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姝姝[1]2012年在《从社会保险到国家福利-1906-1948年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福利政策是影响公民福利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这一问题。英国是西方福利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将社会保障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1601年《济贫法》,还是1948年《国民保险法》和《国民保健法》的同时生效,英国的社会福利政策都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经历了从施舍到权利、从个人责任到政府责任、从社会保险向国家福利的转变,建立起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福利国家制度。因此,对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发展轨迹,也能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积累丰富的经验。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典型剖析法等研究方法,以考察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政策发展脉络为切入点,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为时代背景,对英国福利国家确立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综合分析其演变的特点、价值取向,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引起社会福利政策由社会保险向国家福利转变的多维动因。2009年欧债危机开始出现端倪,其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福利国家的居高不下的福利,本文最后结合欧债危机这一社会热点对英国的福利国家给予了相对公平的评价和反思,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期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此研究框架之下,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是文章的引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内容以及文章主要概念的界定；第二章开始是正文部分,概述了1906-1948年英国不同阶段的社会政策的发展情况,大体上将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历程大致分为济贫制度的发展、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社会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福利国家的蓝图、福利国家的建立五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阶段的福利政策立法情况；第叁章承接第二章,归纳了英国社会福利政策演变的特点和价值取向,特点主要是国家责任、全面覆盖和综合统一叁个方面,价值取向上更加重视平等与公正、公民权利和福利共识；第四章介绍了英国国家福利制度确立的多重诱因,具体从纷纷兴起的各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潮、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动荡的国际局势、政党政治与福利共识四个角度论述了英国由社会保险向国家福利转变的必然性；第五章对英国由社会保险向国家福利转变的福利政策做了综合评价,分别从成就、危机和启示方面着手,并结合自2009年开始的欧债危机,试图对英国从社会保险到国家福利的转变给出较为客观的剖析和评价,以得出对我国的福利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有益的经验启迪。
赵浩华[2]2009年在《论英国福利国家时期社会政策的演变》文中认为社会政策作为公民福利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遇到且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社会政策的学科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西方社会政策的主要发源地,英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经验为多数西方国家所效仿,尤以英国福利国家时期为代表。纵观英国福利国家时期社会政策的演变历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深化社会政策改革中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以英国福利国家时期为时代背景,对其社会政策演变进行系统性的历史梳理,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分析其社会政策演变的成因与特点,并通过分析传统与现代、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这四对矛盾的发展变化,挖掘出英国福利国家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原因,最终得出对我国社会政策改革的借鉴意义。
崔潮[3]2011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文中提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流。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市场化是动力机制,工业化是外在表现；政治现代化表现为宪政化,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成长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保护个人的创造与基本人权。财政是政治与经济的枢纽,通过政治过程解决经济问题。财政制度变迁既反映了现代化的成果,又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史。在列强割地赔款的勒索与潮涌般的工业品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解体衍生出极度的贫困与社会不公,帝国体制瓦解散落出残渣余孽般的军阀政治。外患内乱下的中国迫切地向外寻找富强之道,从军事救国到实业救国,从维新立宪到一次次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才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在经济现代化道路上一度重视工业化摒弃市场化,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曾经重视民主化摒弃法治化,结果无以为继。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大胆学习一切发达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中国100多年来一直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风向多变,时好时坏,旧政权的腐朽成就了新政权的崛起,“大革命”、“大跨越”多次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强烈追求；几千年的老路是明白无误走不通了,极力要走新路却难摆脱对过去的路径依赖；时而醉心于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时而要自力更生废旧立新,却终究要走开放式的学习创新之路。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崩溃100年之即,中国已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各个方面均可圈可点。在这一背景下,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财政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之道,正当其时。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从理论与历史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现代化与财政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检视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过程,梳理我国财政现代化的成长轨迹,努力从别人和我们自己走过的历史中发现继续前进的路标。本论文第一部分是缘起与准备(第一、二章),对选题原由、现代化理论、财政制度变迁理论等进行回顾性综述,为论文分析提供文献性基础。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即第叁章,提出了财政主体结构理论、财政类型理论、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理论,作为分析中外财政制度演进规律的理论基石。第叁部分是理论应用比较分析,由第四章至第八章组成,首先对曾经深刻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发展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历程、作用及得失进行剖析,为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提供一个历史比较的参照系,然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进行历史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即第九章,对中国现代化及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的特点与趋向进行概括,提出财政过程宪政化是中国财政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论文从财政主体、财政类型、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财政制度变迁过程四个方面对财政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为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提供理论框架。财政主体分为不同层次,从本质层次看,财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中心,在国家存续期间表现为国家；从运行层次看,政府是财政主体的代表,不同的社会力量一起构成财政主体结构,对政府施加影响,左右着财政决策与执行的方向和效果。在不同时空下,由于社会力量结构存在差异,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不同,财政主体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成为不同国度和时期财政制度差异的决定性原因。