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摘 要］ 清季民初，中华民族复兴成为一种普遍思潮。康有为作为晚清维新派领袖，在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在民族复兴之主体方面，他率先建议使用“中华国”国号与“华族”族名，倡导满汉一体，开创了中华符号认同之先声，开启了建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先河；在民族复兴之内涵方面，他指出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近代以来虽陷于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但必将重新振兴成为世界强国；在民族复兴之途径方面，他提出以变法、开放、创新振兴中华民族，以“新中国”相号召探索建设现代国家，以“物质救国”相号召构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蓝图，以“奖励创新”建言实施科教兴国，以“复原孔教”相号召展开文化复兴构想。康有为的民族复兴思想影响重大，但其保皇的政治立场和对民族复兴过于乐观的期望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 康有为；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物质救国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相关话语萌生、滥觞于清季，民国初期有了初步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后得到广泛流行。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源头时，学者多追溯到、聚焦于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章程》中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或同时提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想① 参见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郑大华、张弛《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李义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是中国梦的源头》，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07-24/5078071.shtml；孙金诚《“中国梦”是“振兴中华”的延续》，载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c/2016-03-13/735918.shtml等。 。在“振兴中华”口号、“少年中国”梦想提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说法，但中华民族的衰而复振是当时各个思想流派、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他们以不同形式、不同话语表达了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诉求。因此，在清季民族复兴思想萌生阶段，我们还有必要关注当时其他思想家的相关思考② 郑大华等学者探讨过国粹派的“古学复兴”思想。另有黄瑞霖主编《严复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了《简析严复的民族复兴思想》、《严复对中国富强的思考》、《严复社会变革思想与中国梦》等多篇论文。 。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主要领袖，不断寻求救国之路，大胆畅想强国之梦，对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构建大同世界多有探索。在民族复兴之主体方面，他率先建议使用“中华国”国号与“华族”族名，倡导满汉一体，开创了中华符号认同之先声，开启了建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先河；在民族复兴之内涵方面，他提出了赶超西方列强以恢复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等丰富思想；在民族复兴之途径方面，他以“新中国”相号召探索建设现代国家，以“物质救国”相号召构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蓝图，以“奖励创新”建言实施科教兴国，以“复原孔教”相号召展开文化复兴构想。其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值得认真加以挖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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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之主体、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称谓的“中华民族”，由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使用，梁氏在该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21梁启超所发明的“中华民族”一词由中国固有的“中华”与现代意义上“民族”两词复合而成。实际上，在梁启超之前康有为率先建议使用“中华”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国号，他又倡导“保种”且较早使用“民族”一词，成为“民族”观念输入的桥梁。而康有为倡导的“满汉一体”思想则成为“多元一体”的复合型大中华民族观念之中介，同时他还使用了与“中华民族”近似的“华族”一词，所有这些对梁启超等人建构中华民族观念，有着深刻的启发、影响。也就是说，康有为虽未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他作为思想先驱所表达的思想元素，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
其一，倡导“保国”，致力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建议采用“中华国”国号。康有为一生致力于建立近代化国家，戊戌时期他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促请定立宪、开国会，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7月20日创设中国维新会（1907年2月13日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定名“中华帝国宪政会”）并不断鼓吹宪政，民国初年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还在1913年首届制宪国会召开前夕起草了《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2]，他甚至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以现代政治形式表达守旧诉求。康有为还率先建议以“中华”国号命名他所期盼并致力建设的现代国家。他在1898年8月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提出：“抑臣更有请者，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各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二文。臣细绎音义，支那号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名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3]426
