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基于内生视角的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张 倩 杨 真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经济活动人口比例推高了中国储蓄率，使中国收获了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不断加深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削弱中国高储蓄人口结构的基础，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结束。本文基于内生视角，研究了经济社会动态发展进程中的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表明：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取决于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的强弱对比。由于个体会根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调整其消费和储蓄行为，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着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行为效应趋弱而年龄结构效应会逐渐变强。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人口结构较为稳定，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大体抵消，老龄化对储蓄率无影响。下中等收入阶段，行为效应为正而年龄结构效应为负，老龄化降低储蓄率，随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促使行为效应逐渐减弱而年龄结构效应趋于增强。伴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老龄化的年龄结构效应逐步增强，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将逐步显现，中国也将因此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关键词] 人口红利；老龄化；储蓄率；生命周期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经济活动人口比例推高了中国储蓄率，使中国收获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受到了显著影响。老龄化究竟会降低储蓄率还是提高储蓄率呢？学术界对此存有分歧。生命周期假说(LCH)理论认为，人会统筹一生不同阶段的收支以平滑其终生消费路径，成年时期的收入高于消费，因此储蓄大于消费，进入老年期后收入减少甚至为零，导致消费大于储蓄。所以，一国(地区)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会降低其储蓄率，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观点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在老龄化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创造新的储蓄来源，从而推动经济继续增长。(2) 耿志祥、孙祁祥：《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与二次人口红利》，《金融研究》2017年第1期。
根据世界银行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3) 世界银行老龄化社会标准，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 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34.9%。(4) 韩秉志等：《从国情出发保障老有所养》，《经济日报》2018年3月20日。 也就是说，当前不断加深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削弱中国高储蓄人口结构的基础，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从高储蓄率中获益和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密切相关。本文拟从内生视角出发，通过考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尝试回答中国能否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一)老龄化与储蓄率相关文献回顾
自生命周期假说(LCH)理论问世以来，围绕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讨论就成为学者们热议的问题。国外学者热衷于就老龄化与储蓄率关系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如Leff(1969)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老龄化与储蓄率关系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Gupta(1971)进一步分析欠发达国家样本，发现老龄化对收入较低国家无显著影响。Collins(1991)通过对10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收入水平上存在一定的门限特征，抚养比对中等收入国家储蓄率的负效应要大于低收入国家。
刘生龙(2012)和范叙春(20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老龄化对储蓄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5)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范叙春、朱保华：《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我国国民储蓄率》，《人口研究》2012年第4期。 王沫凝(2016)利用 199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显著负相关。(6) 王沫凝：《我国人口结构与质量因素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2期。 陈彦斌等(2014)的研究则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拉低中国国民储蓄率，但尚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高储蓄特征。(7) 陈彦斌、郭豫媚、姚一旻：《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影响》，《金融研究》2014年第1期。
2018年股市正式收官，全部A股跌幅中位数超过30%，这是闷杀的一年，与2015年浮盈到一无所有不一样，价值投资引领的散户大概率又被打脸。2019年，重点把握好部分反弹机遇。
基于此，笔者认为研究者应该从其他相关学科借鉴一些理论和概念来解释健康与养生旅游的现象，突破目前健康旅游研究缺乏理论贡献的困境；健康地理学中的“康复性景观”和“康复性流动”概念为理解流动、地方和健康提供了理论视角，可应用到健康旅游研究中解释旅游流动促进健康的内在机制；同时，旅游情境概念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该理论。
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应当以管理会计为基础对财务制度进行完善。比如在企业进行预算管理时，可以动员各个部门进行预算编制，然后由财务部进行具体的审核，通过审核后进行具体的执行，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应当做好监督工作并及时反馈。
(二)内生视角下的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
2.2.1 项目学习的关键： 拆分项目，编织问题网 “二考”复习的主题是学生在“一考”复习的基础上发现自身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自我完善、同伴互助、老师协助来解决问题。由此，学生认清自身的问题，才能明确复习的方向。项目学习由一个项目(总课题)开始，逐步分解、产生许多相关的子课题，最终形成一个结构化问题网络，使学生明确复习内容的层次和逻辑关系。