“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从产权转化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阐释,认为财政过程是一个产权转化的过程,财政制度是对财政过程产权转化秩序的确认,反映着不同财政主体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的消长,进而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财政制度变迁是财政主体为释放财政压力,对财政程产权转化合约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财政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兼有竞争与合作两种特征的机制,可以实现规模收益,为市场机制提供产权保障,减低交易成本。财政职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财政制度变迁是实施财政职能调整的过程,一般要经历僵滞、创新、均衡叁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追求效率开始的,但局限于政府对军事技术效率的追求,财政资源运用效率的低下及对民间经济的过度管制,导致提高军事效率目标的落空。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了更多的腐败机会,加上对外割地赔款与外来工业品冲击下传统产业的瓦解,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甚至生存权危机。于是对生存权与公平的追求成为后来财政制度变迁追求的重要目标。共产党的胜利依赖于重视社会公平的财政制度创新的支持,建国后工业化的推进也依赖财政制度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开展了大量的财政制度创新活动。中国19世纪进入现代化轨道后,在战争与贸易的作用下,开始了一个对传统经济社会解构的过程,自然经济解体,走向畸形工业化与市场化。在外敌(及外资)的侵略压榨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冲撞下,帝国财政溃烂为军阀财政,在战争状态下论为战时财政。新中国建立后,以全能财政强力推动工业化,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代化成就与经济增长速度。但与发展更好的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步明显滞后,且自身无法持续,在此背景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制度调整解构了苏联模式。随着时间的持续,财政制度创新中吸收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成果越来越多。从税利分流、公平税负、财政联邦制、现代预算制度到提高财政透明度,中国的财政改革主动汇入到了财政现代化的洪流中。财政制度的主动创新,培育了市场主体、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激发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财政制度的变革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促进政治现代化其他领域的进步,如私人产权与公共产权受同等保护,保护人权等,中国的政府权力运行越来越被限定在公共化的轨道里,朝着提高效率的方向前进。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帝国财政崩溃阶段(1842-1911年)。在外来冲击下,这时的帝国财政依然建立在皇帝拥有一切财产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虽然企图维系其财政收入制度的掠夺性、财政支出制度的消费性、财政管理制度的专权性,但却因应对的被动失措使财权“外移”与“下移”,财政收入制度的掠夺性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制度的消费性更加无耻,财政管理制度的专权性逐渐散落,并共同导致帝国财政制度与清帝国一起走向灭亡。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反倒引起公平危机与生存危机。二是战时财政(军阀财政)时期(1912-1949年)。战时财政与军阀财政从客观形态上说并无多少不同,但从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角度,却可以做出差异颇大的解读。军阀财政下,产权具有不确定性,财政收入制度表现为诛求无度性,财政支出制度具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财政管理制度体现为滥权性。具有合法性地位的财政主体,在战时财政下,产权制度体现为公共产权在先性,财政收入体现为需求无限性,财政支出制度表现为求生性,财政管理制度以专权性为主要特征。从演进路径中可以看出,军阀财政是比帝国财政更阴暗冷酷的残余；战时财政的军事专制性与帝国财政的专权性一脉相承。即便如此,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这一时期的财政制度也孕育着有利于现代化成长的种子。如工商税、所得税、现代预算与国库制度的建立、公债手段的运用、分级财政的尝试、关税保护制度的使用、工业化导向财政支出的安排、宪政及现代预算制度的引入等等,都具有现代化色彩,为日后的财政制度变迁打下了基础。叁是全能财政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以对民生的关照和对公平价值理想的追求赢得政权,强制对产权制度、财政制度进行激进变迁,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选择了与旧政权相异的现代化道路,并以财政制度作为其重要支柱。全能财政以公共产权的垄断地位为基础,财政收入制度具有“自产性”,财政支出制度具有建设性,财政管理制度具有集权性与民粹性特征。由于国家替代了社会,财政制度统配社会资源,产权激励被权力及意识形态激励所替代,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率。集权性保证了财政制度的执行效率,却无法实现其决策效率。大民主的运动式财政监督有利于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但却无法实现财政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运行。四是财政宪政化时期(1979年以来)。我国现在处于走向公共财政的过程中,私人产权逐步获得与公共产权的平等地位。财政收入制度表现出更多的交易属性,财政支出制度表现出更多地面向公众的回应性,财政管理制度体现出宪政化的特征。中国财政现代化表现出与其他现代化国家趋同的方向,但转型仅取得初步的成就。财政制度与现代化的适应性、与其他制度的协同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可预期性等,都需要持续的关注与维护。经济效率的提升伴生了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公平状况恶化伴生社会稳定问题,中国目前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建立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财政制度和运行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宪政化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
何雪梅[4]2002年在《成就与危机：英国福利制度的演变》文中指出福利国家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对它的起因、发展与成败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今年(二○○二年)适逢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六十周年。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福利思想发展史上，贝弗里奇报告都堪称一个里程碑。它为二战后的英国勾勒了一幅较为完整的现代福利国家的蓝图，其影响遍及全世界。笔者认为，对英国福利制度加以研究，对于我国现今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从考察英国“福利国家”的演变历史入手，旨在剖析它的兴衰成因，并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福利国家的出现是二十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大事之一。福利政策的变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联。英国于一九四八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是英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福利国家的两项原则是普遍性和全面性，即无论地域、收入，每个公民均应被保障不因失业、疾病、年老等原因而导致生活陷入最低标准以下。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具有进步的一面，但其根本目的是调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共识政治” 的基础上，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从七 十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福利支出R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 重负担，并造成诸多危机，福利国家陷入了困境。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主张 福利计划的私人化和市场化，改普遍性原则为有选择性原则，大幅度削减 福利开支，造成社会贫富加剧分化的严重后果。九十年代至今，布莱尔政 府试图走“第叁条道路”，在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实现福利 多元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从根本上扭转困境。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 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但是究其根本目的，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本质的前提 下缓和阶级矛盾。无论是工党或保守党执政，其改革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 框架内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但是资本主义仍 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作方式，其自身固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 解决。所以，福利国家不可能在市场效率与社会正义之间维持真正的平衡， 其危机也因此无法真正消除。 本篇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全文的基础，概要介绍了有关福利国家 的基本理论。第二章追溯了英国的福利思想发展史及福利制度的建立过程， 并对其本质加以了界定。第叁章考察了“共识政治”的形成与解体对福利 国家的影响，并对福利危机的成因加以剖析。第四章论述了撒切尔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调整。末章是对英国福利制度的现 状和前景的讨论，并再次明确了福利国家的本质特点。
