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问题的新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法论文,国外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90年代初、中期在国内外有过广泛的讨论，近两、三年这方面讨论有相当程度的降温，但这毕竟是个大问题，因此依然值得我们关注。下面就近两、三年国外的有关看法和分析作一介绍，相信它能促进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这里要说明的是，本介绍不求全面，不问观点，不讲结构体系和逻辑顺序，对各种看法的取舍主要从是否有一定代表性，特别是有否新意出发。
一、意识形态的双重面孔
过去的相关分析主要集中在“否定马列主义”或“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上。英国学者沃克的分析有所不同，他提出了苏共意识形态双重面孔得不到认同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社会都需要某种集体认同感和共识，如果缺少了这种一般认同，它可能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在苏联，党的意识形态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一整套假定的一般意识，可是它的体现方式却表明，人们对这种意识并不怀有真正的认同感。在许多俄国人看来，官方政治文化染上了“精神分裂症”。苏联共产党提供的官方文化具有双重面孔：“意识形态面孔”和“真实面孔”，结果多数人对这种官方观念日益疏远。（注：[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0页。）
二、官僚制度的独立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改革”动机
对官僚制度的相关分析过去重在描述它的存在，俄国学者阿尔巴托夫的分析则不仅描述了它的形成，而且分析了它获得独立性的原因。他是从党政不分、党不管党入手分析的：“党开始越来越不管自己的事务，而越来越多地去管其他政府机构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工作者甚至开始对什么仍然是党的事务这个问题都搞不清了。实际上所有问题都成了党的事务。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每次会议的议事日程都列出了数十个问题。大多数是经济问题、行政问题、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但很少是党的问题”，而通过决议后很快就忘掉，“这种管理机制的一个主要毛病就是完全的无人负责现象”。对这种官僚主义盛行的原因或原动力，阿尔巴托夫是以“帕金森定律”（注：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帕金森（1909—？）基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英国陆军参谋时所得的经验，对官僚主义本质作出分析，并于1955年提出“帕金森定律”。他说政府官员总是无事生非，彼此为对方找事干，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倍地增添下属人员，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来解释的：“按照这个定律，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没有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的地位，它们在工作中越来越只顾自己，只顾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官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产物，获得了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形成了一个“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享有各种特权的特殊阶层。（注：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07—309页。）
对官僚阶层的相关分析过去重在描述其特权化方面，以下分析则由此指出了这一阶层或阶级的政治倾向，认为正是官僚资产阶级拒绝按劳取酬原则，谋求使这种利用政权占有他人劳动果实的行为合法化，成为苏联“改革”的动力和垮台的原因。俄国学者雷巴科夫认为，给这种不受限制地占有社会总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动手术极为困难，因为在苏联模式下，所有权（资本）在形式上是与资产阶级分离的。然而一方面由于这种官僚国家资本主义不能保障其模式的进一步有效再生产，出现了体制危机和将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需要；另一方面该阶级放弃最初的禁欲主义后，不断增长的需求同当时政治思想的各种“禁忌”相抵触，因而他们越来越希望将实际的所有制关系用某种明文形式确定下来，这成为苏联“改革”启动的原因和动力。（注：门三姗编写：《俄学者雷巴科夫论苏联及俄罗斯改革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现象》，《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24期第186、187页。）
三、对资产阶级的政令式消灭
法共的“超越资本主义”理论这方面谈得比较多。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就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破产和与此有关的思想模式的失败的主要教训是，“当人们不是设法通过民主和人民的干预超越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法令‘消灭’资本主义时，其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注：费新录编写：《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谈“超越马克思”与“超越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9期第4页。）
学者卡特琳娜·萨玛丽也分析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以劳动者名义对劳动者的统治。斯大林下令从物质上消灭资产阶级，宣布消灭私有制和实现计划化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成。但是，私有制的取消和生产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关系的终结。新的劳动异化形式不是同资产阶级和市场，而是同国有制与官僚主义制度相联。政治和社会民主的缺乏使这种制度丧失了活力和改造自身的结构以求得发展的能力。（注：李其庆：《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国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0期第4页。）
四、“战时经济”拖累的主要原因是“左”
以往分析的重点常常放在帝国主义阴谋上，谙熟国际问题的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则对战时经济形成的内外因，特别是“左”进行了分析。
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他一方面指出战时经济形成与“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和没有识破美国的伎俩有关。美国人很清楚，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情况下，只要通过军事角逐的经济消耗，就有可能无风险地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这一意图突出体现在里根执政最初几年的“竞争战略”构想中。“虽然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仿佛安于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行事，用保持均势的原始构想作出回答”。
但是，对“我们的经济实际上是被军事开支抽干了”这种情况的形成，阿尔巴托夫认为从根本上说与斯大林利用党内“革命主义”情绪，推行他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关系概念，使“左的”观念和情绪长期流行密不可分。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左”在这方面的几种表现：一是认为革命将在其他国家爆发，并定会演变为带来完全幸福的世界革命；二是把世界形势总看成是一种为人类幸福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紧急状态”，这既使人们“顾不上”经济建设等“日常琐事”，又有利于搞专制；三是斯大林抓住列宁当年曾把“新经济政策”作为“暂时退即”这一点，使建立“战时共产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模式；四是非黑即白地绝对化地看世界，并由此衍生出“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两个体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乃是国际生活发展的主要轴心的理论”；五是希望世界革命很快胜利的“‘左倾乌托邦’的思维模式必定要夸大暴力和武装力量在国内外事物中的作用”。（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26—237、283、460页。）
五、不思改革
