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校学费政策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学费论文,高校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7)02—0048—04
高校学费政策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高校学费政策主要是解决资源配置效率和教育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关于它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出发的。
一、美国关于高校学费政策的相关研究
美国对高校学费政策的研究主要始于二战后，低学费、低补助说和高学费、高补助说是其两种最主要的观点。
(一)低学费、低补助说
低学费、低补助说的主要观点是：教育是政府对人民的一项公共服务，发展高等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的职责，高校应该免费或低费地向所有人开放。二战后，杜鲁门总统委托专门委员会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调查，1947年颁布的《为民主社会的高等教育》报告明确指出：“任何有才能的人都不应该因为经济原因被排除在大学的校门之外……高等教育是政府最明智、最合理的投资。”①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戴维·亨利在《Challenges-Past,Challenges Present:An Analysi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30》中也指出：“高等教育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所以国家应该大规模地介入和资助高等教育。《军人权利法案》为联邦政府资助弱势群体的青年人树立了榜样。”② 低学费、低补助说主要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基本论点之上的。
1.高等教育巨大的社会收益要求国家支付全部学费。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60年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要重要得多，并且接受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形式。爱德华·丹尼森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美国1930～196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3％得益于劳动力水平的提高。Mamahon则列述了教育众多的外部收益：(1)是有效民主和民主机构的必要条件；(2)是有效市场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3)可降低犯罪率和法制支出；(4)可减少福利、医疗和失业补偿；(5)可以完善资本市场；(6)可提供更好的社会和国家机构的公共服务；等等。③ 总之，高等教育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实践民主政治理想的工具，学费应该由国家支付。
2.免费的高等教育能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政府支付全部教育费用不仅能确保经济困难的学生有平等的机会进入高校，而且有利于各个阶层之间财富的均衡。Schultz在《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一文中写到：“由于社会发展过程本身的不平等，财富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布也很不均匀。只有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和免费(或低费)教育，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④
3.对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批判。低学费、低补助派首先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高等教育不具备必需品的特性，高校学费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居民对其需求的下降。学费的大幅度上升可能会导致高校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所占的比重增大，低收入家庭学生比重减少，中收入家庭学生选择层次较差的学校，高等教育机会呈现出向高收入家庭倾斜的趋势。
低学费、低补助派还对实施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影响作了大量的实证调查，结果发现高学费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影响最大。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回收后，贫穷家庭学生要么选择放弃接受高等教育，要么选择以减少其他消费为代价来支付学费，或者把自己的选择局限于某些类型的高校或专业。
Carolyn P.Griwold和Ginger Minton Marine在《Political Influences on State Policy:Higher-Tuition,Higher-Aid,and the Real World》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种观点：高学费对于富人几乎没有影响，低收入学生又能获得高补助，而中等收入的学生既要面临高学费的压力，又得不到足够的补助，所以提高低收入学生公平的入学机会是以牺牲中等收入学生为代价的。⑤
低学费、低补助说看到了高等教育对国家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加大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保障部分优秀的贫困学生公平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但是它忽略了高等教育同样具有的个人收益，显然有失公允。免费的高等教育看似能保证教育公平，但是由于各阶层在中等教育上的巨大差异，导致接受高等教育者更多来自社会中上层，免费高等教育实际上是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并且高等教育耗资巨大，单单依靠国家的力量难以促进其发展，低学费、低补助派所强调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全额资助实际上只是一座空中楼阁。但是它对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批判，仍促使了美国学费政策的不断完善。
(二)高学费、高补助说
高学费、高补助说的主要观点是：高等教育同时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它属于准公共产品，所以高校应该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同时对不能负担学费的学生提供补助。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约翰斯通在其专著《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大学生的财政资助》首次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成本应该由纳税人、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负担。”⑥ 成本分担理论提出后，受到了广大学者的赞同。高学费、高补助说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出发的。
1.从公平角度看，成本分担有利于改善教育公平。汉森、萨哈罗普勒斯、伍德霍尔等知名学者对美国20世纪60至80年代间各阶层中大学生比重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统计。各种资料显示，在政府投入巨资推行了几十年免费或低费的高等教育后，低收入阶层的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仍然很低。虽然低学费政策以免除学费形式为所有学生提供了资助，但由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他们接受资助的机会也就少一些。正如O.H.Brownlee指出的：“对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种资助毫无意义，甚至会使这种资源分配比其不存在时更不公平。”⑦ 免费高等教育实际上使得社会财富悄悄流向富裕阶层。
