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国际政治思想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思想论文,福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的视角
中日两国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至今恰好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时刻，回顾25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层面上取得的发展，人们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顾过去2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积累发展。1996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中日两国互相成为对方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即使在直接投资的领域内，近年来日本也开始变得十分活跃，大有后来者急赶直追之势，大企业纷纷开始实施直接投资，投资额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文化交流的领域来看，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相互翻译出版，戏剧电影不断上映，美术作品相互在对方国家展出，更加上这些领域的文化人相互访问，促进了双方在文化领域的相互了解。同时，留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一方面，大量中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学习专业课程，了解日本社会，在各个层面上与日本国民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数量众多的日本青年来到中国留学，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日本青年在中国就业，成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重要一翼。继70年代数量众多的中国青年开始学习日语以后，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出现学习中文的热潮。不少高等学校增设了中文以及以中国为内容的各种专业课程，有的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当代中国学院，选修中文课程在学生中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应该说，这些社会现象都说明，在普通国民的层次上，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正在不断深化，构成今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及其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除了源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和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努力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撑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两大人类历史使命的重要理论，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构成了中日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战后以来日本人民为了实现日本的和平发展，在国际关系的思想认识方面逐渐形成了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尤其是日本在70年代以来，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朝野各界形成了努力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共识，构成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因素。从总体来看，中日友好为大原则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构成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人们可以看到，在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候，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两国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之间健康友好的关系，从国际政治思想的视角探讨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据，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近代初期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国际政治思想的变化过程及其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希望由此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二、从自然法到进化论的嬗变
上一世纪中期，当西方列强的炮舰东进侵略亚洲各国时，日本思想界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表现为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认识嬗变为以进化论为主要依据的国际政治战略。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各界的主要思潮动向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寻求民族自立的思想武器。一部分接受欧洲文化影响的思想家接过“天赋人权”的旗帜，作为日本抗争西方列强争取民族自立的思想武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经在明治维新运动中起到“指南”作用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倡导“一人独立”和“一国独立”的天赋平等思想[①]。这一思想决定了日本当时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构成了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
