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霸王”把脉——少数领导干部独断专行探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断专行论文,领导干部论文,霸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鲜活的“帝王情结”使人羡慕盛气凌人
性格缺陷道德低下，民主意识先天不足
非公推民选而缺少对群众的敬畏之心
现存体制对独断专行缺少监控、制约
当今的领导干部，极容易走向独断专行。当今的领导干部，还真就有一些人很是具有独断专行的特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呢?这还真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研磨一番。近日笔者忙中偷闲，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网上寻踪，书中觅理，似乎略有所悟，现粗剖浅析，就当抛出陋砖一块，希望能引出良言金玉。
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极易熏陶出政坛人士独断专行的品性。
尽管我们已经远离封建社会近百年了，时间的脚步也已经踏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在不断加快，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意识，仍然对今天的人们起着消极的作用。数千年来，我们的农业经济以家庭经济为基础，家长制是维系家庭经济得以生存的基础；我们从官方到民间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宗法思想、官本位意识和人治的色彩都十分浓郁，这些恰恰都是独断专行得以繁衍生息不可或缺的营养。时至今日，种种与独断专行密切相关的封建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干部身上有所反映和外泄——
不死的“主子意识”和鲜活的“帝王情结”。我们现在打开电视，每天都可以看到几部活灵活现的宫廷戏，帝王将相威仪天下，奴才百姓顶礼膜拜。帝王的威风气派，清官的为民做主，让人好生羡慕和向往。在这众多的羡慕者中，就不乏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今生无缘称帝，索性眼前成王。现实中真有一些手握大权的人，在施政和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拿出了帝王或主子的作派。这些人大耍“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不仅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而且在生活上奢侈糜烂。如深圳市龙岗区平湖村前村支书刘照洪，为了过把皇帝瘾，耗资3000余万元建造了一座办公楼。此楼为仿古建筑，红墙黄瓦，雕梁画栋，被村民称为“皇宫”。楼内装修陈设十分豪华，仅供刘“皇帝”坐、卧的龙椅和龙凤床，就价值数十万元，另有两名妙龄女郎24小时为其伺候服务。
曾说出“县委就是县委书记”之名言的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时，每次出行都要有十几辆车护驾，前有交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一旁有县电视台记者肩扛摄像机跟随，浩浩荡荡，煞是威风。他每次下乡，必效仿皇帝作派，各乡镇头头儿要到乡界迎送，所到乡村，必令村民把道路洒水消尘，清扫干净。县电视台经常中断正常播出的节目，插入杜“皇帝”深入农村的“重要新闻”。当地百姓背后称他为“土皇帝”。
像刘照洪、杜保乾一类的货色，未必是全国仅有吧?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等数不清的大小贪官，哪个在职在位时不是把所在地方和单位视为个人的“领地”，习惯于搞“家长制”作风，成了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可悲的“奴才意识”和流行的“下级学”。当主子可能有人会理直气壮，但当奴才大概就没有人会那么明目张胆了。谁愿意在公众面前以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承认自己是个称职的奴才?因为标准的“奴才”在主子面前不问是非，随意盲从，俯首帖耳，甘当走卒。然而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现实中有些人的举止言行却和奴才没什么两样。他们对上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攀高媚上、阿谀奉承。其实，“奴才意识”是封建社会意识的产物，其思想根源在于对上的愚忠，其社会根源在于人身依附，其追求目标是当“主子”，通过先当孙子的手段，最后实现当老子的愿望。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就是这方面闻名全国的典型实例。他不但擅长收受贿赂玩女人，而且喜欢舞文弄墨，曾撰写出了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理论专著《下级学》，公开出版发行。他把“下级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并称“创立下级学的宗旨，是使人们成为优秀的下级，探讨、帮助并使每一个下级获得成功，而且争取最大的成功”。
他说：“不要认为自己是太阳就会发光，仅仅有才能，是成不了优秀下级的。”
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下级?“要和领导搞好关系，讨领导的欢心。”
如何讨领导欢心?“绝对服从，不管上级正确与否”。
可以说，《下级学》是张二江一生的观察、钻研、思考、实践的总结，更是他头脑中奴才意识的产物，也是他培养奴才的教材。张二江身边就有一批这样“合格的下级”：张二江要吹牛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就给他捏估假数字，并编造“民谣”——“丹江口来了张二江，家家户户粮满仓。就是遇到鸡猴年，也能吃个肚儿圆”；张二江要钱，他们马上送去一捆捆钞票；张二江玩美女，“去上街转转，有好看的领回来”，他们就甘当皮条客。
有了这样“合格的下级”，“上级”怎能不为所欲为、飞扬跋扈、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
“主子意识”和“奴才意识”是封建专制社会的衍生物。“主子意识”导致独断专行、作风粗暴；“奴才意识”导致阿谀奉承、盲听愚从。“主子意识”需要“奴才意识”，制造“奴才意识”；“奴才意识”支撑“主子意识”，强化“主子意识”。
