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辨析——兼论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地区论文,乡村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0)04－0044－07
我国是一个迟发展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直接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时效和质量。近十多年来，理论界和社会工作者普遍推崇的是以苏南地区为代表，通过兴办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进而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所谓“苏南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大致描述成前后关联的一个发展链条：即乡镇工业→乡村工业化→小城镇→乡镇城市化。许多人认为，这是最适宜、最合理、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选择。由于理论界的大肆张扬，地方政府往往头脑发热无视主客观条件，争相效仿，并把兴办乡镇企业视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希望，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尺度。我以为，这里存在着某种普遍性的认识偏差，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澄清。
一、乡镇工业≠乡村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一支力量。据统计，1978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493亿元，占当年全国社会总产值的7%，其中工业产值38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从业人员2800万人，完成利税88亿元，上缴国家税金22亿元。到1994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42588亿元，完成税后利润2573亿元，上缴国家税金1592亿元，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1.2亿人。这四项指标分别是1978年的86倍、29倍和4.3倍。[1](P138)乡镇企业的优越性早已被社会所公认。不少理论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从乡镇企业中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有人干脆断言，乡镇企业代表着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前景无限广阔。
那么，可否就此推断说，乡镇企业大发展，就一定意味着我国乡村工业化的到来呢？我看值得怀疑。乡镇企业所固有的弱点，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后续发展，而且影响着我国工业化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一，乡镇企业布点过于分散，规模不经济，资源浪费严重。资本分散，导致信息、资源和资金流转速度慢；市场分散，导致交易成本高；人才分散，则发明创新水平低；土地使用分散，加剧了稀缺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建厂分散，使专业协作困难，医院、学校、商店、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低，企业的外部服务成本增高。加之缺乏统筹协调，重复低水平生产，乡企之间诸候割据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自相倾轧，很难形成龙头。所有这一切，都与现代工业所追求的兵团作战、规模效益原则背道而驰。
第二，乡镇企业自身综合素质低，缺乏竞争力，无力打入大市场，无力广泛参与城乡内外大流通。目前或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多数乡镇企业仍将以资源开发与原料加工业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具有明显的乡土特色，且以农村地区为主要消费市场。乡企工人系城乡两栖的边际人，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工人，社会对他们的新角色身份也缺乏认同。正象乡企工人游离于工农之间无所归属一样，乡镇企业因植根于农村土壤，以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农民为主要雇员，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市场，“土”气太重，所以总是以散兵游勇身份长期游离于以城市为主体的整个大工业体系之外，无论是其功能上还是人们的认识上，都是乡间游击队而不是正规军。如果没有现代化工业要素从里到外，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武装，继续维持这种低素质低水平生产的局面，那么，乡镇工业最多只能算作是乡村整个经济中的一处景点，不可能成为引起乡村革命或乡村全面工业化的宏伟景观。
第三，乡镇企业副产品太多，负效应太大，与现代化工业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现今的乡镇企业，大多以牺牲耕地，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那点得不偿失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成为一种流行病，难以有效遏制。以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乡镇企业的天然伴随物。早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给人们一个启示，就是以牺牲人类生存资源为代价（所谓生态代价）去换取工业化，不仅成本太高不划算，而且因违反文明规则而没有出路。因为，一切发展总离不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当然，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功利病，不能单纯埋怨农民本身，它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我总觉得，我们头脑中的“小思维”模式，是导致乡企发展不够健康的一个主要原因。1958年，我们吃了“大”的亏：大集体、大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结果因头脑发热盲目冒进而受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实际上，这种“大思维”定势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四大”出现，“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其最集中体现）。