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概念的内涵分析_价值理性论文

西方理性概念的内涵分析_价值理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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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向来就存在”①,理性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并在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经典概念,在西方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中,其内涵是经过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性论、辩证法、方法论等角度的多重性探索而不断深化的②。本文拟就此加以专题探析。

一、从本体论角度来说,是本体理性。

西方理性采取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形式,着眼于理性的本体观和本体意义,探索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本质,寻找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背后不变的永恒本体和终极存在,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或理性天国,标示了世界本原论与理性主义的统一。本体理性以柏拉图的宇宙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为代表。柏拉图的宇宙理性是指外在于现实世界的永恒绝对、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现实世界一切感性事物的源泉和本质。柏拉图的宇宙理性奠定了西方理性本体观的基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把理性视为包罗和决定一切的宇宙总体性结构(人的理性只是绝对理念在自觉阶段的表现),它预定宇宙的发展进程,其本身也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深刻地发掘了理性的辩证思维功能和内在统一性,把理性本体观念推向极端化。本体理性把理性视为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和最终根据,作为支配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存在的客观结构体系和普遍必然性。它以绝对的普遍理性为基础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强调外在于人的普遍理性的绝对确定性和完满性。

本体理性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预设性。本体理性是人预先设定的神圣的终极存在,它作为人的先在性假定和预设,以纯理性概念的精神形式存在,以不变应万变,是自在的永恒的。这种逻辑的假定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之前预先存在着绝对真理和本质规律;而假定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之间有着一种前定的对应(同一)关系,预设可被人理解的客观因果必然律和确信人的理性能力能够把握客观因果必然律。预先确立一个不可怀疑的抽象理性,这是一种本体先定论。本体理性的预设性导致理性认知的内在矛盾:作为不可怀疑的抽象本体在观念上是自足完善的,而在实践中却是有待不断证明的;本体先定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完满地认识理性本身,而预设手段的非现实性特点使对理性本体的认知证明只停留于概念形式的纯思阶段而缺乏征实性品格,手段与目的的非一致性影响对理性本身的真正认识。二是超验性。本体理性预先确立了一个绝对的先验本体,使理性完全局限于思辩的形而上学中具有可能性而不具备可验性,由认识的应然的最终结果跃迁为认知的必然的先验前提。本体理性所预设的最终本质只是无内容的精神存在和无实证的纯粹观念,它是超象超验超时空的,也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而是有待证明。但证明方式又是诉诸理性本身,陷入无效的循环论证。康德指出传统理性本体论是一个无法获得证明的形而上学,本体是超验的,对它无法形成知识。本体理性预先确立了一个无法证实的超验本体,这就埋下了非理性的根源。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正是从本体观的角度反对传统理性主义,把非理性抬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高度。本体理性是人主观预设的,自然而然被生命化、意志化、神圣化,从一种精神存在演化为神性符号,这样,理性本体与上帝观念(理性化上帝)等同。西方的上帝观念,作为一种理性本体观念的根本标识,是自然的秩序性、合理性和事物的普遍必然性。它作为权威、规范和至善完美的理想化身,已成为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和精神支柱,人类的生存目的、生存意义仰赖于上帝的虚设上。当尼采宣称“上帝已经死了”时,传统的理性本体观逐渐为现代非理性本体观所取代。

二、从认识论角度来说,是认知理性。

认知理性是指人们藉以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和抽象思维能力,即指人们一种独特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而就认识功能而言,认知理性的最终意义是对客体因果必然性联系的反映。柏拉图的致知理性(即“理智”),启蒙理性主义的科学理性内涵,英国经验主义的经验理性和欧洲大陆唯理主义的天赋理性,康德关于作为最高认识能力的理性(区别于“知性”),黑格尔关于作为辩证思维的理性,均是认知理性的不同发展形态。认知理性确立了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权威,主张追求知识真理,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激发了人们对认识对象的科学求知、探索精神和创造热情,也称为科学理性。认知理性内含实用性和功利性,讲求科学认知的功用效能;特别推崇技术和知识,将科技知识视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也称功用理性或技术理性,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就是指的这种科技理性。如果说本体理性着重于揭示现象世界后面不变的永恒本体,那末认知理性专注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追求未知领域的知识真理和探寻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是理性的求真本性的完满体现。