高学费、高补助派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率。著名教育经济学家萨哈罗普勒斯的研究表明：(1)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2)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较高，并且几乎所有国家的私人收益率都超过社会投资平均收益率。⑧ 高等教育更多的是提高个人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从而增加未来的经济收入，带给受教育者丰厚的回报。詹克斯也运用大量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美国25～64岁男性，受教育年限是获得最终职位的最佳预测指标。⑨ 里佛科韦茨和G.S.贝克尔也认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会更加关注健康，教育能够提高健康水平，降低死亡率。⑩ 此外，教育还可以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降低失业的可能性。总之，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更是个人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个人应该分担一定的教育成本。
1973年，桑德莫(Sandmo)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理论，着重从消费角度研究了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s)，即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才，即对求学者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这种知识和技能会为受教育者和社会带来收益，同时大学实行的是大班上课，个人的消费不会导致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具有非排他性。但是高等教育又具有选拔性，高校收费也将部分学生排除在校门之外。大学规模扩大之后，学生之间关于教育资源的竞争也更加明显。从这方面来说，它又接近于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所以属于准公共产品。它的部分私人属性要求受教育者承担部分教育成本。
2.从效率角度看，成本分担有利于提高教育效率。约翰斯通在《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一书中从公共财政理论出发，认为在没有补贴或减少补贴的情况下，消费者仍有可能购买该产品或该服务，那么对这些产品或服务进行补贴是没有效率的。而高等教育正属于这种服务，所以可以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而将节省的税收投资到其他更急需的公共项目，或减少税收，或财政赤字。(11)
Aysegul Sabin博士在其博士论文《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ies on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s》中也指出，不管是对成绩差还是成绩好的学生而言，低学费政策都不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而高学费可以克服这一弊端。(12)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只有部分人可以享受，而且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它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成本分担政策的合理性。成本分担理论为高校学费政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实质上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谁受益、谁付费。同时，它也符合“利益获得”这一财政公平原则：受教育者获得的利益应当与其支付的成本相一致，否则就是不公平。
虽然与低学费、低补助论相比，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更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和效率。但它的理论基础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的，所以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色彩。虽然从理论上说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既可以促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交纳更多的费用，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低收入学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现实中，教育往往是公共投资的最后一个领域，政治家们注重高学费，而忽视了高补助。这种“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教育公平。
二、我国关于高校学费政策的相关研究
(一)对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论证
我国关于高校学费政策的研究与美国的“高学费、高补助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免费高等教育事实上造成了社会资源从低收入家庭向高收入家庭的转移。高等教育在我国属于非义务教育，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同时又具有很高的个人收益率，因此它属于准公共产品。如果由政府免费提供，对大多数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受教育者和家庭应当承担部分成本。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规模宏大而国家财力有限，要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扩大教育规模，让更多的人进入高校。成本分担政策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它不仅可以为高等教育筹集到更多资金，扩大教育规模，从而促进教育公平，而且可以提高教育效率。我国著名教育经济学专家闵维方教授在《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决策依据》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中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其次，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有利于调节教育经费在各个教育阶段的分配。王善迈教授在《论高等教育的学费》中也指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支持基础教育，从客观上实现了将公共教育经费向较低层次教育的转移，从而改善了我国教育经费对各级教育的投资。”(13) 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高校学费政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美国的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成本分担理论对我国国情做出的一系列分析，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对高校学费政策实施影响的研究
关于高校学费政策实施影响的研究，我国学者基本上已达成共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顺利扩张，使更多的人能进入高校学习，而且高校学费政策改革也促使国家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义务教育，调节了教育经费在各级教育中的分配。
尽管成本回收政策整体上有利于提高整个教育系统内的公平，但这是需要以牺牲部分低收入家庭子女公平的入学机会为代价的。大多数学者从一般经验层面出发，认为与我国居民的收入相比较，学费上涨速度太快，上大学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宁顺兰在《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中的教育公平问题》中指出：“高校中贫困生群体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生活的窘迫、心理的焦虑与自卑，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也远低于其他学生。”(14)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实施不仅可能会影响到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甚至可能会对中等、初等教育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教育选择产生一定影响。欧阳宇在其硕士论文《走向公平：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之研究》中也写到，“高收费使大量低收入者对大学望而却步或提前辍学”。(15)
