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及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时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个与工业化密切联系的概念，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变①。现代化又被认为是带有方向性的变革过程，它可带给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政治自主、精神自由、基本需要满足等成就，而以生产或经济建设为基础和重点。所以广义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宽泛内容，狭义现代化则限定在生产或经济建设范围内②。本文主要从狭义上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对现代化的认同不成问题。然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认同现代化。则是颇有争议且在学理上还未论证清楚的问题。对此人们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判断，即毛泽东时代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因此达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时代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故国家经济实力日渐增强。这种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革命不利于建设；二是毛泽东时代只认同阶级斗争，不认同经济建设，邓小平时代扭转了这种局面。这其实涉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问题，也关涉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逻辑自洽的问题。 为论证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解答如下问题：在西方学者及中国共产党的逻辑理路和历史事实中，革命与建设是不是完全对立、相克不相生的范畴？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在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典型特征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以后有否提出现代化理想并付诸实施？成效如何？这种成效何以受到遮蔽？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对邓小平时代有无贡献？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何评判？对本论题能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拟围绕这些方面展开论述。 一、革命与现代化关系辨析：现代化是革命性的结果 革命有广狭义之分。广义革命指彻底的社会变革，它通过和平改造或暴力革命等方式破除旧的桎梏。狭义则主指暴力革命。无论西方学者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涉及革命概念时，往往广狭义混用。就后者而言，大致执政前主指暴力革命，执政后则主指和平的社会变革。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个体经济的所有制变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均本着和平改造愿望设计。 以工业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与革命这对范畴，在西方人的意识和历史中，均密切相关。现代化历来被认为与彻底的社会变革有关，它被看作“革命性”的结果。在传统和现代社会间若无革命介入，就不会发生这种变革。就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而言，“暴力革命”被看作与“和平改造”起同样作用③。成功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如英、法、美等国，实则都与资产阶级革命或解放黑奴战争联系在一起。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获得政权，其次是巩固变革成果。所以革命和建设从来密不可分。近代革命政权强调经济发展往往甚于民治④。 毛泽东时代执政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革命与经济建设看作互为促进的关系。 执政前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即把生产或经济建设看作与革命战争不能分离、不能对立的任务⑤。中国共产党人搞政治、军事的目的，自认为只是为着解放生产力⑥。所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使中国工业化，并认定经济工作尤其是近代工业决定着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及社会变化“这一切东西”。且在战争年代，即已努力掌握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⑦。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他们面对的军事与经济两大任务中，后者更为重要⑧。毛泽东把学会做经济工作提到战略高度认识⑨，认为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其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政府、一种新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⑩。 执政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由解放生产力变成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一起，被作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大革命运动(12)。此时革命被赋予了广义上的彻底改革之意，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家。此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一切工作都应服从生产需要，革命和生产工作须密切结合(13)。用周恩来的话来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同时进行和互相促进的”(14)。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价值认同亦未中止。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9月，即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指出搞社会主义有精神和物质两条战线，精神上在改造旧思想、提高社会主义革命觉悟上打了胜仗，有利于物质上在改造自然、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上打更大的胜仗(15)。11月《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且一再强调的方针，必须坚决遵守。不能把文化革命同发展生产相对立，而要通过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16)。研究显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经济领域举止“比较稳定和谨慎”，生产未出现长期混乱局面(17)。 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亦可看作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均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及终极目的地位。毛泽东1957年指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社会生产力较充分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算获得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充分建成”。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出，全党须在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政治与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才能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本改变中国的被动地位(18)。 可见，无论就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而言，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均非完全相悖。在执政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逻辑中，革命与建设也是相辅相成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且把经济建设作为基础和目的，把革命只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对经济建设的强调可说一以贯之，并不存在前面否定后来肯定的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而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价值认同，首先表现在对现代化蓝图设计及实现该蓝图的路径探索上。 二、现代化认同之理想追求：应建设全面的现代化而非单纯的工业化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同，经历了从工业化到体系化的四个现代化的理路变化。综合平衡的全面现代化，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标。 以重工业带动工农业发展，是20世纪40至50年代初，执政前后的中国共产党沿袭的苏联现代化发展之路。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19)。1949年，他在给马林科夫的电报中提到，中国人民将向苏联学习，逐步建立自己强大的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20)。根据1953年制定的总路线，中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轻重工业并举的方针下，以钢为纲，全面跃进。这导致生活资料生产相对薄弱(21)，成为三年经济困难的诱因之一。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强调，重工业发展要以农业、轻工业发展为前提并为之服务，安排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22)。 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四个现代化综合平衡，同时并进。周恩来1963年1月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同时并进，相互促进(23)。他进而于8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他相信，经过1963年至1965年三年过渡和1966年－1975年十年规划，中国基本上可建立一个独立的包括工农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方面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突破了苏联及中国之前仅只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提法(24)。 以科技现代化提速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因科技现代化程度决定着国家现代化实现的速度，故1956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在12年内，使中国最重要的科技部门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63年－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标志着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理路基本成熟。该规划拟用20年左右时间，在科技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5)。 以国防现代化保障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把国防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目标和责任。1953年，毛泽东即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26)，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更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工农科技现代化外，再加上国防现代化(27)。