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成功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功之路论文,发展社会主义论文,模式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科学认识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一脉相承，前后相继，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一、发展经典模式，是新的实践展开的迫切需要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着重研究了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对“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社会主义作出了“天才式”的预言，认为这一社会具有以下主要经济特征：在所有制方面，以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制；在分配方面，实行单一的、直接和统一的按劳分配；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全社会范围的计划调节，没有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社会主义的这种经典模式所反映和体现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勾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致轮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明确了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预测只是他们在阐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的一种科学论证，一种指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构想，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移易的具体描述。他们无意并反对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规定一种固定的模式，没有也不可能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设计具体的实现形式。这正是他们对待未来社会的科学态度。
历史的发展出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构想。20世纪初，社会主义率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实现，而没有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自20年代末起，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都按照苏联模式先后建立了同一类型的体制。苏联模式从表面看似乎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建立的，与马恩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相一致，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本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建构的经典模式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二是仅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理论。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缺乏经验，人们却没有正确区分这两方面内容，而把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混同于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误以为缺乏经典模式的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模式实质上是落后国家未能科学地认识和实践经典模式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严重混淆经典模式和现实社会主义的产物。这种传统模式尽管在苏联建设初期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后其弊端逐步显露，不仅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而且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其时，建国初期仿照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积极尝试突破苏联模式，寻找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其间历经曲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全面变革传统体制即苏联模式，创造新的实践模式已成为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这才有了改革开放、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由于苏联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抽掉经典模式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造成了经典模式与现实社会主义的严重混淆，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展开与深入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重新认识并丰富发展经典模式。这样，科学认识并丰富发展经典模式，全面超越苏联模式，开创社会主义新模式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二、发展经典模式，首先要端正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首要之点是树立对待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一开始就强调，实际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不应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先验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模式提出具体而详尽的蓝图。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坚持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提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为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尔后，他又把这一原则运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829页。）寻求“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表明，毛泽东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而是试图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创造出符合自己特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原则。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和过时观念的思想束缚，邓小平着力倡导解放思想，并将解放思想提到“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予以强调，从而启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为新时期科学认识并丰富发展经典模式、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开辟了道路。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尖锐地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225、142、138、65、148和367页。）对于社会主义过去往往机械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不顾实际状况，把书本上的社会主义视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这说明“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291、292、225、142、138、65、 148和367页。）邓小平正是坚持了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 不断对发展中的伟大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发展了经典模式，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模式。
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突出地论述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主题，同时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的任务庄严地提到全党面前，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因此，“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这段论述，十分精辟地概括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显然，近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经典模式的认识，并不断把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推向前进，正是依靠了这种科学态度。
三、发展经典模式，根本之点是找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是科学认识并丰富发展经典模式，为创造并推进社会主义新模式开辟道路的一个根本点。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想未来社会模式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为立足点的，因而，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要社会改造“一经完成”，便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既然是发达资本主义以后的产物，其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必然高度发展，与之相适应，公有化的程度也很高，因此有可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和全社会范围的计划调节。十分明显，他们建构的经典模式反映了高级层次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处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也表明，他们并未将社会主义分解为若干阶段。列宁虽曾预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历若干不同的阶段，但是并没有对社会主义作明确的阶段划分。斯大林则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日，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教条化地理解了经典模式。在此影响下，落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自己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从而不同程度地犯了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
在国际共运中，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明确论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 ）这就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区分了开来。在纠正“大跃进”失误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稍后，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认为我国现在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是一致的。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成为以后我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滥觞，为端正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多方面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早在1978年5月， 在邓小平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其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这个重要论断，首次从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把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经典模式区分开来，成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科学定位的先声。后来，邓小平多次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下，“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 291、292、225、142、138、65、148和367页。）这就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还是不发达的初级形态，从而揭示了我们所处阶段的本质特征。对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为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对有别于经典模式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定位，不但彻底地纠正了以往人们所犯的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而且为丰富和发展经典模式，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一，进一步明确了认识我们所处阶段的重大意义。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二，对初级阶段的特征作了新的界定。十五大报告将十三大概括的三个方面的特征扩展为九个方面，不但在表述上更加准确、完整、具体，而且增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思想内容。其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展开，更加具体地规定了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方面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完善。