图 1第 2阶段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
图 2第 4阶段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
图 3第 1阶段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
图 4第 3阶段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
再分析控制变量。(1)人均GDP系数总体显著为正，说明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递减，因而储蓄率随收入递增。(2)净出口总体显著为正，说明贸易顺差提高了国民储蓄率。(3)总税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总体并不显著。这是由于税率的提高虽然降低了企业和家庭收入进而储蓄，但是提高了政府收入进而支出。政府支出增加会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又会提高储蓄。(4)经济增长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增长率效应成立。(5)老年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交互项的系数以负为主，意味着可变增长率效应成立。(6)虚拟变量对储蓄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或间接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第四和第五阶段的储蓄率。(7)人口增长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较为复杂：在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口增长降低了国民储蓄率，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反而提高了储蓄率。
本文的面板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涵盖1960-2015年214个国家和地区。与该领域多数文献一致，本文的因变量为国民储蓄率。(16) 董丽霞、赵文哲：《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口转变与储蓄率关系研究》，《世界经济》2013年第3期。 老龄化程度最常用的指标是老龄人口抚养比。控制变量的选择，比较常见的有人均GDP、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与老龄化的交互项。其中，由于经济增长会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储蓄增加，这被称为增长率效应。但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正影响，这被称为可变增长率效应。也有研究将净出口作为经济开放变量、将总税率作为政策变量、将通货膨胀作为机会成本变量加以控制。综上，本文所用变量如表1所示。全部变量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一方面行为效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由大变小。一般而言，储蓄动机分为四种：生命周期动机、谨慎动机、目标储蓄动机和遗产动机。为老年期生活进行的储蓄称为生命周期储蓄，取决于个体对退休后收入的预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挤出生命周期储蓄。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1998)的报告指出，社保收入对储蓄的替代弹性介于0-0.5之间。(10)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CBO MEMORANDUM, 1998. 此外，体力劳动逐步向脑力劳动过渡会降低工作的负效用，个体会接受一个更长的工作期，这也削弱了生命周期储蓄动机。(11) Bloom DE, Canning D, Moore M. The effect of improvements in health and longevity on optimal retirement and saving. NBER Working Paper, 2004. 社保体系对伤残、死亡等意外的救助，双职工家庭模式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减小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谨慎动机。(12) Summers L, Carroll C, Blinder AS. Why Is Us National Saving So Low?[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7(2). 目标储蓄即为购买特定物品(通常为耐用品或住宅)而进行的储蓄。由于花费较大，此类储蓄往往源于流动性约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日渐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层出不穷的信用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个体的借贷能力，流动性约束的放松会降低目标储蓄动机。(13) Kirsanova T, Sefton J. A Comparison of National Saving Rates in the UK, US and Ital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51(8).
表2中的方程1-方程6以及表3中的方程7-方程10依次报告了模型(1)在5个阶段上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总体来看，两种估计结果一致，以下不再具体区分。由于石油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本文在此不报告。
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初期，行为效应为正而年龄结构效应为负，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行为效应减弱而年龄结构效应增强，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作用逐渐降低，老龄化与储蓄率关系处于由负转正的过渡时期。到经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年龄结构效应为正且大于行为效应，老龄化反而会提高储蓄率。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变量
所谓内生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老龄化程度的同时，个体也会基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调整其消费和储蓄行为。(9) 董丽霞、赵文哲：《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口转变与储蓄率关系研究》，《世界经济》2013年第3期。 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若老年人的储蓄倾向更高，那么老龄化就会提高储蓄率。反之则反是。老年人的消费和储蓄状态用年龄结构效应表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年人消费大于储蓄，年龄结构效应为负。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该效应在特定国家为正。年轻人的消费和储蓄状态用行为效应表示。直观上看，老龄化会促使理性行为人在工作阶段为更长的老年期生活储蓄，所以行为效应为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个体和社会的行为效应与年龄结构效应。
Barrows描述了问题导向式的六大特点：1）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2）学习是在小型的学生小组中进行的，3）教师是促进者(facilitators)或者是向导(guides)，4）问题构成了课程设计的焦点和学习的刺激点，5）出现的问题是提高解决问题技能的必要途径。6）通过自我导向的学习获得新信息。
表 1变量定义