而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28)，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为此，1961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原子能工业建设(29)并成立了国防工业的领导机构(30)。1965年初毛泽东指出，国防技术包括原子弹、氢弹都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并强调从战略高度考虑军事问题(31)。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总体设计，是希望建设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同时并进、相互促进的现代化国家，形成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理想蓝图能否顺利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设计者的认识水平和破解实践难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客观条件是否允许。在其理想目标中，工业现代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基本上无现成经验可言。这意味着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过程必定曲折。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相互交织，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肩负多重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现代化价值认同的实际光芒。 三、现代化认同被遮蔽的内外原因：农业现代化路径难题与意识形态纷争的干扰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同之所以易被忽略，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人们通常以为毛泽东只认同阶级斗争。所以，要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同程度、面临问题及其成效，阶级斗争与现代化认同的关系无疑是个绕不开的话题。60年代阶级斗争之所以会成为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的三大任务之一，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具体路径上存在分歧、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分歧步步升级的复杂内外因素影响密切相关。 1.农业现代化路径难题探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农业现代化路径难题，主要是其组织形式问题，即农业合作化是否要与工业化同步、合作社规模以何种程度为宜，是通过改善管理方式还是变更所有制来克服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对于后者的分歧，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国内原因。 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是否同步的探索。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过热烈讨论。主要有四派主张：一是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二是振兴工业以救济农村，三是先农后工，四是农工并重(32)。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何时以及如何将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引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面，深化了30年代的讨论。尽管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均认同合作社对于在经济上领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有决定性作用，认同国家经济须与合作社集体经济结盟，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从发展顺序看，刘少奇较认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33)，不赞成建国伊始，即急于在农村普及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场(34)。毛泽东则认为农业合作化不仅应与工业化同步，甚至还应先于机械化。因为它可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条件，避免农村两极分化(35)，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36)。而当时农民向往富裕生活的共同愿望，使农业集体化成为可能(37)。在毛泽东影响下，1951年秋党中央确立了机械化和集体化同步进行的发展路径(38)。工农业同时并举、城乡共同发展，这被国外学者看作现代化模式的一种创造(39)。 合作社规模探索。对此刘少奇主张区别对待，即生产合作社规模要小，销售合作社规模要大。认为建国初期无论在机器拥有量、政权属性和干部素质方面，都不足以搞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而大规模的供销合作社则有全体劳动人民的需求作基础(40)。毛泽东则主张通过合作社规模升级即调整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引领、促进和发展生产力。但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有修正。比如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制，开始主张要五到六年，后来逐渐改成需要相当长的阶段(41)。可见毛泽东最终的结论是：原则上应趋向公有制，但速度上宜循序渐进。 改善管理方式还是变更所有制以克服经济困难的困惑。大跃进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克服经济困难路径的意见不一。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此，他主张领导者应采取平等态度待人，通过整风达到大协作，通过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管理，改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2)。西方有学者对此认同，认为革命成果巩固的关键之一，是官吏所起的作用。只有经常检查和撤换官员，去除其优越感，或让工人们也了解行政管理方法，才能管理有效(43)。刘少奇等领导人则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不适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主张退到适宜的经营形式即包产到户去。当时中央不少领导人同意这种看法。毛泽东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有其底线。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关系可无穷变化，所有制则不宜有太大变化(44)。他赞成包产到队，主张以生产小队作为经济核算单位，但不主张分田到户，认为前者是集体所有制，后者则是私有制，性质完全不同，认定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界线。因而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现象，即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把它看作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搞个体经济还是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所以在原本拟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问题的北戴河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形势、阶级、矛盾，重提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45)。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在认同现代化、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同时，不敢放弃阶级斗争，还受到当时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 2.国际意识形态纷争对现代化认同显示度之干扰 20世纪60年代，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和社会主义阵营分歧的双重困扰，与国内农业现代化路径分歧的现实相对照，加重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形势严峻的判断。 资本主义阵营威胁的干扰。20世纪6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凭借手里的原子弹、氢弹，以战争与和平演变两手政策相结合，严重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派兵进占中国台湾，鼎力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扩大越南战争，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恶化。中国共产党新政权面临严重威胁，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一再提醒，不备战不行(46)，强调中国如不尽快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态，就有可能挨打(47)。从中可感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既意识到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又迫于冷战形势，不得不分头对待的实情。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的干扰。1956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及对共产主义走向的怀疑，出现了一系列反共、反苏浪潮。中苏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不同，对社会主义任务的认识自然有异。此外，苏联的自我否定，也引发各社会主义国家另辟蹊径。1963年至1965年中苏论战，体现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差异。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修正了马列主义。将国际共运中的思想反观中国自身，毛泽东提出了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但他并不希望这种强调会影响现代化建设任务。 可见，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冷战白热化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严重分歧，影响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从而使现代化建设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相伴而行。由于现代化经济建设实为“抓革命”的目的，所以其受斗争的负面影响，并非后人设想的那般严重。 四、现代化认同之成效：发展迅速而未完全实现的中国现代化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认同的显示度，由于阶级斗争的光芒太过炫目而受到遮蔽。若去除这种遮蔽，回到1978年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中去，会发现其成效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业方面：内地工业体系已较齐全，工业内部结构达到较高水平。已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和建设重要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设计和制造大型精密的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生产大批质量高、品种规格较齐全的原材料及燃料。石油1964年即已达到自给。轻、重工业比例基本平衡，二者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从1949年的73.6％比26.4％调整到1978年的42.7％比57.3％(48)。主要工业品产量也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地增加(49)。