高傲的“为民做主”和“父母官”的误区。有人上网检索一下“父母官”一词，相关内容竟有几百条之多，可这其中仅有一篇是呼吁不要称呼“父母官”的。在一些媒体赞誉公仆的新闻中，也常能听到一些县市和乡镇领导干部自称“父母官”，或者被他人尊称为“父母官”。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官员自比“父母官”不足为怪，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视布衣百姓为子民，以“养育”人民而自满。说明他的头脑中还有几分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有一份爱民如子之心，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但是，如果本该是人民公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还自认为就是百姓的衣食父母，这无疑是封建思想的残余。你想啊，为老百姓解决了点实际问题，做了一点本该做的事，便觉得自己是施恩于百姓，对老百姓“包青天”、“父母官”的赞誉、谢恩欣然接受且受之坦然，这与人民公仆的身份相称吗?他不知道，对“父母官”偏爱有加，是因为他的思想观念中仍残存着封建官吏的遗风，是“家长”意识在作怪。包括当前在领导干部口中颇为时髦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这些名言，我们细细体会，都能让人感受到几分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主人”霸气。怀有这种意识和心态，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独断专行的歧路。
焦裕禄曾对一位老农回答：“我是您的儿子!”邓小平曾自豪地对外国记者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才是共产党人对人民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远离独断专行的思想基础。
其次，从党史方面研究，战争文化中的服从命令是天职，让领导者以为部下只能对自己绝对服从。
应该说，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并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走上执政道路的。在多年的战争中，党培养了众多屡创辉煌战绩、战功卓著的军事指挥人才。在硝烟炮火的战争年代，主要指挥人员在瞬息万变的时局和稍纵即逝的战机面前当机立断，果断决策，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使他们身上凝聚着宝贵的优秀品质——刚毅果敢的性格，雷厉风行的作风，气吞山河的壮志，志在必得的信心。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加之物质基础薄弱、沟通交流不畅的客观状况下必须独立判断自作主张等等因素，也自然会使领导者们在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同时，习惯于发号施令，一呼百应，甚至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确实因为主要领导身上有这些致命的缺点而吃尽了苦头，有几次，几乎造成了断送党、断送革命的恶果。如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党放弃了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全国党员由19万人减至12万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大片革命根据地的丧失，红军由30万人减少至3万人，党员由30万人降至不足4万人，白区党组织损失了100%。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险些分裂了党，分裂了中央。用无数同志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使党在各个阶段都高度重视，大力倡导民主集中制，旗帜鲜明地反对与独断专行相生相伴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作风。事实也证明，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独特的文化背景必然产生独特的文化心理。在几十年战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在建政之后，在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施政过程中，尤其是在当今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用极大的力量来摆脱战争文化的历史惯性和时代局限，需要不断克服非民主的、独断专行浓郁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构建适应现实发展的领导体系、探索新的领导方法，克服在战争中养成的、管理国家必须抛弃的落后的领导意识和不良的工作作风，这也才能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与时俱进。
第三，从个人素养探讨，自身的性格缺陷和较低的道德素质，使干部的公权意识和民主意识先天不足。
当前，有的领导心胸狭窄，敏感多疑，常无事生非；有的性格暴躁，受不得丁点委屈，常把自己在上级那儿遭受的不满情绪发泄到下级身上；有的心态阴暗消极，说话尖酸刻薄，心中人人是坏蛋，极端蔑视对方；有的惟我独尊，缺乏平等与尊重的意识，处理问题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往往还自我感觉特好，“官”念极强。对权力千方百计地集、揽、越、专；对群众理直气壮地摆官谱，甩官腔，耍官威，作官派；表现出的工作作风理所当然地是惟我独尊，独断专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仗势欺人，蛮不讲理，独臂擎天，一手遮天。
如此种种，从领导干部个人角度看，都是缺乏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的表现，是人品低劣和为人欠佳的表现。从党的大局和政治角度看，都是背离党的宗旨、忽视“三个代表”、缺少群众观点、摒弃人民利益的表现。
仔细分析那些有独断专行“癖好”的领导的心理状态，大都有这样几点共性：就是有着极强烈的颐指气使、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发号施令、驱人为仆的权威感。他们不但凡事以“我”为中心，而且口中“我”字的使用率也极高。不信你稍一回想，肯定你听到过一些厂长、局长、县长、市委书记之类的“一把手”们，在闲谈时甚至正式汇报中，往往用“我”，代替“我们”，如：“我准备投资1000万元，再上一条生产线”、“我总共拿出了50万元，作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启动资金”、“任职县委书记三年，我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至于“我提拔你……”“我批给你……”“我罚你……”“我撤你……”等等“我”字句，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还是那个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他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曾这样说过：“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就是我!”
