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家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在稿纸上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我所想的是最近著名作家王蒙与青年批评家王彬彬之间的一些文字。
王彬彬是一位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供职的文学博士，他自然远没有被有的名家大师竭力维护的某些大腕作家和大腕歌星、影星那样声名四播，但他的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文章则颇引人瞩目，特别是其直抒真言、切中时弊的批评短文，虽然行文尚欠火候，却深受读者欢迎。我与王彬彬素昧平生，无缘识荆，但颇欣赏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媚俗和庸俗挑战的冲刺勇气。
春节期间，同居长沙古城的一位评论家打电话给我，对王彬彬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批评文章《名人打喷嚏》和《著书唯剩颂红妆》很感兴趣，建议我找来一阅。另一位青年散文家近日来舍下谈及此文亦深有同感。我周围的同行谈及上述文章也颇有好评，可见这些文章的社会效果实属良好。其实，我对上述两篇文章早已拜读，自然与上述诸君所见略同。没想到王彬彬这几篇文章却引起了享有名家大师美誉的王蒙的“无名之火”。他在今年元月十七日《新民晚报》上发表《黑马与黑驹》后，又在第一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沪上思絮录》。这两篇文章均不点名地点名指责王彬彬是“乘恶言而游四野”，是“用下流的语言”，企图吐一通口水给自己够也够不着的众名家脸上抹黑”，是企图把名家“统统骂倒，太廉价、太陈旧、也太不怀好意了”。甚至在《黑马与黑驹》一文中引伸比附，无限上纲，把王彬彬与当年某失蹄的“黑马”相提并论，谓之曰“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继而盛气凌人地咄咄质问：“您到底拿出什么来给读者，您能取代那些被您任意粪土的名家吗？你究竟能为当前和以后的文艺建设做出一点什么贡献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有不肯善罢甘休之势。
也许是我经过“文革”时期九死一生的磨难和当今盛世文坛弓箭手暗箭所伤造成的余悸，神经过于敏感，心理过于脆弱，我拜读这两篇火气冲天的奇文，真是不寒而栗，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真不敢相信，身为名家大师的前辈作家王蒙，对待一位初出茅庐，很有才华和理论勇气的青年批评家竟如此不能宽容！记得不久前，王蒙曾经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我喜欢幽默》一文，在该文中信誓旦旦宣称：“我喜欢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多一点雍容大度，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少一点亡命习气。”现在，何以面对不合自己心意的文艺批评就这样主观偏激，一点也不幽默，一点也不雍容大度，竟然把自己标榜的处世原则和行文规范丢到九霄云外而反其道行之呢？
王蒙今年还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宽容与嫉恶如仇》一文，阐述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界定，大概我确乎是“智障”，反复读过两遍，还是不得要领。王蒙对“痞子文学”可以宽容，高呼“痞子也有值得同情和理解之处”；王蒙对某些大腕歌星、影星出场漫天要价的丑行也可以宽容，认为“总比去偷、去抢要好”；但另一方面，他对勇于批评文坛时弊的王彬彬则不能宽容，对上海几位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良知的青年学者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批评制造精神废墟的不良倾向的言论也不能宽容，声色俱厉地指责他们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太教条”，甚至给他们强加一项“文化专制主义”的大帽子，两相对照我真觉得王蒙的所谓“宽容”之说，是否便是青年批评家费振钟所一针见血指出的“被涂改了的宽容”呢？（见1995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
其实，王彬彬批评某些名家一味陶醉于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汲汲于写身边庸俗无聊的琐碎小事，是有的放矢，深中肯綮的。某些作家这类并无多少价值的媚俗文章，假借“闲适散文”之名充斥当前一些报刊，简直是俯拾皆是。如果此类现象相袭成风，泛滥成灾，决非文坛吉兆。王彬彬有感于此，针砭一下，似乎无可非议。王彬彬的文章确有偏颇之处，有的地方甚至失之于峻急，缺乏辩证尺度，但即使如此，亦可以用与人为善、平心静气、平等待人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指出其不足，完全不必要这样睚眦必报，恶语相加，乃至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影射。这样做确实有失名家风范，大师德操。何况反对专写身边琐事并非王彬彬独家之言，早在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谆谆告诫不要把身边琐碎小事敷衍成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确乎是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也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知道，王蒙在某一方面对鲁迅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不久前，他在一次讲演中，曾这样说道：“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见王若谷《鲁迅诱发地震》载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他曾这样惊问：“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见《东方》杂志1994年第5期《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1994年第12期《新华文摘》转载）这一声惊叹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王蒙这样评说鲁迅先生是否严肃，是否公道，读者诸君自会判断。但我却由此联想到今年《上海文学》第3期上刊发的李锐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自白》，读之不禁默然顿悟，感慨系之。鲁迅先生的确已经不时髦了，乃至常被时下“敢为天下之先”的勇士们当做放冷枪的靶子，此类豪举足以载入今古奇观，录以备考。现在还是回到正题，王彬彬重申鲁迅先生的主张，只是打了一个幽默的比喻：“名家打喷嚏”，目的大概是让犯有上述毛病的名家警醒一下，这和王蒙运用上述幽默手法在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姑且不论，形式上却是很类似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王蒙是“不怀好意”，是“用下流的语言”“不分青红皂白地给鲁迅脸上抹黑”呢？再者，王彬彬的文章并未直接点名批评哪位名家，只是泛指当前文坛某些流弊，其本意也许根本就不包括王蒙在内，王蒙何必这样迫不急待地自动对号大发雷霆以至失态呢？难道名家大师就是天生高贵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名家大师就是天经地义应该享受“艺术豁免”权，就是法定被赐予了“批评保险”么？
