原来的乡村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尤其是在文化价值层面的认同是核心认同，也是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最深层基础。而市场经济、商业逻辑、先进技术、契约精神、法治思维的介入，改变了原来农村社会形成的、稳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农民对于理想追求、家庭伦理、社会公益等价值取向，面临着农村商业化、市场化、契约化的冲击，多元的价值观念与发展模式也引发了乡村文化的认同危机。
（三）病理变化 对死亡羊只进行剖检，该羊消瘦、眼结膜苍白，显贫血症状，唇内及外阴口各有两个丘疹；心肝未见明显病变。肺微红、无弹性，有一处淤血，两侧肾上有大量坏死灶，前胃及四胃上有少许硬实的结节单个存在；肠系膜淋巴结微肿、发白，其余未见明显示病症状。
供应情况：国内市场方面，企业重心仍在出口市场，国内放货不多，局部催货现象严重。出口方面，企业积极集港发运8月订单，因7月订单延期较多，8月港口待发量较大。因中国兑美元汇率逐渐逼近7，出口利好持续发酵。原材料方面，硫磺市场延续上行态势，业内看涨心态较强；硫酸市场震荡上扬；合成氨市场盘整运行，局部窄幅调整；磷矿石价格高位企稳，新单成交陆续增加；总体看原料价格大稳小动，对二铵形成较强支撑。上周随着个别短期检修企业陆续复产，企业平均开工率明显上涨，约为66%。
一是乡村空心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向城镇、城市流动，造成城市人口密集与乡村人口稀疏的区域空间结构失衡，乡村之中的部分村落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趋势增强。村庄的“空心化”主要包括人口空心化、社会关系空心化、土地空心化等。〔8〕乡村的空心化不仅使原有乡村社会的生产动力削减，也影响了乡村的自我生长与发展能力，原有的影响世世代代的共同价值理念和民间信仰及仪式载体均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村民之间也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发生转型，彼此之间的联系频率与熟悉程度逐渐降低。乡村社会固有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伦理空间界限被打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新兴的文化元素随着人员的流动被带入，乡村社会原有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文化及其他亚文化类型等多元并存，造成了价值的多元与混乱。乡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迫切需要新型农民以文化主体地位，对于原有的优秀乡村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在核心理念上凝聚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从而激发乡村文化的本土性、多元化与创造力，积极构建基于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乡村共同体与理想图景。
三是乡村现代化的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受市场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等深刻影响，乡村文化同样面临着多种形式的矛盾与碰撞，需要实现与世界文明发展的接轨与融合。虽然乡村的现代化以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改造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与生产效率，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生态、人与社会新型关系的建构。但由经典现代性衍生而来的效率发展模式、物质消费主义观念受到后工业社会、生态文明和社会公正诉求的挑战，这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的思想，导致了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严重后果，如“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以及风险景象的日益普遍等。〔9〕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导致了乡村文明话语的缺失和以往价值观念的混乱，需要进行变革、创新和发展，需要重构城乡文化认同的新价值体系，从而推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建设，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完善与进步。
四、乡村文明话语重建的路径思考
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重要方向。正如有学者论述，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区域。中国农耕文明史上的乡村文化构建了独特的乡村文化生态，其孕育的乡村文明话语影响着农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为乡村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城乡关系离不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交流模式，在此过程中一些城市文化符号、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意义不可避免地融入乡村信仰与价值体系之中。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价值观念的传播，需要在切实把握中华文明本质特点的基础上，在话语能力、话语空间、话语载体、话语传播、话语体系等层面，以风貌形塑乡村之“形”，以文化寻找乡村之“魂”，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五是建构乡村文明话语体系。乡村是与文明价值具有内在深度联系的人类文明形态。乡村文明话语体系是以传播乡村文明、改善乡村文化生态，提升乡村文化振兴为目的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是一种具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建构乡村文明话语体系，要在遵循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基础上，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在乡村文明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话语等层面深入研究，使城市与乡村形成基于文化认同的和谐共生，并不断深化文明话语的阐释理路与实践活动。有必要梳理与建构乡村文明话语的理论框架意义体系，尤其是在讲述当代中国乡村文明故事的理念与方法上下功夫，通过深入探讨研究优化乡村文化，逐渐完成乡村文化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从而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治理的转型。乡村文明话语是当前国家话语的组成内容，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要融合城市与乡村、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创新、活态与固态、时代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关系，重新架构乡村文明的话语内容与新的文化价值，复兴并赋予乡村文明新的精神内涵，达到核心理念与共同信念上的深层次认同与融合，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的发展，从而保证乡村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价值归依。
