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多样化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化与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我始终关注和思考关于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的多样化与开放性的问题。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多次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不少的言论。在去年9月还出版过一本小书，取名《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我为什么关注这样的问题呢？这与我过去几年对“新经济”、对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经验观察以及对浙江和广东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观察和思考使我相信，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而且企业家的产业活动离不开金融的多样化。一个经济只有不断地将经济中出现的那些成功的创业家和成功的企业包容进来并给予金融的支持，它似乎才能有发展的逻辑。
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道指”的书。根据这本书提供的信息，道指的前身是1884年道琼斯以11种投资活跃的股票（其中9个铁路股）制作的第一张表为基础的。1886年以12种股票正式发布。大萧条之后，1939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956年国际纸业公司、1979年墨克公司、1985年飞利浦——莫里斯公司、1987年波音公司分别成为成分股。在这之前，1932年的可口可乐公司和IBM公司也成为了构成股，但后来经历了被其他公司替代、然后重新加入道指的过程。后来迪士尼和其他一些小公司不断加入，这些小公司的加入使道指摆脱了传统商业周期模式的影响。1997年，随着HP、强生以及WAL-MART等公司的加入，科技类、医药和金融企业在道指的比重开始直线上升。1999年11月，计算机软件业的企业如微软、英特尔、SBC等进入道指，首次将高科技NASDAQ市场的上市企业纳入道指中。很清楚，道指是一个以企业经营业绩为导向的指数，只有成功的企业才会被纳入指数，所以道指走势必然超越市场的平均数。
我一直在想，什么才是成功的企业？从这些构成股的名单中我们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呢？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是些什么类型的企业呢？看上去，他们都是大企业，或者相对大的企业。可是，它们曾经也是小的企业。企业的大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可以对这个规模的定义做很多学术的讨论。但我相信他们都曾经是成功的创业家的企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企业涉足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规模”，连企业的组织结构都相差甚远。那么，他们的成功所依赖的还能是什么呢？当然是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但也许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视而不见。为了我们企业的成功，我们可以说什么招数都尝试过了，绞尽了脑汁，但就是有一种东西尚未真正成为我们的共识，那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几乎都认为企业需要一个好的企业家，但是几乎没有人反过来想问题：企业家需要有自己的企业。这就回到我这几年始终传播的一个论点：企业家是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才成为企业家的。所以，我认为，创业是企业家实现自我选择过程的一个社会机制。
我的这个思想的经济学原理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相信企业家精神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其次，由于企业家精神是难以用一些指标（如体力、学位和经历等）来定义出来，所以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市场，因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不能“买到”的。所以，企业家的出现必然是一个“自己选择自己”的结果：即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来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按照我的这个思想，一个企业能不能搞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企业家的事情，也只有企业家自己才知道。企业有成功和失败的概率，但是历史的经验至少应该能够证明，只有企业家自己去办企业，企业才可能有失败的概率。官办的企业永远不能失败，当然，从此官办的企业也就不再面临有效的筛选机制。从道指的构成股来看，成功的企业没有一个不是企业家创业的企业。有了企业家自己创办的企业，企业扩张以后的逻辑也就顺畅了。
时至今日，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社会的稀缺资源，它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虽然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同。可是，企业家的成长却是一个在正规制度之外依赖自我发现的民间过程，这个道理恐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总是说，我们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精神。但我却认为，不能说我们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让企业家“自我发现”的制度环境。因为，我们太迷恋正规的制度，还未能理解和容忍“民间”力量的创造性。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对具有创业精神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才能的发现过程其实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以我之见，所有的制度创新几乎都有利于和有助于对企业家精神的“甄别”和企业家能力的实现。以企业制度的创新为例，公司制的出现降低了企业家筹资的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降低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社会成本是企业家成长的这个社会过程的重要特征，一旦创办自己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家就可以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来和其他人区别开来，这个区别的过程就是社会发现和遴选企业家精神的过程。