出于铸造近代新型国民和改造日本社会的目的，福泽谕吉依据自然法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著名命题[②]，同时还基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思想作为武器来观察国与国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国家关系的主要依据。他不但在《西洋事情》一书中乐观地描述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不同制度和不同民族的国家，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五族兄弟”的命题[③]，同时还在《劝学篇》中在“人人平等”的延长线上明确提出“国与国之间对等”的思想原则，强调“万国一律”[④]，以为他在思想上主张争取日本民族独立的支撑点。
但是，随着日本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并初步完成了极不彻底的社会改组，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压迫日本民族并且坚持不平等条约的现实，福泽谕吉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明治八、九年期间大量阅读诸如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欧洲思想家关于文明和历史的著作，逐渐形成了他观察国际关系的新观念，依据“生存竞争”的进化理论，强调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现实[⑤]。
福泽谕吉在这一时期不再象早期那样崇尚天赋人权引出的国家对等思想，开始将其视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洞幻想。他在明治11年写下的《时事小言》中宣称：“万国交际的性质存在名实两个方面”[⑥]，首先指出“名”的方面不过只是一种标谤，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国际政治中“实”的侧面，明确地观察到与这一理想背道而驰的国际社会的残酷现实，指出“人或不知此大义，动辄起竞争之恶念，以强凌弱，以知制愚，存此大弊”，“其甚者则手持凶器杀伐同类，可谓不仁之极”[⑦]，虽然国际社会中“名义甚美”，“然离此名义，观察今日交际之实，则惊骇有余”，比较两者，“名实相反”[⑧]。作为一名现实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并不隐诲他在思想上遇到的矛盾。面对“名实”乖离的国际社会，他依据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提出：“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为正道，而人为的国权论为权道”，在当今禽兽世界，他已经“无暇顾及正论”，只能“依据权道倡导富国强兵，公开宣称他已经抛弃自然法的理想”[⑨]。
因此，和早期的乐观观察相反，这时他更多地看到西方列强欺凌弱小民族的强盗行径。他揶揄西方国家信奉基督教的教徒们，“星期日跪听爱人之经文，而星期一则改宗爱己，宛如魔鬼”[⑩]，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道而驰，存在双重标准，对于这样的国民充满了不信任。他遣责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和非洲残杀当地居民的罪行，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已经更多地强调“弱肉强食”的现实政治侧面(11)。可以说，从明治11年左右开始，福泽谕吉对于国际社会的认识已经不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思想为依据，“进化论”提出的“生存竞争”和“弱肉强食”的观点成为他观察分析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从而他最终提出了国际社会是一个“禽兽世界”的论断（12）。
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治8年至明治10年代中期，福泽谕吉在国际关系的认识方面摆脱了自然法观念，经过“进化论”的这一酵母的酿造，逐步形成了“强权政治”以至霸权战略的国际关系观念。他在明治8年写下的《文明论概略》中已经指出“如今世界堪称贸易与战争的时代”（13）。到明治11年，他在《通俗国权论》中则明确提出“总之，处于当今禽兽世界，最终诉诸亡途唯在拼死兽力。”（14）因此，他从根本上不信任所谓“国际公法”，指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15），认为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主要是依靠实力（特别是武力）实现势力平衡。他过去曾经强调过国际社会中的“道”和“理”，认为只要有理守道，无须害怕英美的强大舰队，但是这时他则更多地强调现实，明确指出所谓“道”和“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人为制造的口实，“大炮弹药并非用于已有之道理，只是制造本无之道理的器械”，强调“强权”政治的现实。（16）
三、以文明论为基础的实力政策理论
福泽谕吉在明治8至9年期间阅读基佐和巴克尔关于文明发展理论的著作，给他观察世界局势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使他头脑中形成了在观察世界格局时构筑起“文明论”的框架。如果说他在幕末和明治初年主要是依据自然法的思想强调世界各国“对等”关系的构图，在明治8年他一边重新“充电”一边写下《文明论概略》时还在强调“以西洋文明为目的” （17），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达到实现日本独立的目的，那么在其后的一段时期，他则主要以文明发展进程为武器，用以分析包括东亚地区各国在内的世界大势。依据这样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文明”程度决定国家实力，同时也奠定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并且由此形成了扭曲的国际政治思想。
福泽谕吉摄取文明论作为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主要依据，逐渐形成了他的“实力政策”观念。由于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主要强调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认为这种文明程度是决定各个国家在“文明”竞争中胜负的唯一根据，因此福泽谕吉在摄取这一文明发展原理之后，更加明确地认同于实现文明以增强国力的指导原则。他不仅提出日本要学习西方各国发展文明从而进一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同时特别注意分析世界文明发展的具体状况。他在明治10年特别撰写《民情一新》一文，探讨当代文明的具体内容，着重指出当今时代决定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四大因素是蒸汽船车、电信、邮政和印刷，认为“用此利器，日益精巧，所谋权力，愈益增大”（18），强调日本必须奋起直追，充分发展上述四大利器，推动社会进步，真正实现日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独立。实际上，福泽谕吉在这里主要是强调日本必须提高自己的国力，认为只有如此，日本才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相应的位置。