此外，经济金融危机可能会直接影响储蓄率，也会通过改变个体消费和储蓄行为间接地影响储蓄率。本文考虑了1973-1980年的石油危机、1997-200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三次危机分别用虚拟变量dumd(d=1、2、3)表示，相应年份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dumd及其与ode的交互项分别表示经济金融危机对储蓄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计量模型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DP将各国(地区)依次划分为低收入国家(地区)、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和高收入国家(地区)，其2017年划分标准大体分别为1000、4000、12000美元。整理数据发现，老龄化对储蓄率产生显著正影响大体在人均GDP大于35000美元阶段。所以，本文再次以35000美元为界将高收入国家(地区)分为下高等收入国家(地区)和上高等收入国家(地区)。(17) 稳健性检验表明，不同的阶段划分方法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综上，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转变窗口期对估计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所建模型如下：
在上述五个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依次预期为：不显著、显著为负、不显著为负、不显著为正、显著为正。模型(1)可以使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方法进行估计，本文在估计过程中剔除了国民储蓄率小于0或大于100以及石油输出国样本。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本分析
另一方面，年龄结构效应由负变正。社会保障体系及逐步提高的就业率赋予老年人口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消费和储蓄的基础，同时也破坏了生命周期理论赖以成立的老年人入不敷出的前提。另外，老年人的基本消费需求较低，从而储蓄动机较强。(14) Pablo A, Frederic G, Joaquim O.M. The Impact Of Ageing On Demand, Factor Markets And Growth.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2005. 相较于工作时期，老年期收入较低且借贷相对困难从而面临预算硬约束，这提高了老年人口的储蓄动机；老年期消费边际效用减少，老年人口的最优反应是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维持边际效用不变；为应对意外的疾病和寿命延长，风险规避者会相应增加储蓄以平滑消费；老年人基本消费需求减小的同时羸弱的身体也削弱了其消费能力，被动储蓄增加。(15) James B, Richard B, Sarah T. Is There A Retirement-Savings Puzz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4).
先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在方程1、方程2中，固定效应估计量和随机效应估计量符号相反且均不显著，所以在低收入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无影响；在方程3、方程4中，两种估计量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下中等收入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在方程9、方程10中，两种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在上高等收入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在方程5和方程6、方程7和方程8中，所有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即在上中等和下高等收入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并无明显影响。但是，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在这两个阶段表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从下中等收入阶段的显著负影响逐渐过渡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不显著负影响，再过渡到下高等收入阶段的不显著正影响，最后定格在上高等收入阶段显著正影响。
表 2模型 2部分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的分析。低收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人口结构较为稳定，老龄化对储蓄率无影响；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老龄人口开始增加，此时，由于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建立或不完善，劳动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因而会增加储蓄。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收入仅处于维持生活状态，个人在劳动年龄的较少储蓄并不足以支持老年期的消费，养老负担完全或大部分由子女承担，老龄化的年龄结构效应为负且要强于行为效应，此时，老龄人口比例提高会降低储蓄率。随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促使行为效应逐渐减弱而年龄结构效应趋于增强，上中等阶段的年龄结构效应比下中等阶段有所增强，年龄结构效应和行为效应的差距缩小。所以，上中等阶段老龄化依然会降低储蓄率，但在统计上不再显著。到下高等收入阶段，年龄结构效应进一步加强且逐渐强于行为效应，但也不占优势。所以，这一阶段老龄化虽然会提高储蓄率，但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到上高等收入阶段，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劳动人口的储蓄动机得以削弱，同时老年人口虽然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消费倾向降低，倾向于增加储蓄。所以，该阶段的年龄结构效应为正且明显大于行为效应，此时，老龄化就会提高储蓄率。
也有学者从老龄人口与工作人口的储蓄率差异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如Summers(1987)的研究发现，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储蓄率为正，且呈逐步提高的趋势。Supan等(1991)的研究也发现，德国退休人口储蓄率随年龄递增，79岁以上达到生命周期最高值，为工作人口的2倍，60-69岁次之，较工作人口上升31%。Ando等(1995)的研究也认为，日本70岁以上老年人储蓄率最高，较工作人口上升45%。Aigner-Walder(2012)针对奥地利的研究表明，家庭储蓄率会经历退休之初的短暂下降后开始迅速提高，79岁以后达到最高值，为40-60岁人口的3倍左右。(8) Aiger-Walder B, Doering T.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Private Consumption-A Simulation For Australia Based On Household Date Up To 2050.Eurasian Economic Reviews, 2012, 2(1). 可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可能会接近0，甚至为正。
图1至图4，依次为人均GDP在2500-6000美元之间、30000美元以上、1000美元以下、6000-20000美元之间的老龄化水平与相应储蓄率的散点图。横轴代表老龄化水平，黑粗线为趋势线。第2阶段较低收入水平上的老龄化与储蓄率关系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一致(图1)；但在第4阶段较高收入水平上却与该理论完全相反(图2)；在第1阶段，老龄化进程缓慢，趋势线为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图3)；第3阶段的趋势线为平行于横轴的直线，这意味着老龄化对储蓄率并无显著影响(图4)。可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也不同。