1978年以后到现在所进行的改革，我担心因矫枉过正又在吃“小”的亏。农村改革十多年，总围绕一个“小”字做文章：小家庭搞小土地承包，兴办“五小工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小康村，……结果，小作坊、小煤窑、小水电、小工厂等小铃系列大为走红，似乎确信“小的一定是美好的。”当人们把“苏南模式”视为振兴区域经济的法宝竞相效仿的时候，小型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便迅速暴露出来了：农村各地工厂林立，星罗棋布，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加剧，三废污染不断扩大，假冒伪劣产品铺天盖地泛滥成灾。而且，无论是起步早晚，均因规模过小和过于分散而难于走上规模经营集团作战轨道。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刘纯彬先生才忿忿地说，靠兴办乡镇企业来发展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这个口号“从提出之日起就是失误。”此说虽不免偏颇，但切中了要害。对乡企所取得的成就不适当地夸大以至吹捧，无限制地鼓励各地农村盲目兴矿建厂搞企业，是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是违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精神的，弄不好会犯类似全民大炼钢铁一样的错误。
二、小城镇≠农村城市化
有人坚持认为，小城镇的全面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逐步实现。果真如此吗？
从小城镇功能看，尚难具备农村城市化的诸多要素。如前所述，小城镇必然要和乡镇企业相联系，纯消费型的小城镇不仅是不稳固的，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目前小城镇所办乡镇企业大多有“三为主”特点：即以生产内销型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以农民工为主，以集体或个体小型经营为主。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没有大中城市的功能辐射，没有支柱产业的有力带动，没有优势技术的支持，乡镇企业连同它所在的小城镇将因缺乏升级换代自我更新的后劲而难于进行自我扩张。传统的中国农民熟悉土地，不熟悉工厂；熟悉务农而不熟悉市场。要以主人翁姿态搞好一个城镇建设并不容易。小农所固有的短视与狭隘限制了他们宏谋远虑的目光。因此，把乡村城市化的“宝”全押在小城镇建设上，不仅速度过慢，而且目标设置偏低，其可行性值得怀疑。此其一。
从小城镇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与结果看，一个突出问题是“流宽渠窄”，提前饱和。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如果没有突破性或飞跃性的发展，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储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并且，在职的乡企工人同样有可能下岗回流。这是就数量而言。从质量方面看，乡企工人具有亦工亦农或半工半农的双重角色身份，可以从事非农职业，却从未斩断扎在农村土地上的根。“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结果无非两种可能：工不象工，农不象农，两头撕扯，城乡两误；或者工主农辅，农业生产“副业化”，阻碍土地的集约经营。不客气地说，这样的工人，其实是打工农民；这样的城镇，其实是放大了的乡村。文化素质本来就不高的农民，要做到城乡两顾，拿起斧头做工，拿起锄头务农，不太难为他们了吗？农民工这种双栖身份不应是一种永久性存在。因为，建立在自足自给基础上的男耕女织，工农相辅模式是理想的脆弱的。现代化经济必须建立在严格的专业分工基础之上。此其二。
城市化过程，不仅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向城镇聚集的过程，表现为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规模的扩大，职能与设施的完善；还应包括城市因素在农村地区的渗透、扩展和延伸，或者说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过程。目前的小城镇除少部分得天独厚，有幸与大中城市为邻并受其福荫外，还有相当部分处于远离大中城市相对比较闭塞的环境之中，现代都市文明对它们的影响力渗透力较弱。加之小城镇的居民一般由本乡本土的农民、乡企职工及其他服务杂业的准城镇居民所组成，他们的农民意识乡土观念浓重，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等都可能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扩散与传播形成阻碍。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小城镇因缺乏都市文明的强有力冲击，缺乏文明“杂交优势”，只能使这一过程延缓而不会加快。此其三。
在广袤而分散的田野上建几幢楼房，办几家随心所欲的“开关厂”（农闲即开，农忙即关），让工业文明的污水四处流淌。然后修一排商店，圈两个集贸市场，建造一组类似中世纪欧洲贵族才有的并不高大的别墅式居民楼房，里边住上“抱着柴禾上楼，围起花坛养猪”的所谓新式农民——这就是某些理论家苦心设计城市居民热烈叫好的农村城市化的规划远景。说到底，这种规划思路所体现的还是以农治农的小农经济思想，即以古老的村落改造古老的村落。设计结果“意味着中国几百万个村落要永远保留下去。”我以为，把世代务农的农民永远固守在一方土地上，让他们通过自我努力自然地转化为“乡下的城里人”，进而实现所谓的“农村城市化”，这不过是城里人一厢情愿的安排罢了。它反映的是政府无为而治无所作为的一种心态，并没有体现农民的真实愿望和追求。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模式普遍推广，恐怕前景并不是十分乐观的，因为它太强调地方特色而忽视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三、在中西部地区，“苏南模式”不具有普遍推广的现实基础和应用前景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有着太多的不可比性。且看几个主要经济指标上的差异：
（一）“三大地带”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年份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东部 64.9 63.9 65.7 65.1 64.9 65.3 66.6 65.4 67.6 62.7
中部 30.3 31.9 30.2 30.8 30.7 30.4 29.0 29.8 28.8 33.0
西部 4.8
4.9
4.1
4.1
4.4
4.3
4.4
4.8
3.6
4.3
资料来源：魏后凯等著《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6月版，P244
（二）“三大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1978 1980 1986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东部 52.6 52.3 53.1 54.2 54.4 53.8 55.1 56.6 57.9 58.4 58.3