福泽谕吉在明治8年至10年的阶段不但阅读了基佐等人的文明发展理论，而且进一步应用这一理论观察和分析欧洲各国的实际情况，反复强调通过“富国”来实现增强国力的目的。针对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的现实，他特别指出，“既由生意损失钱财，更因裁判丧失权力”，因此“国家独立，实在可疑”（19），不满于日本因国力不足而遭受列强屈辱的现实。他认为，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一旦失去权柄而遭受外人束缚”，日本将“如土耳其印度一样陷入灭亡”（20）。根据这种现实情况，福泽谕吉特别强调日本必须增强经济实力，认为“如今世界各国交际”，“贸易工业之战更广于兵战，无日夜休战之暇”（21），因此他提出日本必须发展“蒸汽船、蒸汽车、电信、邮政和印刷”，特别要修建铁路，“于今之日本，如能整顿军备，建成铁路，则国家独立可以保障”（22）。他明快地提出：“申张国权之源在于财政”（23），强调经济发展是增强国力，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
福泽谕吉特别强调军事实力在国力中的重要作用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意义，提出要利用“实力”来建立文明国家的序列。他明确提出，在当今世界，实力是决定胜负和国家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凡世界各国之战争，胜者无不正其名，败者无不蒙其罪名”，强调“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实力政策逻辑（24）。因此，他在号召“富国”的同时一再叫喊必须“强兵”。专门写下题为《兵论》的长文，分析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对比，特别指出日本兵力不足，在与世界各国的“交际”之中，“不可缺少兵力，诚为明白”，必须“扩张我海陆军，发展之，以使适应我日本国” （25）。这一时期，福泽谕吉多次撰文强调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的作用，担心日本兵力不足，“海军不完备，较之陆军更甚” （26），甚至号令民间出资，“以救燃眉之急”，用以扩充军备。（27）
总之，福泽谕吉依据文明发展论的基本理论，认为在以实力为后盾求得生存的国际社会中，发展国内的经济实力和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唯一现实的政策。如前所述，他既然依据进化论将世界视为“禽兽世界”，认为在这一“没有政府”的世界中只能依靠兽力争得现实生存和实现文明发展的权力，而且当今世界，一靠贸易，二靠军备，处于充满商战和兵战的时代，他自然据此呼号奔走，倡导日本努力推进“富国强兵”，以实现他所希望的日本民族在世界上的发展，形成了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实力政策”理论。
四、“东西洋对抗构架”的国际关系认识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治8年至明治14年，在他逐渐摆脱自然法时，福泽谕吉思想中一度出现的被侵略的亚洲国家与侵略者的西方列强相互对抗的构图也开始褪色。相反，进化论促使福泽谕吉建立了“禽兽世界”的构图，而文明论则促使他重新对东亚各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加以定位，勾勒出日本充当“东洋盟主”的国际政治构图。这些成为福泽谕吉思想变质的重要根据，促成福泽谕吉国际政治思想的重大变化。
福泽谕吉在明治8年至明治14年期间告别了自然法思想，不再将世界各国看成一个和平欢乐的乐园。同时，他观察幕末以来西方列强不断武力东进的现实，也抛弃了那种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公正对待亚洲国家的幻想，不再对欧洲列强抱有玫瑰色的梦幻，一方面看到欧洲列强武力东进的残酷现实，一方面认识到亚洲国家需要共同抗争取得民族独立的必要性，区分受侵略的亚细亚诸国和武力东进实施侵略的列强，头脑中形成了“东洋对西洋”的构图，在这段时期内主要利用“东洋对抗西洋”这一框架分析国际社会的形势。（29）
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列强在亚洲地区的残暴侵略行为给与了批判和鞭鞑。他在阅读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所做的笔记中指责英国人“杀死印度人较杀死狐狸，其罪尚轻”（29），批评法国人烧死阿尔及利亚人，英国人在印度也实施同类勾当”（30）。这样，福泽谕吉将欧洲列强视为禽兽”，遣责西方列强武力东进造成了亚洲各国民族危机的悲剧。他甚至十分有力地反驳那种诬蔑受到武装侵略的亚洲各国“憎恨”西方人的荒谬论调，指出：“彼西方学者常评论东洋各国人民嫉妒之念甚深，此乃不明事实之腐儒之论”，认为亚洲人民痛恨西方列强，“其所以如此之原因，不在野蛮人，而在自称文明之外国人”（31）。他将受侵略的各国人民视为同一命运的受害者，认为之所以造成东洋人对于西洋人的不信任，其原因是由于西洋人欺凌东洋各国人民的事实，他充满愤怒地反问道：“无论日本、中国、美利坚和印度，曾于初接触外国人时即以之为敌否？”（32）这种责问反映出福泽谕吉对于西洋各国侵略殖民地国家的强烈愤怒，同时也表现出他在内心将日本、中国和印度列为同一类型的受侵略者的基本界线，显示出思想中潜存着受侵略亚洲各国团结抗争的构图。
他明确地将欧洲列强视为侵略和占领亚洲的侵略者，认为“亚细亚与欧罗巴两两相对” （33），“亚细亚全洲之半已落入西人之手”，“计独立之国而知名者，唯波斯、暹逻、支那、朝鲜与日本” （34），明确地提出“东洋各国与西洋各国相对” （35）的构图。特别是在当时，面对欧洲列强的侵略，福泽谕吉清楚地意识到“观察今日西洋各国以盛势迫于东洋，其状无异于火势蔓延” （36），东西对抗的观念构成他分析世界形势的基本框架，分野清晰。他认为，“东西可见大异” （37），因此，“东西国民互视异类，等同禽兽，其同性相邻友情必薄” （38）。他特别指出，欧洲列强虽然制定国际公约，但是“所谓万国公约，其中所谓万国之语，绝非万国之意，不过仅仅通用于耶苏教派诸国” （39），并且明确地意识到亚洲各国同属于受到威胁的同命运伙伴，指出“这一宗教以外的国家，未见实行万国公法” （40），在欧亚之间明确地划出了一条线，经纬分明。他还特别举出英国横行印度的殖民事实，认为西方列强在对待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时，就如区别于“对待同类与异类”，“其法殊异” （41）。因此，欧洲列强对于亚洲各国，“无相怜之友情” （42），而受到侵略的亚洲各国面对欧洲列强的侵略行径，“除以力相抗之外，无他手段”，于东西异类国家之间，“唯有抗争一途” （43）。正是因为福泽谕吉的头脑中构筑了“东洋与西洋”的世界构图，他时时回忆1862年赴英考察途经香港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凌辱中国人的情景。这种欺辱的现实不时激发他自己力争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而这种心态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于亚洲各国同一命运息息相关的思想认识。（44）