以往的分析往往点到思想僵化为止。阿尔巴托夫的分析则细化到领导体制和群众观念。从领导层面看，他认为在斯大林体制下，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要求，也不适合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愿望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从广大社会公众层面看，由于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由于平均主义的思想以及愿意过较为俭朴然而有保障的、不担风险生活的思想，使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包括市场经济思想在他们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此外，在谈到没有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合作阻碍了苏联发展时，他断定是因为恐惧在作怪，即有些人害怕背叛植根于斯大林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和原则，另一些人的害怕则出于对事物的无知。（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96—303， 423页。）
阿尔巴托夫还认为，苏联成为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最终牺牲品”还在于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没有把握住“三次大的获救机会”：第一次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苏共20大，它本应成为苏联历史的转折点，但领导层、政治精英和公众都没有认真作好变革的准备；第二次是80年代的改革，它使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动了起来，并且走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胆怯和缺乏改革的坚定性，因而在强大的改革反对派面前失败了；第三次是制服“8.19政变”之后，它使民主情绪空前高涨，使极权主义的支持者名誉扫地，但是令人失望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尖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4、427—466页。）
六、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以往的分析侧重于僵化的经济体制没能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下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1、时代的发展弱化了社会主义的结构标准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从“趋同论”出发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使得社会主义的许多假设都不再能成立。比如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提供的生活保障使需要社会主义消除饥饿和贫困的论点不再有说服力；资本主义吸取了被视为社会主义典型组成部分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制思想，搞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从60年代起尝试引进市场因素，在这方面虽然西方比东方成功，但社会主义的结构标准弱化了，非此即彼的制度差别越来越模糊了。（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33、34页。）
与结构标准弱化理论相对应，有些学者认为苏联失败于没有强化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例如德国共产党的考普夫教授就认为“未能长期地全面贯彻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当然，在这方面讲得比较多的常常是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和个人。比如在俄国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具代表性的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及其理论家就认为，列宁主义只是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以其为指导具有明显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党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主义的全部遗产，只有“公正、民主、自由、平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样一些价值才是解决社会主义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基石。
2、不能适应向“后工业社会”过渡
倾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即“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认为，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深层根源在于这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能适应向新的文明过渡。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是古典工业主义的理论模制品，带有古典工业主义的固有特征：耗材和劳动密集型技术、明显的所有制界限、劳动与资本对立、阶级对抗、党派的政治结构占有优势。但在现实中，‘后工业社会’已在取代古典工业主义，其本质特征是：灵活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工业、所有制关系与阶级划分模糊不清、国家职能改变、出现新的社会主体和没有党派性质的运动、政治文化一致。这些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完整、相互依赖，同时又成分各异、相互矛盾、充满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强烈反差的世界之中。历史上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没有准备好接受时代的挑战。”（注：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社会主义的当代观或当代的社会主义观》，《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第187页。）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高级研究员萨马尔斯卡娅进一步认为不仅现实社会主义，而且社会民主主义都落后于时代。她指出：崩溃的是那种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把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解释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最适合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既向工业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也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后工业主义与工业主义不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鼓励垄断和集中倾向。因此，专横型的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消失，取代它的将是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注：[俄]叶·萨马尔斯卡娅：《从后工业社会看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75—89页。）
美国学者詹姆逊一方面认为一党制是不发达国家快速迈向现代化的实用途径，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另一方面认为苏联的崩溃恰恰在于这种成功，即这种体制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没有走向后现代阶段的能力。他指出，当世界体系从现代阶段走向后现代阶段时，新的经营规则所产生的生产率之高与苏联国内的生产率无可比拟。文化的冲击（消费主义、新的信息技术）、军事技术的驱使、债务的诱惑、日益紧张的商业行为，最终使得苏联难以生存。
俄国学者伊诺泽姆采夫指出：当西方各国在30—60年代向本世纪最全面的社会现代化迈进并为向后工业主义过渡铺路时，苏联的思想家们则把这种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自发调整斥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并全力去消灭市场经济因素， 致使苏东最终在“两种制度的经济竞赛”中、 在70年代后逐渐展开的全球化进程中、在与西方发展中的后工业大国的对抗中败北。（注：[俄]费·列·伊诺泽姆采夫：《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第6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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