名家大师的盛誉，可能成为对名家大师的鞭策和动力，成为他们自律自重的警戒，也可能成为名家大师的精神包袱和炫耀资本，成为其恃名自骄、拥名自负，渺视群众和同仁、抗拒外界批评的盾牌。如果属于前者，确乎是名家大师的德行节操；如果属于后者，则可能使名家大师滑向误区，逐渐失去群众信任，为世人扼腕痛惜。诚如青年批评家谢泳所言：“时代一度成全了王蒙，但不会永远成全王蒙”。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明代徐渭（文长）虽只中过秀才，地位低微却敢于藐视“前后七子”的刻板复古之风，反感文坛的霸道和官气（前后七子在明代皆为官作宦），挺身而出为布衣诗论家谢榛（《四溟诗话》作者）鸣不平。因为谢榛被权力地位很高的李攀龙辱骂，儒林外宿王世贞也趋炎附势进行帮腔，甚至还要谢榛撒泡尿照照自己。徐渭这种面折庭争的批评勇气，实在弥足珍贵，殊属难得。而李攀龙、王世贞等对待后生晚学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态度和气势，自然难免不被后世非议。
对于名家对待批评的大家风度，我从事评论生涯也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60年代初，我正值弱冠之年，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对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权威戏剧理论家顾仲彝教授的“社会主义社会无悲剧论”提出质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构成悲剧冲突吗？》一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悲剧。这个大胆的观点在当时很犯“时讳”，引起了戏剧界和学术界的争论。顾仲彝教授非旦毫不介意，反而读后而喜，将拙文推荐给他的学生们作为参考资料阅读。后来我去新疆一所艺术剧院从事专业写作，恰恰顾仲彝教授的两位学生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也分配到我所在的剧院工作，他俩告知了我此事，当时感动不已。顾先生已辞世多年，他虚怀若谷扶持后辈的大家风度，我至今铭记不忘，心怀敬仰。而上述这篇文章后来在“文革”中却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使我因此受尽折磨，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80年代初，我已届不惑之年，还是被称为所谓“青年批评家”，当时我在《文学评论》上拜读了老前辈夏衍所写的《一些应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不同意夏公纠缠历史旧帐，对鲁迅和冯雪峰的某些偏执看法乃斗胆写了一篇为这两位已逝的老前辈鸣不平的文章《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投寄中央和外省的几家刊物，都遭退回，拒绝刊登，我一气之下便直接寄给了《文学评论》。后来得知《文学评论》编辑部对是否发表拙文，争议很大，众说纷纭，资深的老编辑王信和该刊当时的副主席许觉民（洁泯）力排众议，坚持主张发表，经送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过目，周扬豁然大度，同意作些删节予以发表，拙文才得见天日，在1980年第4期《文学评论》上刊登。拙文发表后反响强烈，我本人收到许多同行和读者来信表示欢迎，香港报刊亦作了报道。虽然如此，我当时却惴惴不安，为冒犯了老前辈夏公深感歉然。然而，夏公却很有“心广容万物”的雅量，十分重视我的批评意见，郑重其事地在《文学评论》上刊登一则启事，决定将我所批评的《一些应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从他已经编好即将付印的文集《懒寻旧梦录》中抽下，以示纠正。夏公这种不以名位取人，从谏如流的广阔胸怀，至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夏公亦已乘鹤西去，与鲁迅、冯雪峰相会于九泉，过去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俱已轻烟消散。往者既可谏，来者更可追。而今文坛上的是是非非，不妨求同存异，互相宽容，何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呢？
我觉得，对于一个名家大师来说，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和多高的声望，与广垠的宇宙万象比较也只是苍海之一粟，与中外前辈名家大师比较，则是小巫见大巫，“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负的呢？何况名家大师也会有其局限性，不可能穷尽世上一切真理，不可能都是“手持王纲，口含天宪”的超凡圣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失误，为什么不能容许别人批评，不能听取一点不同的意见呢？王蒙对谩骂知识分子是“灵魂扒手”的王朔煞有介事地发表告别文学界的宣言，酸溜溜地表示“很感动”（见近期《山花》所载王蒙文章），在《沪上思絮录》一文中则对王朔表示依依惜别和深情祝福，而对批评《躲避崇高》的论者却讥笑为“智障”，“好读书不求甚解”，“花花肠子太多了，”（见《读书》1995年第4期所载王蒙《想起了日丹诺夫》一文）这真令人啼笑皆非，不知说什么好。今年我确实写过一篇批评王蒙《躲避崇高》的文章《王蒙是否转向？》，几经周折发表后，被香港和内地的报刊转载。现在有幸被王蒙这位超凡的“智者”讥笑为“智障”大概是应该好好自省一下的。在此我应该感谢王蒙尖刻的嘲讽，它能促使我意识到自身的弱点。我的确属于凡夫俗子，不仅是“智障”，而且是智力低下，所以很难读懂王蒙大师惊世骇俗洋洋大文的“微言大义”，被大师嘲笑一番，本是咎由自取，岂能怨尤旁人？！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过于聪明的王蒙会不会有“失算”之处呢？这就留待事实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