正是依据这种东西抗衡的世界构图，在明治8年西乡隆盛鼓吹“征韩论”时，福泽谕吉明确指出“阻碍我国独立”的原因“不在亚细亚，而在欧罗巴” （45），认为在“学术、贸易、经济和军事”方面，“我国能否得以独立，唯有欧美诸国构成威胁” （46），因此“余不得不云，须限定外国之字义” （47），指出日本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欧美列强，所谓“外国”主要是欧美列强，从而不赞成“征韩”。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征韩取胜，其结果也只能产生负面影响，“反于我国独立有害” （48）。他明确提出，日本面临欧美威胁，经济力量本已衰弱，征战必然进一步加剧经济窘迫，唯利欧美，只是增加日本的“肺病” （49），所以他主张“于亚细亚诸国，和战均无关国家荣辱”，“朝鲜征战，应该停止” （50）。福泽谕吉在观察和分析东亚局势时，经常意识到西方各国及其武力东进这一重要因素，特别指出应该透过日本、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各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来观察大局。福泽谕吉怀着亚细亚诸国同一命运的心情分析道：“揣测西洋人内心，其辈正祈念今后亚细亚诸国更起不和纷争”，从中渔利，而“我日本纵令不能因西洋诸国之乱而获一时之利，也应注意不由我亚细亚洲之事变而予利于彼辈” （51）。他明确提出，“现今我之劲敌在西洋诸国” （52）。由此可以看出，福泽谕吉在观察国际关系与世界形势时，时刻意识到日本面临的威胁来自欧美西方列强，东西构图在他的国际关系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霸主战略与脱亚论
随着福泽谕吉摆脱自然法而强调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世界和东亚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他感到十分焦灼，急于在国际问题上另辟新径，于是彻底抛弃了亚细亚诸国同盟的思想框架，单纯以单线文明发展理论为依据，形成了新的国际政治战略。一方面，他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给东亚各国定位，并且由此形成了日本在东亚地区充当“盟主”的国际战略。
明治8年，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将世界各国的文明程度分为“文明”、“半开”和“野蛮”三种类型。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他首先认定欧美各国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属于“文明国家”。然后，在分析东亚地区各国时，他提出“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诸国称为半开之国”。这样，在他的头脑中，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阶段理论，形成了东亚各国在文明发展阶段上的定位结论。其中，他将日本定位于“半开”阶段，并且将日本与中国置于同一文明发展阶段上。
明治11年，福泽谕吉根据当时东亚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实际情况，依据文明发展理论对于东亚地区各国重新做了分类，对于东亚三国在文明发展阶段上的定位作了重要的调整。这一时期，他在《时事小言》一文中提出，现在日本“国内政治业已巩固基础，达到可赖安宁之阶段，须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暗示日本基本已达到“文明”阶段。在同一时期，他更进一步提出，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东方的大英帝国，充当这一地区的霸主。他说：明治维新以后，“政体一变，由此置国家于泰山之安”，日本“自行效仿英国”，“未来不久，可望于东洋显现一大英国，与世界万国争富强之锋，使他国退避三舍” （53）。其急于充当东亚盟主之欲望跃然纸上，由此可见一斑。
福泽谕吉关于日本充当东亚霸主的思想与他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给东亚邻国定位的分析密切相关。其中，他对于清帝国的分析尤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福泽谕吉自青年时代学习兰学，认为儒学是造成东洋各国落后的主要病根，由此断定清帝国沉溺儒学，明确提出清帝国是“老大帝国”，认定它难以实现进取（54）。另一方面，他同时又认为，这样一个帝国具有“老大”的特征，虽然“欲改革政体法律之类，如不从人民教育之根本入手逐步实施难以实现”，很可能“花费力气且耗费时日而奏效不多”，但是，“兵制则与之不同，今日欲改革之而明日则可着手”，因此清政府一旦实施“洋务”，操练西式军队，“于今后数十年之气运，不能不待东洋又出现一强国”，认为东洋这一“老大帝国”不可轻视。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轮武力东进，福泽谕吉看到清帝国屡屡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遭受惨败，于是修改了这一观点，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提出清帝国固守旧制，沉溺儒学，进取不足，依然处于“半开”状态。至于朝鲜，他则更进一步视之为“东洋之一小野蛮国”。 （55）
这样，他认为“日本业已推进文明”，可以称为文明国家，将他与清帝国和朝鲜的“半开”和“野蛮”对立起来（56）。因此，在“外交交际基本在于武力”的前提下（57），他否定了清帝国在东亚地区的作用，提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中心，堪为魁首与西洋诸国对抗者，除日本国民而谁”的论断（58），认为“保护亚细亚东方，其责在我”，勾勒了“东洋出现一大英国”的日本霸主构图。（59）
另一方面，出于这种日本霸主战略，19世纪80年代初期，福泽谕吉一 方面积极参与日本染指朝鲜的各种活动，一方面密切注视这一时期爆发的中法战争的战局发展，思想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时，福泽谕吉头脑中试图建立日本东亚霸主地位的思想进一步膨胀，对于清帝国在东亚的地位产生怀疑，彻底改变了清帝国“变化非远”的观点，认为清帝国这一“老大帝国”“命脉气数已尽” （60）。于是，福泽谕吉在这一时期多次著文，声称日本要在亚洲建立类似大英帝国的地位，霸主思想日益强烈，他设计的对战略度也开始由防卫转向进攻，跃跃欲试地想要利用这一局势变化实现他在东北亚地区的企图。
同时，自从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对亚洲各国开始了新一轮武装进攻。除去法国武装侵略中国以外，英国在1886年吞并了缅甸，并且于1887年占领马来，东亚地区的局势又一次紧迫起来。福泽谕吉看到东亚局热出现新的变化，对于欧洲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侵略步伐感到十分焦灼，提出一旦欧洲各国同时进攻中国，日本就会成为“无用之国”，蒙受不利，认为“今后我国外交将日渐步步艰难” （61）。因此他提出，日本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必须加紧步骤，趁东亚局势格局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有所作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干涉朝鲜内政并逐步占领朝鲜的“东洋政略”。