（二）
这个过程必然首先涉及到金融。企业家才能与财富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企业家的创业过程往往就需要解决融资的问题，所以，金融的发展是与企业家的创办过程密不可分的一件事。从历史上看，资本（市场）制度（包括证券交易所的产生）的创新与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发现过程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如果一个企业家可以通过直接的公司融资而不是通过银行的信贷来获得创业的资本的话，那么，首先融资的风险就降低了。银行是拿存款人的钱发放贷款的，所以银行要把贷款的风险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归根到底，银行是要承担信贷的风险的，它必须向存款人负责（存款的保险只能部分减轻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这样，而且存款的保险还带来其它的问题）。而对于直接的融资，出资人是自己承担自己的风险。风险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自然不会有对安全的过度担心的问题。第二，改善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像购买股票或入股企业这种直接的融资活动，它们是个人的自愿行为。因此，如果有直接融资的渠道，那么进入直接融资市场的人应该都是愿意冒风险的人，保守的人都把钱存入银行了。所以，直接融资市场的存在把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区分开来了，这也应该被理解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资金的配置更有效率了，因为在银行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家现在可以进行创业活动了。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直接的融资也充当着甄别企业家的功能。因为，有了直接的融资制度，解决了资金问题，创业的企业家就可以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了。这时候，一个创业的企业家是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选择管理别人的企业来证明自己的企业家才能的。
正如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说，与银行制度的产生一样，有限责任公司和资本市场的产生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的理论是，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不仅将有财富但有不同的风险偏好的人区别开来了，而且将企业家的类型也区别开来了，从而使资本家或投资者与企业家能有更好地进行“链接”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新经济”其实也就是新型企业家的经济，而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金融制度创新的一个社会过程。在那里，风险资本的出现正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又一创新。有了这个制度的创新，像信息产业中许许多多新型的创业家才能恰到好处地被甄别出来而获得创业的成长。而类似这样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实现，早已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过程。这个关系决不是今天首次出现在“新经济”里面的。我想说明的是，这种关系经过我们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好地用来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所以，金融的发展本来就是为解决企业家的创业需求而实现的。这就意味着，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类似，金融的发展也应该是一个不断创新（即满足新的需求）的过程。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似乎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金融就是银行，而且是正规的银行。其实，我们所认识的银行在今天对经济增长的服务能力是有限的。今天的银行已经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早已失去了民间性，因为银行今天只关注大金融的需求。而大金融的需求背后是大企业组织。可是，对于经济的增长而言，大企业部门代表着的往往都是缺乏创新、非常保守的那一块经济，真正有活力的、高度动态化的经济却是在民间，而它们却不可能成为银行金融的支持对象。今天，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和华尔街上的那些大银行其实不过是一座座博物馆而已，要知道，今天支撑美国最有活力的那些创业活动的根本不是这些庞然大物，而是在银行制度之外的所谓风险资本或创业投资人。
类似地，中国这2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实并不依赖国有部门，而是由那些非常本土的民间经济推动的。我们的民间经济，特别是乡村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的发展并没有依赖官方正规的银行部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但是，我们在金融部门的改革思路上却始终没有将金融的多样化放在首位，而是始终在银行这个体制内做文章。例如，一个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股份制银行的计划正在五个县级市推出。可是，农村信用社变成股份制商业银行是为了解决以及能解决我们金融部门的什么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最近我去了被选为农村信用社改制试点城市之一的江阴。在江阴，人们对信用社股份制改造有不同的评价。肯定方的主要依据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或者更一般地说，民营银行比官办的国有商业银行“更有效率”。所谓“更有效率”，他们是指银行的信贷决策更直截了当，不像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那样的官僚化和科层化。这当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一般都不怎么怀疑的结论。的确，我们现在的国有银行一般都根植于一个复杂的（行政）组织结构和决策体系中。不过，对于一个正规的商业银行来说，总行、分行到支行之间的组织官僚化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所特有的东西。而且，在技术上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过去，我们的商业银行的分行和支行深受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影响，决策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所以，由农村信用社改制出来的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有决策上的什么比较优势的话，这个优势也曾经存在于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只是这些年来金融管制的加剧暂时收回了分行和支行的权力而已。