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 农业方面，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1952年至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提高了639倍，农业机耕面积增加约29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约78倍，占灌溉总面积比例从1.6％增加到55.4％。农业技术推广站从1950年至1979年增加了约1762倍(50)。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医疗技术、原子能、喷气机和电子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及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成就显著。到1964年底，已向国家登记的科技成果即达3000项(51)。1964年－1975年，中国自行研制成功了首颗(艘)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及能回收的人造地球卫星。 人们常以毛泽东时代经济效益显示度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现象说明阶级斗争的影响，这固然有部分事实，但还应看到该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考虑、现实环境及成效显现周期。在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策略之初，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策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会有矛盾。1950年刘少奇即指出，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将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在一二十年内受到些限制，但却会为未来的提高建立可靠基础(52)。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而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按两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53)。第一步计划在1978年初步实现，工农业占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发生质的变化，工业由1949年的19.5％增长到46.7％，农业则由57.7％下降到35.6％(54)。工业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农业，中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而第二步按计划正好在邓小平时代开展。第一步计划实现要求每年不低于20％的高积累率(55)，加上恶劣的国际环境导致国家资金大量投向战备需要，以及毛泽东时代巨额的对外援助，都影响了国内人民生活的改善速度，如仅1972年对外援助支出就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7％(56)。为扭转内地主要工业、交通业薄弱的历史现状，毛泽东时代在内地和西部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其投资效益也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即邓小平时代方才显现(57)。 五、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现代化认同的内在关联：思想资源、物质基础与组织建构 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经济成效增强，除了人们熟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外，还与有利的国际环境与继承毛泽东时代对现代化道路探索和努力的遗产有关。 有利的国际环境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解冻，外部压力大为减轻，活动空间大大扩展。80年代美苏关系改善及相互削减核武器条约签订，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局面，使国际竞争更多体现在经济和科技而不是军事与意识形态上，中国因此有条件专心开展现代化经济建设。在外债方面，不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须面对苏联的巨额债务，1978年的中国基本上无内外债之忧。此外，该年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由于复杂原因而被迫中断(58)，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经济负担。 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遗产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继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能够促进和发展生产力，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时实已开始。当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反对在中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理由之一，即中国实业不发达(59)，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现代实业(60)。而以李大钊、李达、邵力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如要振兴实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61)，认为社会主义者不但将增加富力作为救当时中国、且作为谋人类长久幸福的必然之道(62)，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只在用何种方法而非是否要发达生产事业(63)。这实际开了20世纪30年代及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到底应通过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路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讨论的先河。1956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经济(64)。 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将现实条件与长远目标相结合。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重视经济建设，主张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认识并无不同，所以说他们对现代化具备根本价值认同，不同在于对实现现代化的现实路径的认识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底线有其理论依据，代表了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方向。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要在中国这个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有其现实合理性。故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应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探索的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是将现实条件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公有制的主导方向，但并不排斥个体经济的必要补充。毛泽东1956年底提出，中国当时的自由市场的基本性质虽是资本主义的，地下工厂虽是国有企业的对立物，但仍可合法发展。因当时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保存资本家对国家、人民有利。他主张国有化不宜太急，可根据社会需要开私营大厂，订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65)。这为邓小平时代相关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分阶段进行，共产主义的实现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建立实具有经济性质，即为个人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66)；又认为，只有具备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社会变革的实际发展才有意义(67)。毛泽东也意识到，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较发达两个阶段，后者比前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68)。这提供了邓小平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部分思想资源。 既要向外国学习又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毛泽东很看重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对减少建设时间和经济成本的作用，认为取得经济建设经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虚心向有经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学习(69)。但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围攻的现实环境，也使他很认同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70)，认为不管哪国经验，只能作为参考(71)。 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认为，在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中国，需要一个商品生产的发展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有积极作用(72)；强调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不能混为一谈；认为商品生产关键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时，商品经济才可能因不必要而消失(73)。 既反对贫富分化，也反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的原因之一，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讲个人利益，不等于他主张平均主义。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不应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果实和反对平均主义问题，指出上级领导部门应首先检讨自己制定政策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纠正在积累和核算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才能有效克服确实存在于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74)。 2.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基础性建设(包括重工业、能源、交通、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的巨额投入)，预付了未来发展的部分成本并奠定了其物质基础，从而使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田水利和铁路等基本建设投入得以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75)，国家转而能将较多资金投入到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改善上，使现代化带给人民实惠的显示度明显提高。 3.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组织建构 毛泽东时代的简政放权，为邓小平时代地方经济崛起和市场经济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机构精简、企业和管理权限下放及财政“包干”等体制改革，增加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经济运行活力。而社队和集体企业自负盈亏及市场机制作用增加，使农民和集体企业职工更关心自己的生产，也约束了地方政府对企业可能有的过度干预(76)。结果地方经济强劲发展，从1966年到1977年，中国各县预算外资金从占国家的14.5增长到35.6％。 