还有部分研究通过实证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陈晓宇、闵维方等人曾对学费增长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做了抽样调查；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也对我国4个城市的14所高等学校(包括综合院校、师范院校、理工科院校)的在校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校生样本量为13511人)。调查结果都显示：随着学费的提高，高校学生中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比重在下降，高等教育机会呈现出越来越不利于贫困家庭的倾向。而在学费水平较低的师范、农林院校则相反，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比重却在上升。(16)
一些学者根据对各国学费政策的比较研究，也对我国当前的学费政策提出了批判，认为在学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学生补助由于其体系不够健全，或补助额度不能保持与学费水平同步增长，往往不能有效地减轻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三)对我国高校学费政策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在美国，虽然低学费、低补助派和高学费、高补助派各执一端，相互争鸣，但他们追求的都是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可谓殊途同归。而我国关于高校学费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的研究都是借鉴了美国的经验。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费政策，就必须建构新的研究思路。
1.学费政策研究要立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资助体系也极不完善，个人信用体系还未建立，民间基本上没有捐赠高校的传统。巨大的贫富差距、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下降都对低收入学生的支付能力提出了质疑。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对成本计量有很高的要求，而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尚无法达到，因此导致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难以确定国家、学生、家庭各自应占的比例。如果直接借鉴美国经验，可能会导致水土不服，因此如何促使美国经验在我国土壤内的发芽是我国学费政策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2.学费政策的研究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公平和效率是高校学费政策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在我国关于学费政策的研究却大多只以公平为视角，很少有人从效率角度来考察学费政策，更不用说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综合考察。但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效率的提高会为教育公平提供物质基础，公平反过来又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公平和效率分开来考察学费政策，只能是片面的。所以对于学费政策的研究要兼顾公平和效率。
3.深层次、多方位地开展实践研究。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实施影响的研究大多是从经验层面出发的，对宏观的学费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因其缺乏理论性，同时也缺少科学性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已有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并且大多因为样本较小，也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要确实了解高学费、高资助政策的实施影响，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必须对一段时期内多所高校进行历史的纵向分析，对各收入阶层大学生比重的变化进行横向的比较。
注释：
①President' 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47) .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
②David D.Henry:Challenges Past,Challenges Present:An Analysi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30.Jossey-Bass Publishers.1975:66—68
③⑨Martin Carnoy，闵维方译.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C].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④Schultz,T.W.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5,( 13) :872—876.
⑤⑦Carolyn P.Griwold and Ginger Minton Marine:Political Influences on State Policy:Higher-Tuition,Higher -Aid,and the Real World[A],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C].New York,American,1999:287—293.
⑥Johnstone,B.Sharing the Costs of Higher Education: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United Kingdom,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France,Sweden,and the Untied States[M].New York:College Board.1986.
⑧转引自赵海利.高等教育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⑩Berne,Robert and Stiefe,Leanna,1984.The Measurement of Equity in School Finance:Conceptual,Methodological,and Empirical Dimension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Baltimo re.P17.
(11)约翰斯通著.沈红，李红桃译.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4.
(12)Aysegul Sabin.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ies on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s.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002.
(13)王善迈.论高等教育的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14)宁顺兰.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中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争鸣，2006，(1).
(15)欧阳宇.走向公平：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陈晓宇，闵维方.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