当然，我们可说，我们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有那么多的不良资产，怎么能说他们是有效率的呢？我不认为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是“有效率的”，但我更不认为中国金融部门当前的问题主要是银行的低效率。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已经积累起来的庞大的“不良贷款”，与20世纪90年代初那段特定的“投资狂热”时期有很大的瓜葛，并不总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专有名词”，现在新增贷款的坏帐率已明显下来了。说到底，不管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国有商业银行，他们在中国面对着的贷款对象最终都没有什么两样，都还是以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为主。事实上，我们在江阴的调查发现，与很多学者的良好愿望相反，新改制出来的农村商业银行并不愿意向私人企业放贷。在我看来，不愿向私人中小企业放款并不证明银行没有效率，只能说明我们的想法太情感化了。有什么理论证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必须由银行来解决？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理论。所以，靠改制或组建新的股份制银行并不能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问题，也就是说不能真正改善中国的金融资源的分配格局。
有意思的是，如果是这样，那么，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就只能理解为正规银行部门的再一次扩大罢了——我们现在只不过又多了一家“正规化的”银行。于是我的问题紧接着就变成了这样子：中国金融部门的问题难道是因为正规化的银行太少了吗？本来，我们农村的信用社已经被正规化的银行部门同化很久了，早已失去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民间性和本土化的品质。将农村信用社组织回归本土可能是我们乡村农民本来的“理想”，但现在的股份化反而强化了原来信用社的正规化。
我总认为，我们在金融部门所缺少的不是银行，而是金融的多样化；缺少的不是正规部门，而是现有的部门太固定化。这使我想到钱颖一教授曾经与我谈起的一个“概念”问题。他说，我们国内对“金融”的理解是非常有趣的。国内所说的“金融”往往是指“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而这两部分在西方恰恰都不叫做“金融”。西方所理解的真正的金融是指公司理财，这包括股权、债券以及收购兼并，也包括公司治理和激励结构的安排等一系列属于我们国内所理解的有关“企业”的学问。一谈到金融部门的改革，大多数人就把注意力固定在了银行身上。一讲到银行改革，又会抓住了银行的坏帐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不放。冷静地思考一下，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等东亚工业化经济里的银行问题其实不比我们少！这些问题更多的是银行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特有的问题。而真正的称得上金融改革的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关于“企业重组”的学问。
（三）
“企业重组”的问题是发展金融的问题而不仅仅与企业有关。金融的单一化和银行化是中国金融部门的最主要问题。从企业重组视野来看中国的金融部门的发展，我们的眼光就更宽广和长远。股票交易、企业债券的发展、自有资金的形成、管理者收购、买壳上市、兼并收购、雇员集资、股份化以及私募基金（包括风险投资基金）等等，这些都是金融。民间借贷也是金融，而且是更平民化的金融。容忍了金融的多样化，才能发展我们的金融部门，也才能推进我们的企业改革和企业重组的进程。
这就引出了我对金融多样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种不同观念。我认为，一个现有的完善的金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保守的。情况常常是，组织和制度一旦形成并被正规化，经济的活动就将被纳入一个“循规蹈矩”的体制内，经济活动的展开主要循着制度的约束所给定的方向进行。从经济学所遵循的理性传统来看，这个经济将走向我们在教科书上整天所涉及的那个的“静态”的效率最大化。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增长问题，是结构的变化问题，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变化”和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再是企业的扩张，而是大批新型和新兴企业的出现，看到的是熊彼特所说的那个“新的综合”和“创造性的毁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而不是制度的规范。因为有了自由的企业家精神，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才可能出现。
当经济活动受到制度的制约而变得非常保守的时候，那些不“循规蹈矩”的、爱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是怎样出现的呢？依我的观察，即使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过规制了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总是存在着活动在“体制外”的民间的力量。他们是创新的源泉。这些活动可以是地下的经济活动，也可以是公开的和合法的“擦边球”活动。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是在“体制外”的、边缘上的民间活动。制度的创新往往就是在这里酝酿的和推动的，就是从不受制度保护、因而没有制度所造就的既得利益的那些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开始的。所以，我的观点是，谈制度创新，从而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重点还在民间。只要站在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承认民间活动的创造性和合法性也许和完善现有的银行制度同样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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