这一时期，福泽谕吉抛弃了亚细亚诸国共同抗衡欧美列强的国际政治构图，认为东亚大国清帝国将成为“东洋之波兰” （62），不再期待中国逐渐走向文明，反而将中国视为敌国，甚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兵论》一文中公开声称：“支那国果然不能自立而落入外国人之手，我日本人无由袖手旁观” （63），并且急不可耐地提出：“我唯有奋起，中原逐鹿” （64），已经跃跃欲试地准备参与欧洲列强为伍侵略中国共同分赃了。
这样，福泽谕吉面对新的国际局势，抛弃东西对峙的构图，完全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认为“世界交通之道愈便利，西洋文明之风更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为此风披靡。”他经过分析，认为“文明东渐之势激荡”，“观察世界现状”，“唯有与世推移，共同浮沉于文明之海”，从而“共扬文明之波”，“同享文明之苦乐” （65）。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世界文明喧器激荡，不容许东洋孤岛独睡” （66）。由此可以看出，在欧洲列强新一轮武力东进侵略亚洲各国的新形势下，福泽谕吉感到焦灼不已，依据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认定唯有实现“文明”才能立足于世界之中。因此，福泽谕吉提出，文明浪潮，难以抵御，日本必须一改旧时政策，彻底认同欧洲文明，摆脱“亚洲国家”的地位，“脱亚”入欧，改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转而侵略亚洲邻邦各国，由此完成了他在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嬗变过程。
六、结语
回顾一个世纪之前近代初期日本对外政策得以支撑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可以为人们思考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福泽谕吉的脱亚理论距今已经一个世纪，构成近代初期日本对外关系思想理论的一个重大转折。形成了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华关系的原点。人们可以看到，福泽谕吉所处的近代初期，东亚地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西方列强势力东进，东亚地区中日两国及其它国家在近代化进程发展上出现差异，原有东亚“国际社会”的格局面临挑战。面对这一形势，日本思想界在对华关系方面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虽然一部分思想家曾经提出过“兴亚”的理论，站在反抗欧洲列强侵略的立场上，主张中日等亚洲国家共同抵抗欧洲列强的侵略，但是正如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主流思潮表明，随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近代化而逐步步入帝国主义阶段，“东西洋”构架变化为以单线式文明理论为基础的“实力”国际政治理论，发展为“脱亚”而侵略亚洲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作为日本近代初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在日本民族面对西方列强威胁时，福泽谕吉曾经摄取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对等关系”的国际政治命题，以此作为鼓舞日本人民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和争取日本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唤起日本国民奋发图强开展实现日本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过积极的影响。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在日本开始步入帝国主义阶段时，鼓吹日本实行“脱亚”，转而宰割亚洲邻国，走向狭隘民族主义，引导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曾经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前半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脱亚论”不仅引导日本走上了宰割和瓜分亚洲邻国的道路，给亚洲邻国造成了无数灾难，而且它还导致日本在其后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一味迷信“实力”政策，为其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结果是导致日本民族的悲剧。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给以充分的注意。
从国际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福泽谕吉形成“脱亚”理论的基础——单线式文明进化理论显然具有明显的缺陷。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质，但是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依据这一理论提出的“实力”政策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政治的现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福泽谕吉着重强调和迷信的军事实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陈迹，他谋求日本称霸亚洲实现霸主地位的思想早已背离时代潮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陈旧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早已经落伍，无论是福泽谕吉主张的“文明理论”，也无论是“冷战”思维，都应该成为过去的历史。今天，面临“和平”与“发展”这样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坚持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人们希望通过历史回顾，吸取历史教训，形成健康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指导中日关系健康地向前发展。
注释：
①福泽谕吉：《中津留别之书》、《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九卷，第6页。