代表国家理政的领导者，该说“我们”却张口闭口的“我”，这不是一种疏忽和口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潜在的心理容易使某些人忘乎所以、盛气凌人。一般来说，口中惟我至上者，其思想深处往往也容易滋生“惟我”的观念，其危害，不仅有损领导干部对自己的正确定位，更会因为独断专行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危害。
所以说，作为一名领导者，任何时候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都要有自知之明，尤其在 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对待溢美之词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时刻检讨自己是否真的能和那些褒扬词句名副其实。比如正面说是有主见，反面看可能就是褊狭固执；有魄力，可能就是刚愎自用；敢于拍板，可能就是粗俗莽撞；勇于负责，可能就是傲慢自负；果断，可能就是武断；决断，可能就是蛮干。道理很简单，真理向前迈一步可能就是谬误。一个人性格上的优势，肯定同时也是性格缺陷，身上的优点同时可能就是缺点。比如沉稳憨厚的人肯定有些迟缓木讷，开朗豪放的人肯定会有些轻率粗心。所以不要听谁忽悠几句就当真，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尤其当领导的，要有正确的自我认知，不但要能禁得起忽悠，特别还要能承受批评。听不进不同意见，逐渐也就听不到善意的批评，在一片违心或有意的吹捧中飘飘然，昏昏然，恣意放纵，胡作非为，进而为非作歹，祸国殃民。
无知者无畏。有麝自然香。领导干部要不断充实自己，尤其注重在提高政治素养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说：“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说：“缺少谦虚，就是缺少见识。”一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人，身上自然就会渗透出儒雅和书卷气，而少见粗俗和土匪气。腹有诗书气自华啊!
第四，从干部体制思考，非公推民选走上领导岗位的领导者，群众观点淡薄而缺少对群众的敬畏之心。
过去，我们对领导干部主要实行的是任命制，因此领导干部们对上负责的意识较强，对上谦虚的态度可鉴。而对与他仕途升迁关系不大的同级、下级就会表现出另一个面孔。
我们常说，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长期以来的事实是，领导的权力党给的有余，人民给的不足。因为赋予领导者权力，也就是说对领导者的任职，群众能够真正参与意见的时候不多。这也难怪一些人的独断专行在地位比他低的下属和群众面前表现得最充分。他们之所以无视群众的意见和心理感受，主要是群众决定不了他的命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他完全可以不在乎他们。
那些所谓靠实干起家的领导干部，自身就有傲视群众的资本，对群众更可以不屑一顾了。
而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一贯高明，特别是坐上一把手的宝座之后，常常把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视为有魄力、敢负责。他们不但不怕群众，而且想方设法压制群众，通过以权示威、专权扬威、换人逞威、压人显威等手段大树个人权威。面对监督，他们从内心反感，对于敢于监督的人，轻则冠冕堂皇地利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口号，在精简机构、干部分流之际将其“拿下”、挤走，重则对其打击、迫害。
云南省思茅市上任时才二十八九岁的市长谢韬，就是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特权的。挂在他嘴上的这句话，成了他随心所欲撤换干部的依据。从1996年到1999年谢韬被捕前，整个思茅市任免干部多达1288人次，平均每年任免干部429人次，最多时一天就任免干部70多人。政府系统和各乡镇约300名科级干部，平均每人变动三次以上，有的一个月就被变动两三次。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袒露：“你们老同志是靠能力和资历树立威信，而我年轻，做不到，我必须不停地撤人换人来树立我的威信。”
因此说，只有什么时候领导从内心真诚地感到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怕，那他才再不会对群众吹胡子瞪眼、随心所欲地独断专行了。应当把掌握领导命运的权力更多地交给群众，让群众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参与权。只有经过群众推选上来的人，心里才有可能把群众当回事，因为他明白，群众今天可以把你选上来，明天也可以把你选下去。
新近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党政干部任用条例》中规定，今后干部选拔要竞争上岗，必须经过民主推荐，任职前要进行公示，等等，就是让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有更广泛的参与权，这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尊重民意的辩证统一。