二是拓展乡村文明话语空间。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用“特定时刻所有个体的社会关系综合”来定义社会结构。〔11〕空间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并进行社会互动的场域，乡村文明话语空间需要在新语境中不断拓展，无论是在具体、实在的物理空间中，还是在观念、意识存在的虚拟空间里，乡村文明话语都需要在空间生产意义过程中进行重构与拓展。一方面是拓展乡村社会宣传与传播的物理空间，使其不断获得身体认同感与群体归属感。要通过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形式拓展乡村主体的话语空间，传递与表现乡村从传统社会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方式过渡的文化变迁过程。要积极展示中国乡土社会熟人性、亲缘性、温情性、互联性等传统模式带来的情感价值，并推动新的乡村社交与关系的迁徙与转移。另一方面是拓展乡村社会互动与交流的网络空间，使其不断获得虚拟的、连接的新型社会空间。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与普及，乡村社会文明话语需要借助新型媒体，实现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分享与传播，在虚拟和现实的交织下形成全新的乡村文明传播空间，完成乡村文明在城市话语空间中的建构与延展。
三是丰富乡村文明话语载体。乡村作为村民生产生活、生存生息的地方，是农民情感的依托与精神的家园，乡村文明话语是形塑农民思想行为的重要元素。现代乡村打破了传统乡土中国社会中以血缘、地缘、家族、宗族等为主要联系的共同体，需要更加丰富乡村文明话语载体，以增强符号场域的空间辐射力。通过话语载体，乡村文明可以准确、真实地被感知和传递，而乡村文明也会在新的阐释与解读以及创造过程中，爆发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彼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2〕乡村的社会公共活动、婚丧祭祀礼仪、节庆文体活动等，不仅可以成为建构乡村文明的重要话语载体，也成为乡村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在此类话语载体之中，农民需要在移风易俗基础上，对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乡村文明进行融合，在主体的城乡位移之间实现城乡文化互补循环。进而在无意识的解码、转化、移植、过滤之后，对乡村文明话语进行重构、重组与重编，从而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凝聚从事社会活动的价值目标，并融入乡民的信仰文化体系之中。
〔6〕郑杭生、张亚鹏：《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华北侯村的调查》，《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1期。
一是提升乡村文明的话语能力。城市是目前中国文化最为集中与广泛传播的场域，而乡村却是中国文化得以形成的根源之地。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传统乡村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场域特征，需要对乡村文明价值体系给予重新认同与肯定，对乡村文明作出价值选择，提升乡村文明的话语能力。话语权指的是“主体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的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10〕要重视乡村话语主体的发展并提升其话语权，通过多个层面的教育、培训、宣传来弘扬与传承乡村文化，践行尊祖尚礼、家庭为本、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价值观念，以及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等传统美德。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的生命力，使新型农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从道德风尚、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化素养等维度，使其真正成为新时代的集体代言人。要着力改变城市化进程对原本乡村社会生活系统的干扰与冲击，增强乡村文明意识与共同体意识，改变乡村文明在大的话语系统中的“失语”倾向，缓解乡村个体的失落感、焦虑感与迷茫感。要提升乡村文明的话语能力，彰显自身的价值，并积极支撑城市文化观念价值的再生产，使之在城乡互动交融中、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赵泉民：《从“无差别的统一”到“对抗性”形成——基于新式教育兴起看20世纪初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3期。
由于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题项的归类和量表构成与前人和本研究设想保持一致，因此使用AMOS 17.0软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结构模型，以检验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是否显著，进行假设验证。除了可以处理多个因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的另一个优点是构建竞争模型，根据各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的优劣情况来决定哪个模型最可取。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分别构建了全模型M0、修正模型M1和研究模型M2，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3所示。
〔7〕冯骥才：《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080615/n257502254.shtml。
〔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50-51页。
最后是公安信息化的效用问题。公安信息化并没有减轻基层民警的负担，提高基层警务的效能，反而，层出不穷的信息系统和信息采集大会战，逼迫基层民警重复采集、重复录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建起的貌似浩如烟海的海量数据库面前，民警却找不到有用的数据，增加的只是负担，而没有品尝到信息化的“甜头”，于是乎应付和造假不可避免，你搞你的采集大会战，我玩我的倒库游戏，在这种现象面前，我们先不要责怪民警的素质低，而要深刻反思为什么公安信息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是不是我们的组织和建设出现了问题?