关于福泽谕吉摄取天赋人权自然法思想试图培育日本近代国民的问题，参见高增杰著《福泽谕吉と严复——渐进社会变革者の异同につにて》，（ァジァ文化研究，国际基督教大学，1992.3）。
②福泽谕吉：《劝学篇》初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三卷，第57页。
③福泽谕吉：《西洋事情》，《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8）第一卷，第278页。
④福泽谕吉：《唐人往来》，《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一卷，第74页。
⑤参见高增杰：《福泽谕吉与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学刊》1993年第1期，第86—98页。
⑥、⑦、⑧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一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164—165页。
⑨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一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159—166页。
⑩福泽谕吉：《觉书》，《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十二卷，第9页。
(11)福泽谕吉在他阅读Specer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原书（New York,D.Appenton ＆ company 1874）中留下了不少笔记。此段文字即福泽谕吉在该书第208页上留下的笔记。从福泽谕吉留下的笔记可以看出，通过摄取进化论，福田谕吉已经将国际政治视为一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
(12)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636页。
(13)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190页。
(14)、(15)、(16)同12，第636—637页。
(17)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20页。
(18)福泽谕吉：《民情一新》，《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287页。
(19)、(20)福泽谕吉：《分权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263页。
(21)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二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660页。
(22)福泽谕吉：《前途春如海》，《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179页。
(23)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四卷，第631页。
(24)福泽谕吉：《兵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五卷，第304页。
(25)、(26)、(27)同上，第315、第319、第327页。
(28)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一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255页。
(29)、(30)同(11)，原书第245页上留下的笔记。
(31)、(32)福泽谕吉：《觉书》，《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十二卷，第10页。
(33)、(43)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一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255—257页。
(44)福泽谕吉：《压制也很愉快》，《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七卷，第130页。
(45)、(50)福泽谕吉：《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63年）第二十卷，第146—148页。又，此处所谓“肺病”，在当时为可怕的不治之症，忧言今日之癌症。
(51)、(52)福泽谕吉：《征台和议之演说》，《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62年）第十九卷，第539页。
(53)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二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128。
(54)福泽谕吉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批判儒学，认为它是束缚国民的重要桎梏，是导致东洋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认为中国沉溺儒学，难以进取。
(55)福泽谕吉：《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63年）第二十卷，第148页。
(56)福泽谕吉：《脱亚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七卷，第221页。
(57)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四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167页。
(58)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第四篇》，《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五卷，第186页。
(59)同(62)。
(60)福泽谕吉：《命脉已尽》，《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60年）第十卷，第17页。
(61)福泽谕吉：《西洋人排斥日本有内外两因》，《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60年）第九卷，第242页。
(62)福泽谕吉：《东洋之波兰》，《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60年）第十卷，第72页。
(63)、(64)福泽谕吉：《兵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59年）第五卷，第313页。
(65)、(66)福泽谕吉：《脱亚论》，《福泽谕吉选集》，（岩波书店·1981）第七卷，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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