康有为在1900年的《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一文中在考证了“诸夏”、“中夏”、“华夏”、“诸华”、“支那”等中国古名之后指出：“国名称诸华，既为四千年之古名，又为《春秋》经之定名，与外人之音既相接，与古人之音义相接，与今人之俗称亦相接，为最宜矣。若以国既合一，不必称诸，则中、诸音相近，亦可与外音相承，或名中华亦可……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今海外各会馆皆号中华，合中国、诸华、中夏而为一名，古今中外皆通，义亦宜也。”[4]171他在1908年7月起草的《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中指出：“中国昔阻于交通，环我封疆，多为朝贡小蛮，故以天下自居，只有朝号而无国号”，“大清者，但为本朝之号，与前代唐、宋、元、明对耳”，外国人以“支那”“称我之名”，“名从主人，必从我出”，且“支那之音，实从诸夏、诸华译出”，“考之古经之大义，质之万国之通译，定国名曰中华，莫不允协。伏乞下廷议，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曰中华国”[5]412～413。
总之，要通古今而“主宜今，不主宜古”，通中外而破闭关、“步武泰西”，通新旧而“主启新，不主仍旧”，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有希望，国民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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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倡导“保种”，较早使用“民族”一词，建构现代民族观念。康有为提出的“保种”思想、种族思想成为现代民族观念形成的初级形态。他在1895年9月的《京师强学会序》中提到，西方列强侵略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险，“西人最严种族，雠视非类”，若不早日寻求救国之策，“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8]89；在1897年11月康有为由沪赴京，商讨移民巴西之事，提出“欲开巴西以存吾种”[9]137；在1898年4月17日的《保国会章程》中康有为提出“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3]54。“种族”与“民族”是比较相似的一对概念，但内涵又有一定区别，“种族”凸显以血缘血系、体质特点作为共同体成员认同的标志，“民族”则兼顾以基于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共同历史的人类文化学特征划分人群。“保种”思想为康有为形成民族意识、使用“民族”概念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在1898年8月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不仅建议使用“中华”国号，而且也使用了“民族”一词，他说：“近者欧美，尤留意于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3]425
康有为对中华民族曾有的辉煌、祖先的荣光充满着自信与自豪。一是对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伟大国家、伟大人民的自信。尽管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但他依然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康氏在1895年的《京师强学会序》中豪迈地宣称：“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8]89在1898年1月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称中国“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以先圣义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诸国之所羡绝者也”[3]13。他在同年3月代陈其璋所作奏折中指出：“中国人物聪俊，物产富饶，均为五大洲之冠，诚能切实经营，富强可反掌而致。”[3]231899年4月康有为在《清议报》发表的《域多利兴学记》中指出：“我黄帝之亿万子孙弥满中国”，“异邦人皆称吾国人勤苦坚忍，俭啬而聪敏，其人欧美各国之学，皆魁于列国，此天之假吾国人以殊质也”[4]125。在1902年的“答辩书”中康有为指出：“我中国人民之众，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资格，可以称雄于大地，可以自保其种者也。吾同胞何幸生于此文明之大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罗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乎！”[11]324在1908年代侨民草拟的“请愿书”中他表示：“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国，四万万神明之胄，二万里膏腴之域，苟能图治，强大莫有比焉”[5]410。二是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对儒学、孔教的自信。康氏在戊戌维新时期即已提出“保种保教”之义，认为“孔子之教，敬天而爱人，尚公而亲亲，忠孝信义，爱国亲上，及四千年之礼俗史事，尤吾国人所宜不忘而熟讲者也”[4]125。民国成立以后，他进一步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1912年9月，他在《孔教会序》中指出：“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其道无乎不在”[16]341。继9月序文后，10月7日康有为再作《孔教会序》，称“孔子之道，本于天而不远人……故至易至简，而人不可须臾离也”，认为孔教具有普世性，“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16]343～344。1913年2月，他在《中国学会报》题词中说：“孔子之教，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也……故自鬼神、山川、昆虫、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17]16三是对清代前期历史的自信。康有为称赞“国朝龙兴东土，奄有中夏，兼定蒙古、准回、卫藏，为大一统”[3]425；称赞“国朝之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11]328。
答：他们被强行驱出酒店，曾先生年近七旬有病在身的父亲倒在地上半昏迷，他的母亲瘫坐在地上求助。他们一家人怀着对瑞典的兴趣来旅游，刚到斯德哥尔摩就陷入这样的无助和绝望中，你能指望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昨天《晚报》记者也给我看了那段视频。但曾先生父亲躺在地上半昏迷的视频你们为什么不关注呢？！你们为什么不播放呢？
强种兴国不能闭关锁国，必须大力开放，而且要全面学习西方。1898年1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建议光绪帝“采法俄、日以定国是”，而俄、日的成功正在于全方位学习西方，“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他认为中国败弱很大程度上是由朝中大臣昧不知变、虚骄排外造成的，批评昏庸大臣“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对西政新书“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3]4，6。3月，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指出，俄国彼得大帝之能辟地万里、创霸大地，“不过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以欲变法自强之故，而师学他国……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3]26～27。6月，他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指出，甲午战败，“此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而人才之不足用也”，“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3]67。