陈肖舒[5]2017年在《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文中研究表明回顾过往,福利从最初对贫困者的救济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的内容很宽泛,直接涉及国民基本权益、惠及广大民众的福祉,构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西方福利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效用和功用理论为基础探讨并研究人类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是对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出现问题的矫正,更是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对所发生社会风险与社会问题出现的积极措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以西方福利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福利国家危机频频发生。如何摆脱危机,走出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再度探讨。纵观历史,从庇古主张的以社会财富增加来实现国民福利增加的旧福利经济理论,到以帕累托、萨缪尔森、西托夫斯基等所提倡的效率优先来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的新福利经济理论,及阿罗和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社会选择和能力中心观的后福利经济理论,西方福利经济理论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变迁,但仍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庸俗圈套;虽然福利经济理论把公平和效率作为增进和衡量社会福利增加的标尺和手段,但碍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追求、忽略初次分配和其制度本身的私有制属性,致使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走出困境。通过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所面临困境的思考,从制度、分配方式等角度来剖析其困境的根源时,不难发现,其理论终究不过是为了帮助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学说的修正主义,让其真正走出困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马克思福利经济思想从公有制的角度出发,站在广大无产阶级和群众观点的立场上思考如何使人类在社会的发展中来通过自身的劳动来享有相应福利的保障,可以说从本质上超越了西方福利经济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上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和推动社会进步、建立福利国家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福利的建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起点上,呈现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状态。对于新起点上的社会福利的改革和完善无疑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作用。本着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扬弃,以此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进行反思与借鉴,进而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福利进行多元化的建设。首先,坚持社会福利建设的政府主导原则,提高制度运行的效能;其次,完善社会福利建设的制度支撑体系,创造良好的经济竞争环境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的多元发展模式,现阶段单一的、静态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求,只有在多元的、动态的模式下才能够有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框架,从而提升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水平。
兰梁斌[6]2013年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中国叁大主流思潮之一。它的产生、演变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紧密联系,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因素和西方刺激结合的产物,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潮流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自由思想,但这与近代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明显不同。儒家强调主体自觉、道德自由,道家追求自然而然,禅宗强调主体自觉、精神自由等,而近代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基本权利、理性自主等,展现了现代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有助于弥补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很多不足,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孕育了丰富的自由思想因素,表现出一些现代性,与现代自由思想有相通性,反映了现代自由观是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但又与现代自由存在差距,早期启蒙思潮没有形成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体系。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要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19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思想不断输入中国,自由、民主、议会、权利等现代观念逐渐在中国生根,自由等现代观念的成长是20世纪初包括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中国思潮产生的基础。严复、梁启超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派主要宣传英美改良自由主义思想,革命派积极宣传欧洲大陆以卢梭为代表的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二者在自由观、改造社会的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西方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前夕都有传播并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之后一部分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继续坚持渐进改良的自由主义,胡适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一大批受到杜威、拉斯基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并通过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二、叁十年代的各种论战,二十——四十年代以《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为阵地谈人权、谈政治的思潮,乃至四十年代以民盟为代表的组党参政等等,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多个层面,而思想和影响上胡适和储安平是典型代表。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从思想上来说明显不同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严复主要宣传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而胡适等人主要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比如四十年代对经济民主的普遍强调便是典型例子。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力图通过舆论干政或组党参政等方式,避免内战走和平建国的“第叁条道路”,但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自由主义也昙花一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兴起了一股以批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自由民主,以《自由中国》为阵地的自由主义群体,代表人物是胡适、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殷海光主要受到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夏道平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广泛宣传。晚年殷海光举起反思的旗帜,反思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反思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其学生林毓生、张灏、陈鼓应等继续对中西文化双向反思。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末大陆出现了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慎之、徐友渔等,他们通过与新左派的争论,重新诠释了自由、民主等自由主义核心观念。