中部 31.1 31.4 30.9 29.9 29.8 29.9 28.7 27.7 27.2 27.2 27.5
西部 16.3 16.3 16.0 15.9 15.8 16.3 16.2 15.7 14.9 14.4 14.2
资料来源：魏后凯等著《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6月版，P25
（三）“三大地带”非农乡镇企业在全国所占的比重
数量(万个) 比重(%)备注
东部77.1
55.24 统计截止时间
中部44.05 31.55
为1996年末
西部18.45 13.21
资料来源：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另外，“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也有很大差异：1987—1993年间，非农业人口总量增加9503.18万人，东、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依次为74.4%、19.4%和6.2%。“三大地带”市区非农业人口净增4708.67万人，净增比例依次为55.29%、32.8%和12.65%[2]，城市人口增长比率相差悬殊。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86年，我国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地区是上海和贵州，前者是后者的12.4倍。到1995年，人均乡企总产值最高的浙江为17314.6元，最低的青海只有341.2元，前者是后者的50.8倍。魏后凯等学者利用1978—1995年的系统数据研究证实，中西部和东部地区间农民家庭纯收入差距约有40—50%是来自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差距。[3](P240)这就是说，就农村发展状况而言，三大区域目前的差距有近乎一半是来自乡镇企业。那么，东部发展模式西移的障碍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底子薄，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老化严重调整困难。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小，还看不出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应有的勃勃态势。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农业经济比重大，效益低，农村人口数量多，素质差。在一些特别落后的县甚至区，原有的工业生产能力都十分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搞工业下乡，发展乡镇工业，制约因素实在太多，前景不容乐观。
第二，工业化启动资金匮乏。国家投资不足：1981—1992年的12年间，国家对三大地区企业的投资比例为：1981年是41.91%:27.98%:17.49%；到1992年变化为54.75%:24.64%:15.49%。东部上升了8.6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则下降了3.44和2.00个百分点。外资流入太少：仅1990—1992年间，我国共利用外资257.94亿美元，东部地区流入227.92亿美元，中西部为17.42亿美元和7.61亿美元，所占比例依次为88.36%、6.75%和2.95%。还有中西部地区自积累能力差。据统计，东部地区的实际积累由36.7%提高到37.2%，同期，中部和西部则分别由33%和34%下降到30%和29.6%[2]。东部地区因人文地理优势和国家优惠政策所获得的“资金优先积累效应”，为他们赢得了至少十年的快速高效发展时间，而这种机遇和优势是中西部地区所不具备的。资金短缺成为中西部经济跃进的瓶颈。因此，把本已十分有限的资金进一步分散化，用于扶持半死不活的乡镇企业，收益会更差。
第三，中西部地区地理区位特殊，自然条件恶劣，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备。根据过去几十年的建设经验，一个县或重点镇能办好几个象样的企业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不分彼此生搬硬套，乡乡镇镇搭台垒灶开矿办厂，必然脱离实际，造成资财的进一步浪费。因此，至少在贫困的西部地区，苏南模式缺乏普遍推广应用价值。西部必须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
四、几点个人浅见
我国东部地区已经找到了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这里主要就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谈点看法。基本思路是：西部地区不应盲目兴建乡办、村办工业。而是要以县城所在地为重点，集中力量办好县城中心镇的工业。城市建设应根据条件与发展潜力，积极建设县级小城市，大力培育区域中等城市，适当扩张省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走集中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具体设想如下：
（一）西部发展乡村工业，在布点上不应乡乡镇镇到处开花，而应首先以县城所在地为重点，集中力量扶持主导产业。
县城，是一个县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又是我国最重要的一个基层组织单位。重点把县城镇工业搞上去，对整个县域经济将会起到直接带动作用。当县城镇的工业水平，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将条件成熟的县城发展为县级市，条件差些的则建成县城内的中心小城镇，从而增强县城中心市镇的辐射扩散能力。目前，全国乡镇企业92%左右分散在各个村落，7%分布在建制镇，只有1%分布在县城或县以上城市。[4](P111)这种严重分散化布局对西部地区很不适应。也许把这个比例倒过来，县城或县城以上城市占去绝对多数才是切实可行的。西部地区工业化必须走集约经营的路子，分散化肯定没有出路。80年代，我国汽车生产曾分散在全国24个省市的几百家企业中，但生产总量却不及日本丰田公司下属的一个小厂的产量。小而散又小而全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教训值得总结。我国目前有2200多个县，有大小660多座城市。假如在未来几十年内，能将全国县城镇建成经济发达，市场繁荣，富有活力，层次有别的市或高质量的中心城镇，平均吸纳本县40—50%的村民入市（镇）工作或居住，那个成就将是巨大的。我坚持认为，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强调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远不如强调重点发展县城工业更切合实际。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首先是集中力量促成现有中小城市的扩张与升级，然后重点培育具有“龙头”联动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并以此为中心，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而绝不应盲目发展多而散的小城镇。