所以，国外研究毛泽东时间最长、下工夫最深的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实际情况超出人们的通常设想，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不宜轻易定论(77)。对毛泽东夺取政权比统治国家来得高明的传统判断，施拉姆认为不太公平，他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后所抓的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等问题，比他早期遇到的问题复杂得多，并认为即使在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基本上不过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绝未否定工业革命的突出地位，在寻求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方面，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有一致性。施拉姆认为，中国人可在50年到100年间而无须像欧洲人那样用300年时间完成工业化(78)。这不能不部分归功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努力。 六、结语 可见，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国际学者或中国共产党的逻辑理路来说，革命与建设实有相得益彰的因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虽不同，但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其政策的一贯追求。这项事业及其成效，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毛泽东本人及其同仁认识水平的局限，加上后人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受到某种遮蔽。如果去除这种遮蔽，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其经济非但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反而为邓小平时代打下了良好的现代化物质基础。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为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市场元素。所以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认同现代化，实为毛泽东时代认同的延伸、扩展、深化和彰显，并不存在另起炉灶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解决的是远比民主革命时代复杂得多的问题，对其评判恰如其分不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好愿景的设计，并不代表实现过程可省略，这需无数阶段推进，不可能要求在过程初始阶段，即能达到最终理想的完美境界。要从一个不太完全的资本主义的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胜利后，步入完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期间保留、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成分和经验在所难免，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毕竟不同，其发展指向理当是共同富裕。这虽无法立竿见影，却也宜愈行愈近。 注释： ①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②贝迪阿·纳斯·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周忠德、严炬新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2－13页。 ③贝迪阿·纳斯·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周忠德、严炬新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06－108页。 ④贝迪阿·纳斯·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周忠德、严炬新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⑤《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苏区中央局编：《斗争》第47期，1934年2月16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147页。 ⑧《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31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8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66页。 (14)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4月19日。 (15)《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1966年9月7日。 (16)《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 (17)陈东林：《“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72－37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4页。 (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12页。 (21)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4月19日。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23)《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2页。 (24)《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9页。 (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99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13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28)《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01页。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11页。 (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63页。 (31)《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36页。 (32)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33)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 (34)《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第458－459页。 (35)《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7页。 (36)《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2页。 (37)《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9页。 (38)《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第459页。 (39)贝迪阿·纳斯·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周忠德、严炬新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9－20页。 (40)《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第194－195页。 (41)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377－378页。 (4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135页。 (43)贝迪阿·纳斯·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周忠德、严炬新编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92页。 (4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136页。 (4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377页。 (46)《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38页。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 (4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第206页。 (4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第221－227页。 (5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第171、182、199页。 (5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65页。 (52)《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 (5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 (54)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751页。 (5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750页。 (56)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1949－198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354页。 (57)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754页。 (58)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804－805页。 (5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3页。 (60)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次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61)《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7－278页。 (62)邵力子：《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6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64)《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21页。 (6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17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6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6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57页。 (7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7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7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5－436页。 (7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440页。 (7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13页。 (7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751－752页。 (76)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752－753页。 (77)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78)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224页。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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