(二)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分析方面(见表3)，本文同时对以上五个阶段内部的不同区间进行了估计，如800美元以下、40000美元以上，结果并无差异。老龄化-储蓄率关系的动态演变可能受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依据影响，本文同时以每千名周岁以下婴儿死亡人数(IMR)为依据对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临界点分别为60、45和16。与人均GDP水平相反，IMR越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方程11-方程14分别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方便研究，该部分将第三和第四阶段样本进行了合并。方程11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无显著影响。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方程12表明，老龄化开始降低储蓄率，这与下中等收入阶段类似。方程13则体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和下高等收入阶段，老龄化对储蓄无显著影响的特征。在方程14中，IMR已降到较低水平，表明在经济社会较发达阶段，老龄化与储蓄率正相关，这与上高等收入阶段相对应。
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很可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为进一步验证上述观点的合理性，我们将1960-2015年间214个国家的人均GDP顺序排列，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表 3模型 2及稳健性检验部分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
在基本分析中，我们的模型设定并没有包含滞后储蓄率，这隐含着假设储蓄率在每期均能达到长期均衡水平。一个可能性是储蓄率的调整是渐进的，这时需要包含其滞后项。对此，本文使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4)。我们同样将第三和第四阶段样本进行了合并。方程15方程18报告了回归结果，方程15表明在低收入阶段，老龄化-储蓄率关系并不显著。在方程16中，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下中等收入阶段，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方程17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所以在上中等收入和下高等收入两个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明显。在上高等收入阶段，方程18的回归结果表明，老龄化会显著提高储蓄率。
综上所述，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总体而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老龄化对一国储蓄的影响逐渐由负转正。这意味着，在低收入阶段工作人口比例的提高能够推高一国储蓄率，从而有助于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而在高收入阶段，老龄人口比例的提高与储蓄率正相关，从而有助于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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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四、研究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决定老龄化的同时，个体也会基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调整其消费和储蓄行为。所以，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文基于内生视角，研究了经济社会动态发展进程中的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借鉴世界银行公布的收入等级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将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取决于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的强弱对比。由于个体会根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调整其消费和储蓄行为，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着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行为效应趋弱而年龄结构效应会逐渐变强。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人口结构较为稳定，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大体抵消，老龄化对储蓄率无影响。下中等收入阶段，行为效应为正而年龄结构效应为负，老龄化降低储蓄率，随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促使行为效应逐渐减弱而年龄结构效应趋于增强。上高等收入阶段，年龄结构效应为正且大于行为效应，老龄化提高储蓄率；上中等和下高等阶段，两种效应不分伯仲，老龄化对储蓄率无显著影响，但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从下中等收入阶段的显著负影响过渡到上高等收入阶段的显著正影响。
研究结论的有益启示。从2017年人均GDP(8583美元)来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虽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与基于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所得结论基本相同。(18) 胡翠、许召元：《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4期。 所以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尚未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老龄化的年龄结构效应逐步增强，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将逐步显现，中国也将因此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收稿日期： 2019-01-09
作者简介： 张 倩，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 真，男，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这些措施使放牧、游玩、垂钓等行为受到了限制，对保护水源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不能彻底解决水源污染问题以及饮水安全存在的隐患。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质性消费者行为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7ZDA03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F0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8-0158-07
(责任编辑：栾晓平)
标签：人口红利论文; 老龄化论文; 储蓄率论文; 生命周期理论论文;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