从近期来看，应当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现有中心城市的作用，尤其对位居交通干线上的地区性大城市，如成都、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应予以充实和提高，使陇——兰亚欧沿线形成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经济增长极和“经济中心”，并使其原来离散的“辐射圈”相交，构成相互关联的经济整体。通过这些经济增长极向近郊、远郊中小城市及广大腹地扩散，形成“聚集——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建立卫星城，或在大中城市之间规划工业园区，夹带小城镇，经过若干年建设，可能自然形成城市带，如陕西西安到咸阳之间，已建和在建的高科技开发区，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已经成为联接两个城市的纽带。一旦再将西安——咸阳——宝鸡——渭南数市以带状城市结构紧密贯通起来，那么，关中腹地的城市化水平必将会有根本性提高。事实上，这种态势已经开始形成。
从长远考虑，西部地区城市化不能不关照那些条件很差的偏远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辐射能力弱，应通过内涵拓展外延扩大等方式，使现有中小城市充实提高，扩张升级。总得说，城市建设中应考虑以下几条原则：一是规划原则。即不能完全听任经济自然发展等待城市出现。在西部特殊地区，需要规划和引导，使城市布点趋于合理。二是质量原则。从一开始就从单纯数量增长型转到质量提高型上来，讲求规模效应，走集约型发展之路，坚决反对到处乱撒胡椒面片面追求数量增加的做法。三是效益原则。西部地区城市化起步较晚，应当借鉴他人经验和教训，尽量强化城市化正功能，抑制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应特别注意城市的功能配套和综合效益，使原有的工业生产型城市向多职能转变，使新建城市从单纯的区域生产中心向区域生产、信息、流通、金融、服务、交通、科教文化中心转变，使中心城市由政治中心向多功能区域辐射中心转变。这样做对西部地区城市布局选择及城市化效果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西部不宜大规模发展小城镇，但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建设一些特色小城镇或小城市。
1.在铁路、公路干线沿线，交通相对便利之地，可兴办有地方特色又有一定竞争能力的加工贸易型企业，由拳头产业带动小城镇发展。
2.在聚散功能强，吐纳频率高的一些传统集镇或新兴商品集散地，如陕北的绥德、镇川、黄陵等地，本身兼备交通便利优势，有的是县城所在地（如绥德、黄陵），除了发展加工业，还应大力兴办第三产业，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促使这些县城镇逐步向小城市过渡。
3.在资源富集地区，应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争取实现能源的就地转换，以吸纳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促使该地区经济全面启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陕北榆林地区。那里是国内少有的资源富集区，号称“中国的科威特”。全区已发现8大类40多种矿产，其中煤、气、油储量高、质量好，属国内外所少见。此外还有高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盐等。但这个地区长期“抱着金碗讨饭吃”，全区12个县市全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区320万人口中，有近62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全区只有一个地级市，全区没有几个效益稳定的象样的骨干企业。现在，神府煤田的开发和靖边天然气的开采利用，为这个长期封闭落后的地区注入了一股活力。但因在资源开发中没能很好协调国家、地方和群众三方一起受益的关系，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地方经济尚未出现应有的起色。我们设想，在未来的十几年内，神木、靖边及绥德等地，完全可以建成资源开发型的小城市，榆林市作为地级中心城市理应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然后尽快修通神木——榆林——延安——西安这条贯通陕西南北的铁路。根据资源安排一批“龙头”项目，如煤电并举，实现煤电就地转换，建大电站，改变既往单纯卖原料、卖半成品、卖能源的局面，使该地区真正成为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毫无疑问，这是陕北老区经济振兴的希望所在。资源开发理应成为城市化的推进器。
（四）在讲“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应强调“对内开放”，主要是城市对农村的开放。当务之急是完成农民工的首批城镇转入与安置。
到1994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已超过1.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约6000—8000万。据调查，进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约有70—80%是在本农村社区内部或邻近村镇，只有20%左右进入县城，转移半径很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做法，不仅导致企业布点严重分散化，也大大延缓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从1979年至1994年，全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16.2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口份额只上升了10.7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34%。[4](P112)所以，加快户藉制度改革步伐，放宽农民入城定居工作的政策限制，已经刻不容缓。通过制订具体办法和政策杠杆，促使长期与土地分离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与土地彻底脱钩，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又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个问题带有全局性，不仅仅对西部地区适应。国家已经对农民工入居小城镇做出规定，但改革幅度还小，城市的大门对农民还没有真正敞开。限制农民进城工作，阻止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对维护城市秩序保障市民生活是有益的，但对于城市化建设未必有利。
收稿日期：200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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