〔5〕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四是增强乡村文明话语的传播。乡村文明话语的转型与重建，是在打破城市与乡村社会和文化边界的基础上进行的，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乡村从传统社会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方式进行文化变迁的过程。“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大众化、日常化，乡村社会也正在成为新型大众媒介的消费场所。”〔13〕从一个维度而言，乡村文明话语的传播主体与载体是人。人的主体性与人的本质理性是需要高度契合的，需要以“人”的主体性视角去建构社会变迁语境下的乡村文明话语。要发挥乡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乡贤等群体的典型示范作用，以其较高的文明素养和道德觉悟引领乡村文明发展，使其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媒介。同时，要积极汲取包容进步的现代文化与社会理念，将乡村振兴的政治话语与其文化话语进行融合，形成有利于乡村社会发展的公共话语。从另一个维度考察，在乡村文明话语中，现代媒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参与了传统乡村社会的重构。要善于利用现代媒介加强对乡村文明形态的展示与传播，注入更富进取性的文明自觉意识和主体性，以乡村文明人物、乡村文明故事和乡村文化项目进行具象化、具体化、可视化、生活化的传播与融入。尤其需要不断创新讲述中国乡村文明故事的理念和方法，使其真正介入农民的生活，并成为传递当代人类文明共生价值观的组成内容。
〔3〕郭晗潇：《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社会建设》2019年第1期。
选择有代表性的桑树，单株小区，3次重复，完全随机设计。除试验因子外，其他条件一致，每株随机抽取树冠中上部的3条母枝(每条枝调查2条新梢)进行观测，并分别挂牌标记。每年4月10日至6月7日进行测定，从4月13日开始，每隔3 d调查1次，连续观测2 a。用卷尺测定新梢的长度、叶片的长度和宽度，并用游标卡尺测定新梢的直径和叶柄的长度，分别算出其平均值和日生长量，主要统计新梢上从基部芽位向上第6～8节位的平均值，并以时间为横坐标，新梢和叶片的生长量或日生长量为纵坐标，绘制生长动态曲线。
〔8〕李祖佩：《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
YANG Yun, RUAN Chun-yang, YANG Mei-qing, YU Guan-zhen, TIAN Jian-hui
高校是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级人才的主要场所。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他们也承担着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任务。在学校的教育理念中，如果强调礼仪教育，将不可避免地提倡礼仪教育，并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注重礼仪的氛围。这种气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每一位老师和学生的行为。尤其对学生来说，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毕业后，他们肯定会向社会展示和传播这种行为和时尚，但不重视和倡导礼仪教育会适得其反。因此，每个青年学生的礼仪素养水平反映了高校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成果。
〔9〕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0〕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4期。
设置“字符替换”错误,且使其超过错误阈值,检测接收端是否发起重同步请求,仿真结果如图8(b)所示,错误阈值(err_threshold)设置为8,ucc_err_cnt变量是由UCC模块统计的不被期望控制字符错误,且在超过8时,sync_out(即sync信号)信号在下一个LMFC上升沿置低一个完全的多帧周期,进行重同步请求。
〔11〕孙信茹、赵洁：《手机拍照、社会参与及主体建构——基于一个城市中老年女性群体的观察》，《现代传播》2018年第2期。
〔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13〕李艳红：《乡村传播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作者简介： 闫德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研究员；李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社长、研究员。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研究”(19A10)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13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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