认知理性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批判性,即它的怀疑一切和批判现实的否定精神。理性的本性就在于怀疑、批判、否定和超越,追求思维的自由。它以审视的态度对待自然和社会,要求将一切置于理性之光的评判、衡量之下,在理性面前不存在信仰、权威和迷信。理性的本质是否定的,但理性的发展却是肯定的,理性所维护的自足完善的认识功能体系使理性陷入追求无限自由的错觉,对理性本身的轻信和理性能力的高扬形成对理性的绝对化理解和非合理性的运用。其次是非完备性。一方面,认知理性强调理性思维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思维的确定性明晰性和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另一方面,认知理性内在地具有非完备性和局限性。理性认识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是非完备的,理性认识的前提和结果是非完善的,理性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理性认识所能把握的对象事物总是有限的,永远也无法穷尽客观世界的奥秘;现象世界相对于理性认识能力来说总是存在着不可知的部分客体。更何况,认识理性也不适应于解决价值评判的求善问题和主体的内在体验活动,科技理性的飞速发展并不能直接地促进人类道德的改善。但是,理性主义对现实一切采取批判的态度,唯独对理性本身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但理性本身却不受任何限制。这样,认知理性自身成为自足完善的认识功能体系,形成独断理性主义。当代西方社会全面理性化的进程使科技理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形式,使这种独断理性主义极化地发展。康德的批判理性首先开始了理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不同角度来矫治这种独断理性主义。认知理性作为科学精神既要对现实世界持批判性否定性态度,同时也要正视自己的非完备性,认识到本身的局限性、相对性和历史性,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

三、从价值论角度来说,是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则是强调理性的价值理想目标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它适用于价值评判的求善问题和主观内心体验领域,有关生命存在、精神意识、信念信仰、目的意义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主要依靠价值理性来解决。古希腊的理性观把理性与至善结为一体,强调理性的道德层面的意义,理性与德性同一。柏拉图偏重于致善理性,认为“善理念”是最高等级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太阳。西方近代启蒙理性主义的价值理性内涵包括人性论(人性、人道、人权)、精神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博爱和正义、真理、崇高、至善)和社会政治理想(主要指资产阶级“理性的王国”)。康德的“实践理性”就是指道德律,理性成为道德律的发布者,理性在生活实践中指导人们自由地遵从道德律。当代西方“合理性”哲学关于合目的性与合主体性相统一的内涵规定和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运的最终关怀,也显示了理性的价值取向。价值理性把价值取向和终极理想目标作为理性的基本内容,着重从道德原则、伦理规范、生活信念、人生理想、道义责任、正义真理、公正至善等维面加以规定,并从价值意义和理想目标判断人的本性和存在权利。价值理性重视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意识,强调个人的行为选择服从于社会规范、伦理准则和公德标准,服从于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呼唤。价值理性是以绝对的普遍理性为基础来确立某种普遍性价值,是人合目的性活动的意义和目标取向,它坚信人类道德观念的发展是趋向于理性的,理性生活本身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生活和理想生活。虽然人类道德标准缺乏求真性特征,但价值理性要求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选择理想化的道德范式和价值目标,以确立人类共同价值目标体系加以范同。