200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安徽省有8名厅局级干部在年度考核中，因民主测评时不称职票达30%以上，被省委免职。如果今后全国各地在干部年度考核中都普遍采用这一方法，并也像安徽省这样动真格的，我想，领导干部独断专行、蛮横霸道的现象肯定会迅速减少。事实证明：官不能“惯”，一“惯”就毁。民逼官廉，民逼官清；民“惯”官腐，民“惯”官恶。让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时刻监督着他，并随时可以把独断专行、胡作为非的人“拿下”，看哪个当官的再敢整天在群众面前牛烘烘地胡来?
第五，从现实方面分析，我们当今尚需改革完善的社会体制，对领导干部出现独断专行缺少监控制约。
其实，我们反复向全体党员、干部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上，我们历来有非常明确的要求，近年来又制定了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三重一大”制度。但有些人就是置若罔闻，不认真执行，总以为大权在手，就得我说了算，结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损失。而那些作风民主的领导干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天生性格随和，后天自身修养较高，没有忘记党的宗旨，主观上时刻提醒自己施政处事要避免独断专行。
有些原本为人谦和、作风民主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后变得独断专行，有些原本对独断专行反感敌视、深恶痛绝的人有了当官机会后，也独断专行，甚至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究竟是为什么?窃以为最重要的是，目前民主集中制方面的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已有的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尤其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
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自身就带有独断专行的性格基因，加之道德素质、个人修养较差，又对独断专行情有独钟，那他坐上一把手的“龙椅”之后，必然会独断专行。而一些原本“底版”不错的领导，一旦受到腐蚀“药剂”的侵染，主观上有了想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腐败敛财的愿望，也就是说，他想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就可以随时成为一个独裁者。打这么一个比方：一个社会中，有人想成为一个窃贼大盗，他就可以无所顾忌地随时成为一个窃贼大盗。
这倒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鸡蛋没有必要适合的外部条件，无论如何也不会孵化出鸡雏的。
有的有监督之责与查处之权者认为，官员霸道专横、独断专行是“性格问题”。有的只看重官员的工作能力，对那些有不良作风甚至有腐败行为但在工作上有一定魄力与能力的所谓“能人”网开一面，以“顾全大局”为名默许他们“只专不红”。
再者说，一些人到那个岗位上以后，组织和群众都发现，他自身素质与所担任的职务严重地不匹配，可我们多半是无以对之。有些人，当初他驾驭个小舢板还算轻松自如，操纵机帆船也能经得起风浪，可你突然交给他一艘航空母舰，这玩笑就有点开大了。他没那个本事，还要硬撑着，表面上还要像那么回事，要有威，想服众，自负、霸道、专横、胡来也就在所难免了。大邱庄主禹作敏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他狂妄到了非国家副总理不予接见的地步。
目前，我们还缺少比较完备的对不称职领导干部的弹劾罢免制度。引咎辞职的制度倒是有，可你怎么能指望那些蛮横高傲、独断专行惯了的人，能知趣地认咎、引咎?有咎不引，怎奈他何?
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干部因为狂妄无忌、盛气凌人、蛮横霸道、独断专行而降职丢官。干部只能往高走，任其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兴风作浪，直到他犯下大罪，自己把自己送进大牢方才帷幕落下，闹剧收场。
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独断专行的天敌。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都要增强民主集中制的观念，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本领，努力掌握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这段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时刻都该牢记。惟有如此，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发展市场经济才不会偏离方向，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会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