对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等观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严复、梁启超强调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强调经济民主,主张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同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有相同点,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主张经济民主是大多数民国时期自由主义者的特点,但在民主与独裁、政党政治等方面又明显不同,胡适明确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但反对政党政治,而蒋廷黻主张实行专制政治,张佛泉等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同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民主、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人生的变化,比如胡适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够纠正自由主义的不足,是未来世界的方向,但50年代则表示忏悔。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最能体现思想逐渐深化的过程。这表明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必须以代表人物的研究为核心,通过严复、梁启超、胡适、储安平、殷海光等展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深化过程。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是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中国人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国家观经历了国家有机体论、积极国家到国家工具论的演变,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在传统观方面,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经历了严复、胡适、殷海光与林毓生等曲折演变,由质疑、批判走向理性反省。自由主义者认为传统与现代存在差异,但传统是自由主义生长的根基,传统文化中具有与自由主义思想沟通的内容,自由主义传统观的进展与自由主义的自身理论进展相互促进,但是他们观察传统的权利民主、科学至上理念以及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改良方式受到同时的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挑战。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时代课题和民族文化,使得中国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的特点,比如西方自由主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演进变化的,而中国自由主义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既要反对封建统治,还要面对民族危亡造成他们一面强调个人权利,一面又力图实现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协调,强调己轻群重,带上了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由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不适合自由主义,加之自由主义本身理论和实践的缺陷导致了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他们最根本的失误在于对近现代中国国情的核心农民的主体力量缺乏深入认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在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但在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通过学术与舆论改造政治和社会、为现代中国政治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贡献。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要能成为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积极力量,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注重研究中国国情,还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找到自身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点,而不是仅仅空谈抽象普遍的原则和简单移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雷利华[7]2011年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自产生以来,其发展与改革完善就是倍受各国政府与学者关注的焦点。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经济的“稳定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需要对别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以借鉴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我国在社保制度改革过程中走弯路。英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之一,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有着最悠久的历史。英国也是世界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自其建立“从摇篮到坟墓”全面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日起,迅速被西方其他国家借鉴引用,也被逐步推广到世界各国,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自二战后建立起,经历了20多年的“辉煌历程”,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西方福利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趋缓,高额的福利支出逐渐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英国等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出现福利危机,英国政府开始致力于福利制度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学习它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本文介绍了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及其特征,并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出现的危机及改革历程进行概述。在回顾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及发展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果进行研究；以1980-2007年间英国社会保障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究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失业率、投资、储蓄、消费与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考察期间英国社保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阻碍作用显着成立,社会保障水平对国内投资、私人储蓄具有显着的抑制效应；英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失业率正向相关,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显着促进居民消费；老年人口比重随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而增长；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居民个人福利在整个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并对实证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经济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支撑作用,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社会的反馈；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保障的供给上限,老年人口比例决定了一定时期社会保障的供给下限,社会政治状况与经济周期对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构成扰动因素,叁者共同作用,影响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社会的反馈作用时,着重分析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从居民、政府、企业、社会环境四个方面进行说明,详细阐述了英国社会保障水平通过对居民消费、储蓄、政府财政收支、企业生产投资、劳动力供求、老年人口比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揭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改革带来的启示。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不能完全照搬英国的模式,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注意各项制度的整合与分工；注重社会保障筹资的多渠道化；注意社会保障水平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经营管理效率；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武振华[8]2015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政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也是一个政党奋斗的旗帜,具有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指导方向的功能,历来为各政党所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肩负着领导13多亿人口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包括方方面面,大体可以归结为理论建设和实践部分。