价值理性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非功利性。价值理性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适应的终极价值目标为旗帜和导向,只讲求伦理意义、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而不是以功利效益为取舍标准,反对唯以实用和急功近利,重视对人类命运的最终关怀。它具有理想性致善性精神品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关注善恶、是非、正邪等的辩别与抑扬,推崇正义、真理、公正、崇高的价值取向,坚执于信念和理想,而不以成败、得失、利害为衡量尺度,在经济与伦理、科技与道德的选择关系中,偏重于价值评判和道德裁决,主要关心道德的提高和防止道德危机信念危机的出现。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价值理性也具有非功利特点。其二是抽象性。价值理性总是指向神圣的完善的终极价值目标,理性的价值功能是指向无限的,并且表现为符合全人类的理想的外观。价值理性表现出对价值的绝对普遍的要求,以抽象的形式出现的正义和真理,赋予它以永恒不变的绝对权威。由于价值理性确认人类道德观念的发展是趋向于理性的,坚信人类在理性指导下进入理性的生活。它从某种外在的普遍原因上寻找价值的源头和根据,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绝对的价值目标体系。这个价值目标体系是可以超越个体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理想世界,带有空想倾向,如西方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属于价值理性所设定的理想世界。如果说认知理性与独断理性主义相联系,那末价值理性则与乌托邦理性主义相联系。

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是方法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理性作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性的工具和手段,是一种方法理性(或工具理性)。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空前发展和认识自然的方法论的迫切需要,理性作为方法论意义才被突出出来。英国经验主义确立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欧洲大陆唯理主义确立了理性演绎法。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论批判了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缺点,但又否认了逻辑的客观性。黑格尔则以理念辩证法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其辩证法与本体论、认识论相统一,既是辩证思维又是方法学。黑格尔以理念辩证法克服了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论的先验化倾向而自己又陷入了神秘化倾向。西方现代科技革命的辉煌胜利昭示了作为理性认识工具的方法论对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现代哲学理性观也获得了新发展。罗素的工具理性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规定理性的功能,理性被单纯地视为实现任何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工具理性的形式特征和使用价值在于确保知识的客观性和自立性。作为中介作用的工具和手段不具备对目的的参与性和对价值的判断性。雅斯贝尔斯、萨克塞认为理性是一种方法论意义的工具和手段,理性的行为目的存在于理性之外,理性只起一种工具性作用,因而是中性的。雅斯贝尔斯等人的观点也属于工具理性观。如果说上述的工具理性观是从方法论的功能方面去界说理性,那未逻辑实证主义则从方法论的形式方面来界说理性。逻辑实证主义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认为哲学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哲学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内容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样,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本体问题就为方法论意义的语言分析所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十分重视分析方法,强调形式分析和逻辑分析,即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分析语言的形式。这种形式化的分析方法被夸大为哲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它不顾及语言系统之外的现实世界,忽视有关事物的客观本质和真实内容,其所关注的只是在于科学语言的形式命题和形式结构模式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重视对方法论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但又片面夸大了方法论的形式方面,并以对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来取代哲学本体问题。另外,方法理性在科学哲学学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认为,理性加于自然的普遍性即理论并非必然正确,而是可证伪的;并认为理论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这种证伪主义方法论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应付不同问题的工具,表现出某种工具主义倾向;费耶阿本德则以多元方法论反对传统方法论的狭隘理性主义。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方法理性观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

总之,方法理性只是单纯地把理性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中介性手段和工具,不具备对目的的参与性和对价值的判断性,这是其根本特征。方法理性不再把理性视为一种终极存在和认知功能,不过问功利目的或价值目标取向,只注意方法、工具本身,强调理性的特性和功能值在于作为最有效的工具、手段去实现任何目的。

五、综论

以上具体论析了西方理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和本质属性,即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方法理性。本体理性着重于理性的本体意义,致意于探讨世界终极本性问题;认知理性偏重于理性的认知功能,致意于探索人类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价值理性侧重于理性的伦理取向,致意于选择超越性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方法理性专注于理性的方法特点,致意于如何发挥其工具和手段的有效作用。四者从结构和功能方面分别揭示了理性的本体之思、认知之功、超验之求和方法之用,表现了理性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不同追求。尽管西方哲学理性观在历时性发展中概念泛化歧义纷呈,但主要以此四者为基本构成。