四、发展经典模式，其中心环节是正确规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如何认识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是长期困惑人们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经典模式的不同理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非常注重发展生产力。但由于他们建构未来社会的历史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这些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因此当时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变革私有制。这样，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侧重于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方面，而没有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突出的问题提出来。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痼疾，正是由于对经典模式的这种误解所致。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囿于有关经典模式的论述，而是坚持中国的实际，对发展生产力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并且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第一，发展生产力是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第二， 发展生产力是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主张，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准。第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首先要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第四，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曾明确指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以后，他又提出，无论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可惜，毛泽东后来未能始终贯彻和深化展开上述正确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规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丰富和发展经典模式的，是邓小平。他围绕这一主题作了多方面的论述，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生产力理论。首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反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首要任务”、“根本任务”，并把它置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视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其次，从多方面论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邓小平指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必然产物；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当今国际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等。再次，强调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邓小平再三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最后，科学地确定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途径。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抓改革开放，二是抓发展科技。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由于误解经典模式而造成的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痼疾，为丰富和发展经典模式，开创中国特色的新模式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不断地推进邓小平理论，并在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方面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其一，进一步阐明了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其它任务以及发展生产力内部诸关系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其二，强调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针对我国发展生产力方面长时期内存在的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经济质量的问题，江泽民指出，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其三，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认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发展经典模式，一个重要方面是建构新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他们所依据的历史前提出发，设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因而必然建立单一的全社会占有的公有制。与其相适应，在分配方面，实行单一、直接和统一的按劳分配。至于这种全社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具体的设计。然而，在超越阶段的苏联模式那里，这种设想被扭曲为大一统的单一公有制，并且误以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按劳分配也成为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为了突破苏联模式，毛泽东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作过积极探索。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可贵尝试。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毛泽东主张，允许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要反对平均主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他最终仍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为了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邓小平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主张建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其主要观点是：首先，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91、292、225、142、138、65、148和367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从根本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其次，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注：《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291、292、225、142、138、65、148和367页。）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再次，非公有制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针对有些人担心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可能危害社会主义的疑虑，邓小平明确回答：“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 225、 142、138、65、148和367页。）邓小平还认为，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必须获得它的恰当的实现形式。因此，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不断寻找切合实际的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同时，邓小平提出，在个人分配方面，应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邓小平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论，抓住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质，既坚持了经典模式的基本精神，又突破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创造了有别于经典模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的新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十五大报告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概括了近年来理论探索的新成果，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上述理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一，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发展了以往非公有制经济只是“补充”的认识。第二，形成了对公有制经济若干新的认识：科学地说明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即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且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科学地界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全国而言，这种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占优势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方面；科学地指明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第三，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第四，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改变了以往“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
六、发展经典模式，最大的创造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未来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已不复存在。他们所设想的计划调节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而提出的，也不等同于后来苏联形成的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指令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俄国，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远不具备建构经典模式的历史前提。可是，斯大林尽管无法消除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却始终坚持计划经济模式，并把这种模式视为社会主义天经地义的唯一模式。
在经济体制方面，毛泽东也努力探索过有别于苏联的新模式。一方面，他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中央与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不少弥足珍贵的思想。他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肯定商品生产的存在既同两种公有制的现实相关，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主张“利用”、“发展”商品生产。他还认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对后人的探索有重要的教益和启迪。但是，后来他“利用”、“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出现逆转，走上了“限制”商品生产的道路，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以毛泽东的探索成果为起点，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要求，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破性认识。其一，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250页。）把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适当区别开来。他进而指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这样，就从根本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属于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其二，邓小平以市场经济与基本制度相区分的认识为基础，肯定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225、142、138、65、148和367页。）这就为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使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开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使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最富创造性的重要一环得以确立，把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实践在前进，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也在发展。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1992年6月，江泽民根据邓小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重要论述， 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不久，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发，从而使这个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获得解决。 1993 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框架。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列为今后10余年内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十五大报告还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这些新的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经典模式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新模式。
50年来，我们党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成功之路表明，这条道路始于毛泽东，他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条道路成于邓小平，他对这条道路的成功探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江泽民则是这条道路的成功探索的继续推进者，他为这条道路的理论建构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模式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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