理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价值观念、利益代表、语言表达,实践部分又可以分为纲领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机制、政策实施效果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就是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扩大社会认同,并转化为社会意识,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向导,其目的是发挥执政党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永葆党的先进性,为长期执政服务。全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意识形态”从缘起到“终结”的基本理论。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的真实与“虚假”,论述“意识形态”演变经历了从“观念学”到“虚假意识”、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再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意识形态演变,重点探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为更好地理解政党意识形态理论做好铺垫。第二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主要结合意识形态一般理论,论述执政党意识形态一般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特殊性,即,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第叁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逻辑。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基本理论和基本要求,重点阐述意识形态社会化与现代化、群众化、社会认同的关系,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必然结果是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奠定思想基础,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彻底胜利。第四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的经验与不足。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叁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以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外部封锁到对外开放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提供帮助。第五部分,阐述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启示与教训。主要通过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为代表的西方主要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原因、过程、效果,阐述苏共意识形态“改革”的惨痛教训,为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意识形态社会化提供参考和警示。第六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主要阐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各种政治思潮相互冲突与交融,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中国社会转型,又为多元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思潮,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七部分,阐述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要坚持现代化、群众化和社会认同叁原则,这里主要从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文化、坚持意识形态与利益挂钩、坚持意识形态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分别给予论述。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与时俱进,增强开放性、包容性,牢牢占据舆论阵地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走中国化、时代化和群众化的道路。
卢成会[9]2017年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器官”的重要延伸和人类自我完善的工具,它既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体系,也有丰富的理论基础。那种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是单纯的社会制度安排,只要找到合理的实务性技术方案而不涉及价值理念,就能够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展的观点,无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最为狭隘的理解,也必将会给社会保障制度实践带来负面影响。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演化轨迹及理论渊源与社会保障制度实践活动一样久远,它支撑着社会保障制度实务性技术方案与方法的变革及创新,推动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进行系统研究,使之科学引导和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历史演变,我们可清楚地发现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或“通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每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都会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国情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具体选择中,我们通常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若能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同时又符合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成员也能实现安居乐业。否则,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就会停滞不前,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也将变得举步维艰。因此,构建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体系,建立起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等内涵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各国(地区)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马克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中,中国不能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完全照搬,而应从本国的国力、国情、文化和传统等方面出发,探索、总结出适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需要的价值理念。当然,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探索中,我们也并不是完全否定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在对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进行研究与借鉴时,不能完全采取照搬或“拿来主义”的方式。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历史趋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批判性地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科学性。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仅会遇到实务性工具方法建构的操作困境,同时也会遇到价值理念支撑选择的理论困境。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方面,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确保人类生存安全及幸福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是人类“器官”的重要延伸,因而,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回避和忽视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完善工具及文明智慧结晶,其价值目标追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价值在于通过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缓和阶级对立,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更好的维护及延续资产阶级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应始终以成全人的基本需求为其存在的价值,应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其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自身需要,为了维护人民更好地生存下去,最终要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中,应以满足人民的自身需要为中心,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围绕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本文计划从七个方面对其展开系统论证,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在基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经济自由理论和“第叁条道路”理论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思想进行系统性考察。