从四者的关系来看,本体理性离开客观实在而企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整套关于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作为本体先定论,它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终极本质,但由于其预设手段的非现实性特点使它逸出了人的认知实践范围,对于本体理性的证明只能在抽象的思维领域中完成,因而从西方传统理性来看,本体理性与认知理性是相分离的。本体理性作为人格化本体,成为生命化意志化的神性符号,支配着宗教学、伦理学对世界的解释,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取向。它和价值理性都是以绝对的普遍理性为基础和理论依据的,都以某种先天普遍的东西来定位的。价值理性对价值的绝对普遍的要求,在于从外在的普遍预设性出发,在这一问题上与本体理性的先天设定特点是相通的。本体理性作为世界观与方法理性作为方法论是有密切联系的。本体理性在认识和证明的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理性,没有与世界观相分离的孤立的方法理性,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本体理性。一般来说,本体理性(作为世界观)与方法理性(作为方法论)是一致的。方法理性以一定的本体理性为根据,本体理性以自身对方法理性的指导意义而显示出固有的价值。不同层次的方法理性归根结底要受本体理性的制约。

认知理性的本质是要认识世界的内在规律,追求一种绝对无条件的知识真理,它以绝对的普遍理性为基础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将认识和实践的出发点定位于客体实在而忽视主体自身,在这一点上相似于本体理性。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分别从理智、逻辑的角度和伦理目标角度来判定人与自然的本质,就目的论而言,两者各有既定的目的标向,但认知理性是征于功用,价值理性则趋于至善,两者分立发展而又能相互沟通。认知理性要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精确的知识,必然依赖于方法理性,必须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而不同层次的方法理性,(特别是自然科学方法论)是对客观对象的辩证本性和人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辩证过程的科学反映,构成一个完整的辩证思维方法,因而认知理性离不开方法理性。现代科技的鬼斧神功,使认知理性离不开广泛应用的、精确严密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以及与发挥这种方法功用的相适应的思维方法。

价值理性表明理性本身探求伦理目标体系和确立道德真理界域,理性本身同时也就是一种道德生活和理想生活。价值理性从某种外在的普遍原因上来寻找价值的源泉根据,在这一点上相通于本体理性,而价值理性的超验之求及功能值的无限性则不同于认知理性限定于经验领域的有限性。价值概念也应用于知识领域,斯宾诺莎就强调一切科学知识对于达到“人生圆满境界”的价值。现代西方的一些哲学理性观谋求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沟通与融洽,如维也纳学派的弗朗克呼吁把握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会通的桥梁,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论,致力于沟通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谋求两者在当代发展中的整体和谐。

方法理性的最大功用是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去实现任何目的,它不关注目的确定而只注重方法本身。人们掌握了关于客观事物有用属性的使用方式亦即方法理性,使客观事物以主体所需要的形式为人所占有;人们在明智地选择功用目的的同时也就会理智地选择方法和手段,所以方法理性作为工具的功能和意义对人的认识和实践非常重要,与认知理性不可分离。但从方法理性单纯注重手段和工具的中介作用而不参与目的的选择和价值的确定来看,它与价值理性是相对立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方法理性在科学知识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对科技理性的作用也日益显著。现代科学研究的抽象化程度不断提高,逻辑思维方法也相应地高度发展;现代科学进一步地分化与综合,相应地生产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学科(如系统论等);现代科学研究手段日趋复杂和精密,相应地产生了协调科学研究不同维面不同层次的新方法理性。总而言之,方法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

理性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应把理性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和人们对理性的辩证认识过程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反对那种建立永恒不变的绝对认识体系的企图。它认为:认知理性对事物及人的活动在从客体实在出发去理解的同时,也应从主体自身出发来理解,即辩证地把握好主客体关系,坚持认知理性的发展同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的相结合,强调认知理性的历史特点和真理的具体性;价值理性同人的主体需要有关,但其并非单纯地由主体需要决定的,价值理性以客体的一定属性为客观基础,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方法理性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本身是随着社会实践(特别是科学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指明,随着理性认识的深入和人类本性的自觉要求,理性概念在自我重建中走向适应社会实践整合需要的、符合自身逻辑发展的更高形态的新的综合和统一。

注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参详拙文《论西方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载《学术论丛》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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