其中，J=∂(x)/∂(z)=1/τ1，将τ= E(τ)τ1和x=z/τ1代入式(10)，并作变量代换m=1/τ，则上式可化为：
黄兴涛认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主要由复合性中华民族和单一性中华民族这两种观念形态，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含混观念形态所构成”，复合性中华民族观念“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民族共同体”，单一性中华民族观念“指代汉族”。他还认为梁启超可能“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现代观念”，并在此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0]3，82，89。但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维新派的主要领袖和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率先力主“满汉不分”、民族融合，力主中国国内各民族一体化。1898年，康氏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指出，清朝开国之初“不得已仍别满、汉，以分官缺”，“今阅二百余年，久安长治”，“不宜于一国民之内，示有异同”，今日为救国计，“惟有君民合治、满汉不分而已”；他推崇北魏孝文帝“令国人全用华风”，接纳华夏文明，尤其是下令皇族、功臣“咸改汉姓”，“今之大姓，十九魏裔”，“皆魏文帝长虑远算致之”；吁请光绪帝“立裁满、汉之民，行同民之实”，若此“必有以超绝前古，垂范后世”，为此还建议采用“中华”名号[3]425～426。同年，康氏在温哥华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凡吾国之人，同种同貌，皆为兄弟，宜勿分彼此，勿立疆界，力戒手足之相争，相亲相爱，相周相救，相恤相扶持”[4]121，123。1902年，康氏在“辨革命书”中针对革命派的“排满”言论指出：“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断发文身耳”，魏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为汉姓，造成了中国“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的局面。时下，满、汉也已融为一体，“满人之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教化、礼乐、言语、服食无一不同者乎？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满之与汉，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为一家也”。康氏在“辨革命书”中使用了“华族”一词，他吁请光绪帝复辟以强中国，“则国朝二百年之社稷，犹得与英、日帝统而并存；从龙数百万之裔胄，犹得列华族之富贵；中国四万万人，犹得以安存；万里之土地，犹可以自保也”[11]327～333。1908年，康氏在其起草的《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中指出，“满、汉之名籍一日不除，则人民猜嫌之心一日不去”，且“国朝久统中夏，悉主悉臣，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久为中国之正统矣”，故而建议“尽除满、汉之名籍”、“务在熔铸而合同之”、“除满、汉而一中华”，统一采用“中华”名号，“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国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5]412～413。这里的“中华国人”，与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也非常接近。另外，康有为还有“中国黄帝一大姓，中国皆黄帝子孙”等说法[8]142；在《公车上书》、《京师保国会第一次集会演说》等文中使用了“中国人民”、“四万万人”等说法。
中华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的振兴或复兴[12]。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复兴的主体，不仅仅指汉族，而是包括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包括了所有炎黄子孙。康有为建议采用“中华”名号，并在“辨革命书”中使用“华族”、在“请愿书”中使用“中华国人”，为中华民族概念定型与确立中华各族作为民族复兴之主体，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不愧为开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先驱性人物。
二
关于民族复兴，学者们作了不尽一致的解释。张卫东指出：“‘复兴复兴’，顾名思义，当然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曲折而言，是指‘使曾经衰落的民族再次的兴盛起来’。作为这种复兴参照系的，一方面，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后来曾经陷于的悲惨境地，包括直到现在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落后状态。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才谈得上‘复兴’二字。”[13]单喜凤指出，“民族复兴”是指衰落的民族再次的兴盛起来，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其一，面临复兴任务的民族曾经辉煌过；其二，这些民族由于某种原因衰落了；其三，又要回到那种兴旺发达的状态，甚至比从前更加兴旺发达[14]。如果从国际视角看，民族复兴是要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重新发展成为处世界先进前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15]。康有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近代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陷于的悲惨境地有所阐释，同时也表达了使中华民族“回到那种兴旺发达的状态”、赶超欧美与日本以重塑大国强国的信心决心。笔者就围绕这三个方面，对康有为的复兴思想展开分析如下：
其一，康有为指出了我们民族历史上包括清代前期曾经有过辉煌。民族复兴就是在备受欺凌的艰难近代化背景下，有过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再造“少年中国”、“青春中华”，使中华大地再开灿烂的文明之花。
其三，主张“满汉不分”、民族同化即将国内各族合为“中华”，使用“华族”、“中华国人”、“黄帝子孙”、“中国人”、“四万万人”等近似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启了融中国“各族”为“一体”的复合性中华民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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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源于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的自豪自信，康有为深信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一定能度过历史劫难，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When Buck first contacts nature,he feels the rough living condition in it.But with time going on,he becomes more and more adapted to the cruel environment and the primitive instinct in him starts to awake.While other dogs desperate to fight off the husky,Buck iseager tobeoneof thehuskies.