第叁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历史进程与困境。该部分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历史进程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总结其经验教训,形成了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理性思考。第四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问题审视。本部分在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发展动态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清晰地阐释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存在的问题、负面影响和原因。第五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经验借鉴。本部分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做法与发展趋势等,总结其相关经验教训,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提供经验借鉴。第六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前提性反思。本部分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借鉴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社会基本环境协调、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规律等宏观层面出发,系统的反思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应该加以关注的问题,探索和总结适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需要的价值理念。第七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原则设计。本部分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策略系统性反思的基础上,从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提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基本原则,即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要体现出实质公平、关心人的基本需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突出政府责任等,进而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崔士鑫[10]2010年在《政策的风向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研究(1900-2005)》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发祥地,也是政党竞选宣言的发源地。作为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竞选宣言是英国政党政策、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的集中反映;在两党制度下,某一政党赢得选战之后,竞选宣言也成为执政党所实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竞选宣言在政党政治尤其是政党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考察现代英国各个历史时期国情民意的重要指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一直受到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考察英国政策走向以及英国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经常加以引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研究人员,对竞选宣言主要是作为研究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制度、政党政策、选举活动等某一专题时的背景资料和相关佐证,而对竞选宣言本身的由来、演变、制定机制以及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和时代主题等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等,缺乏充分研究。鉴于此,本文以20世纪初以来英国主要政党竞选宣言为主线,结合英国相关政治制度与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所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分析竞选宣言在内容、形式、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演变;研究竞选宣言与政党政治、选举制度等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竞选宣言在政党理念形成与政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竞选宣言对于解决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产生影响的途径与程度等,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内容。这些分析与研究,对于怎样认识政策制定在政党建设和政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如何科学地制定政策、怎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正确地反映民意和适时地引导民意、如何将一定的经济政治理论与党的政策相结合、怎样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党的政策以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汲取英国政党政策制定方面的失误与教训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主要由八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述了竞选宣言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第一章简略介绍了竞选宣言的产生背景,它与议会制度、政党政治的密切关系。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普选制、单选区简单多数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度在竞选宣言内容和形式演变中所起的制约作用,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理论对竞选宣言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分别对20世纪初的3个主要政党的宣言结合当时英国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20世纪初竞选宣言是19世纪宣言内容与形式的延续,表现在内容的简单与形式的粗糙,但仍然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政外交课题和不同政党的理念,并准确预示了英国主要政党的未来角色与发展方向。第叁章分析了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政党政治最重要的变化即工党崛起与自由党衰落在竞选宣言中的反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工党与保守党竞选宣言对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引导作用与相关反应。第五章着重分析了保守党以变革政策引领民意和工党实行自身政策变革在竞选宣言中的反映,分析了政党对民意的顺应与引导关系。第六章系统分析了20世纪初以来竞选宣言在主题上的变迁、形态上的演变以及形成方式的变化。最后是简短的结论与启示。要高度重视政党政策在政治动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有效的政策制定制度与机制,科学地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民意,使政党政策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意,而在必要时能适时、有效地引导民意;吸纳新的政治经济理论,提升政党政策制定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和系统性,提高政党以政策指导实践、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实际能效;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政党的政策,巩固和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汲取英国政党在议会选举制度的政治环境下的得失教训,尽可能使争取民心的福利政策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从社会保险到国家福利-1906-1948年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D]. 袁姝姝. 南京大学. 2012
[2]. 论英国福利国家时期社会政策的演变[D]. 赵浩华. 黑龙江大学. 2009
[3].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D]. 崔潮.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4]. 成就与危机：英国福利制度的演变[D]. 何雪梅. 四川大学. 2002
[5]. 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D]. 陈肖舒. 吉林大学. 2017
[6].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D]. 兰梁斌. 西北大学. 2013
[7].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雷利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11
[8].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D]. 武振华. 河南大学. 2015
[9].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研究[D]. 卢成会. 吉林大学. 2017
[10]. 政策的风向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研究(1900-2005)[D]. 崔士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