其二，康有为痛陈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惨败后中华民族陷于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康有为在有关上书、宣言等文献中描绘了国家面临瓜分豆剖、民族面临“沦胥非类”的残酷现状。1888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大声疾呼：“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预言“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18]180～181。1895年，他在《上清帝第三书》中称甲午战败致割地赔款，“社稷之危未有若此者”，“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8]68；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到“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8]81；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到“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3]2；在《京师强学会序》中指出：“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儳儳，不可终日。”[8]89康有为注意从民族主义视角审视亡国惨祸，认识到“西人最严种族，雠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宦，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而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余土著，畜如牛马”，强调中华民族为了避免“沦胥非类之悲”，必须奋起合群“保种”、起而捍卫民族生存[8]89。1898年4月，康有为在《京师保国会第一次集会演说》中愤而陈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3]57这一番番令人揪心、焦心、痛心的陈述道尽了近代仁人志士对亡国灭种的忧虑与痛楚，表明康有为等先驱者已清醒认识到曾经辉煌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了，且已陷入了国际生存竞争丛林中“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的、极其危险的境地，纷纷投身到催唤中华民族觉醒、“翻转”中华民族命运的斗争中去。
强种兴国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及时变法，而且要大刀阔斧进行彻底改革。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三书中，以土耳其守旧亡国、日本维新强国作为对比，他指出：“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8]45，“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8]83救亡图存、民族复兴需要变法、革新，而且是需要“大变”、“全变”，需要深刻、全方位的变革，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现代化转型，否则，仍难以避免亡国的厄运。他在《波兰分灭记》中通过俄、波两国的改革加以说明，指出：“当大变之时，非大武无以拨易更革。观俄彼得之所以强，观波兰之所以亡，其欲变知变也同，而兴亡迥异，岂有他哉？变法之勇与不勇异耳！”[3]423
其三，康有为表达了重新振兴中华民族、赶超西方强国的愿景。民族复兴有增强综合国力、恢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恢复中华民族国际影响力之意。康有为对中华民族通过学习西方、通过变法维新，实现民族复兴、实现赶超发展，使中国“恢复旧山河”并重新发展成为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大国强国，充满着焦灼的期待与乐观的期盼。
西方列强入侵、日本入侵打破了晚清朝野上下一度沉湎的“天朝大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迷梦，使康有为清醒认识到“我中国地大物博，今亦仅为六十国中之一国，以地论仅居第三，非复一统之世，为列国并立矣”[3]351。他向光绪帝建言“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8]37。不过，他仍希望中国恢复为比肩西方列强的一等强国，而不是沦落为三流国家，沦落为殖民地，甚至亡国灭种。
康有为一再表达了赶超西方列强，使中国成为“为政地球”、重回世界强国的愿望。1895年5月，康氏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称如果果断实施“更新”、变法，那么“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稜”可期，“以之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8]44～45；6月，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称“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那么中国“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8]83。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五、第六书中指出，只要“雷厉风行，推行新政”，那么“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矣”，“仓猝可图存于亡”，“俄顷可转乱为治”[3]6，再经过努力“虽为政地球何有焉，惟中国为然”[3]13。4月，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时所上奏折中指出，日本取法泰西而迅速转弱为强，“治效之速，盖地球诸国所未有也”，“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以我之地大人众倍于欧洲，十年之后，虽为政地球不难矣”[3]48。是年春，他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提到“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中国学习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所而成之矣”[19]264。1899年，他在演说中称，曾被视为“岛夷”的日本通过维新而成为现代化强国，“今之日本，如一四川之地。我国则有二十四川之地，倍于欧洲十六国之民。若立志发愤，转移易于反掌”[4]121。这类说法在康有为当时的政论或宣言之中比比皆是。
康有为把赶超西方列强、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实现民族复兴看成是“三年而成”、十年“大成”、“捷疾”速成的事业，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亡国无日、救死不遑的近代中国，这种期待振兴中华民族以避免亡国厄运的焦灼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三
面对通过哪些途径振兴濒临亡国灭种之忧的中华民族这一问题，近代志士仁人殚精竭虑，进行了不尽一致的思考与探索。由于所处地位、政治立场、从事领域、思考角度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的主张各有侧重，如有的强调政治改革或革命，有的强调思想启蒙或“古学复兴”，有的强调“实业救国”或“经济复兴”，有的强调学术救国或建国，有的强调恢复“固有道德”或民族精神等等。康有为关心国运，视野开阔，对民族复兴途径的思考较为全面，体现了谋方向、谋全局、谋长远的战略性。当然，局限、缺陷是很明显的。其对民族复兴途径的谋划，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康有为深刻揭示了守旧、闭关、因袭必然导致衰弱落后以至亡国灭种，变革、开放、创新是重振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康有为在有关上书、政论中通过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比较，通过殖民地国家亡国与西方列强兴国的比较，阐述了守旧、封闭、因袭致淘汰败亡，变革、开放、创新致民族振兴的道理。
油脂的营养特性与油脂的脂肪酸含量有关。由表3可知，黄油和猪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均随着烘焙温度的升高呈上升趋势，黄油差异不显著（P＞0.05），猪油差异显著（P＜0.05），其中黄油中检测到棕搁酸（C16:0），猪油未检测到。烘焙温度对黄油和猪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产生均显著影响（P＜0.05），但对黄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油酸C18:1；亚油酸C18:2）影响不显著（P＞0.05）。由此可见，相比于猪油，黄油在烘焙温度增加过程中其脂肪酸含量相对稳定。
全景漫游技术具有制作简单，数据量小，系统要求低等优点，同时全景漫游技术采用的时真实场景所拍摄出的照片所拼接处的全景图像，因此比三维建模技术构建的场景更具真实感，能够完全还原场景的所有细节。由于全景漫游技术的上述优点，使其成为各种虚拟现实技术中最火热的应用技术，在景区展示，实景地图，虚拟校园等领域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
“民族”一词已见之于中国古籍，如公元6世纪《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的“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一句，唐代李筌所著《太白阴经》中的“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① 参见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但作为现代概念的“民族”一词是19世纪后期从日本引入的。有学者认为梁启超1899年的《东籍月旦》中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竞争”等术语，是使用现代“民族”概念的开始。如前所述，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就使用了“民族”一词，而且是在论及类似“泰西民族”的语境中使用的，这就要早于《东籍月旦》。如果说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那么，可以说复合成“中华民族”概念的“中华”与“民族”两词已经被康有为于1898年在一件文本中同时使用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提法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已经呼之欲出了。
强种兴国不能拘于旧识，必须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推崇欧洲大国“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相形之下我国“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3]3，再加上财弱、兵弱、民智弱、民心弱，安有不败者？1898年6月，康氏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指出：“窃寻吾人民极多，倍于欧洲十六国，而国势极弱，由无鼓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致之也。窃考上古之强角力，故务争战以尚武；近世之强斗智，故务学识以开新。尝究欧洲富强之原，由于厉学开新之故”[3]298，“美养兵仅二万，而诸国不敢正视者，以其为地球最富、最智之国，岁出新器、新书最多故也”[3]299。因此，康有为建议以创新立国、人才兴国，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
康有为倡导在先，随后邹容、杨度、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也纷纷建议以“中华”作为现代中国国号。邹容在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军》小册子中提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杨度在1903年10月写成的《少年湖南歌》中提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孙中山在1904年以英文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提出“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6]254，最早使用了“中华民国”（英译）一词；又于“乙巳之秋”即1905年秋“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7]237；于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的演说中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实行“五权分立”[6]329～331。章太炎先在1906年底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结尾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后在次年7月5日《民报》第15号发表了《中华民国解》。正是在以“中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国号几成共识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族称也在20世纪初年开始被提出。
其二，康有为主张君权变法、精英推动与提振国民并举，实现君民不隔、上下相通、国民合群，凝聚起振衰起弱、转弱为强、重振中华的强大合力。民族复兴事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需要全体民族成员共襄盛举。康有为深信，只要做到“君民合治，满汉不分”，通上下之情，泯满汉之界，“合数千百万之人为一身，合数千百万人心为一心，其强大至矣”[3]425。
康有为希望光绪皇帝“正一身以正朝廷，强一心以强天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着力于化衰为盛，“则我国家复见中兴，天下幸甚”[8]67。他以“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3]6相陈情，期待光绪皇帝发奋维新，以改变我们民族面临的犹如“圈牢羊豕，宰割随时”的命运。少康中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康有为以少康复兴故国的史事，警示光绪为恢复河山、复兴中国而赫然发奋。他还以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迅速复兴为例劝说光绪下定决心改革，不要坐失良机。他提到，“法国所付的赔款，要比我们付给日本的赔款大的多，而且法国所失掉的土地，也比中国多”，法国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得到恢复，而中国甲午惨败后“已经三年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光绪帝转问原因何在？康氏答复：“法国总统泰尔（M.Thiers）曾向法国人民发布一个公告，促使他们废弃一切腐败的方法，要求他们合作来恢复国力，并且立即采用一些改革的步骤，以期收复失地。其结果是法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同一的目标奋斗。法国之所以能迅速复兴，其原因正在于此。”[4]23而中国依旧是保守的旧官僚在执政，他们是维新道路上的障碍，造成了国家陷于悲惨境地。他呼吁光绪“以君权变法”，外则采法俄国彼得、日本明治，内则仿效帝舜、武丁、勾践等有为之君、开国之君，大刀阔斧推进变法，以力济时艰、旋乾转坤。康氏认为变法最关键的是要破体制尊隔、通上下之情。他指出，实施洋务新政而依然弱而不振乃“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故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强调要“通下情”。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以历史经验尤其是明亡清兴的得失，说明“自古开国之君，皆与臣民相亲”，“自古危败之君，并与其臣相隔绝”，“明主自视如天，臣下隔绝，是以致败；我国上下相亲，是以能强。呜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者，尽在此矣”[3]28。
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要抓住“群臣”与“士大夫”、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这两个“关键少数”群体，推进变法兴治。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建议“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1]183；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求人才而擢不次”以期实现“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8]79；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建议设立“议郎”，“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8]44，参与讨论兴革大政；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所献“三策”中的“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与“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紧紧围绕着人才、群臣两个群体[3]6；在《上清帝第六书》也建议“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妙选天下通才”开制度局[3]14。
开展拓展实验是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有效补充途径。目前高中生物教材中的很多实验为体验或验证性实验，即使是探究性实验，也列出了详细的探究过程与具体内容，学生往往在未经充分思维后就直接参考了教材。因此，教材实验在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上还稍显不足，不能满足热爱生物学科的学生的求知需求和探究愿望，而拓展实验可以作为有效补充。为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结合校本课进行了拓展实验教学，积极探索有效开展拓展实验促进学生科学探究能力提升的实施策略。
康有为还深刻认识到国家兴亡取决于国民，呼吁固结民心，顺乎民情，鼓天下之民气，合百姓之民志，振举国之民心，激发国人合群观念，让百姓共同关心国家兴亡，“四万万人之心，合以为心，天下莫强焉”[8]80。他强调，如果国民愚弱冷漠、一片散沙，那么国势必然危殆。他在《波兰分灭记》中指出，波兰分灭之由，“一以强邻干涉其国政”，“一以国民不合而上下隔塞也”，虽有选举，但大权落在守旧大臣手中，“而民庶熙熙，犹不知国之将亡，而莫解忧患也”，“是以民无政权而终至灭亡者也”[3]398～399。
其三，康有为主张“变政自强”、“练兵”强国、“富国”“养民”、“物质救国”、“孔教复原”等举措一体推进，全面提升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民族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各方面对于实现民族复兴都十分重要，我们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更不能把民族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兴”[20]845。民族复兴既然包括了政制优良、军力强大、人民富裕、科技先进、文化富有魅力等多项目标，就需要国人从各方面入手共同推进。康有为强调“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希望通过全方位变革全面振兴中华民族。但他后来过于强调“复原孔教”，所强调的文化复兴又失之于文化复古，正如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中所说，“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却“拉车屁股向后”。
“变政自强”是振衰起弱、重振中华的关键环节。康有为希望通过建立“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的“新中国”，以“通下情”、“一人心”、“强中国”。“中国”一词古已有之① 据学者考证，“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一语（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何志虎《中国得名与中国观的历史嬗变》，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近代又出现了“新中国”的说法，康有为可能最早使用了“新中国”之说[21]② 参见王玉玲《清末知识分子的“新中国”构想》，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另，王占阳认为“新中国”一词为梁启超1902年首创（参见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康有为在1899年1月写成的《我史》（习称《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部分写道：“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4]74③ 据茅海建考证，康有为欲在巴西建立“新中国”一事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而非光绪十四年（1888），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导论第2-5页。 在“光绪二十三年”部分写道：“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吾若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4]88康有为的原初设想是移民巴西建立“新中国”，但后来延伸、发展出从古代王朝国家到现代中华民族国家、从君主专制国家君主立宪（也即“君民合治”）或民主共和国家之意，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提出了以“大中华民主国”为国号“新中国”方案，康有为1912年的《拟新中国政府议章》建议“此后国为新中国，皇帝为新入中国籍之新大总统”，“凡满、蒙、回、藏皆编入民籍，自今后皆为新中国民”[16]416。康有为移民巴西建立“新中国”的设想未曾实施，但一直为“变政”、“更法”、革故鼎新而奔走呼吁，为建设“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不懈努力。康有为提出了“变法成天下之治”、设置“议郎”、“设议院以通下情”、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推进政治现代化的举措，梁启超评价说：“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21]425
“练兵”强国是振衰起弱、重振中华的重要举措。康氏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练兵强天下之势”，指出“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且“能自制新器”。中国要光复旧物，需要“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需要采购精利器械、创制大国重器[8]36～37。他在《上清帝第三书》中也把“养兵”作为自强雪耻四策之一。
“富国”“养民”是振衰起弱、重振中华的第一要义。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三书中强调治国、变法以“富国为先”；富国又自民富始，“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8]39。他提出了富国之法：铁路、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设学校、开民智。他还提出了“以商立国”的理念，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突破。
“物质救国”论是振衰起弱、重振中华的第一急务。康有为强调实现救国、实现富强的当务之急发展科技与实业，以拯救垂危的国家，以实现国家富强。在遍游世界、借鉴西方列强大国崛起历程尤其是德国兴盛经验后，于1904年写成《物质救国论》。他在该书中认为，“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中国落后于西方、败于列强在于物质，“欧人之强在物质而中国最乏”，欧美“以物质文明论，则诚胜中国矣”，中国“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故而“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5]63～71。可见，康氏对推进工业化、科技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的心情之迫切。
“孔教复原”思想是康有为民族复兴思想最有特色、最为坚持的部分。康有为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在物质文明上，“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以气节名义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争竞为尚，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5]67。因此，在道德哲学方面，康氏还是推崇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康氏“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21]427。
民族复兴有恢复之意，也有“再生”之旨，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具体到康有为对民族复兴途径的规划，可以说“孔教复原”偏重于恢复、传承，“练兵”强国、“富国”“养民”、“物质救国”论偏重于创造、创新，而“变政自强”追求“君民共治”兼顾了传承与创新的平衡。
总之，康有为率先建议采用“中华”国号，较早使用“民族”一词，主张“满汉不分”，使用“华族”等概念，开启了融中国“各族”为“一体”的复合性中华民族观念；他揭示了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近代以来虽陷于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但必将重新振兴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民族复兴”内涵；他对实现民族复兴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全面的谋划，提出以变法、开放、创新振兴中华民族，“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共襄民族复兴盛举，以“全变”全面提升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思想，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开启，做出了独特的、重要的贡献。他还从“变法图强”、“孔教复原”等方面入手，身体力行地投身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之中。与同时期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思想相比，可以说是各有得失：孙中山早年主张“振兴中华”或“驱除鞑掳，恢复中华”之“中华”是指汉族，但康有为主张“满汉不分”，主张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共襄民族复兴之盛举，康氏这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念后来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孙中山希望通过革命扫除封建君主专制这一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障碍，他坚信“革命成功以后，经过全民族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22]。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开启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而康有为选择了保皇的道路，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落伍者。康有为、孙中山对于实现民族复兴都有着过于乐观的预期，期望“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或是“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但都希望落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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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6；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2－0086－09
［收稿日期］ 2018-03-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8ZDA194
［作者简介］ 俞祖华（1964-），男，浙江永康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马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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